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水平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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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范文第1篇
關鍵詞：旅游業 區域差異 協調發展
一、江蘇省旅游業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江蘇省旅游業發展現狀
近年來，江蘇省旅游業的發展可謂突飛猛進，旅游總收入從2001年的744.1億元增長到2007的2826.90億元，短短7年之中旅游總收入增加近3倍。全省旅游增加值從2001年的296.2億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49.50億元，增長幅度之大有目共睹。到2007年為止，全省旅游生產總值已經占到生產總值的4.9％。2007年，全省各類旅游景區接待游客3.2億人次，同比增長15.5％，年游客接待量100萬人次以上的景區達到了68個。旅游度假區經營管理取得新進展，2007年全省7個國家級、省級旅游度假區共接待游客2137.5萬人次，同比增長7.2％：實現營業收入46.2億元，同比下降10.7％：招商項目203個，合同金額67.7億元，其中外資5.6億元。2007年，全省公路、鐵路、水路、航空等各種運輸方式完成旅客運輸量187240.54萬人次，比上年增長16％：旅客周轉量1596.06億人，公里，比上年增長16.8％。
(二)江蘇省旅游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據2007年江蘇省旅游業年度報告提供的統計數據，國內旅游收入全省排名第1、第2的蘇州(570.34億元)和南京(526.03億元)，分別是排名倒數第1、第2的宿遷(17.99億元)和鹽城(56.01億元)的31.7倍和9.4倍：旅游外匯收入位于全省第1、第2的蘇州(88916.27萬美元)和南京(80763.71萬美元)是位于全省末1、2位的宿遷(1188.18萬美元)和淮安(2229.57萬美元)的74.8倍和36.2倍。從以上兩組數據的對比不難發現，在江蘇省旅游快速發展的背后，存在著巨大的區域發展不平衡性。研究和協調這種旅游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顯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一)江蘇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定量研究
區域旅游經濟的測度必須基于一定的指標，而且所選取的指標必須能反映各個區域旅游經濟的整體狀況，從經濟角度研究旅游，可選取的指標主要有旅游外匯收入、國內旅游收入及旅游總收入等。指標的選取要保證數據的可獲取性與區域間的可比性。由于各地級市旅游外匯收入和旅游總收入的基礎數據較難獲取，本文選取各地級市的國內旅游收入來表征各市旅游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區域差異有絕對差異與相對差異兩種。絕對差異表示經濟總量方面的差異，會受物價水平、量綱的影響，因而不同時點之間可比性較差。相對差異本身是個比值，沒有量綱，因此不受時間等因素的影響，具有廣泛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標準差(St)與變異系數(Vt)分別測算區域旅游經濟絕對差異與相對差異的總體變化情況。
St=[∑(Yti-Yt)2]1／2 (1)
Vt=St／Yt (2)
式中，Yti是第t年第i個城市的國內旅游收入，N為省內地級市個數，Yt為各地級市平均國內收入。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市際差異。為了便于區域之間對比，平均國內旅游收入通過計算各地級市國內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1998―2007年江蘇省各地級市旅游經濟差異總體變化水平計算結果見下表和圖。
上表與圖顯示：1998―2007年，各地級市旅游經濟絕對差異呈逐年遞增之趨勢，從1998年的26.93上升到2007年的178.74，增長了563.72％，年平均增長率達到了56.37％。相對差異在1998―2002年期間，除了2000年稍有回落，基本呈現出逐年增長之態勢，之后的2003―2007年5年中，相對差異穩中有升，但基本處于一個相對平穩的狀態。由此可見，近10年來，不管是絕對差異還是相對差異，江蘇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都存在擴大之勢。如何縮短日益擴大的區域差異，做到區域之間協調發展便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區域旅游協調發展對策
(一)加強區域之間的旅游協作
要縮短江蘇省各區域之間的旅游發展差異，加強區域之間的協作是很重要的一條途徑。區域協作是指江蘇省內不同地區之間的旅游經濟主體按照一定的章程、協議或合同，將各類資源在地區之間重新配置、組合，以期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以及生態效益的旅游經濟活動。區域協作的內容主要包括：區域旅游發展戰略的共同制定、旅游資源的重組和共享、旅游產品的更新與提升，區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客源市場的共同開拓與互換、聯合促銷，旅游企業之間的優化組合以及區域旅游形象的構建組合等。
(二)揮蘇南的輻射作用，帶動蘇中、蘇北的旅游發展
從上文的分析結果看到，旅游經濟發展水平位于全省前3名的分別是：蘇州、南京和無錫，而且這3個城市遙遙領先與省內其他城市。從空間的角度上看，江蘇省旅游發展水平向蘇南集聚的態勢非常明顯，而且從城市貢獻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蘇州、南京、無錫3市在全省的旅游經濟貢獻率分別達到了23.04％、21.21％和16.13％。三者貢獻率總和占全省的60.38％。由此可見，江蘇省整體旅游經濟的發展水平是由蘇州、南京、無錫等蘇南幾個大城市的旅游發展所帶動的。作者認為，要縮短不同區域之間旅游經濟的發展差異，應通過寧鎮揚和蘇錫常所構建的沿江黃金旅游帶的輻射效應，以沿海、沿江兩軸來帶動蘇中、蘇北地區旅游業的發展。最終實現江蘇省旅游業的協調發展和整體水平的提升。當前應特別注重發展蘇中、蘇北地區的國內旅游。
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范文第2篇
關鍵詞:縣域經濟;空間差異;量圖分析法;長春市
中圖分類號:S-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0)-10-0001-2
0 前言
縣域經濟是一種行政區劃型的區域經濟,它以縣城為中心、鄉(鎮)為紐帶、農村為腹地,是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的連接樞紐,在經濟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h域經濟的發達與否最能反映出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縣域經濟越發達,城鄉二元結構越不明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縣域經濟差異的擴大也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已成為急需關注的熱點問題。
1 區域概況
