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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化價值觀念創新。文化價值是一個民族的思想觀念、行為習慣、交往方式等各方面的評價標準和理想取向,是維系民族的協調性和統一性的深層的無聲的力量。文化價值是文化精神的體現,同時又是文化制度或體制的根據,是人的精神觀念客體化以及客體世界主體化的紐帶和橋梁。中國一百多年來的現代化進程表明,民族文化價值體系的轉型和更新,是中國現代化的關鍵和標志。從社會的橫向來說,是在既定的傳統價值體系的基礎上進行改造和整合,使新文化建構形式在保持時代性的同時也保持了民族性和連續性。
第二、文化知識體系創新。作為一種理性認識的形式,知識的本質是對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把握,包括自然規律、社會規律和思維規律。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由信息技術等高新科技發動的知識革命,引領著人類社會從工業文明時代跨進知識經濟文明時代的門檻。知識化與全球化相互作用,猛烈地沖擊著民族文化的根基,能否追趕知識革命的大潮,創新知識體系,建立起與現代化相適應的科學知識體系和人文知識體系,能否為現代化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撐,是對民族文化生命力和持續力的嚴峻考驗。
文化理論創新的必然性
文化理論創新是文化的生命之源,是先進文化的特質
一部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就是文化不斷地從創新中汲取力量、開拓進取的歷史。無數事實一再向人們確證:只有不斷地創新才能及時而有效地賦予文化以新的內容和新的時代精神,使其不斷地煥發出新的光彩與活力,并由此獲得新的價值和意義。自"五四"以來,特別是從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使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作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先進文化,其生命的靈魂和前進的動力始終都在于堅持不懈地進行創新。對于蘊涵和作用于智慧、道德、思想與精神的文化來說,任何形式的守舊和停滯都意味著對社會進步的扼制和對民族精神的消解。創新,就是文化的源頭活水,就是體現自身特質和實現自身功能的必由之路。
文化理論創新是增強綜合國力的要求
文化作為觀念形態,其本身無疑是對經濟社會的反映,社會物質生活是其賴以存在的基礎。但是,文化又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它對經濟基礎有著能動的反作用。特別是隨著時代的前進,隨著文化功能的不斷強化,其作用越來越巨大,它不僅體現和反映著人們的精神風貌,同時還以其特有的性質和功能引領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變革,充當時代前進的號角與旗幟,為經濟社會的發展和變革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世界文化形態的新變化,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新提升,勢必更為緊迫地要求加大文化理論創新的力度。
文化理論創新是提高人的素質,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提高人的素質,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是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它充分體現了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物質需求和文化需求是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的兩大最基本也是最關鍵的因素,物質和文化條件越充分,就越能推進人的全面發展。只有加大文化理論創新的力度,才能生產出深為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從而有力地促進人的素質的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
文化理論創新的途徑與要求
樹立問題意識,加強實踐
樹立問題意識,加強實踐,拓寬當代文化視野,是文化理論創新的根本道路。任何一種文化觀念和文化思想,歸根結底,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實踐和文學實踐的產物。為了增強文化學的當代性,理應加強對文化創作、文化批評和文化思潮的跟蹤研究,不斷對中國當代的文學現象,對與文學相關的文化現象,對具有文學性的社會精神現象,對當代作家的創作體驗、文學經驗和文學實踐進行學術概括和理論提升,努力創構富有時代感和當代性的文化學的新質態。
對重要的基礎理論和文化觀念進行梳理、綜合與創新
堅持和發展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實踐,推進文化理論創新,是一個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諸如"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等,作為中國特色的發展形態的新時代的,理應成為中國化文化科學發展和理論創新的指導思想。為了增強文化理論的建設意識和創新意識,應當把基礎理論作為主攻方向,進行總體性的梳理和解析。
承接和弘揚一切有價值的文論資源和文論傳統
關鍵詞新貿易理論技術制度WTO后發優勢
1新貿易理論對技術的探討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本上都屬于靜態分析,即假定一國的要素稟賦、技術水平與消費偏好等變量固定不變。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和結構變化,經濟學家開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過程、結果和貿易結構,形成了新貿易理論。
新貿易理論代表者之一克魯格曼,首先脫離李嘉圖、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龍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生產新產品的國家獲得福利,利潤率提高,資本向獲利高的地方(發達國家)流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差距加大。一旦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讓,一部分得到技術的國家用低成本勞動創造較高的收益,資本因此開始向發展中國家流動,改善了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縮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說的資本向創新技術國家還是向轉移技術國家流動是不確定的。這個模型只能說明技術創新可能給雙方都帶來收益,但如何確定趨勢,沒有進一步研究或說明,不足以說明后發展國家一定能夠或在什么約束下能夠受益或趕上產品創新的國家。其次,克魯格曼從李嘉圖模型開始,假定每個國家之間的要素不同———技術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場中有自己的地位。技術領先國家開放貿易,后發展國家“趕超”上來,消除了“技術優先”者保持其技術領先的程度。新貿易理論中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雖然給發展中國家的后來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論依據,但是,除了少數新興工業化國家外,許多國家在技術、教育、管理方面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如印度),卻沒有對改變產品和產業結構產生明顯影響。
那么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際的技術進行學習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的過程中出現了什么問題?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在當今世界經濟日趨一體化的過程中享受到技術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呢?
