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靳英桃作者單位：河南檢察職業學院

法理學現有教學模式的弊端

與應用法學不同，法理學作為理論法學，其所闡述的各種范疇、原理的可操作性并不強，它們往往需要借助于應用法學的具體化之后才能用于解決現實法律問題。因此，不具備應用法學知識的大一學生經常會對法理學的內容感到困惑，法理學較強的理論性和抽象性成為制約教學效果的一大瓶頸。而目前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法理學教師普遍采用的教學方法是傳統的講義式教學法，即教師一個人在唱“獨角戲”，這種講授方法很難向學生傳遞大量的法學理論信息，往往使整個課程流于形式化，使整個法理學教學陷入“教師講得口干舌燥，學生聽得頭昏腦漲”，“空洞”且“晦澀難懂”的怪圈，師生之間缺乏互動，教學雙方缺少熱情，教學效果很難得到保證。在課后，也甚少有課外作業，考試也多以選擇、判斷、簡答、論述的形式出現。這種刻板的教學方法，使學生被動接受、機械記憶，不利于法學思維的培養和法律方法的形成，難以實現法學教學目的，其弊端顯而易見。因此，要緩解法理學教學中所面臨的抽象與具體、一般的理論與現實的法律問題間的矛盾關系，就應對目前傳統的、單一的教學模式進行改革，采用多元化、復合式教學模式，使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相協調，以適應法學教育的總體目標。

構建法理學的多元化教學模式

(一)由以“教”為中心向以“學”為中心轉變

我國的法學教育總體上是以教師為模式，即以“教”為中心設計的，教育目的、內容、方法都主要體現教育者的意愿與偏好，這種模式下培養出的是一批批符合社會期望的標準“法律人”。而隨著高校的擴招，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相脫節，高職法學教育培養的人才進入司法機關，成為“法律人”的可能性很小，另外，根據現有政策，我國的高職院校所招收的普通高考生往往是普通本科院校和高等專科學校招生任務完成后剩下的學生，相比之下，這些學生的知識基礎相對較差，理論功底比較薄弱。因此，高職法學教育應有自己的特殊教學模式，不能機械地模仿法學本科教育的模式，忽視高職學生人文社會科學基礎普遍較差、學習能力較低的事實，教師應尊重學生的意志和愿望，從以“教”為中心的教育模式向以“學”為中心的模式轉換，并盡可能幫助他們為實現自己的人生設想做好準備。這樣，學生自己關于未來的設想受到重視，由被動的學變為主動地學，能更好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真正實現教學的目的。

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重申：“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能不能鞏固和發展下去，中國能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始終強盛不衰，關鍵看我們能不能不斷培養造就一大批高素質的領導人才。”在新的時期較強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已成為干部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接受培訓輪訓主渠道的黨校，在領導人才的培養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世紀、新形勢、新任務給黨校教育，尤其是黨校法學教育帶來了新的挑戰和發展機遇。

一、新形勢下領導干部法制意識的培養對黨校法學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偉業，要求黨校必須把培養黨政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作為一項重要任務。我們黨提出在21世紀中葉建成法治國家的政治目標，依法治國已經成為黨在新世紀執政的基本方略。為適應治國方略對執政黨提出的轉變執政方式、加強法律意識和提高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法律素質的要求，對黨政領導干部進行法律教育培訓，使其牢固樹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意識，提高他們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尤其重要。同志指出：“領導干部學習和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識，努力提高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的本領，這是新時期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保證深化改革開放，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要求。”提高黨政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是我們黨在領導人民實施治國方略過程中，處理好法治和人治的關系，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的關鍵所在。

（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現狀和趨勢要求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熟悉國際國內經濟法律規則并運用全球化的思維方式。領導干部法律意識的提高，不僅表現在依法辦事、以法律己方面還應當熟悉與其管理工作相關的經濟法律知識。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僅影響到我們的經濟活動，而且必將對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深刻的影響。WTO的一整套規則體現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其最終目標是要求各國政府完全按照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則運作，促進貿易的自由化。在WTO協定所包含的規則體系中，涉及到大量的有關政府的管理行為，規定了由其實施的諸多權利和義務。各級領導干部不僅要了解國內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而且對包括WTO協定在內的國際社會的法律規則和國際慣例有所了解；用全球化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并改變那些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管理模式，提高領導和管理才能。

