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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第一要務”是理論創新；“第一要務”是執政規律，對執政黨歷史命運三個代表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縱觀歷史的潮起潮落，展開一幅幅塵封的畫卷、從現實的維度來解讀“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要認真思考兩個問題：一是為什么蘇聯東歐國家的黨會失去政權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政黨的執政地位至今沒有動搖？、因為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是生產力的發展，結果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衡量執政黨是否能夠解決社會發展問題就要看它是否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具體材料請詳見：

把發展作為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一論斷第一次把解決發展問題與執政黨的歷史命運聯系起來，并且提到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高度，不僅在理論上具有創新性、開拓性，而且在實踐上具有重要性、緊迫性。認真解讀這一重要思想，對于我們形成理論共識和實踐自覺都是不可或缺的。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談談粗淺之見，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第一要務”是理論創新

就整體而言，馬克思在于關于社會發展的理論主要包括兩大層次：[1]一是本質層次上的社會發展理論，它主要闡述歷史觀的一些基本觀點，揭示社會發展的本質及其規律。這一理論構成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二是運行層次上的社會發展理論，它主要研究加速社會發展的條件、方法、途徑、機制等問題，為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提供具體理論指導。如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基于對俄國歷史與現實的具體分析，提出了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這道“卡夫丁峽谷”、直接在村社的基礎上進入主義的設想。[2]不過，限于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所要解決的中心任務，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主要是從本質的角度來研究社會發展問題，以便同唯心史觀劃清界限，為建立科學的歷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奠定基礎。盡管馬克思也從運行的角度對社會發展進行過研究，但這方面的理論研究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薄弱的，甚至是不成系統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盡管社會主義已經從理想變為現實，但是發展理論的研究卻一直沒有得到行的突破。一方面是長期沿襲著本質論研究的歷史傳統，把理論研究的對象局限于歷史觀的一般問題，致力于社會形態發展演變的宏觀研究和不同社會制度的本質比較，沒有關注社會實際運行的具體問題和實踐要求；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長期習慣于抽象分析的理論演繹，盲目地、教條地、甚至是僵化地照抄照搬照套經典作家關于社會發展一般理論，不作實證研究。這樣的研究盡管也能從純理論的領域推導出不少合乎邏輯社會發展“規律”和“原則”，但是由于這些“規律”和“原則”都是遠離社會發展具體實踐的理論抽象，即使被認為是千真萬確的真理也只能是僵化的“一般歷史哲學”，在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社會發展的活生生的現實問題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因此，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研究實際上長期以來是落后于社會主義實踐發展的客觀要求的，導致社會主義實踐運動得不到運行層面的科學理論的指導而出現諸多的盲目和失誤。

首先突破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傳統研究格局的是鄧小平。他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之下，在加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過程當中，致力于社會具體運行問題的探討，實現了發展理論研究重點轉移，創立了一套獨具特色的現展理論，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內容。鄧小平的社會發展理論雖然遵從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但又不是簡單拘泥于原有的歷史觀抽象分析。他從社會現實發展面臨的難題，從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中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來探尋社會主義的具體實現和發展方式，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黨的領導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問題。這一理論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然而，“要使黨和國家的事業不停頓，首先理論上不能停頓。否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丟掉老祖宗，是錯誤的、有害的；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也是錯誤的、有害的。我們一定要適應實踐的發展，以實踐來檢驗一切，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3]同志站在21世紀的歷史新高，著眼于新的時代、新的實踐和新的挑戰，代表中國黨人又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推進了新的層次、新的境界。其中，把發展提到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就是從執政黨應如何對待發展問題的新視野對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重大繼承、創新和突破，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新貢獻。他指出：“我們黨要承擔起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使命，必須始終緊緊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4]這是第一次把發展問題提高到黨“執政興國第一要務”的高度來認識，是不斷深化對黨執政的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的認識，所得出的科學結論。這一重要論斷的理論價值在于，它不僅是從社會發展運行的客觀層面來考慮發展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從執政黨要實現執政興國的社會發展使命的主觀層面來考慮發展問題，使發展理論凸現了主體自覺的理性意識。這無疑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重大貢獻。