也許產品周期貿易理論能給我們做出一定的解釋。這種理論指出,發達國家開發創新產品首先出口到發展中國家,后者在進口這些產品并逐漸占有這些產品的生產,而發達國家繼續開發并生產更新的產品,周而復始。在這個過程中,盡管發展中國家技術的模仿對自身比較優勢的形成和產業結構的提升上的作用是明顯的,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更容易注意到技術過時的速度較快,從而減少對學習活動的投資。技術模仿在短期內的經濟增長反而會強化技術模仿的惰性。更進一步,發達國家促進創新的政策反過來將阻礙發展中國家的趕超過程。
此時,制度作為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比較優勢形成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2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2.1發展中國家的制度特征
雖然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如各種生產要素的稟賦和積累,但歷史經驗表明,沒有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再多的生產要素及其積累的國家都有可能是低產出與低經濟福利的國家,從而使其在國際貿易往來中始終處于被動的局面。
G·阿爾蒙特、P·鮑爾在研究20世紀的政治制度發展中發現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政治力量的強弱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社會經濟越是發達的國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弱小;而社會經濟越不發達的國家,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強大。因此,發展中國家想要發展經濟,在國際貿易中提升自己的比較優勢,必須進行制度上的改革,以避免制度性的貧困。
2.2技術與制度之爭
關于技術和制度哪一個因素能更好的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貿易獲益,經濟學界歷來有爭論。在中國,楊小凱、林毅夫關于技術模仿與制度模仿的爭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實質上,他們雙方觀點的交鋒點是發展中國家要取得貿易上的比較優勢,應該走技術模仿道路還是制度模仿道路。
楊小凱制度模仿論的主要觀點是,以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劣勢”,且認為在進行較為容易的技術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較難的制度模仿。林毅夫技術模仿論的主要觀點是,作為后發優勢的主要內容和形式的技術模仿,是后發國后來居上的主要依據,后發國通過技術模仿,促進生產要素的積累(特別是資本積累)和產業結構的升級,最終達成經濟發展,上層建筑必然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動而發展。
我們認識到,所有的觀點都直接或者是間接的指出了制度在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這里我們并不關注技術還是制度誰更重要,我們需要討論的是制度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發展國際貿易中地位如何,即制度到底怎樣影響著技術的形成,又如何促成后發優勢及比較優勢的生成。
2.3制度外生及其優勢
現代化研究的理論表明,就整體而言,先發國家由于沒有先例和經驗可循,其制度變遷方式以制度創新為主,多為內生的,而對于后發國家來說,大可以結合切身實際情況,大量借鑒先發國在制度變遷中的經驗教訓,其制度的生成多為外生的。但是這種制度生成方式并不是全盤的復制先發國的制度,也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創新。我們將發展中國家,即后發國在制度上模仿發達國家的這種行為可以看作是一種合法的“搭便車”現象。這種制度上的搭便車由于制度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而存在著巨大的有益的能動作用,體現在這種制度模仿不僅能成為發展中國家制度變遷的巨大推動力量,同時又不會阻礙發達國家的制度創新。不同于技術模仿的是,發達國家往往愿意幫助和鼓勵這種制度模仿的生成,以形成制度上的規模效應,從而有效的減少不同制度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摩擦,從而減少交易的成本,提高貿易利潤。
2.4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模仿
加入WTO正是中國對WTO規則制度的模仿過程。WTO首先屬于一種多變貿易體制。而所謂貿易體制,就是國與國之間彼此發展經貿聯系的某種制度性安排。而WTO這個貿易體制完全是由各成員之間達成的一系列多變協議,既賦予各成員參與全球貿易及貿易規則制訂的權利,又賦予各成員國政府相應的義務。中國加入WTO,就是要履行其成員國義務,爭取其成員國權利,前提就是承認并接受它的制度安排,在統一的制度框架內與其他國家發生貿易往來。這么做無疑是有好處的。
3制度模仿的方式問題
無疑,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推進國際貿易,必然要對制度進行改革。因為是后發國,因而可以借鑒制度的規模效應考慮制度改革的方向。事實上,這種制度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種制度上的模仿。而我們需要探討的是,這樣的模仿究竟是以何種方式進行呢?其進行的方式對一國的貿易水平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又是如何呢?
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變遷是受眾多因素共同影響和制約的過程。因而成功的制度變遷往往是漸進的、摸索的,那種激進的、認為制度可以決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觀主義和制度決定論的觀點往往最終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休克療法”在俄羅斯的失敗正是很好的例證。