（三）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對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法律知識的更新和素質結構的調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識經濟是建立在以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與傳統經濟相比，它更加突出知識和信息作為戰略性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21世紀的黨政領導干部，不僅要具有過硬的政治素質、較高的黨性修養，而且要具備豐富的知識，要懂法律、懂外語、懂網絡，尤其要懂法律。因為創新是知識經濟的靈魂，創新促使更多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出現。如果作為領導干部不懂知識產權法，不懂反不正當競爭法，不懂如何保護發明創造、馳名商標，不知道網絡版權等法律問題，在知識經濟的發展中就不能處于主動地位。新時期領導干部要奉行法律的政治職能與社會職能的統一，要把人類文明、社會進步和法律精神融為一體。這些對領導干部人才素質，也對黨校教育尤其法學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新世紀新形勢下黨校法學教育的發展

一、診所式環境法教學概述

診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發端于美國，是一種旨在使學生通過實踐和經驗學習法律執業技能、培養法律道德和職業責任感的法律教學模式。②診所式法律教育遵循主體性原則、參與性原則、服務性原則和實踐性原則，③其特點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在目的上，診所式法律教育旨在培養學生運用律師的思維方式去思考法律問題、解決實際法律問題；在內容上，診所式法律教育是一種以參與法律實踐為主要途徑、從而掌握法律知識和法律執業技能的學習方式，在授課過程中使用真實的案件材料，以學生為主導辦理真實案件；在社會效應上，診所式法律教育是一種服務于社會的教育形式，通過學生直接為當事人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使當事人和弱者群體直接或者間接受益。診所式環境法教育，是采用診所式法律教育理念、模式和方法，在教師或者環境律師的指導下，學生通過辦理實際環境案件培養執業技能和職業倫理的教學模式。④診所式環境法教學，通稱環境法診所（EnvironmentalLegalClinic，下文將“環境法診所”與“診所式環境法教學”在同一含義上使用），是診所式環境法教育落實到高校教學體系的具體形式。診所式環境法教學的授課過程通常由集中授課和分組辦案兩個環節構成。在集中授課環節，由富有理論和實踐經驗的環境法教師、資深法官、環境法律師、環境保護行政機關的學者型官員、國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等為學生授課。在分組辦案環節，學生定時到實踐基地（通常是有環境訴訟業務的律師事務所，⑤或者專業的污染受害者法律幫助機構⑥）值班，參與熱線答疑、回復來信、接待來訪、實地調研、收集證據、查閱法律法規、訪問技術專家、走訪行政機關、法律文書、訴訟與非訟案件等活動。在此過程中，學生不僅能將課堂上所學的法學知識特別是環境法學知識用于實踐，掌握律師辦案技巧，還能真實地了解環境法的實施現狀，維護污染受害者維護的合法權益。

二、診所式環境法教學的核心內容

診所式法律教育應著重訓練法律執業技能，促進學生對法律的理解，并以不同的視角和方法觀察、分析、處理和評價所處理的案件。⑦在此理念下，根據上述診所式環境法教學的宗旨和特征，診所式環境法教學的內容應至少包括電話咨詢、會見當事人、案件事實調查、獲取證據、出庭、環境糾紛行政處理、環境司法及其專門化、環境律師職業道德引導等八個專題。

第一，電話咨詢。通過環境維權熱線電話咨詢尋求幫助，往往是污染受害者首先想到的維權方式。因此，診所式環境法律教學的首要環節，是使學生掌握接聽咨詢電話的技巧。在授課過程中，應至少使學生掌握如下要領。首先是接聽電話的步驟，包括如何介紹自己、如何傾聽和詢問、如何快速記錄和同步分析、如何給出專業的答復等。其次是通過電話咨詢應掌握的事件發生的核心信息，包括何人（Who）、何時（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為何（Why）、過程（How）以及結果（Result），即所謂的“WHR理論”。再次是在接聽電話實踐中經常發生的問題，如了解信息不全面、未記錄當事人聯系方式、未聽清問題的主要內容、記錄過于簡略、缺乏后續咨詢計劃等，這些內容應通過實例講授和分析進行提示，避免在電話咨詢過程中發生。

第二，會見當事人。會見當事人，是診所式環境法教學的核心內容，是法律診所學生提供法律服務的前提，是法律診所的工作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也是法律診所學生感性交流與理性交流的有機結合。⑧由于參加環境法律診所學習的學生是以“準律師”的身份與當事人接觸，所以首先要使學生了解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區別，譬如：律師具備專業的環境法律知識、判斷力和法律實踐經驗，而當事人往往不具備這些特征。基于此，明確學生會見當時人的目標，包括但不限于了解案件事實和相關證據、確定法律關系、確定應當適用的實體法和程序法、制定下一步的跟進計劃和步驟等等。這一專題還要使學生掌握會見當事人的注意事項，包括通過認真聽取當事人的陳述以掌握案件的關鍵環節、隨時總結糾紛的焦點、根據法律要素合理引導當事人的陳述等。

