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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范文第1篇

一、國外文獻

（一）針對某幾個區位因素進行的研究

蓬塞（Poncet，2007）指出，那些與中國政府簽訂了雙邊投資協議（BITs）的東道國能夠吸引更多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東道國、投資國的友善關系可以為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成為企業區位選擇時的重要考慮因素。

（二）針對影響中國OFDI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研究

制度在市場和交易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保護知識產權、執行合同、為提供物質和組織基礎設施建設的集體活動提供便利（Dixit，2009）.制度決定了從事經濟活動的可行性和收益性（North，1991）。完善的制度能夠為一個國家融入世界經濟帶來積極的促進作用（Rodrik，2008）。Wasseem（2012）通過研究發現：國內制度功效的質量對資金流動具有正向作用；更好的制度功效質量使得國家的資本結構更加公平和遠離負債；一個國家的組合投資對國家制度功能質量比FDI更加敏感。Daniele，Vittorio和UgoMarani（2008）認為東道國制度質量好壞會直接影響其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多少，并在其研究中驗證了制度質量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正相關關系。Jos印h和Randall（2008）針對中國做了研究，他們將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FDI進行了對比，研究發現，投資母國相對國內投資而言，在中國的FDI受到的制度限制相對較少，制度上的影響對他們的投資影響相對薄弱。他認為制度質量相對較低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國外投資，跟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的增長是分不開的。

二、國內文獻

（一）整體上討論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楊大楷等（2003）將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與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實特點相結合，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指出現階段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以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為重；不同類型企業根據其側重點不同而選擇不同的區位；在國外進行研發的企業應注重尋求產業集群，利用集中的資源和能力取得更多的創新優勢。

（二）針對影響中國OFDI區位選擇影響的研究

江心英（2004）認為東道國的經濟環境（environment）、體制（system）、政策（policies），即EPS系統和跨國公司的行為特征是決定FDI區位選擇的兩個內生變量，然后重點闡述了基于這兩個內生變量的國際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綜合動因理論。范小軍、楊舟（2006）則運用經濟學和博弈論的相關原理，建立了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模型，并且討論了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其結論為，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市場容量較小，優惠稅率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可以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產生正影響；如果市場足夠大，即使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是很完善、稅率也沒有十分優惠，這個國家或地區仍然可以吸引直接投資。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路徑

國內學者提出對于中國OFDI的區位選擇“先易后難”或者“先難后易”的決策，大多數是從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角度區分難和易。具有代表性的有何志毅（2002），他比較研究了海爾集團的“先難后易”與IRB集團的“先易后難”的對外直接投資實踐戰略，分析了實施兩種戰略的企業其國際化戰略的共同點，兩種戰略的優勢、劣勢和采用兩種戰略的一般原則。而邵祥林（2005）則主要探討了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目的、路徑和模式。他依據對外投資目的將海外投資進行分類，借助兩階段寡頭博弈模型，對不同類型的跨國企業的海外投資經營活動進行了分析和描述，指出以整合資源、提高企業競爭力為目的的海外投資企業更可能是以承擔較大風險為代價來換取要素整合方面的提高；以擴展市場為目標的投資企業應看重市場規模和同行業企業的發展水平、競爭能力。另外，他還指出，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式應該選擇產權安排方式（例如獨立經營和合資經營）。同時，他強調，發展中國家的跨國經營活動不具備絕對優勢，因此，比較優勢原則在中國企業“走出去”，決定自身的經營戰略和方式中顯得尤為重要。最后，王鳳彬、楊陽（2010）將對外直接投資劃分為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包括自然資源、市場和效率尋求型三種）和戰略資產尋求型直接投資，后者也稱為“探索型OFDI”。他們以聯想收購IBM、吉利收購澳大利亞DSI公司等案例為例，從順梯度和逆梯度FDI的對比分析中歸納出、“差異化的同時并進”模式；并且文章指出中國正處于國際分工體系的“中游”位置，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來說，相比單一模式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企業更應該“兩條腿走路”“齊頭并進”，在投資過程中兼收“探索型OFDI”與“利用型OFDI”的優勢。

【參考文獻】

[1] NorthD.C.Institutions[J].JournalofEconomicPespectives（1991），5（1）：97-112.