作為全國的大城市之一,長春市的城市發展方式已經由集聚型向擴散型轉變,城市空間的迅速擴展,大都市化地域的逐步形成,城市區域化的進程加快,并將逐步納入全球城市體系,承擔特定的國際產業地域分工職能。長春市的產業職能轉向重點發展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的新興產業和現代第三產業,使長春市成為吉林省乃至東北地區的高新技術產業創新和擴散源地。
2 研究方法與指標確定
2.1 研究方法
量圖分析法也稱加權指數法。1971年,德國曾采用此方法來劃分貧困區,并且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本文中應用此方法來對長春市縣域進行區域經濟水平分區,并分析區域經濟水平的差異,從而判斷其經濟發展水平的類型。
2.1.1 選取指標 在選取指標的過程中,量圖分析法為了避免被選指標對于系統整體特性反映能力不強以及關鍵因子被屏蔽進而影響評價,通常選取反映區域經濟水平的最基本指標,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操作性、可獲性和可比性,并不構建復雜的因子體系。本文分析中選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元)(j1)、國內生產總值較上年增長比率(%)(j2)、人均地方財政收入(元)(j3)、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元)(j4)、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元)(j5)、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元)(j6)、醫院、衛生院的床位數(張)(j7)、城鎮化率(%)(j8)等8個指標。
2.1.2 確定各指標的中等組的數量變化范圍計算 區域第j指標的平均值計算公式為:
(公式1)
式中i=1,2,3……N,N―所研究的地區個數;j=1,2,3……M,M―所選取的指標個數;yij―第i地第j指標的權值;Yij―第i地第j指標的另一相應值;xj―區域第j指標的平均值。
第j指標的均方差計算公式為:
(公式2)
式中σj―均方差;xij―第i地第j指標的值。
計算第j指標的中等組的數值變化范圍的計算公式為:
(公式3)
2.1.3 各指標劃定 根據中等組的數值變化范圍,將每一指標分成優、中、劣三等。一般,當第i地第j指標的數值位于該指標中等組上限和下限之間則為中等,高于中等組上限則為優等,低于中等組下限則為劣等;
2.1.4 各地各指標的等級評定 依據各個指標的優、中、劣等級的數值范圍,對區域各地各指標的等級給予評定;
2.1.5 各地區域經濟發展的特征評價 根據各地所得優、中、劣指標的數目,評價各地經濟發展特征類型,分為三個層次:先進、中等和落后。凡是得優指標數大于或等于中和劣指標數之和者為先進;得優和中指標數之和仍大于或等于得劣指標數者為中等;凡是得劣指標數大于優與中指標數之和則為落后。
2.1.6 判斷指標選取的合理性和評價的可靠性 判斷指標選取的合理性和評價的可靠性,通常用判斷系數來衡量,判斷公式為:
(公式4)
式中 K―判斷系數,當K85%,說明評價是可靠的,可以根據所選指標對各地經濟發展特征進行評價、分類和區別;
2.2 分析與結論
根據各項指標及其對應的數值,來進行系統的計算,得出表1的結果,由于長春市所轄的市縣數量較少,因此在指標分析時也帶來一定的難度,綜合各種計算結果,根據表2,其中K=86.23%>85%,即量化指標選取合理、有效,評價結果可靠、有意義。
資料來源:根據《吉林統計年鑒》2008 ,2009整理而得
按照量圖分析方法,參照長春市域各縣的經濟發展水平現狀,將4個市縣分為先進、中等、落后3大類型,即九臺、德惠二市屬于先進類型,農安、榆樹二市屬于落后類型。
農安縣和榆樹市在整體上處于落后狀態,在八項指標中大部分處于劣勢,而九臺市和德惠市則處于先進狀態,各項指標均達到較高的水平,經濟呈穩固發展態勢。
3 長春市縣域經濟空間差異的成因分析
農安縣j1-―j6均處于劣勢,j7處中等態勢,j8則較高。由此可以看出,農安縣的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發展速度和潛力相對較差,擴大再生產能力不理想,縣區內居民生活水平不高,購買力差,與之相反的是基礎設施情況良好,投資環境理想,鄉村建設成績顯著。造成以上情況的原因是由于農安縣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較大,相對應的人口科學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創造收益的能力相對較弱。
九臺市的指標中除j6較低外,其他指標均較優秀。整體來看,九臺市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生活環境良好。這些現象一方面要歸功于居民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九臺市獨特的區位條件。
榆樹市則除j6較高外,其他指標均處于劣勢。從上述指標來看,榆樹市的經濟發展,無論在潛力和速度上來說都極為落后,居民的生活水平相較于其他三市而言,處于一個不利的狀態。
德惠市的j1―j6均處于中等,j7、j8則處于劣勢。可以看出,德惠市的經濟發展健康穩定,各項指標均呈向上的發展態勢,居民生活條件良好,基礎設施健全。德惠市是目前長春各縣市中的發展是處于領先地位的,這又與其自然條件密不可分。
4 長春市縣域經濟空間差異的對策與建議
4.1 利用地方資源優勢,發展區域特色經濟
從各縣市的資源優勢出發,形成特色的經濟,并以此為基點,逐步形成區域經濟的規模,利用產業結構調整和本地資源優勢,發揮、創造潛在資源優勢,優化潛在優勢要素的配置,依托市場,推動縣域經濟的跳躍式、跨越式發展,利用城市工業化帶動產業化,促進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縣域經濟的全面發展,不斷優化自身機制。充分利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效應,抓住國際產業轉移和國內沿海發達地區資本擴張的有利契機,發揮土地、資源、勞動力等比較優勢,主動承接國際國內資本技術和產業轉移,吸引更多的企業和各類生產要素進入縣域經濟。
4.2 轉變政府觀念和職能,引進外部生產要素
長春市各市縣經濟發展的落后,也是思想觀念轉換慢,改革開放不足的結果。為此,各市縣要敏銳的發現經濟發展的各種機遇,樹立運用市場經濟運作和管理經濟的新觀念;破除狹隘的地方觀念,樹立大開放的市場觀念;主動出擊,抓住良好發展機遇;樹立人力資源愈豐厚、數值愈高,愈有利于吸引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投資的觀念;加強對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制度,用更優惠的政策、更寬松的用人環境和更靈活的用人機制,廣泛地吸收高層次人才,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軟環境,全面促進各市縣經濟的發展。
4.3 重視科技教育事業,加強人力資源建設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業科技教育事業是縣域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推進農民從業素質教育,建立和完善科技推廣服務體系,轉變基層政府機制,穩定和發展農業科技隊伍,開展科普教育和科技下鄉服務活動,傳授技術成熟、效益穩定的農業科技知識,推廣實用技術,形成多方位、多層次的科技培訓體系,指導培訓廣大勞動農民獲取農技知識,掌握科學務農技術,成為能工巧匠和生產經營的帶頭人。正確引導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從事產品的儲運、加工、銷售及其他農業生產型以及城市生活型服務行業。與此同時,在充分發揮落后地區現有人才作用的基礎上,采取積極的鼓勵措施,吸引各類人才參與落后地區的開發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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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范文第3篇