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了實現對于發達國家的趕超,人為地扶持眾多違背本國比較優勢的產業。而為了支撐這些不具備自身能力的產業,政府就必須制訂各種管制措施對經濟體系進行強有力地干預:政府對管制措施的設計服從于一定的發展戰略目標。可以想象,這種制度上的不合理安排只會繼續在長期內導致資源的不合理配置,產業結構不易優化,縮小經濟發展的空間,惡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
中國漸進式的制度改革初期,只知道以往計劃經濟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但仍然不知道改革究竟往何處去,走的是與先發國相似的制度創新的路子,改革的代價是巨大的。如今,在全球化的開放條件下,制度的變遷不再是一個緩慢的、自發演進的過程,中國加入WTO等強制性的制度模仿過程正好說明制度模仿也可以是漸進和激進交織的過程。甚至還有學者提出,入世意味著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終結。
應該說,不論是激進式的制度模仿還是漸進式的制度模仿,終究還是一種方式,并不是目的。采取什么樣的方式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一旦條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正如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道路,不僅僅有技術后發優勢的發揮,也包括制度后發優勢的發揮,當然還包括資本、勞動、經濟結構等多方面的后發優勢的積累和發展。但在這個過程中,制度模仿發揮了基礎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體現在貿易上,不僅僅形成了市場交易規則和市場價格機制,對外貿易戰略也從極端的內向型經濟逐漸發展成為開放的貿易自由化戰略;不僅僅在企業內部逐漸形成了現代企業制度,人們的效率意識、競爭意識、公平意識及民主和法治意識都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些都為改革開放、貿易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只有制度上的不斷完善,才能促使對外貿易的氛圍不斷完善,我國的產業結構的升級才能有強有力的保障。
4綜述
總之,我們認為,由于后發優勢的存在,發展中國家必須充分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不僅僅在技術上不斷地學習創新,更要在制度的借鑒改革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上取長補短,這樣的“追趕”才能后來居上。但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和全盤的西化是決然不同的。
入世使我國的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受國際通行慣例的制約更加明顯,這既是我國技術學習、制度改革的壓力,也是動力。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技術和制度的學習和借鑒是全方位的、大規模的,但是它們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只是手段和過程。
技術和制度的學習模仿并不排斥創新,它們的發展有利于貿易的進步,反之,貿易的發展促進技術的交流和制度的完善。這就要求發展中國家在整體的宏觀上做出有利于技術和制度從模仿到創新的戰略安排。例如完善促進知識積累與技術進步的制度基礎,構建不同層面的促進知識積累、技術進步與創新的運行機制。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將私人成本、社會成本和私人利益、社會利益相一致,最大化社會的共同利益,進而使創新活動成為內在的持續的過程。
參考文獻
1趙偉.國際貿易——理論政策與現實問題〔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關鍵詞:新產業組織理論突破創新
傳統產業組織理論的主要觀點及缺陷
(一)結構主義學派
結構主義學派又稱哈佛學派,代表人物主要有梅森(Mason)、貝恩(Bain)、謝勒(Scherer)等人,他們提出了市場結構(Structure)—市場行為(Conduct)—市場績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即SCP分析框架。
在SCP分析框架中,產業組織理論由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這三個基本部分和政府的公共政策組成。哈佛學派以實證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導出企業的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之間存在一種單向的因果聯系,即市場結構決定市場行為,而市場行為決定市場績效水平。其中,進入壁壘是市場結構的決定性因素,而主要的進入壁壘是現有廠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化、絕對成本優勢等。該學派認為,如果現實中的市場結構是集中的,壟斷廠商就有可能通過限制產出、提高進入壁壘或者串謀,把價格提高到獲取正常收益以上的水平,從而削弱了市場的競爭性,破壞了資源的配置效率,而要想獲得理想的市場績效,最重要的是通過公共政策來調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場結構。因此,哈佛學派主張采取企業分拆、禁止兼并等直接作用于市場結構的公共政策來恢復和維持有效競爭的市場秩序。
哈佛學派也有許多不足之處,比如他們的研究主要依靠短期截面分析,往往帶有經驗主義的性質,忽略了長期過程中產業的動態效率和配置效率;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模型分析;過于強調市場結構是導致廠商不同行為和績效的決定性因素,忽視了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