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范文第2篇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

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

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

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

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范文第3篇

近年來，在全球對外投資總體趨勢放緩的背景下，中國對外投資發揮的積極作用凸顯。隨著我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自身規模的壯大及國際經營能力的提升，中國對外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達1029億美元，首次突破千億美元，未來幾年，在“走出去”和“一帶一路”戰略引領下，中國將逐步由“商品輸出”過渡到“資本輸出”的發展新階段，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將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省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92年的6962億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563762億美元，無論是貿易規模還是增速在全國均處于領先地位。盡管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發展水平差距明顯，但對外直接投資額已從1992年的187萬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721571萬美元，年均增長146%，在全國各省區市中處于領先水平。江蘇的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都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兩者之間存在密切關系，因此，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研究綜述及結論

國內學者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研究。張如慶（2005）的研究表明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和進口都只有單向的因果關系，即進口和出口是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原因，而對外直接投資卻不是進口和出口變化的原因，他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促進或替代效應都不太明顯，原因可能在于這一時期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總體較小，而對外貿易增長的速度很快；謝杰、劉任余（2011）使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對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進行研究，認為兩者存在著直接互補效應，另外我國針對不同地區的投資具有空間上的互補效應；喬晶、胡兵（2015）分析認為，2005―2009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存在穩健的促進效應，并認為隨著生產銷售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擴大，可能會與出口存在替代效應；張春萍（2012）根據我國對不同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具有顯著的創造效應，且對不同類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創造效應的強度存在差異；柴慶春、胡添雨（2012）通過我國對東盟和歐洲投資差異性的考察，也證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存在區域不同，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屬于獲取資源型，對發達地區的投資則為了繞開貿易壁壘；蔣冠宏、蔣殿春（2014）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總體上促進了出口，但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出口效應存在不同，其中商服貿易類投資出口效應最為顯著。

對外直接投資本身體現了兩國或兩地區的貿易聯系，一般認為兩國貿易聯系越緊密，對外直接投資相應越多。在衡量貿易聯系時，進出口貿易額是比較合理的指標。

1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當存在貿易障礙時會促進資本的跨國流動，而當資本的跨國流動受到阻礙時會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以靜態觀點進行分析，一種產品既可以通過貿易，也可以通過投資進入另一國市場。選擇進行貿易就替代了投資，這種替代效應在兩國具有相同的生產函數時更為明顯。另外，對外直接投資一般表現為先有市場，隨著出口規模的擴大，投資主體就會考慮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產品銷售子公司，當市場成熟后，投資主體就會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在東道國建立海外生產制造基地，從而用對外直接投資替代對東道國的出口。同時出口水平也間接反映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從母國進口越多，則表明其市場規模和購買力越強。因此，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有著替代和創造兩種不同的效用。如果是貿易創造效應，則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正相關，如果是貿易替代效應，則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負相關。

2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弗農（RVernon，1966）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成三個階段，即新產品、成熟產品和標準化產品階段，認為在世界區域范圍內，某種產品所處生命周期階段的不同決定了其生產區位的不同，而跨國直接投資則是產地轉移的必然結果。這種跨國直接投資則會抑制技術創新國的出口貿易，但會進一步促進母國對東道國的進口貿易。同時由于對外直接投資也可能會給東道國和母國之間營造新的貿易機會，使原來的貿易規模擴大。跨國企業在海外進行直接貿易時，雖然會一定程度替代貿易，但往往也會同時創造對勞務和半成品的需求，進而使母國和東道國之間的貿易規模擴大。另外對外直接投資也會提升企業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經過東道國將產品返銷給母國以擴大母國進口。但母國的跨國企業在將生產設備向東道國轉移時，也會減少母國對生產所需原材料的進口。所以，若是反向進口效應，則進口和對外直接投資存在正相關，若是進口轉移效應，則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負相關。