關鍵詞：區域經濟 經濟發展水平 評價體系 層次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8-0150-03
引言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① 全國各地區的經濟面貌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由于各自經濟發展起點和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原因，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差異。對于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而言，如何真實反映地區間經濟發展差異已經成為經濟研究的重點。
中國目前主要應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對中國及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進行評價，其核心指標是GDP。但是經濟總量并不能完全概括經濟發展的內涵，因而在衡量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差異上GDP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真實反映區域經濟發展差異。
本文將應用層次分析法從經濟發展內涵出發建立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該評價體系能更為全面、真實的反映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并且通過對2008年統計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到中國各地區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同時，以評價得分為依據，對中國31個地區經濟發展類型和階段進行分類，并從中得到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特點。
一、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的建立
（一）評價體系的理論基礎
為評價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本文將利用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構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該方法主要依據決策者的主觀判斷，對決策進行量化描述，較多應用于結構復雜且指標不易量化的評價問題。由于經濟發展內容廣泛且不易從單一指標度量，因此本文將應用此方法，從經濟總量、經濟結構、制度水平、創新水平等四個方面進行構建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
1.經濟總量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體現，也是國際上較為公認的經濟發展度量指標，因此在我們的評價體系中，包含這一指標。這里度量經濟總量沿用現在國際主流標準，即地區生產總值（GDP）。
2.根據經濟增長結構理論，經濟結構變化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比如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消費結構和分配結構等方面的變化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同時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其中產業結構主要體現地區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就業結構用來說明地區勞動力需求大小，消費結構用來體現地區居民消費能力和市場潛力，分配結構則用來衡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3.制度對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可以有效保護產權的制度不但可以促進有效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投資，而且可以進一步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發展。自1978年，中國的經濟制度在所有制、市場和開放水平等方面均發生了顛覆性變化，因此我們必須將經濟發展與制度聯系起來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一個標準。
4.經濟增長與發展離不開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并且根據Krugerman（1993） 和Young （1995）的研究，技術進步恰恰是很多新型產業國家經濟發展和能否持續獲得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因此，為了衡量不同地區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我們將創新能力作為一個主要的經濟指標，而創新能力的獲得恰恰源于對人才的培養和對科研的投入。
（二）評價體系的建立
根據以上對于評價體系的理論描述，主要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指標及計算公式（如表1所示）。
目標層A：以經濟發展水平為核心，逐層構架系統的，有層次、有邏輯的評價體系。
子目標層B（4個）：是在整體上把握體現經濟發展水平的四大方面，即經濟總量水平、經濟結構水平、制度水平和創新水平，從定性角度對經濟發展水平進行整體的把握。
過渡層C（11個）：在四大準則的基礎上，對各個準則進行擴展，更詳細的概括出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使得整個評價體系更全面和系統，連接定性指標與定量指標。
指標層D（15個）：以11個要素為基準，指標層采用具體化可測的指標數據，使指標體系從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進行轉變，使評價體系更具有說服力。
（三）評價結果的形成
形成該評價體系評價結果的主要步驟依次是構建判別矩陣并通過一致性檢驗、得出15個指標層指標權重、無量綱化31個省份2008年原始數據以及利用公式得出評價結果。
1.根據層次分析法構建判別矩陣。層次分析法的判別矩陣是根據九級標度①將本層次要素Ai和Aj相對于上一層次的要素Ck（k=1…m）按重要程度進行兩兩比較構造而成。同時，判別矩陣必須通過一致性檢驗，② 即CI0.1，則說明判別矩陣未通過一致性檢驗，必須調整判別矩陣的標度。
