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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國際金融危機正在或已經見底，世界經濟緩慢復蘇，但正如溫總理所說，今年將是中國經濟最復雜的一年。去年在中央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下，中國經濟成功保八，初步擺脫了危機的影響，但是，刺激政策也帶來了一些后遺癥，最明顯的就是關系到大眾切身利益的物價尤其是房價有了大幅度的上漲，通脹有所抬頭。再加上一些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如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城鄉二元化、腐敗、上學難、看病貴、非法拆遷等依然在困擾著大眾。而今年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處理好結構調劑、轉變發展方法和管理好通脹預期三者之間的關系。“兩會”重要關注的重點是在經濟發展、產業結構上有什么變、怎樣變、變多或變少。

但是，這個“變”并非僅是經濟和產業結構上的，發展方法的轉變重要是從現在的投資驅動型轉向花費驅動型，而花費從而內需的提升基本有賴于收入，收入又與就業和財產的分配有莫大關系。事實上，中國的結構調劑是一個整體，除了經濟和產業結構外，還包含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和分配結構等。就目前來看，大眾最關注的是分配結構尤其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差距擴大。如溫總理所說，它關系到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政府的良知。在這一問題上，國家發改委最近向全國人大提議從四方面，即增添農民收入、扶持低收入群體、進步職工工資收入、加強個人收入調節來調劑，“兩會”應當對此做出一個具體的安排。

住房是最大的民生，教育不公和醫療不公都與大眾的切實利益掛鉤，還有暴力拆遷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高度器重。所以，作為國家政治生活中大眾參與度最高的“兩會”，人大和政協應當應用自身的權威，制定一些基礎的法律和制度，給大眾以盼望和信心。它包含以下幾點：

一是政府的預算要公開和透明，杜絕預算外收入，并使之接收人大的監督。因為政府的一切行政行動都是要用錢的，如果從預算上卡住了政府亂花錢，那么多年治理不了的“三公”花費也就自然能夠解決。

二是推動公務人員的財產申報。財產申報制作為反腐最好也是最后的手段，應當在我們的各級官員中推行，唯有如此，當前越來越嚴重的腐敗才干得以遏止。

三是改革土地和資源的產權，實行要素市場化，切斷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使各種資源反映其稀缺性，只有這樣才可最終降低房價，并消除煤老板等靠資源暴富現象。

四是實行減稅和制定財產累進稅并舉，前者的目的是還富于民，刺激民眾創業；后者的目的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遏止過高收入。

五是取消包括學校和醫院在內的事業單位的行政級別，落實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并對教育和醫療的投入制定硬性的具有法律約束性的指標，以確保教育和醫療的公平發展。

我認為，“兩會”必須在上述方面做出具體的制度和法律安排。當然，一些問題不可能馬上就會解決，但必須破題。否則，長久的等待必然會讓民眾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