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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糧食領域已成為經濟犯罪的多發區，并呈現出新的特點。*年4月紅星區檢察機關在紅星區糧食分局預防碉研時發現，該單位經過改制，已退休下崗的職工達40余人，自謀生路、自謀職業，飽嘗了生活的艱辛和無奈，而包括局長王某某在內的6名員工負責看守，處理單位所有的日常工作，應該說他們是幸運的，理應履行崗位職責，挑起為民服務的重擔；但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不良風氣卻占據了他們的敬業理念，群眾極為不滿。原局長王某某涉嫌挪用20萬元公款用于他人盈利使用、出納員李某某涉嫌挪用16萬元公款用于個人購買彩票的兩起重大案件浮出水面后，經過深入調查，王、李又合伙共同貪污10萬元的犯罪事實也由此真相大白。他們以犧牲多數人的經濟利益為代價，危害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定，系國法所不容。

通過對該案的查處，我們認為這一職務犯罪案件產生的原因一是隨著國家對糧食領域投入的增加，糧食購銷市場漸旺，使此類犯罪的機會增多；二是單位財務管理混亂，帳內、帳外款項均由一人掌管，在糧食購銷和基本建設過程中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特別是缺乏對一把手和重要崗位人員的檢查監督。

內因；即職務行為人自身的因素，包括職務行為人的素質、修養、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等。可以說，職務行為人的素養和“三觀”決定了職務犯罪發生的內在可能性。目前糧食系統的國家工作人員法律素質還不高，不懂法也是職務犯罪產生的重要因素。以紅星區原糧食分局局長和出納員分別涉嫌挪用公款案為例，他們認為挪用往往就是“借”，公款用一階段無人知道，隨后還上就行了，即使違紀也沒違法，這就是法律素質不高，不懂法的具體體現。

外因；即引發糧食系統職務犯罪的外部因素，形式各異，也很復雜；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1、不良社會風氣。時下，求人辦事，請客送禮、塞紅包等，無論小事、大事，公事、私事，合法之事、不合法之事，要想辦成，大都得出點兒“血”。其實，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歪風邪氣，大家都深惡痛絕。也有人認為這是中國人重情義、禮尚往來思想的具體體現；筆者認為這種認識走進了誤區，或者說犯了凡事一概而論的錯誤。對于公務、職務行為來說不能以重情義、禮尚往來去行事，否則，對于職務行為人來說是投桃報李思想在作祟，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必然導致犯罪行為的發生。

2、國家公職人員收入普遍不高。目前，受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約，國家工作人員的收入普遍不高，而社會上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則橫豎左右，出手大方，這種情況往往會導致國家工作人員心理失衡，或利用職權貪污受賄、徇私枉法，或應付工作，失職瀆職。

3、規章制度和監督管理因素。規章制度對于規范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引導其正確履行職權具有重要作用；監督管理對于保障各項規章制度的貫徹落實，減少各種職務犯罪產生的機會更是舉足輕重。所以規章制度不健全，疏于或不到位的監督管理很容易導致職務犯罪的發生。如平時我們所說的“小金庫是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溫床”。其中的“小金庫”實質上就是規章制度不健全，缺乏監督管理的產物，也是缺乏監督管理的一個重要載體。紅星區糧食分局原局長王某某和出納員李某某分別挪用公款20萬元及16萬元后，長時間無人問津，隨之導演了王、李合伙再次貪污10萬元的犯罪經過。

遏制和減少糧食系統的職務犯罪，打擊是治標之舉，預防才是治本之策；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任何事物都是在內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下發展變化的。貪污、挪用公款職務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自然也不例外，要從其產生的內因和外因進行預防。

一是運用正面教材開展宣傳教育。人的惡、善是受后天的環境影響而形成的，如果我們及早注重宣傳，使一個人遠離不良習俗、不良環境，則這個人就會向著善的方面發展，就會向著教育者所期望的方向發展。

二是運用反面教材開展宣傳教育。實際工作中，我們既要注意運用正面教材宣傳教育樹立人，又要注重運用反面教材宣傳教育改變人。在社會生活中，很多人沒有發生職務犯罪，但并不是其不想去職務犯罪，而是不敢為或不能為職務犯罪。這一部分人可以稱之為不穩定分子，其思想隨意性很大，犯罪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對這一部分人我們應通過大量的反面教材，教育之。

三是加大打擊力度，堅決懲辦發生在糧食領域的貪污、挪用公款犯罪活動。加強管理，強化監督制約的手段和途徑，建立健全糧食購銷、基建項目等招標投標制度，減少暗箱操作的環節，增加工作透明度。加強法制教育提高糧食系統干部的法律意識和遵紀守法思想，以有效地預防和減少糧食系統職務犯罪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