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

一、畢業論義寫作基本程序：集體指導、個別指導（三次以上）、定稿初審、省校復審、模擬答辯、案答辯終審。

二、字數、時間要求：6000字以上；半年左右。

三、文本格式要求：另見結構要求及文本樣式。

四、關于選題和寫作

（一）選題范圍：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古代漢語、現代漢語、文學理論、比較文學、美學、寫作等。

200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以《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拼寫和注音的工具。”很明顯，漢語拼音方案不僅可以給漢字注音，而且可以拼寫漢語。

上面說的“漢語”應該指“普通話”，準確地說是“現代的共同的漢語”。普通話是用現代北京話系統做標準設計的。因此,漢語拼音是用來書寫現代共同漢語的專用的符號形式系統，具有音標兼有文字的性質。傳統漢字是表意體制的語素文字，與語音單位沒有直接的聯系。漢語拼音的符號形式與語音單位有直接的對應關系，因此具有音標的性質。漢語拼音經過音位的概括，可以通過25個字母，用最節省的方式書寫漢語，因此，也具有表音體制的音素文字的性質，雖然還沒有完全取得法定文字的地位。由于語言中的音素的數量比語素的數量小得多，所以，漢語拼音不僅可以直接表示語音單位，而且可以比傳統漢字更加經濟地完成書寫漢語的任務。

一、漢語拼音應用的優勢

1.漢語拼音能夠準確反映普通話的實際語音

用漢字寫漢語一方面本來一個聲音卻寫成了不同形體，另一方面本來不同的聲音卻寫成了相同的形體。前者造成人們經常寫別字的結果，特別是對于剛剛從口語進行書面語轉換的小學生。后者造成人們經常讀錯詞語的現象，特別是對于那些用于不常用意義的詞的讀音。例如，山東“濟南大學”與廣東的“暨南大學”，在口語中經常發生混淆。如果用拼音寫出來就沒有這個問題了。普通話的輕聲、兒化等語音現象，漢字不能或者不能很好地表現出來，如果用拼音就好了。用漢字沒有形成，也難以形成以詞為單位書寫的習慣，用拼音就有現成的正詞法實現詞式書寫。詞式書寫對于正確使用普通話口語，對于普及普通話這種國家共同語非常有利。

2.漢語拼音可以促進人們自覺接受普通話系統的規范

關鍵字：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文學研究現代性

我們所即將告別的20世紀文學，將會為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史留下什么？換言之，這個世紀的文學在浩浩中國文學史長河中將占據怎樣的位置和作出怎樣的貢獻？這是近十多年來文壇關注的焦點之一。一些學者于1985年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試圖把一向從屬于政治劃分的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統合起來研究，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然而，這并不表明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趨于終結，而只是掀開了新的一頁。因為從那時以來，人們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討論連綿不絕，形成雜語喧嘩局面。我們在這里也只是想從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這個特定角度，加入到這場有關20世紀中國文學及其相關問題的世紀末喧嘩之中，提出別一種觀察，以就教于方家。

中國文化的現代性或現代化，是在現代進行的一項長期而根本的“工程”。這種“現代性工程”（projectofmodernity）起于何時？學術界有不同意見。我們雖然認為它根源于中國文化內部的種種因素的長期復雜作用和演化，但在作具體劃分時，還是不得不把目光沉落到1840年鴉片戰爭這個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變上。我們所謂現代性工程，大體以鴉片戰爭為明顯的標志性開端，指從那時以來至今中國社會告別衰敗的古典帝制而從事現代化、以便獲得現代性的過程，這個過程涉及中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宗教、學術、審美與藝術等幾乎方方面面。當這個閉關自守的“老大帝國”在西方炮艦的猛烈轟擊下急劇走向衰敗時，按西方先進的現代化指標去從事現代化，“師夷長技以制夷”，似乎就成了它的唯一選擇。確實，面對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的古典“中心”地位和幻覺都遭到了致命一擊，只能脫離傳統舊軌而邁上充滿誘惑而又艱難的現代化征程，以便使這“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中國”或“新中國”。李伯元在小說《文明小史》（1903—1905）楔子里，就把走向現代化的“新中國”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風雨欲來的“天空”：“諸公試想：太陽未出，何以曉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曉得他就要下？其中卻有一個緣故。這個緣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聽那風聲，便知太陽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這有甚么難猜的？做書的人，因此兩番閱歷，生出一個比方，請教諸公：我們今日的世界，到了甚么時候了？有個人說：‘老大帝國，未必轉老還童。’又一個說：‘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據在下看起來，現在的光景，卻非幼稚，大約離著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這里可以說同時展示了中國眼前的衰敗景致和即將到來而又朦朧的現代化美景。現代化（modernization），在這里就是指中國社會按照在西方首先制定而后波及全世界的現代性指標去從事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轉型的過程。而相應地，現代性（modernity）則是指中國通過現代化進程所獲得的或產生的屬于現代的性質和特征。