2.確定指標權重。根據通過一致性檢驗的判別矩陣，利用YAAHP層次分析法計算軟件，得出指標層15個指標的權重。
3.對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得出評價結果。由于需要用不同性質的指標來反映評價對象的不同側面和特征，因此指標體系中有定量指標、定性指標、絕對指標（數額）和相對指標（比率）。為了能夠在指標間建立起統一的計算、比較準則，需要將所有的指標進行轉化和無量綱化處理，使指標轉變為與權重表達相同的以百分數表示的無量綱的相對指標，進而進行加總處理。
具體的無量綱化的方法是標準化方法，即處理后的各指標的標準差為1，均值為0，使得處理后的數據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不與指標權重產生重疊。應用公式③得出最終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結果。
二、實證結果及分析
對中國2008年31個地區15個指標層數據運用SAS軟件進行標準化處理后結合注釋①中的公式得到中國31個地區（除港、澳、臺）的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結果[6]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9》、《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2009》、《中國工業統計年鑒2009》、《中國經濟貿易年鑒2009》、《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09》）。
（一）評價結果有效性檢驗
作為重要的發展指標，人均GDP一般被用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本部分為了評價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是否有效，將人均GDP和此評分結果做相關性檢驗，若相關系數達到0.5以上，且P值小于0.01，則說明，該評價體系的評價結果是有效的。
運用SAS對此評價體系的評價分數和人均GDP數據的標準化后并進行相關性檢驗，得到相關系數R=0.5842，P值=
0.000559
（二）評價結果分析
根據得分結果，可簡單的將中國31個地區分為五部分：①第一部分（得分1~1.5）為廣東、江蘇；第二部分（得分0.5~1）為山東、浙江、上海；第三部分（得分0~0.5）為福建、北京、河南、河北、遼寧、湖南；第四部分（得分-0.5~0）為湖北、天津、四川、廣西、安徽、云南、重慶、山西、江西、貴州、內蒙古、黑龍江、新疆、吉林、山西、甘肅、寧夏、海南；第五部分（-1~-0.5）為青海、。
從分類結果上看，中國各區域經濟發展存在明顯差距，經濟發展最強的廣州和最差的之間相差了2.5分。同時，經濟較發達（得分大于0.5）地區僅占全國的16.13%，經濟不發達地區得分小于-0.5）僅有兩個，占總數的6.5%。中國60%地區經濟發展具有較大潛力（評分結果介于-0.5~0之間），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會對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發揮重大作用。
結論與討論
利用層次分析法建立經濟發展評價體系，使定性的問題定量化，過渡自然。建立該評價體系的數學方法為運籌學的層次分析法，簡稱AHP。該分析方法是將難于選擇的定性問題，通過建立較主觀的判別矩陣得出各指標的權重，即重要程度，再與進行無量綱化（標準化）后的指標數據進行加權得出評價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判別矩陣的一致性檢驗和不同單位級的無量綱化（標準化）保證了評價結果的準確性。
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評價體系具有一定的應用價值。該評價體系從四大方面，15個指標對經濟發展整體進行描述，使得評價結果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再者，可以通過對15個指標數據的深度分析，得出自身在經濟發展中的優勢和劣勢，制定符合自身經濟發展特點的政策，進而揚長避短，經濟取得更好的發展。
但是，由于層次分析法的基礎是較為主觀的判別矩陣，所以該評價體系的評價結果也存在一定的主觀性，不能達到完全的客觀。若想該評價體系具有更廣泛的說服力，就必須使得判別矩陣的主觀性削弱，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構造判別矩陣時，廣泛聽取專家的意見獲得大部分人的認可。若能克服掉主觀性對于指標權重的影響，那么該評價體系會取得更大的發展，可以進一步的應用到各省對于未來經濟發展政策的設計，投資方向的選擇和對各省各地市經濟發展水平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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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范文第4篇
摘要：本文選取1998-2007年陜西省10個地級市的旅游綜合收入作為主要指標，對陜西省旅游經濟的時空差異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1)陜西旅游經濟絕對差異不斷擴大但相對差異逐漸縮??；(2)空間差異顯著但呈現均衡化的演變趨勢。進一步的研究顯示了旅游資源稟賦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是陜西省旅游經濟差異形成的主導因素，表明了陜西省是資源和區域經濟雙重依賴型旅游經濟。
關鍵詞：旅游經濟；時空演變；經濟差異；陜西
一、序言
旅游業是兼具經濟、社會功能的綜合性產業，關聯度大、帶動性強，對國家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對外交往以及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旅游資源、社會經濟等條件差異，旅游經濟呈現出區域差異性，認識和研究這種差異對于優化旅游產業的空間結構，制定有效的區域旅游策略，促進旅游業持續協調發展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旅游經濟差異作為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中的一種經濟與社會現象，其研究成果還相對較少。研究內容主要側重于旅游經濟差異的時空演變特征、影響因素及其定性分析等；研究尺度主要是基于省級行政單元的全國范圍內以及三大地帶間大尺度旅游經濟差異研究，少數是關于東部省級行政單元內部旅游經濟差異研究，西部地區省級行政單元的旅游經濟差異問題研究則更少。
陜西省是我國旅游資源非常豐富的省份之一，旅游資源單體總數為9972個，其亞類共有29個，占旅游資源分類國家標準規定的亞類31個的93.55％。與此不相適應的是，2008年陜西省國內旅游收入561億元，旅游外匯收入實現6.6億美元，入境旅游接待僅排在全國第14位，西部第4位①，旅游經濟較全國平均水平相對滯后。為此，本文從時間和空間角度研究陜西省旅游經濟差異的演變特征、揭示其形成機制，以期為陜西省制定有效的區域旅游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 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陜西省10個地級市作為基本研究單元，陜北(榆林、延安)、關中(西安、咸陽、寶雞、渭南、銅川)和陜南(漢中、安康、商洛)作為三大研究區域。考慮到資料的獲取性和可比性，研究時間段選取了1998～2007年連續時間序列；由于旅游外匯收入、國內旅游收入指標較難獲取，本文以旅游綜合收入為主要數據指標。所有數據資料來源于對應年份各地市的統計年鑒和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 研究方法