(二)績效主義學派
績效主義學派是在與結構主義學派的爭論中崛起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斯蒂格勒(Stigler)、德姆塞茨(Demsetz)、布羅曾(Brozen)、波斯納(Posener)等,由于這些學者主要來自芝加哥大學,故理論界也稱該學派為芝加哥學派。在理論信念上,芝加哥學派信奉自由主義思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市場競爭過程是市場力量自由發揮作用的過程,是一個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生存檢驗”過程,相信市場力量的自我調節能力。
在市場結構與市場績效的關系上,芝加哥學派認為市場績效起著決定性作用,不同的企業效率形成不同的市場結構。正是由于一些企業在競爭中具有更高的生產效率,它們才能獲得高額利潤,進而促使企業規模擴大和市場集中度的上升,最終形成以大企業和高集中度為特征的市場結構。芝加哥學派指出,只要市場上現有的廠商(一家或多家)時刻面臨著潛在進入者的競爭壓力,大廠商就不可能像哈佛學派所言的那樣可以任意制定價格,從而獲得超額利潤。因此,企業規模的擴大或集中度的提高并不意味著壟斷程度的上升和競爭程度的下降,大公司的高利潤完全可能來自于自身的高效率,而與壟斷勢力無關。所以,生產的集中有利于提高規模經濟收益和生產效率。基于以上認識,該學派主張:不能以集中度的高低和規模的大小作為實施反壟斷政策的判定標準,只要大企業有高的績效水平,就應當放松對大企業的不必要管制,反對政府對市場競爭過程的干預。
但是,績效主義學派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在區分企業的高贏利是來源于自身的高效率還是壟斷勢力問題上還存在著一定爭論。克拉克(R.Clarke,S.Davies,M.Waterson)等人在對英國的研究中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能表明,產業越集中,產業中不同規模企業的贏利能力的差異就越大這一現象。蓋爾(Gale)的研究表明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導致市場占有率高的企業的高贏利,而不僅僅是因為其自身的高效率(多納德·海,德理克·莫瑞斯,2001)。
新產業組織理論的觀點和發展創新
(一)主要理論觀點介紹
1.策略(StrategicBehavior)理論。寡頭競爭企業的策略是新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策略包括合作策略和非合作策略。其中,非合作策略是新產業組織理論研究的重點。在壟斷或寡頭市場中,主導廠商可以通過策略影響競爭對手的預期,改變競爭對手對未來事件的信念,達到迫使競爭對手做出對主導廠商有利的決策行為。因此,市場環境不再是外生的。策略理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影響未來市場需求函數和成本函數的策略;二是影響競爭者對事件估計信念的策略。前者包括過度生產能力策略、提高對手成本策略、品牌多樣化策略等,后者包括與進入遏制和退出引誘相聯系的限制性定價策略、掠奪性定價策略、消耗戰策略、研發競賽策略等(余東華,2004)。
2.可競爭市場理論。可競爭市場理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鮑莫爾(Baumol)、帕恩查(Panzar)和韋利格(Willing),該理論是在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基礎上形成的。該理論主要以“完全可競爭市場”的概念來分析有效率的產業組織形態。所謂“完全可競爭市場”,是指市場內的企業在退出市場時完全不負擔沉沒成本,進入和退出市場完全自由。該理論認為,只要市場是完全(或近似完全)可競爭的,潛在的競爭壓力就會迫使任何市場結構中的企業采取競爭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包括自然壟斷在內的高集中度的市場結構是可以與效率并存的。基于上述認識,該理論認為在完全(或近似完全)可競爭市場上,政府應當放棄反壟斷政策,并放松對某些壟斷性行業的政府管制。政府產業政策的著眼點應是確保行業中具有充分的潛在競爭壓力,為此關鍵是要盡可能地降低沉沒成本。
3.新制度學派的交易費用理論。傳統產業組織理論雖然在理論依據、研究方法和政策主張上不盡相同,但在市場機制問題上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沒有考慮利用市場機制的成本問題,即交易費用問題。科斯(Coase)、威廉姆森(Williamson)、阿爾欽(Alchian)等人正是憑借對交易費用理論的闡述逐漸引起了人們的廣泛注意。他們的理論貢獻在于引入了交易費用的概念,用以說明企業與市場的邊界問題,徹底改變了其他學派只從技術角度考察企業和只從壟斷競爭角度考察市場的做法。
科斯早在1937年就發表了著名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他指出企業與市場是兩種可以互相替代的組織生產的方式,企業的本質就在于節約市場交易費用。1985年,新制度經濟學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出版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企業、市場和關聯合約》一書,對交易費用的理論體系、基本假說、研究方法等作了系統的闡述,建立了比較系統的新制度學派的產業組織理論。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企業的邊界不單純由技術因素決定,而是由技術、交易費用和組織費用等因素共同決定,其主要觀點如下:借助于資產專用性、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等概念,認為當市場交易活動產生的交易費用大于企業內部的組織費用時,企業規模應當擴大,企業之間應當實行兼并、聯合;反之,企業規模應當縮小。指出企業組織也是對資源配置的一種合理、有效的方式,企業組織這只“看得見的手”和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共同參與對資源的配置。