摘要：問題意識是思維的問題性心理品質，在法學研究中問題意識是法學理論與法治實踐的重要媒介。當前我國法學研究中存在問題意識的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來自法學研究、法治進路的雙轉型影響，而另一方面也與學科本身特性、法學研究者的知識結構、看待法治事實的態度有著必然的關系。而要全面提高法學研究中的問題意識導向，法學者只有提高理論上的法治共識性，并增強對法制運作現狀的深入了解，才能將法治實踐的現實問題轉變為法學理論研究的主要論題。

關鍵詞：問題意識；法學研究；理論方法

近年來，我國法學研究中問題意識的不足盡管已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但是對問題意識的探討還存在嚴重的反向偏離性，尤其是受西方法學知識范式及理論闡釋論證的影響，將原本法學者該有的經驗感受，直覺而來的理解、知會能力弱化，降低了他們對問題的分析及論證程度，這種體現在認知和思維層面的問題恰巧是法學研究中問題意識不足的表現。因此，本文以問題意識為視角探討法學研究方法，具有一定方法論價值以及理論意義。

一、法學研究中的問題意識剖析

法學與文學、哲學這類學科不同，這是因為法學理論的實踐性更強。在法學中，理論是直接反映實踐并指導實踐的，哪怕是一般抽象的法學原理也具有可感知并與其相對應的實踐形態。由此可知，對法學理論研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法學實踐的解析引導力；而與之相對應的，法學研究中的問題意識主要表現在理論與實踐的敏感度及含射性方面［1］。尤其在國家法治構建創立的早期階段，法治實踐中十分缺乏理論資源作為支撐，就更迫切需要從問題意識中研究法學理論。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問題意識是法學研究與法治實踐之間的重要媒介。近些年，我國法制知識普及基本任務業已達成，而法學理論上的研究卻陷入不同程度的困惑境地，這一現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社會各界及群眾在法治實踐的歷程中已初步形成自主性經驗認知與判別能力，這使得法學理論知識的推薦不具備優越性，同時法學者所強調并推崇的一些法學知識及理論與我國社會當前的實際現狀不相適應，因此也會頗受社會的輕視；第二，針對如何將法學理論層面的研究契合到我國法治實踐中這一問題，相關法律學者還缺乏一定的知識和經驗的積累［2］。從法學研究的成果上看，這也體現出當前法學理論研究在法治現實中的明顯失焦性和差距感。

二、如何以問題意識為導向革新法學研究的方法

一、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現狀

當前，我國法學碩士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多渠道、多類型、多形式。多渠道包括既有普通院校，又有軍事院校;既有教育部直屬的院校，又有行業主管部門和地方院校，既有國民教育系列院校，又有為數眾多的黨校、行政學院等非國民教育機構。多類型包括既有參加統一考試入學的普通學歷碩士、推薦免試碩士，又有同等學力的學位碩士、單獨考試碩士，還有專門針對高校教師開設的在職碩士教育。多形式包括非定向、自籌經費和委托培養等。截止2014年，具有法學專業碩士點的高校和科研所大概有200個，具有法學專業博士點的高校和科研所大約有170個。而且我國法學碩士培養單位出現了快速增長的現象，同2008年相比，具有法學專業碩士點的高校和研究所增加了約60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學本科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同時也培養了許多高學歷、高素質的法學人才。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法學碩士研究生整體培養狀況并不理想。北大朱蘇力教授談到:“當下中國的法學院發展尚不能滿足社會的急迫需求，根因在于‘過剩’與‘緊缺’的錯位。過剩的是中間、低端產品，而能夠參與治理國家、決定對內對外政策的高端法律人才仍然欠缺，明顯的例證是，扮演經濟問題立法的主角多為經濟學家而少有法學家，深諳涉外事務的多為來自外域的‘中國通’而鮮有本國的‘外國通’。