表述旅游經濟的時間差異程度，本文采用了標準差和變異系數。標準差是樣本中各變量值與其均值離差平方和均值的算術平方根，能夠全面地反映區域之間的絕對差異程度；變異系數(即標準差系數)是用樣本的標準差除以樣本的均值來計算的，能夠全面地反映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相對差異程度，和標準差相比更具可比性。
表述旅游經濟的空間差異程度，采用區位熵進行衡量。區位熵即專門化率，該指標能反映某一區域要素的空間分布情況，以及某一區域在高層次區域的地位和作用，更能清晰地反映各研究樣本對于整體樣本的差異程度。公式如下：
其中，Q為某區域i部門對與高層次區域的區位熵，di為某區域i部門的有關指標，Di為高層次區域i部門的有關指標，n為某類產業的部門數量。
三、旅游經濟時間差異的演變特征
1 絕對差異程度不斷擴大
從標準差的衡量結果來看(見圖1)，陜西省旅游經濟差異10年中總體上不斷擴大。標準差從1998年的30.04增加到2007年的77.55，增長了158.2％，絕對差異擴大程度非常明顯。在排除了2003年“非典”的影響后，陜西省旅游經濟絕對差異擴大分為兩個過程：1998～2005年為平穩擴大階段，因為標準差的增長值均未超過10；2006年之后出現急劇擴大態勢，2007年的標準差值比2006年高出17左右。總體呈現出先穩后快的演變軌跡。
2 相對差異程度緩慢縮小
與絕對差異的衡量結果不同，陜西省旅游經濟相對差異呈現出波動變化但總體趨勢呈縮小狀態(見圖1)。從總體態勢看，1998年變異系數值為1.65，而2007年縮小為1.58，10年間相對差異程度逐漸降低。但是從發展過程來看，陜西旅游經濟的相對差異先是擴大，2000年達到最高值1.74；之后開始下降，2002年變異系數達到低值1.545(2003年為1.544)；然后從2004年開始回升緊接著又是下降，呈現出了平緩的“M”型波動變化趨勢。相對差異程度也相應地經歷了擴大一縮小再擴大再縮小的過程。
四、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特征及演變
1 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特征
陜西省旅游經濟空間差異的不均衡性特征顯著，一方面體現在西安市與其他市區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如圖2所示，2007年區位熵值大于1的僅有西安市，其他各市的旅游經濟區位熵值則普遍偏低，最低的商洛市僅為0.25。同時，2007年西安市旅游綜合收入對全省旅游綜合收入的貢獻率達到54.4％，這表明西安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明顯優于全省平均水平及其他市區，是陜西省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市區。由此可見，陜西省各個市區旅游經濟空間分布極不均衡。
另一方面，這種不均衡性也體現在關中地區與陜北、陜南地區的旅游經濟發展水平空間差異。由圖3可見，以西安為核心的關中地區是陜西旅游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區域。關中地區的旅游綜合收入占全省該項收入的80％以上，據統計2000年的比重竟高達95％。相比之下，陜北和陜南兩大地區的旅游綜合收入比重則很低，雖然在研究時間段內比重呈上升趨勢，但也未超過20％。陜西省旅游經濟在三大區域之間所表現出的差異程度要強于各市區之間的差異程度，更為顯著和不均衡。
2 旅游經濟空間差異演變趨勢
本文首先利用各市旅游綜合收入與全省平均旅游綜合收入的比值來衡量各市的旅游經濟發展程度；然后，借鑒王凱(2007)、陳曉(2009)等劃分標準，結合陜西省旅游經濟發展實際，將比值大于等于1.5的劃分為旅游經濟發達區，比值在1.5和0.5之間的劃分為旅游經濟發展區，將比值小于等于0.5的劃分為旅游經濟不發達區；最后，對1998年和2007年全省旅游經濟的空間差異情況進行對比分析，從而研究其演變趨勢。
結果表明，陜西旅游經濟發展區數量擴大而旅游經濟不發達區數量減少。1998年只有分布在關中的3個旅游經濟發展區，陜北陜南均屬于旅游經濟落后區；2007年旅游經濟發展區的范圍增加了延安，擴大至4個市，旅游經濟發達區與旅游經濟發展區面積占陜西總面積的1/2強(見圖4)。并且，關 中地區的集聚格局在逐漸被打破，旅游經濟開始向均衡化方向演變。如圖5，相對發展速度(各市1998至2007年旅游經濟發展速度與同期全省旅游經濟發展速度的比值)位居前列的均是陜北和陜南地區的市，而關中地區包括西安市在內則較慢。由于黃帝陵尋根祭祖、延安紅色旅游等活動的開展，使延安逐漸成為旅游經濟發展區，同時，漢中、安康、商洛依托獨特的生態旅游資源快速發展旅游，而榆林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2007年GDP在全省排名第二)而使旅游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因此，陜北陜南地區旅游經濟的快速發展促使陜西省旅游經濟向均衡化方向演變。
五、形成旅游經濟差異的因素分析
在現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中，主要將旅游經濟差異的形成導因于旅游資源稟賦、基礎設施、區位因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城市作用體系、慣性因素和優惠政策等因素。鑒于本文研究的區域尺度和對象是各地級市，后三個影響因素的作用不明顯，不予考慮。而產業結構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緊密相關，交通條件是旅游基礎設施和區位因素中的關鍵因素，因此，本文著重分析旅游資源稟賦、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交通條件這三個影響因素與陜西省旅游經濟差異之間的相關關系。首先，選取度量這些影響因素的定量化指標，鑒于指標的可獲取性和準確性，均采用2007年數據(見表1)；然后，分別分析這些指標值與旅游綜合收人之間的相關性，以此來衡量各因素的作用程度。
1 旅游資源稟賦因素
旅游資源是旅游經濟發展的核心，它的定量評價采用A級旅游景點作為依據，主要是考慮到A級旅游景區是國家旅游局對旅游景點質量的綜合評定，是全面考慮旅游接待各種相關因素而評定的。本文構建了旅游資源指數，來考量陜西省旅游資源對陜西省旅游經濟的影響。旅游資源指數是各市擁有的2A、3A、4A、5A旅游景區數量分別加權后的和，公式為：I=0.5Q5A+0.35Q4A+0.1Q3A+0.05Q2A。由于1A級旅游景區的旅游經濟效益很低甚至沒有，未予考慮。權重是在考慮了各A級景區收入占所有景區收入比重的基礎上，結合實際微調后確定的。
表1分析結果顯示，旅游資源指數是與旅游綜合收入存在正相關，且相關系數在三個影響因素中為最高(R2=0.97)。表明陜西省的旅游經濟仍屬于一種旅游資源經濟，旅游資源稟賦好的市也是長期以來旅游經濟發達的區域，旅游資源的級別以及分布的差異直接影響著陜西省旅游經濟的時空差異程度。
2 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因素
旅游業發展要考慮區域的綜合經濟因素，實踐也證明旅游業的發展與區域經濟總量增長間的關系日益密切，所以，用GDP作為陜西省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