二、“第一要務”是執政規律

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5]解讀“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思想，也需要我們從作為客觀存在的歷史和現實的雙重維度來透視，并潛入話語的底蘊，才能準確領會和把握其內涵深刻的精華和要義。

首先，縱觀歷史的潮起潮落，展開一幅幅塵封的畫卷。我們在既波瀾壯闊又跌宕曲折的歷史篇章當中，不難讀出“成敗論英雄”的基本法則。然而，歷史是否就可以簡單化解為一個個浪花般“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動人故事？抑或是故事的背后還有大量值得反復研讀的規律和教訓？同志反復強調黨人要學習歷史、研究歷史，就是要求我們不要簡單停留在歷史的表象，而要深入到歷史現象的內部去把握本質和規律。他提出“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如何認識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等，其目的就是要我們認真研究歷史、審視歷史，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提高思想認識，并學會正確處理各種復雜矛盾，駕馭復雜局勢。

透過“成敗論英雄”的歷史表象，用唯物史觀的科學理性反思“英雄之所以成為英雄”的深刻原因或者說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之所以得天下或失天下的經驗教訓，我們會發現統治者之所以能成為“英雄”而得天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統治能夠為百姓提供安居樂業的制度環境并實現新的社會進步和發展。從著名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一直到“康乾盛世”，不都是如此嗎？相反，如果統治者因循守舊，不思進取，不求發展，社會停滯不前乃至民不聊生，那么他就會失去統治的基礎并退出歷史的舞臺。成敗是這樣轉換的，英雄是這樣更替的，歷史也是這樣演進的。一句話，歷史總在不斷發展中前行，發展決定統治者生死存亡的命運。這實際上是一條縱貫古今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執政規律。

其次，從現實的維度來解讀“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要認真思考兩個問題：一是為什么蘇聯東歐國家的黨會失去政權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政黨的執政地位至今沒有動搖？二是為什么國際主義運動出現嚴重曲折而中國黨的領導能夠經受住考驗并贏得人民的擁護？

盡管對社會歷史問題的認識，歷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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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看成嶺，側成峰”，從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角度來思考這兩個問題、回答這兩個問題，也會有各種不同的觀點，但是如果從客觀的立場、從本質的角度來認識，恐怕結論一定會是相同的。這個結論就是：誰解決了社會發展問題，誰就有執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誰解決不了社會發展問題，誰就會喪失執政的資格并退出歷史的舞臺。

因為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是生產力的發展，結果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衡量執政黨是否能夠解決社會發展問題就要看它是否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這兩個方面的問題解決不了或者是解決得不好，那么執政黨的威信就會下降，執政基礎就會動搖，甚至就會被歷史所淘汰。蘇聯東歐黨之所以出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好生產力落后和人民生活貧窮的問題。在生產力的發展問題上，蘇東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雖然也在發展，但是發展速度太慢，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長期不能縮小。據統計，1979－1980年每創造1000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所消耗的煤和鋼，在蘇聯分別是1490公斤和135公斤，東德是1356公斤和88公斤，捷克是1290公斤和132公斤；而在英國則為820公斤和38公斤，法國為502公斤和42公斤，西德為565公斤和52公斤。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問題上，赫魯曉夫在《最后的遺言》中承認，社會主義搞了幾十年，老百姓的吃住標準并沒有多大提高，在某些方面甚至還比不上沙俄時代。他說，每每想到這一點，我便常常“悶悶不樂”。到戈爾巴喬夫降下蘇聯國旗的1991年，蘇聯的GDP9000多億美元，僅為美國（約5.5億美元）的1／6，人均GDP3000多美元，僅為美國（約2.2萬美元）的1／7.與蘇東黨的執政相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在戰后的執政黨在“羅斯福新政”的基礎上進行了一系列旨在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社會改革，以信息技術、空間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主要內容的新科技革命，帶來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迅猛發展。有學者作過這樣的評估：從20世紀70年代到現在近30年的時間，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社會產品超過過去300年生產的總和。特別近年來美國經濟保持連續增長的發展態勢，以至于在遭遇“9.11”恐怖襲擊之后都能迅速扭轉被動局面，恢復社會正常秩序。這樣的發展，這樣的奇跡，給資產階級政黨的執政拓展了大量的空間和余地。這也是為什么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直沒有發生過嚴重的執政危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