4.企業理論。理論集中探討人目標偏離及其治理問題。例如:法瑪(Fama)、霍姆斯特姆(Holmstrom)和哈特(Hart)提出的“現代企業外部約束機制”理論,指出完善的經理人市場是約束管理者行為的一種有效機制;愛德華茲(Edwards)和漢南(Hannant)等人提出,若能保持產品市場上的充分競爭,產品市場也是一種有效的約束機制;法瑪(Fama)在《問題與企業理論》一文中指出,有效率的股票市場同樣也是一種約束人的有效機制;詹森(Jensen)和麥克林(Meckling)在《企業理論:經營者行為、費用與產權結構》一文中提出了“企業融資約束機制”理論,指出通過債權和股權兩種融資方式的合理搭配,可以產生一種對經營者行為的約束機制。(牛曉帆,2004)
5.企業產權理論。格羅斯曼和哈特(GrossmanandHart,1986)以及哈特和莫爾的經典文獻(HartandMoore,1990)被合稱為GHM理論,構成了產權理論(property-rightstheory,PRT)原始意義上的基本框架,后來經過哈特(Hart,1995)的進一步工作而使該理論在體系上趨于完善。
PRT把契約權利(contractualrights)分為兩種類型:特定權利(specificrights)和剩余權利(residualrights),當在契約中列出所有的針對資產的特定權利的代價很高時,讓某一參與人購買所有的剩余權利可能是最優的,不可締約性越強剩余控制權的作用就越重要。PRT得到的一些重要命題如下:在任何一種所有權結構下,都存在關系專用性資產的投資不足;如果一方的投資決策是無彈性的(投資決策對激勵不敏感),那么最好就是把所有的控制權都給予另一方;如果一方投資是相對缺乏生產力的,那么另一方就應該擁有全部控制權;如果兩種資產是互為獨立的,那么非合并就是最佳的;如果兩種資產是嚴格互補的,那么某一種形式的合并就是最佳的;如果一方的人力資本是必要的,那么該方擁有全部控制權是最佳的;如果雙方的人力資本都是必要的,那么所有的所有權結構都同樣好(組織形式不再重要)。
(二)新產業組織理論的創新發展
1.在理論基礎上廣泛吸取了現代微觀經濟學的新思想,修正了傳統產業組織理論基于新古典主義的理論假設。新產業組織理論把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理論等都納入了對企業行為的分析框架,為理解企業與市場的關系以及企業內部組織結構、權利配置等提供了新的視角。
2.在研究重點上由市場結構轉到企業內部組織與企業行為上,即由“結構主義”轉向“行為主義”。新產業組織理論側重分析企業內部的產權結構、組織形式等對企業行為的影響。這與傳統產業組織理論視市場機制為唯一的資源配置方式,企業只是由技術水平決定的規模不等的生產單位的處理方式截然不同。同時,新產業組織理論認為企業行為是企業決策者基于自身的組織結構和經營目標的決策結果,并不只是受市場結構的影響,在市場結構與企業行為的關系上,二者并不是單向的決定關系。
1.1識神-主司意識思維活動“識神”原是佛教的概念,指輪回思想中接受世間因果報應的靈魂實體。道家借來表示思慮、意識等心理活動,故也稱其為“思慮之神”,《醫學衷中參西錄》“:識神者,發于心,有思有慮,靈而不虛也。……蓋用識神則落于后天,不能返虛入深,實有著跡象之弊。”它是以元神為基礎產生的一種活動,產生后還可以擾亂元神。故道家養生,多排斥“識神”。現代醫家多認為識神是在大腦中形成的可以控制生命體行為的意識體,也是大腦皮層神經電化學活動的體現。大腦具有加工各種生物信息的功能,且大腦功能與信息能量之間可以產生能量旋機,形成大腦思維,然后通過不斷復制、演化、創造和提煉新的信息,使大腦內的信息快速膨脹,信息能量也隨之增大,形成信息能量場,具有能量感應性。這種感應性不斷增強,又產生在大腦中,最終與大腦機能一起合成了具有分辨功能和控制身體功能的意識體,這就是識神。
1.2欲神-一種本能性的欲望所謂“欲神”,泛指人源于其個體生物本能的一類欲求沖動及相應的行為,食、色、性及趨利避害是其主要體現,它與人類的生存和種族的延續緊密相關。從實質上說,此種行為在動物中多為生理性的,是在無意識下引發的,多數情況下,機體能清晰地意識到這類沖動的萌發,并借助意識作出相應調控,同時還伴有某些情緒體驗。
2三神與心身關系層次
心身關系是中醫心理學的理論核心,對機體的健康和疾病的判斷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追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我們不難發現,三神學說對中醫學心身關系和心身結構的構建起到了奠基作用,也為心身疾病的辨治提供了重要的靶點,這主要體現在三神學說與心身關系層次緊密相關性上。
2.1從“身”到“心”關系層次-欲神這是一個低層次的身心關系,在這層關系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要素多是軀體方面的。相關研究也表明,控制這類行為的調節中樞位于古皮層、舊皮層,也稱邊緣前腦。可以說本能性的欲求沖動多為這些系統的功能所控制。然而,傳統理論多認為:“識神”可以誘發或抑制“欲神”。從生理原理來看,則是大腦皮層的感知及意識等活動所伴有的皮層神經電化學反應對皮層下較低層次中樞調控的結果。本質上,這種關系是皮質電化學反應對邊緣系統功能的下行性作用,這是“身”與“身”之間的相互作用。此外,一些醫學家則認為“欲神”亦可以沿著神經通路向上擾亂元神,影響大腦皮層的精神心理活動,但從側重的要點來看,上行性有可能次于并弱于識神對欲神的把握。
2.2從“身”到“身”的關系層次-元神就解剖構造而言,元神與欲神位置接近,不僅包含低層次的內側皮層(邊緣系統)也囊括了腦干、下丘腦等局域結構的調控作用在內。且這些部分主要依賴自主神經系統和內分泌對內臟的功能進行調節。這些功能多是與生俱來的,其調控中樞為邊緣系統。故多認為“元神”是一種神經電化學活動,屬于“身”的范圍,而且這種活動也受到大腦皮層的調節,即所謂“識神”主宰“元神”。因其解剖位置相近,且有的則是同一結構的不同功能,故欲神與識神之間多是緊密關聯的。
2.3最高層次的身心關系-識神識神多被看成是大腦皮層神經電化學活動所產生的感知覺、思維、意識等高級精神心理活動,這些活動多是以皮層下較低層次的腦的活動(亦即元神)為物質基礎,并接受了大量外界刺激后產生的。現代腦科學研究發現,意識、思維、感知覺等精神心理活動是以大腦皮層乃至全腦整體的神經活動為前提而彰顯出來的;皮層下的結構對感受到的神經信息起到了向上傳遞和向下通達的作用,也可以使皮層始終處于覺醒狀態。這些均是思維、意識產生的物質基礎。相關研究也證實,大腦半球后部的皮層和神經電化學活動是直接引起感知覺和意識等心理現象的最終整合部位,而且上述的心理現象則是依靠其余地方的神經活動引起相應部位的大腦皮層的神經電化學活動的最終產物。由此可見“,識神”是心身關系的最高級層次,也是最為錯綜復雜的。由于意識、思維等精神心理活動是在大腦皮層及整個腦部神經電化學活動的基礎上凸顯,故“身”是“心”發生的基礎,而“心”則賴“身”來表達。就這一層心神關系而言,大腦皮質及其活動即“身”是物質基礎,意識、思維即“心”是“身”凸顯的結果。但識神一旦突現,又會對“身”及低層次的心、身產生一定的影響。