研究結果表明，陜西省各市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其旅游經濟差異的又一主要因素。表1中，GDP與旅游綜合收入呈正相關，且R2值達0.90，表明區域經濟水平發達的市區一般也是旅游經濟發達的市區；反之亦然。例如關中地區的西安、咸陽、寶雞是旅游經濟和區域經濟水平均較高的市區，陜南地區的安康、商洛是二者均較低的市區。
3 旅游交通因素
旅游基礎設施是旅游業生存和發展的先決條件，其中旅游交通尤為重要，是增強旅游景區可進人性、改善區位條件的重要因素。所以，旅游交通條件能夠很好反映一個地區的基礎設施水平和區位條件，它的度量一般采用公路客運量和旅客周轉量兩個指標。
上表分析結果顯示，旅游綜合收入與公路客運量(R2=0.73)、與旅客周轉量(R2=0.52)的相關性不顯著。產生這一結論的原因可能是，就小尺度的本地客源市場而言，西(安)延(安)、西(安)漢(中)、西(安)(安)康等高速公路的開通使大量關中地區客流向陜北陜南移動，帶動了該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縮小了與關中的差異。但就大尺度客源市場而言，關中地區比陜南和陜北地區具有更多的經濟優勢與旅游資源優勢，省內迅速發展的交通并不能明顯影響它們作為入境游客和外省市游客主要目的地的地位。
六、結論與對策
1 陜西省旅游經濟的絕對差異程度不斷擴大，而相對差異程度在縮小。關中地區旅游資源豐富且級別高，長期以來是陜西省旅游經濟的主體，但是隨著陜北和陜南變轉換經濟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旅游經濟的發展格局正在改變。陜南地區應依靠獨特的自然旅游資源，逐漸把旅游產業作為其支柱產業；而陜北地區則要靠能源化工基地帶來的經濟騰飛從而帶動旅游產業的深度發展。
2 陜西省旅游經濟差異的空間不均衡性明顯，但演變趨勢逐漸呈現出均衡化。一方面，繼續發揮西安和關中地區的極化作用，立足現有旅游資源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精品旅游景點，形成關中天水經濟帶的旅游經濟發展軸心。另一方面，陜北和陜南地區作為關中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的兩翼，著重培育以漢中和延安為核心的次一級旅游經濟中心，形成陜北紅色旅游、華夏文明旅游圣地和陜南山水生態民情風俗旅游休閑區，以省內及周邊省份為主要客源市場。從整體上，形成“一個核心兩個輔翼”的旅游經濟空間格局。
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范文第5篇
關鍵詞：城鄉基本養老保險；因子分析；財務可持續性
一、引言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我國社會保障應朝向更加公平、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但長期以來我國實行非均衡經濟發展戰略政策以及各地自然社會、人口年齡結構的差異，各省市地區之間的養老保險發展水平并不同步，尤其是在養老保險制度逐步走向定型時，檢驗其實際運行效果將有利于及時發現問題，如果財務可持續性受到地區分割的影響，說明我國統一養老保險制度在保障人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實際運行中遇到現實問題，需要分析不同的影響因素。近些年來，在人口老齡化和城鎮化帶來的流動人口加劇的雙重困境下，人們在關注制度公平性的同時，制度自身健康、可持續運行關注成為關注的重點。
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分析養老保險發展水平地區差距問題。鄭功成（2002）從養老保險水平地區差距的影響結果分析，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政府執行力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各地養老保險政策執行將出現明顯地區分割，從而導致不同省份之間企業負擔不公平和阻礙統一勞動力市場的形成[1]。林治芬（2002）以社會保障財政支出占GDP比重、養老社會保險基金收支比例及缺口、替代率和撫養比等指標分析2000年社會保障支出的地區差異[2]。王曉軍（2005）通過測算我國31個省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歷史債務，得出我國各省養老保險制度在歷史債務、制度覆蓋率、撫養比、替代率和繳費率上存在很大差異，地區差異將阻礙全國統籌的進程[3]。蔡小慎（2009）選取養老金總支出額、養老金支出占GDP之比、人均養老金給付和養老金替代率等四個指標，利用2001-2006年的數據，構建多元線性回歸方程進行逐年回歸，指出我國養老保險存在顯著地區差異[4]?！?011年中國民生發展報告》選取“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覆蓋率”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覆蓋率”這兩個指標作為基本保險指數的測量指標[5]；楊立雄（2013）基于2011年各省面板數據選取城鄉養老保險參保率、待遇水平和基金收支比及高齡津貼覆蓋率等指標體系構建養老保障發展指數，指出各省養老保障發展指數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呈現較弱的正相關關系[6]。劉桂蓮（2014）通過選取18個反映城鎮職工和新農保養老金發展水平的指標，指出我國養老保險綜合水平存在較為明顯的地區差異 [7]。江華等（2012）構建省際社會保障非均衡發展評估指標體系衡量社會保障在省際和區域間的非均衡發展，利用2001-2010年數據，采取聚類分析方法指出我國社會保障因經濟均衡程度、財政投入和制度流動性的影響存在省際差異[8]。
研究養老保險地區差異的文章更多關注單個險種，從整體視域量化城鄉養老保險發展水平非均衡發展的文獻尚有限，本文試圖在借鑒已有研究結論的基礎上，綜合考慮數據的可得性，從城鄉統籌的視角出發，通過選取更加全面衡量中國城鄉養老保險發展水平的宏觀經濟和制度設計指標，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31?。ㄊ校B老保險發展水平。
二、中國城鄉養老保險非均衡發展指標設計與數據說明
一般而言，養老保險財務可持續性受到內外部因素的綜合影響，其中外部因素包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因為經濟發展水平直接支撐著一地區的財政能力和城鎮化水平，是城鄉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運行的經濟基礎，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財政收入和工資水平相應提高。內部因素包括養老金待遇水平、繳費收入以及制度贍養率等。本文立足城鄉統籌的視角，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為考察對象，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年齡結構及基金財務可持續性這三個維度選取15個指標構成指標體系（見表1）?；A數據來源于《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4》和中國統計局官方公布的數據?？紤]到各指標單位的不同，為消除不同量綱指標值的不可比性，通過SPSS統計軟件中Z得分值法對15個指標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
三、城鄉養老保險非均衡發展因子分析過程