二、模型構建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的構建

以江蘇省進出口額作為解釋變量，將江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被解釋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引入解釋變量江蘇省生產總值（GDP）衡量經濟增長。為了降低異方差的影響，采用對數模型來研究各變量與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模型如下：

LNOFDIt=β0+β1LNEXt+β2LNIMt+β3LNGDPt+μt

在模型中，OFDIt表示第t年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單位為萬美元；EX表示江蘇省對外出口額，單位為億美元；IM表示江蘇省進口額，單位為億美元；GDP表示江蘇省生產總值，單位為億元。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對線性模型取對數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異方差對模型的影響，但同時要注意對數變換后變量的經濟學含義需要從彈性系數的角度來觀察各個解釋變量對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二）數據收集

考慮到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還較短，相關數據不完善，所以樣本區間設定在1992―2014年。選取江蘇省歷年統計年鑒中的中方協議投資額表示對外直接投資（OFDI），用江蘇省出口額（EX）、進口額（IM）表示對外貿易，用江蘇省生產總值（GDP）來度量經濟增長和經濟規模，而其他可能的因素對于模型的作用包含在隨機誤差項μt里，然后對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具體數據見表1。

三、實證分析

（一）ADF檢驗

本文采用Eviews80軟件進行分析。由于非平穩時間序列數據很容易造成“偽回歸”現象，導致檢驗結果中t、F、R2統計量失效。因此對經濟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前，首先進行ADF檢驗來分析數據的平穩性。同時，采用赤池信息準則（AIC準則）和施瓦茲準則（SC準則）來確定滯后期，檢驗結果如表2。

LNOFDI、LNEX、LNIM、LNGDP的ADF統計值全部大于10%臨界值，所以LNOFDI、LNEX、LNIM、LNGDP是非平穩時間序列。但是LNOFDI、LNEX、LNIM、LNGDP的ADF統計值全部小于5%臨界值，則LNOFDI、LNEX、LNIM、LNGDP是一階單整的，即是I（1）。

（二）協整檢驗

根據協整理論，如果兩個序列滿足單整階數相同且存在協整關系，則這兩個非平穩序列之間就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從而可有效避免偽回歸問題。因此，進一步采用協整檢驗分析變量之間的關系，檢驗結果如下表3。

由多變量協整關系檢驗可知，LNOFDI與LNEX、LNIM、LNGDP之間均存在長期穩定關系。所以回歸的結果可信，由OLS法所得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及生產總值關系的最終模型為：

LNOFDI=-2674-450*LNEX+396*LNIM+419*LNGDP

從模型結果可以看出，江蘇省出口EX每增長1個百分點，江蘇省對外直接OFDI就會下降45個百分點。說明江蘇省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負相關，二者存在替代關系；江蘇省進口每增加1個百分點，對外直接投資OFDI會增加396個百分點，說明江蘇省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OFDI正相關，二者存在互補關系；另外，江蘇省生產總值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對外直接投資OFDI會增加419個百分點。說明江蘇省生產總值GDP對對外直接投資OFDI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呈正相關。下面進一步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各解釋變量對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貢獻度。

（三）基于VAR模型檢驗的方差分解

1VAR模型平穩性檢驗

由于方差分析必須要求VAR模型是穩定的，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對LNOFDI和LNEX、LNIM、LNGDP進行了VAR模型的穩定性進行估計，并對VAR模型的結果進行檢驗，發現VAR模型的全部特征值的倒數都在單位圓內，則VAR模型是穩定的，檢驗結果如下圖1。

2方差分解

采用方差分解來考察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出口、GDP之間相互影響的程度，方差分解結果見表4。

由表4可知，對比GDP變化對OFDI的貢獻及OFDI對自身的影響，可以得出GDP變化對OFDI的貢獻剛開始迅速上升，隨著時間的推移貢獻率逐漸下降，最終穩定在17%左右，表明政府“走出去”戰略在短期會顯著促進對外投資的發展，證明了政策的有效性。長期來看，企業會受到國際經營能力、創新能力及自身實力的約束，這一點從OFDI受到自身影響大于GDP所帶來的影響也得到印證。