心理學論文4900字(一):積極心理學視角下的小學生挫折教育論文
〔摘要〕當前我國小學階段的挫折教育尚不完善,主要表現為兒童承受挫折能力弱,缺乏面對挫折的平穩心態和應對挫折的基本方法。積極心理學視域中積極人格特質的培養和積極情緒體驗的獲得,為小學生的挫折教育提供了理論支持和思路指導。據此,本文提出小學生挫折教育的方法策略,包括引導兒童進行積極的自我教育、積極的挫折預防教育、家校聯合形成教育合力等方式,全方位、高效率地開展挫折教育。
〔關鍵詞〕挫折教育;積極心理學;小學生
當代小學生生活在社會穩定發展的新時代,家庭與學校為兒童成長營造了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學習環境。由于家長和老師的關懷與呵護,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已養成遇到問題就尋求家長老師幫助的習慣,缺乏獨立面對和解決問題的機會和能力。因此,有必要在積極心理學理論的指導下,讓兒童在小學階段感受挫折情境,學會應對挫折事件的方法,具備解決問題的基本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以實現兒童的心靈成長,培養兒童積極向上的情感力量。
一、小學生挫折教育及其不足
(一)小學生挫折教育
美國心理學家阿姆塞爾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的“挫折—奮進”理論認為,在挫折的情況下,人們會更加努力,行為效率也會提高。挫折教育是一種帶有人文關懷性質的教育理念,它是教育人在困難情境中認識自我、提升自我的一種方式[1]。因此,挫折教育可以視作挫折與成功之間的“高速公路”。
綜合來看,挫折教育是基于遭受挫折的主體對挫折事件本身或者是對受挫情境的感受和產生的不同的情緒體驗,引導學生克服困難,培養擺脫困境能力的教育。挫折教育的目的是通過一系列的方式方法來提高學生的抗挫折能力,既包括解決問題的技術技巧,也包括面對問題時平和的心態和積極的情感。兒童受挫之后,在正確方法的指導下能夠獲得個人成長,更加奮進,從而在正確的道路上取得成功。挫折教育的關鍵點在于當兒童面臨挫折情境時,父母和老師要在家庭和學校中為兒童提供及時、恰當的指導,使兒童經歷從挫敗中感到積極情緒體驗的完整過程,從而達到提高抗挫折能力的教育目的。
(二)小學生挫折教育的不足
1.家庭中挫折教育的不足
當前社會,部分家長過分溺愛孩子,尤其獨生子女家庭體現得更為明顯。他們代替孩子處理生活中的一切事務[1]。很多家長只是注重兒童的學業成績,對于孩子綜合素質發展的關注度不夠,兒童自身的個性發展、情緒情感的發展以及社會適應能力的發展自然而然處于不受重視的位置。
由于沒有掌握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沒有養成平和面對問題的心態,因此,當兒童必須獨自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困難時,便會對挫折產生一種恐懼感,缺乏面對挫折的勇氣。在挫折事件發生時,家長僅僅撫慰兒童失落、害怕的消極情緒,而沒有教會兒童面對不同的挫折時如何采取相對應的解決方法,致使兒童解決問題的能力沒有得到提升。家長在幫助兒童面對挫折、解決問題時,安撫兒童的情緒固然重要,但更應該對兒童提供成長性的幫助,使兒童在消極的情境下有積極的發展。
2.學校中挫折教育的不足
目前在小學階段,學校進行挫折教育的途徑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學校開展心理健康教育課程,二是在班級中進行心理健康建設活動。雖然這兩種方法有助于兒童心理的健康發展,但也有弊端。一方面,這兩種途徑都建立在傳統的教學班級的基礎上,而傳統的教學班級人數較多,籠統的心理健康教育課程不能達到最初預想的學習效果。并且,這種集體的心理健康教育很難關注到個體的發展,更不能有針對性地幫助孩子正確面對和克服挫折。另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老師配備不齊,德育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大多是班主任一人承擔,老師難以有充分的精力開展挫折教育活動。
現階段,挫折教育的重點大多還停留在事情發生后的問題解決上,而忽略了挫折發生之前的發展教育,錯過了最佳的教育時期,長遠的教育效果也大打折扣。挫折教育不僅要幫助那些處于挫折情境中的學生,指導其如何擺脫困境求得生存,更要幫助那些處于正常環境條件下的學生,引導其建立積極有效的心理防線[2]。
二、積極心理學及其對挫折教育的指導意義
(一)積極心理學
積極心理學是利用心理學目前已比較完善和有效的實驗方法與測量手段,來研究人類的力量和美德等積極方面的心理學思潮[3]。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人類功能的積極方面,更加全面地了解人們的積極情緒、積極行為和積極的人格特質等[4]。在積極心理的影響下,個體能夠獲得積極的情緒體驗,培養積極的人格特質,提高創造力以及構建積極的組織系統[5]。個體通過找尋生活中有意義的事情,進而從中獲得樂趣,以積極飽滿的狀態投入生活中,才能夠達到更高的幸福水平。
(二)積極心理學對挫折教育的指導意義
在積極心理學的四項基本研究內容中,積極的情緒體驗對于兒童的個性發展以及情緒情感的發展至關重要。積極的情緒體驗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主觀幸福感的體驗,二是心理幸福感的體驗,三是社會幸福感的體驗[6]。主觀幸福感是人們可以自我感受的對于過去發生事情的滿意度體驗,對未來探索新鮮事物有好奇心以及對現在所處環境的快樂體驗。心理幸福感體現在,人們可以接納既有積極一面也有消極一面的完整的自我;對自我的行為有執行力和控制力;建立友愛的、和善的、積極的人際關系。社會幸福感指的是人們可以適應并且融入社會環境中去,在社會群體中有存在感和認同感,對社會的持續發展有信心并且能夠參與到社會發展中去的積極情感。
兒童積極情緒的發展既可以通過積極人格特質的培養得到實現,也可以從生活經歷的成功事件中得到實現[7]。常常被人們忽略的挫折事件作為一種生活經歷,會給人們帶來更加強烈的情緒體驗,真正的自信來源于克服困難之后的成功體驗[8]。失敗、受挫的經歷帶給兒童的直接情緒往往是消極的,但是如果此時父母和老師給予其關懷和愛護,并幫助兒童找到失敗的原因,有助于兒童更好地完善自己并獲得成長。從最初的消極情緒體驗轉變到積極的情緒體驗,挫折事件帶給兒童的不僅僅是快樂的體驗,還有樂觀、勇氣和毅力等更多積極的情感。因此,挫折事件是兒童成長道路上的寶貴財富,由此體驗到的積極情緒也成為人們增強主觀幸福感所必須擁有的情緒能力。