要在這個具有數千年文化傳統的“老大帝國”實施空前宏大而艱巨的現代性工程，必然會牽涉到方方面面。對此，原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在這里，我們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選取一種特定角度。在我們看來，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可以從中國文化對于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遭遇的種種挑戰的應戰行動角度去考慮。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化意味著被迫納入現代化進程的中國舊體制經受一系列尖銳、嚴酷而持久的挑戰，如產生“道”與“器”、專制與民主、巫術與科學、科舉與教育、王法與法律、傳統思維與現代思維等等劇烈而持久的沖突。有挑戰，就不得不有應戰。應戰就是面對挑戰而采取必要的應對措施，在現代性內部的種種沖突中嘗試和尋找適合于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因此，可以說，中國的現代性集中而明顯地體現在面對現代化過程的種種挑戰而顯示的應戰行動上。這就需要我們從挑戰性課題與應戰行動的角度去理解現代性所牽涉的種種復雜問題。

大體說來，現代性涉及這樣一些主要方面：其一為科技現代性，主要體現為如何師法西方現代科學和技術而建立中國的現代科學和技術體制，并且在這種現代科學和技術體制參照下重新激活中國古典科學和技術傳統；其二為政體現代性，要求把奉行天下一體的古典帝制轉變為現代世界格局中的一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引發種種政體變革；其三為思維現代性，涉及古典宇宙觀與現代宇宙觀、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中國思維與西方思維等沖突及其解決上；其四為道德現代性，要確立中國人的現代道德規范，涉及人際交往、禮儀、感情、戀愛和婚姻等方面，如破除“三從四德”、“三綱五常”，規定個人、戀愛和婚姻自由及社會義務等；其五為教育現代性，意味著借鑒西方教育制度而在中國建立現代教育制度以取代衰落的中國古典教育制度（但后者作為傳統仍有其生命力）；其六為法律現代性，要求把古典王法轉變為現代法治；其七為學術現代性，即把古代學術體制翻轉為以西方學術體制為樣板的現代學術體制，涉及從學術觀念、學術思維、治學方式到學術機構等一系列根本性轉變，如從古典文史哲到現代文學、歷史、哲學和美學等；其八為審美現代性，表現在從古典審美—藝術觀到現代審美—藝術觀的轉變、面對新的現代生活的審美表現能力、及如何借鑒西方藝術樣式如文學、繪畫、電影、音樂、舞蹈和戲劇等方面；其九為語言現代性，主要指漢語現代性，體現在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的轉變中，如現代白話文取代古代文言文和古代白話文。可以說，這僅僅是不完全列舉；同時，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需要運用專業知識去作專門論述，而在這里由于個人能力和興趣所限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討論與我們的論題密切相關的后兩方面——即審美現代性和漢語現代性。

二

語言研究所是中國科學院最早建立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所之一。1950年6月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后，語言所歸入社科院，至今已經整整過去了四十五年了。語言研究所的所址最初是在北京東城翠花胡同，1956年初遷到北京西郊中關村，1958年又遷到北京西城端王府夾道，1969年底全體人員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干校”，1972年夏回京后暫駐北京朝內南小街原文字改革委員會大樓的一部分，1976年進入原北京地質學院主樓，1984年遷到北京建國門內大街中國社會科學院大樓至今。語言所歷任所長是：羅常培(1950—1958)、呂叔湘(1959—1982)、李榮(1982—1985)、劉堅(1985至今)。先后擔任過副所長的有：葉籟士、石明遠、趙洵、劉涌泉、陳章太、侯精一、晁繼周、賀巍；江藍生、孟庚海、董琨。

一

語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的基礎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兩方面的來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員，二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高等院校抽調來的部分學者。建所初期，語言所規模不大，卻匯集了丁聲樹、羅常培、呂叔湘、陸志韋、傅懋勣等著名學者，他們領導了語言所早期的漢語語法研究、漢語方言研究、漢語音韻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漢語語音研究等學科的工作。