對比進出口變化沖擊對OFDI的貢獻，可以看出進口對OFDI貢獻要遠大于出口對OFDI的影響，表明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主要表現為資源尋求型，另外，從企業自身來講，為了降低成本以及消除市場的外部性，越來越多的企業實施國際一體化戰略，這也是進口對江蘇省OFDI貢獻大于出口的一個原因。

四、結論與對策

通過對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OFDI與進口和出口的多元回歸分析，以及對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出口、進口之間的方差分解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存在負相關關系，表現為替代關系。原因在于，江蘇省作為我國的外向型經濟大省，對外投資和生產具有一定的規模，采用“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模式勢必會減少投資國的出口。這與企業國際化階段理論相符。當企業在東道國出口具有一定影響力和市場，并對東道國市場有所了解后，便會從出口轉向在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另外，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遭到東道國政府設置的貿易壁壘限制不斷增多，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補償投資”。

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范文第4篇

一、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現狀及問題

（一）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始于改革開放之初。自1979年以來，其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979-1985年為自發探索階段，這個階段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是專業外貿公司和部分省、市的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這時期投資規模較小，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承包建筑工程、咨詢和服務業，機械加工制造業較少。1986-1990年為起步階段，這一階段對外投資參與主體己由專業外貿公司和省、市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向大中型生產企業、企業集團、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科研機構擴展。1991-1993年為迅速發展階段，這期間興辦了海外企業共857家，中方投資6.58億美元，企業跨國投資的范圍和區域都有進一步的擴展。1994-至今為取得重大進展階段，近年來，特別是在最近10年，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不斷擴大，在對外投資方面有一個很大飛躍。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由中國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日前聯合的《200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2年底，中國1.6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國（境）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境外企業）近2.2萬家，分布在全球179個國家（地區），覆蓋率達76.8%；其中亞洲地區的境外企業覆蓋率高達95.7%，歐洲為85.7%，非洲為85%。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以下簡稱存量）1839.7億美元。據統計，2002年至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為65.7%。

2009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達433億美元，同比增長6.5%。2010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快速增長勢頭明顯，全國對外投資合作工作的主要目標是：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達到460億美元。一季度，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02個國家和地區的957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75.2億美元，同比增長103.3%。從對外直接投資流向看，中國香港、巴西、澳大利亞、美國、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是主要接收地。從投資的行業構成看，近九成的投資分布在商務服務業、采礦業、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業。

資料來源：《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

（三）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現狀

投資遍布全球近八成的國家和地區，投資存量高度集中。從地區分布情況來看，是對美投資快速增長，流向英屬維爾京、開曼群島的投資大幅下降。

（四）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存在的問題

1.對外投資區位過于分散

我國中小企業所占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不超過中國對外投資存量的5%，且單個企業投資規模很小，但是卻零零星星非常分散，幾乎遍及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有的國家只有為數不多的中國企業。很多中小企業選擇這樣布局初衷是為了在一定程度上回避激烈市場競爭，取得產品差異化優勢，但是這樣也使大部分中小企業無法與其他中資企業分享信息，協同經營，面臨政治、經濟風險也會更高，導致企業學習當地法律、文化的時間長，開拓市場成本高，同時也不利于政府相關部門對其進行指導和幫助。

2.企業對外投資地區結構不盡合理

周邊地區和非洲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場所，主要集中在亞洲、非洲等國家和地區。

中國在亞洲地區設立境外企業主要分布在中國香港、越南、日本、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新加坡、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其中在香港的境外企業占總數的17.9%；在歐洲設立的境外企業主要分布在俄羅斯、德國、英國、意大利、荷蘭、法國等國家；在非洲設立的境外企業主要分布在尼日利亞、南非、埃塞俄比亞、贊比亞、埃及、蘇丹、阿爾及利亞等；在北美洲設立的境外企業主要分布在美國、加拿大；在拉丁美洲設立的境外企業主要分布在英屬維爾京群島、巴西、開曼半島、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委內瑞拉等；在大洋洲設立的境外企業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亞、新西蘭、斐濟、巴布亞新幾內亞。