三、積極心理學視角下的小學生挫折教育的方法
(一)引導兒童進行積極的自我教育
在遇到挫折與困難時,兒童常常會陷入自我懷疑中,“我為什么總是做不好?”“我怎么這樣笨呢?”等自責、懊惱的消極情緒困擾著他們。這種消極情緒會降低兒童戰勝挫折的勇氣和信心,而自我教育則會幫助兒童正確認識挫折,增強戰勝挫折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教育就是受教育者根據社會和自身發展的要求,積極發揮主體的自主性,有意識地把自身作為教育對象,為提高自我素質而進行的教育活動。自我教育包括自我評價、自我激勵、自我調控、自我監督、自我改造,充分體現了個人道德修養的自覺能動性[9]。
應加強引導兒童自我教育,學會接納完整的自我。在引導兒童進行自我教育過程中,使兒童逐漸了解到自身的優勢與不足,進而有意識地進行自我調控和自我改造,接納既有積極一面也有消極一面的自己。家長和老師協助兒童學會從消極和積極兩方面分析挫折事件,加強對挫折事件兩面性的認識,引導其不僅看到事情本身的難點,更要看到克服挫折之后的自我的成長點。引導兒童重點關注挫折的成長點,并協助其抓住成長契機自我發展,增強兒童的自我效能感,培養其真正的自信。
加強引導兒童自我教育,使其提高抗挫折能力。在日常的學習生活中,兒童隨時有可能遇到挫折,重要的不是想方設法避免遇到挫折,而是如何去對待挫折。正確地對待挫折,要培養兒童積極的自我評價意識,提高解決問題的自我效能感,使其相信自己擁有戰勝挫折的能力。小學生的自我意識在入學后加速發展,自我評價的能力也進一步發展,從順從別人的評價發展到有一定的獨立見解,自我評價的穩定性增強[10]。當陷入自我懷疑、自我否定的情緒中時,家長和老師要及時引導兒童關注事物的積極方面,不斷對兒童進行積極的心理暗示,使其逐漸學會自我激勵和自我調控,進而調整好面對挫折的心態,學會以積極的情感來扭轉消極的心理狀態,提高抗挫折能力。
(二)積極的挫折預防教育
積極心理學的研究發現,培養積極人格特質是挫折預防教育的有效手段。積極的人格特質猶如一層具有彈性的保護膜,在個體遇到挫折等消極事件時,能夠維持個體心理狀態的穩定性,助其以從容、平和的心態解決問題。由于小學階段是兒童性格形成的關鍵期,因此,在該階段培養兒童積極的人格特質,可以有效地進行挫折預防教育。積極情緒能夠促進積極人格特質的培養,而積極情緒是可以培養也是值得培養的,它不僅代表著人們情緒感受的狀態,也是一種隨著時間推移而實現心靈成長和改善幸福感的手段[11]。通過激發兒童積極的心理潛質,對樂觀、勇氣、熱情、自信等積極情緒進行強化和及時的積極反饋,進而培養其積極的人格特質,能增強面對挫折時的心理承受能力。人們對于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的主觀感受影響著幸福感體驗,通過提高積極情緒體驗能增強主觀幸福感。因此,積極情緒的不斷發展能促進積極人格特質不斷完善,進而能夠有效開展挫折預防教育,實現兒童的心靈成長。
挫折預防教育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創設挫折情景,引導兒童積極思考解決方法。積極心理學認為,每個人都有積極的力量和向積極狀態發展的潛力,教育則可以挖掘這種潛力,更好地培養人。老師在挫折事件發生之前給兒童設置挫折情境,通過語言、文字、圖片、視頻等方式讓兒童感受挫折情境,并引導兒童積極思考,尋找克服挫折的方法。之后,每個人將自己想到的方法與同伴交流,尋找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決方法。通過不斷創設學習、生活中的挫折情境,提高兒童的抗挫折能力。同時,鼓勵兒童參加實踐活動,敢于直面挫折,在實踐中尋找最適合自己認知方式和行為特點的解決方法,學會自我調控情緒,將內在的潛力挖掘出來,發展出應對挫折的能力。由此,促進兒童在逆境中體驗積極情緒,在挫折中發現積極意義,久而久之便形成開闊的胸襟,使其具有積極情緒反應,擁有更強的能力以戰勝挫折。
通過積極人格特質的培養和創設挫折情境的方法,可以將以往以補救教育為主的方式轉變成為以逐漸滲透、循序漸進的途徑為主的挫折教育方式。在挫折發生之前,通過創設挫折情境,使兒童掌握解決問題的可行方法,以提高挫折預防教育的有效性。
(三)家校配合及時干預
家庭與學校是小學階段兒童主要的活動空間。根據親子依戀關系理論,學齡期兒童對父母有較強的情感依賴,父母的愛能給兒童戰勝挫折的勇氣和信心,父母的言行舉止影響兒童的認知判斷和行為選擇。因此,學校與家庭應緊密配合,共同幫助兒童健康成長,提高抗挫折能力。
兒童的情緒表達和行為表現方式與成人有所不同,父母與老師應耐心地觀察兒童,運用適合兒童接受的方式進行溝通。瑞吉歐教育系統非常強調教師作為“兒童的觀察者”的重要角色,要求教師對兒童的行為進行解碼[12]。通過解碼分析能夠更好地了解兒童行為,使父母與老師能有序、細致地觀察兒童。細心觀察是父母和老師對兒童進行挫折干預的前提和基礎,恰當的溝通是挫折干預的有效手段。由于兒童第二信號系統尚未發育完全,肢體語言的運用會增加溝通的有效性,因此在與低年級兒童溝通過程中,豐富的肢體語言能使交流更加準確、靈活。
充分挖掘家庭、學校的積極教育功能,雙方共同努力形成教育合力,可以高效率的手段對兒童展開一系列挫折教育,培養學生面對挫折積極樂觀的心態,維護身心健康,建立穩固的兒童心理健康教育體系[13]。
四、結語
學齡期是心理發展階段中性格形成的關鍵時期,也是兒童逐漸學會獨自面對挫折、解決問題的過渡期。在兒童身心發展過程中,一方面,通過積極引導兒童進行自我教育,幫助兒童接納自我,提高戰勝挫折的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通過創設挫折情境,培養積極人格特質,對兒童進行挫折預防教育,使其掌握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最后,家校應該聯合形成教育合力,在積極心理學的理論指導下,全方位、高效率地開展挫折教育。
心理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心理學視野下中學班主任工作策略研究論文
【摘要】中學階段,學生的心理特征和行為方式出現了全新變化,對班主任開展班級管理工作提出了諸多新要求。為此,班主任除了要掌握全新知識和技能,也要從中學生的成長特征和心理習慣出發,積極創新工作理念。在立德樹人的背景下,班主任要將心理學與日常工作、社會實踐和校園文化建設等各個環節相融合,充分發揮心理學的指導優勢,實現班級管理與學生培養的全面融合。本文分析心理學對中學班主任工作創新的相關啟示,從細處關心、全體成長等多個視角探究心理學視野下中學班主任的工作策略。