本文構建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涵蓋指標較多，為了能夠更加有效地反映各省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的非均衡發展，本文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通過幾個公共因子的線性組合，在保證各公因子解釋力度的基礎上實現對樣本的歸類。
（一）我國城鄉養老保險非均衡發展前提檢驗
本文選用SPSS17.0自帶檢驗選項――KMO和球形Bartlett檢驗進行檢驗。一般而言，KMO的統計量值達到0.6以上可以進行因子分析，KMO值越大，表明各變量間的共同因素越多。本文KMO值為0.626，Bartlett球形檢驗中P
當數據通過SPSS17.0球形檢驗后，以特征值大于1為標準提取公共因子，本文得到4個公共因子分別用X1、X2、X3、X4表示，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90.046%，這4個公共因子對原始數據信息的解釋力度較大。
為了使因子載荷矩陣系數向0或1分化，對初始因子載荷矩陣進行旋轉，結果如下：（1）第一個公因子在人均GDP、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鎮人口比重等變量上有顯著負載，這四個指標主要衡量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經濟發展水平是城鄉社會保險制度發展的直接支撐，本文將其直接命名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因子，記為X1。（2）第二個公因子在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贍養率、基金收支比、基金備付率這三個指標上有顯著負載，這三個指標反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財務可持續性狀況，本文將其命名為城職?；鹭攧湛沙掷m性因子，記為X2。（3）第三個因子在城鎮職工人均養老金、人均繳費額、城居保人均養老金上有明顯負載，本文將其命名為城鄉養老保障水平因子，記為X3；（4）第四個因子在城居保收入支出比、城居?；饌涓堵噬县撦d程度較高，這三個指標反映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基金財務可持續性的地區發展狀況，本文將其命名為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財務可持續因子，記為X4。
（二）城鄉養老保險非均衡發展實證測算結果
四、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綜合考慮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以衡量制度實際運行的基金財務可持續性指標、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年齡結構為分析維度，通過《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4》年披露的2013年制度運行基礎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整體而言，全國各省份之間城鄉養老保險非均衡發展狀況持續存在。
（一）主要結論
1.全國范圍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財務可持續因子得分較高，其它三個因子得分普遍較低。四個公因子對區域差異的貢獻率存在很大差異。2013年全國城鎮職工可持續因子綜合得分為0.1416，有11個省份得分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因子得分為-0.0829，最低的是城鄉養老保障水平因子，有15個省份的保障水平因子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可見，城職保從建立至今運行時間較長，發展相對較為成熟，但綜合考慮城鄉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國養老保障水平偏低。
2.東部省份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可持續性表現較好，而西部省份城鄉居民社會保障水平表現良好。東部沿海發達省份明顯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可持續性上得分較高，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因子前10名基本上全是部沿海發達省份或是直轄市，包括上海、天津、北京、浙江、江蘇、遼寧、廣東、福建、山東和重慶；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財務可持續因子表現良好的省份有廣東、北京、浙江、福建、、甘肅、浙江；、上海、北京、青海、山西、新疆、內蒙古等省份在城鄉居民養老保障水平因子上得分很高，大部分西部省份得分普遍高于中東部地區；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可持續因子在天津、新疆、北京、、甘肅等地得分較高。
3.四大區域財務可持續性內部差異明顯。東部省份除海南和河北外，其它8個省份綜合排名靠前。西部各省份之間內部綜合得分差異明顯：新疆、、山西、內蒙古4省綜合得分高出全國平均水平，貴州、甘肅、陜西3省綜合得分排名靠后。西部地區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因子上得分差距不大，但在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水平因子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金財務可持續因子差距很大，這與財政支持和地區政策引導有關。東北地區除遼寧因地區發展水平得分較高綜合排名第11位外，吉林和黑龍江排名靠后，東北地區是老工業基地，既有沉重的歷史包袱，又因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現象突出，該地區基金可持續壓力很大。
（二）城鄉養老保險地區非均衡發展的宏觀因素分析
中國城鄉養老保險發展在東部和中西部之間存在失衡，東中部非均衡程度較小，西部地區內部差異最明顯。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到勞動者的繳費能力和財政支持力度，而且中國尚處于轉型國家，城鎮化水平不斷推進，大量農村勞動力涌向城市，他們大多選擇流向經濟較為發達的省份，這樣對流入地和流出地社會保障造成影響。同樣，參數設計也會影響養老金水平，從退休者角度來看，養老金水平越高，退休后生活水平越有保障，但繳費收入或財政能力是養老金水平的硬約束，養老金水平剛性發展將給制度基金帶來沉重負擔。如果養老金水平較低，雖然會有基金結余，退休者老年基本生活水平將難以保障，這是不公平的。此外，制度內贍養率對于基金財務可持續起到關鍵作用。制度贍養率越高的地區，基金負擔越重，基金可持續性面臨的挑戰越大，反之，贍養率越低的地區，基金負擔越輕，制度可持續性越好。實際上這三個因素之間是彼此相互聯系的，經濟欠發達的省份，越是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出地，影響當地人口年齡結構，從而影響地區基金支撐能力。