1，現代漢語規范工作

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黨和政府對語文規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報》1951年6月6日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同時開始連載呂叔湘、熙的《語法修辭講話》。全國掀起了一個學習語法的熱潮。語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圍繞著促進漢語規范化的目標而展開。如《語法講話》的編寫，方言調查工作的開展，《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以及《中國語文》雜志對現代漢語規范化、推廣普通話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討等。

1955年10月，由語言所負責籌辦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在開幕詞里說：“我們所提出的漢語規范化問題，那就是要確定漢民族共同語的組成成分盡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標準，那就是要根據語言發展的規律，采取必要的步驟使得這全民族的語言在語音、語法、語匯方面減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統一性。”呂叔湘在會上宣讀了他和羅常培合作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的報告，報告中對漢語規范化的意義、原則和需要做的具體工作項目作了詳盡論述。在這次會議上代表們提出了若干研究課題，并就組成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擬訂《現代漢語詞典》編纂計劃、擬訂漢語方言初步普查計劃等工作形成了決議。這次會議的文件后來匯編成《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科學出版社，1956)。這以后，語言研究所的各個研究組分別就語法、語音、詞匯、方言、詞典編纂等工作展開了深入的研究。

中國語言建設在20世紀取得了突出成績。總的結果是提高了語言使用效率。從作為中國通用語言“普通話”從屬的漢語的發展情況來看，主要體現在語言共同化、簡便化和規范化。語言共同化方面包括：口語向一個權威方言看齊，書面語向口語看齊。“普通話”和“白話文”就是這樣的成果。文字方面包括：簡化語素漢字，建立音素漢字和漢字電腦化。“簡化字”、“漢語拼音”、“漢字編碼”就是這樣的成果。語言規范化方面包括：“異讀詞”語音，“異寫詞（異形詞）”形體，漢語拼音“正詞法”，“規范字”，“規范詞”，“姓名用字”等已經和即將審定和制定的規范或者國家標準。

語言共同化是一個基礎性的浩大工程。從20世紀末期開始，隨著中國社會的高速現代化，共同化的口語已經按照從來沒有的速度朝普及的方向發展。書面語向口語看齊的方面，雖然比20世紀以前明顯進步，但是現狀使人擔憂。因為書面語從文字形式到詞語實體的應用都出現明顯的復古思潮。有的本來是19世紀末期改革不徹底的延續，有的確實是人為誤導的結果。這種復古思潮往往跟民族復興或者熱愛祖國傳統文化攪混在一起。在繼承和發揚文化傳統的時候，我們應該區分優秀傳統和不良傳統。

書面語脫離口語不符合語言發展規律。中國的文言文脫離口語的局面持續了幾千年,這就是不良傳統。這與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持續比較久有關系,因為半分裂的封建社會沒有實現語言共同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們應該吸收文言文記錄的幾千年的中國優秀文化，但是這不等于把文言文這種語言使用方式當作優秀文化吸收。

語言使用要注意這個問題。上海《語言文字周報》2002年12月18日發表了駱毅的文章，認為北京在引進的香港式樣的雙層巴士上用方言寫的告示“不設找贖”很難理解，雖然有的車子上已經改成“恕不找零”，但是不如直接用普通話現成的說法：“不找零錢”。這種口語化的建議非常好！原來一個意思可以用不同的代碼來表達,關鍵是看哪個更加有效率。新聞稿件的一些作者說的是“這次會議”，寫的是“此次會議”；說的是“所以呢”，寫的是“故呢”；說的是“群眾的意見”，寫的是“群眾之意見”。

有趣的是，我們按照正常情況使用普通話寫稿件投給編輯部，但是有的編輯把正常的語言改成了不正常的語言。例如，把“從1998年到2002年”中的“字從……到”改成不符合普通話標準的“自……至”。“美國和伊拉克戰爭”反而被認為不如“美伊戰爭”明確。這說明我們具有什么語言使用觀念呢？

語文教學也應該正確處理文言文課文的教學。應該要求學生具有一定的文言文閱讀能力，以便直接吸收優秀傳統文化內容，但是不能要求甚至錯誤引導學生用文言文寫作。2001年，南京一個學生在高考作文中用文言文寫作。怎么看呢？我們認為，即使水平優秀，也不能提倡，何況這違背了2000年頒布的國家語言法律關于中國通用語言是普通話的規定。可是，我們的評閱教師一致同意給這樣的作文打滿分。這說明我們具有什么語言教育觀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