事實上，我國高等法學教育還不能完全適應法治國家建設的需要，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不夠深入，盡管培養形式采取了多渠道、多類型、多形式，但是多數都還是從理論到理論的傳統的教育方式方法，有的學校做了一些改革，但是總體而言，培養模式都較為單一，學生實踐能力、創新能力不強，在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貧困地區能夠“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基層法律人才不多，應用型、復合型法律人才培養嚴重不足，不能適應多樣化法律職業人才需求，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化發展、國家經濟發展對外開放合作多領域拓展的形勢下，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維護國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遠未滿足需求;適應西部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特別是西部邊遠貧窮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基層需要的具有奉獻精神、較強實踐能力、維護民族團結的法治人才遠未滿足需求。綜上所述，法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質量受限于我國高等法學教育的現實條件:一是辦學理念的現狀。我國高等法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重在研究法律條文的理性思考，課程設置重在完成部門法規原理的學習理解，缺乏針對解決社會矛盾問題的實踐研究;我國高等法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重在研究國內法律體系立法成果，缺乏研究法律成果的實際運用，缺乏對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法律體系研究，特別是缺乏對先進法律體系在指導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的實際運用研究。二是辦學條件現狀。辦學條件遠遠不能滿足發展教育教學實踐的需要。法學教育教學實踐導師指導學生大量閱讀鉆研教科書，多數學校沒有具備良好的實踐教學設施，諸如:電子閱覽室，遠程視頻教育，模擬法庭、模擬仲裁庭、刑偵實驗室、法律研究所、律師事務所、法律圖書館，學生缺乏良好的學習環境和學習條件。三是實踐教學現狀。我國高等法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重在理論教學和適當案例教學，缺乏實踐教學的親身體驗，多數學生在實務部門實習期間，安排的實習過程又都是一些記錄、歸檔環節。有的實務部門辦公條件有限，無法更多接收指導學生實習研究的任務。同時學校多集中在大城市，基于學校經費緊缺，沒有更多經費輸送學生到邊遠貧窮落后地區進行實習，很多法學碩士研究生對西部邊遠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貧困地區知法執法現狀研究知之甚少。

二、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不高的原因分析

(一)培養方式與本科教育區分不明顯本科階段法學教育注重的是知識的積累，教師只是單純地把知識灌輸給學生，在碩士研究生階段需要培養學生的自主科研與創新能力，需要學生之間、師生之間進行更多的理論的、實踐的互動和討論。但是隨著法學碩士研究生人數的激增，教學條件不充分，法學碩士研究生教育教學還在沿用本科階段教學方式，沒有完全實現培養目標。中國科技大學前校長朱清時提到，每一所大學都應該有一個“極限容量”，一個班級有20～30名學生，那么學生和老師之間就會有機會很好地溝通和交流;如果學生達到40～50人，就已經到了可以承受的極限;如果再多，上課就變成了“報告會”，很多學生就會失去和教師交流、進入實驗室實際操作等機會，甚至有些學校學生上自習都難以找到座位，教學質量必然大為降低。學生人數的過多增加會導致教學中學生與教師之間互動和研討的減少，導師指導研究生的數量增多，沒有辦法對每個研究生都密切關注，許多學生處于“放羊”狀態，甚至還出現過導師在畢業論文指導中次數不多，學生難以把握，這種現象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學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下降。

(二)教學的方式方法滯后我國長久以來的教學方式是以教師獨自講授為主，缺乏討論、研究和啟發的教學，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知識，缺乏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在學科的設置上，幾乎不會開設交叉學科研究動向和前沿趨勢的相關課程，使得學生局限于法學的知識之中，不能夠和如經濟學、社會學、環境學等其他領域相結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法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質量。近幾年在法學碩士研究生的教學中出現了專題討論的教學形式，大大改善了灌輸式教育帶來的缺乏互動性以及學生自主學習積極性缺乏的問題。這種方式是以學生講授為主，教師點評為輔，這就又出現了新的問題，教師無法控制學生講課的質量，在幾名學生做某個專題的時候，其他同學感覺不是自己的任務，關注度和積極性不高，在課堂中經常會有只是做專題的學生和老師之間進行互動、其他同學基本不參與的情況出現，缺乏所有同學參與實踐的過程。案例教學、診所式教學等方式未成體系化。1870年，蘭德爾被任命為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院長，他開創了案例教學法，使哈佛法學院不僅成為美國最著名的法學院，而且建立起了作為法律職業界領導人所需要的制度化的法律培訓。1959年在國家法律援助和辯護人協會贊助下，法律診所委員會(CLC)成立，1965年，該委員會被美國法學院協會接管，并更名為職業責任委員會(COEPR)，1968年，具有獨立地位的職業責任法律教育委員會(CLEPR)取而代之，在CLEPR的大力推動下，法律診所項目的數量從1970年的169個迅速增長到1976年的494個。而在我國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際教學過程中對于案例教學和診所式教學的關注度不夠，同時學生在十幾年傳統灌輸式教學的影響下，在短時間內難以適應這種新的教學方式，有的法學院由于教學設施和資源的缺乏，同實務部門聯系不夠都使得案例教學和診所式教學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