1.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是城鄉養老保險發展的直接支撐。中國長期二元經濟結構下合理地區差距的存在是正常的。我國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并不一致，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快于發達地區。筆者通過計算泰爾指數 得出，2012年人均GDP泰爾指數為0.2354，2013年人均GDP泰爾指數為0.2426，泰爾指數下降表明人均GDP地區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縮小，但地區間的顯著差異依然存在，2013年天津市人均GDP是貴州人均GDP的4.5倍 。其次，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將影響到各省的財政實力，進而影響到改善民生的經濟基礎。從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可持續因子得分可以看出，經濟較發達地區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財務可持續狀況越好，經濟發達地區市場經濟環境狀況較好，越能吸引企業投資和勞動力流動，較多年輕勞動者納入制度將增加制度基金收入。再者，經濟發展帶動工資增長，勞動者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加，在增加在職者繳費收入的同時也影響到退休者的待遇水平，因為退休人員待遇計發考慮當地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因此，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將會影響到退休者基本生活水平。
2制度負擔比是基金財務可持續性面臨的重要挑戰。制度負擔比反映制度繳費者與參保者年齡結構關系。制度負擔比之所以是財務可持續重要挑戰的原因包括：一是制度負擔比的上升表明繳費者人數相對較少，從而帶來繳費收入額的縮水；二是退休者人數的相對上升表明需要從制度內支取待遇的人數不斷增加，費基的相對縮小和待遇支出的剛性增長，給制度財務可持續性帶來嚴峻挑戰。東三省地區中吉林和黑龍江由于人口老化現象嚴重，制度負擔比分別為0.66和0.61，較之2012年略有上升。以2013年數據為例，制度負擔比在0.5以上的有重慶、四川、甘肅、內蒙古，負擔比在0.4-0.5之間的省份有9個，基本上都是中西部欠發達省份，而北京、廣東、浙江、江蘇、福建這幾個省份的制度負擔比很輕，基本在0.2左右?？梢姡绞墙洕l達省份，其制度負擔比越輕，繳費率越低，基金可持續性越好，廣東省平均實際繳費遠低于東北地區等老齡化較為嚴重的省份，越是欠發達地區，其制度負擔比給基金財務可持續性造成的威脅越大。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力區域間流動加劇。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根據數據顯示，農民工在東、中、西部參加養老保險的比例分別為8.8%、5.2%和4.2% ，勞動力大多從中西部省份流向東部省份，其對人口輸入地具有積極意義：一方面年輕勞動力流入增加了勞動供給，帶動當地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年輕勞動力的流入在稀釋制度負擔比的同時，還增加了當期繳費收入，由于制度設計的缺陷，轉移接續權益損失的存在，基金主要結余在經濟發達地區。
3.較低的統籌層次影響勞動力流動性是制度財務可持續的關鍵影響因素。當前我國養老保險基本處于縣市級統籌，大部分省份處于調劑金階段，大多數基金流的收入、支出、管理和核算由縣市級管理，基金分散在全國2000多個統籌單位，基金難以橫向調劑。統籌層次較低使得各地基金結余出現苦樂不均，基金結余規模大的省份保值增值壓力很大。當橫向調劑出現阻礙時，只有通過縱向財政撥付才能緩解當期缺口，對政府財政補貼產生了巨大需求，以2013年為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結余率為18.56%，全國31個省份中，當期收不抵支的省份已從2011年的14個省份上升到2013年的19個省份，其中制度負擔比嚴重的遼寧和黑龍江其當期基金缺口超過200億元 。統籌層次較低帶來的部分省份面臨大量結余和部分省份當期收不抵支需要政府大量補貼的現象并存，這一扭曲的現實不僅損害了制度的正常運行、破壞了制度互濟性和勞動力的合理流動，而且使制度在未來蘊含巨大財政風險。
五、小結與思考
我國城鄉養老保險非均衡發展有其一定合理性，但仍有一些問題我們思考。
1.城鄉基本養老保險與經濟、財政適應性狀態非均衡。通過前文實證結果表明，部分西部欠發達省份養老保障水超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中部省份，、新疆、山西、內蒙古四省的綜合得分能夠躋身前10，這主要在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上表現明顯，尤其是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障水平得分為3.2414，位列第一，這主要表明：一是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還與財政投入和地方政策引導密切相關，由于西部地區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地或由于經濟非均衡發展引致大量貧困人口的存在，財政投入具有一定的傾斜性，中央政府對西部省份基礎養老金提供全額財政補助，為保障西部民眾的老年生活、緩解老年貧困做出突出貢獻。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已逐漸從效率優先向公平優先轉變。二是部分省份出現經濟發展水平與地區養老保險發展不相適應，財政的大量非理性輸血和投入的非機制化雖帶來待遇水平的提高，但養老金水平出現非理性增長客觀上要求提高在職者繳費，而繳費提高會影響企業競爭力，最終阻礙經濟增長，待遇水平的確定應考慮國家、企業和個人的承受能力。因此，應努力推動中西部和落后省市經濟的快速增長，明晰政府在公共資源配置上的主導作用，并努力實現財政責任機制化、比例化，尤其是在經濟逐漸走向中低速發展、人口老齡化趨勢不斷加強以及勞動力流動加劇的新常態背景下，實現養老保險保障水平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財政能力相契合顯得十分必要。
2.城鄉養老保險基金可持續的關鍵在于統籌層次的提高，適應流動性。統籌層次低下是掣肘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雖然《社會保險法》明確了逐漸提高統籌層次，實現在更大范圍實現基金統收統支和調劑使用，更好發揮出保險“大數法則”和風險分散的作用，這對于打破地區分割和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意義重大。然而，提高統籌層次絕非易事，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很多：一是區域間利益沖突和各級政府之間利益博弈。基金結余省份和基金不足省份將出現利益再分配。二是統籌層次提高到哪一層，意味著哪一層級政府負責相關的基金征繳和管理工作，需要重新劃分央地之間的財權和事權。在現行分灶吃飯的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負責事權，如果統籌層次提高，中央政府不僅上收財權，也應當上收事權，如果事權依然留在地方，將會出現地方道德風險問題，央地關系中財權和事權需要重新劃分。為解決基金財務失衡狀況，實現養老保險制度健康、可持續發展，需要統籌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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