【關鍵詞】細處關心;全體成長;心理學;中學班主任;工作策略
心理學在現代教育體系中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班主任理解并熟練應用心理學理論,深入學生成長內心,構建高效互動溝通機制,有利于針對性地解決學生學習成長難題,培養學生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質。與傳統的班級管理方法不同,利用心理學指導班級管理,能讓班主任有效轉化思考立場,更好地理解學生成長、學習存在的具體難題,為學生提供細致入微的優質服務,切實提升中學班主任的工作水平,實現全體學生成長的預期目標。
一、心理學對中學班主任工作創新的具體啟示
班主任工作是一項內容復雜、類型多樣的重要工作,傳統班主任工作對學生心理變化缺乏充分了解,影響了班級管理實效。因此,系統化應用心理學,幫助班主任掌握科學的工作方法,以藝術化的策略和思維來處理班級管理工作,從本質上拉近了師生關系,改善班級管理效果,為中學班主任開展班級管理工作提供新的有效啟發。
(一)細處融入,為學生全面成長提供有效指引
在中學教學管理工作中,班主任承擔了重要職責,既需要全面了解學生學習成長動態,也需要及時收集學生學習成長的各種問題,通過及時有效干預、科學合理引導,為學生健康成長提供有效引領。但受認知局限和管理精力等因素影響,以往班主任主要關注學生是否違紀、是否存在困難等問題,缺乏對細節的有效考慮。在心理學視野下,要求中學班主任從學生的心理特點和內在思維出發,通過關注班內學生的細節問題,為學生全面、健康成長提供有效指引。
(二)全體成才,為學生共同成長提供有效幫助
以往中學班主任工作主要采用“抓兩頭”的管理思維,即重點關注班內“學困生”和“優秀學生”,缺乏對班內全體學生的充分考慮,未能真正發揮班主任的應有職責。在心理學視野下,要求班主任關注班內每個學生的成長需求,打破了傳統班級管理局限,使班內全體學生均能獲得應有關注和指引,符合當前中學教育改革的“生本理念”要求。
(三)正面指引,為學生健康成長提供有效指引
傳統班主任工作實施“問題導向”,即采用“收集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管理思維,多關注學生學習成長的負面因素,對學生幸福感、成就感和責任感等積極理念培養缺乏有效關注,影響了學生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從心理學視角開展班主任工作,既關注學生的消極情緒,也重視挖掘學生的成長潛能和積極情緒,通過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勇氣和積極心態,使學生的心理品質得到根本性改善。
二、心理學視野下中學班主任的工作策略
在心理學指引下,中學班主任管理班級活動不再是傳統的“被動應對”,而是主動關注的新思維。因此,班主任通過塑造正面形象,規范個人行為,聚焦學生成長的細節,關注全體學生成長需要,從而為學生提供有效指引和精準服務。
(一)完善基礎:營造積極樂觀的班級管理環境
從心理學視角看,環境對學生日常學習、生活有直接影響。因此,班主任想要有效改善管理效果,提高管理質量,需要為學生創造溫暖、生動的教學環境。第一,班主任要結合學生特點和班級特色,融入學生興趣、愛好等積極心理導向,為班級管理打造積極、溫馨的氛圍環境。比如,利用班內墻面為學生表達情緒、展現自我提供空間,為師生溝通開啟新平臺。第二,班主任要針對學生的學習需求,調整師生關系,營造班級管理柔性氛圍,引導學生獲得愉悅體驗。通過尊重學生需求、鼓勵學生的積極行為,塑造良好的班級文化。比如,在開展班級管理時,構建學生合作、相互尊重的學生協作管理模式,有效改善班級管理機制。
(二)夯實力量:重視選拔學生干部,消除班主任與學生的心理差距
學生干部是班主任開展班級管理工作的重要輔助,也是對學生學習成長產生“潛移默化”影響的關鍵力量。在心理學視野下,班主任開展管理工作時,要重點發揮學生干部的主體作用,充分發揮學生的溝通優勢,有效收集學生的心理問題和實際需要,切實提高班級管理的科學性和針對性。班主任要重視選拔負責任、善溝通的學生干部,通過傾聽學生干部的相關建議,消除班主任與學生之間的“心理”差距,有效解決班內學生學習管理的各項問題。此外,重視激發班主任管理班級的效能感和成就感,尤其要消除班主任的“疲憊”心理。要以自我效能理論為基礎,重視改善班主任的工作態度,加大精力投入,通過品讀班級管理的幸福感與成就感,使班主任實現個人價值與工作價值的全面融合。
(三)關注細節:結合心理學方法,關注學生學習成長的各環節
細節是班主任開展學生管理工作的基礎,也是班主任工作的普遍“短板”和薄弱項。因此,在心理學指引下,中學班主任創新管理工作要立足學生的心理特點,關注中學學生心理多樣性,重視探究學生學習成長中的細節問題,為學生全面成長提供全方位的有效指引。班主任要重視利用觀察法、交談法等多種心理學方法,真正融入學生內心,有效收集和把握學生成長過程中的細節問題。班主任要以學生心理特征為基礎,關注學生的內心變化,了解學生的具體需要和個性化心理特征,掌握學生內心的真實需求,提升班級管理工作的針對性和全面性。同時,班主任要將心理教育貫穿于學生培養的全過程,通過將心理教育與班主任工作、班級活動、校園文體、社會實踐有機結合,充分發揮心理溝通優勢,以多種途徑、多個平臺高效開展班級管理。
(四)全體成長:優化師生關系,關注學生的差異化需求
在心理學指引下,班主任開展班級工作時,要尊重學生的獨特需求和個性化需要,制定面向全體學生的差異化管理方案,通過實施“因材施教”的學生管理思維,真正實現班內學生全體成長。首先,班主任在創新班級管理機制時,需要從構建全新、高效的師生溝通關系出發,通過遵循中學班級工作規律,掌握溝通藝術,全面了解學生成長心理,培養學生熱愛生活,有效對接班內學生成長學習過程中的各項需要,引導學生養成愛學、樂學的積極心態。其次,班主任要學會使用各種科學、合理的心理學理論,發揮心理學的指導優勢。班主任要理解并熟練應用“羅森塔爾效應”,為班級管理設定合理期望,認可班內所有學生,對全體學生學習成長給予充分信任和行為指引。要合理應用“關愛心理”,重視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成長愿望,使學生真正成長為班級管理的“核心”。最后,班主任要形成正確的班級管理心態,充分尊重學生差異化、個性化的學習需求。中學階段是學生心理變化、習慣培養的重要時期,班主任要從學生心理變化的特征和規律出發,綜合考慮學生的心理認知能力,實現班主任工作與學生健康成長的全面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