3.對非洲發展中國家投資相對較多

投資集中于發展中國家，雖然有利于中小企業發揮成熟的，適用技術優勢，但非洲與我國地理位置距離較遠，經濟、政治制度、文化背景與我國有較大的差距，中小企業普遍經濟實力較差，市場競爭能力弱，使我國企業在充分利用東道國的區位優勢方面處于不利地位。

4.對發達國家投資過少

近年來以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為代表的區域集團發展迅速，給區域外企業對其的貿易活動產生了很大的阻礙。為了繞過這些貿易壁壘，從而開辟或保持在區域內現有的市場份額，中小企業應該增加在該地區的直接投資。而且，發達國家具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營銷經驗以及完善的銷售渠道，這都是我國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借鑒、利用和學習到的。

二、我國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發展策略

（一）區位選擇的戰略定位

1.從投資東道國的類型來看

（1）將發展中國家作為區位重點。從投資東道國類型看，現階段我國企業投資應以發展中國家為主。

2.從適合進行投資的行業來看

我國目前對外投資的行業應將小型制造業、資源開發業和輕工業作為重點，這些行業的技術比較適合于發展中國家市場的需要，在發展中國家市場上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同時，對于我國一些擁有大量成熟的適用技術和小規模生產技術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和制造業，應逐步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這樣一方面可以利用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大量廉價勞動力，降低產品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發展中國家國內產業一般處于我國產業下游梯度，有利于我國企業發揮潛在比較優勢。

3.從有利于企業自身發展來看

在進行跨國投資區位選擇時，應注重尋求產業群集，以獲取區域創新優勢。我國企業在進行對外投資選擇區位時，應有意識地將業務設在靠相關公司群集地點。處于群集中企業很容易獲得研究開發、人力資源、信息等方面外溢效應，從而獲得相關技術。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可先著重于鄰國或與我國有長期外交關系的發展中國家，而后再向其它地方發展。

（二）區位選擇的發展策略

1.應充分分析東道國區位優勢

我國工業體系已相對完整和獨立，一些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行業擁有大量成熟適用技術和小規模生產技術，而我國市場飽和這些行業很多出現生產過剩現象。因此，根據小島清比較優勢理論，那些經濟發展水平類似或低于我國的發展中國家對于我國來說有特定區位比較優勢。

2.應根據不同類型企業所需區位優勢側重點不同選擇不同投資區域

市場開發型企業在選擇投資區位時應以目標市場所在地為導向；資源開發型企業可將把東南亞、拉美和非洲資源豐富、勞動力多而廉價的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作為投資重點；追求戰略資產型企業在西歐、北美擁有先進技術和經驗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可以享受外部經濟優勢。

3.在國外進行研發應注重尋求產業群集，以獲取區域創新優勢

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 出口規模 出口結構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7)1-0036-06

經濟全球化的兩重性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一方面，經濟資源和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有助于提高生產力；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也是發達國家經濟殖民化和南北兩極分化加劇的過程。但是，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的顯著特征和必然趨勢，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個國家離開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作為第三大外貿國，第四大GDP國的中國，與其被動地、消極地適應全球化，不如理性地、積極地參與全球化。而對外直接投資正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理性、積極之舉，也是“走出去”經濟戰略的核心內容。

國際直接投資有外國直接投資(inward FDI)和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DI)之分，前者研究外資的流入，后者研究外資的流出。無論是從總量還是相對量來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要遠遠落后于外國直接投資，因此理論和實證研究的重點是外國直接投資。但是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進一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斷體現，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也逐漸深入并日益成為國際投資領域的研究熱點。而探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有助于更好地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

文獻回顧和問題的提出

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是一國融入全球化的主要渠道，也是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兩種重要模式。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聯系極為密切，兩者之間的關系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是研究和爭論的焦點。站在母國的角度來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主要有替代和互補兩種，即對外直接投資可能減少(替代)母國的貿易，也可能增加(互補)母國的貿易。但是正如Helmberger和Schmitz(1970)所指出的那樣，對外直接投資和貿易之間究竟是互補還是替代關系其實是一個實證問題而非理論問題。國內外的學者在這一領域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實證研究，成果極為豐富。

從國外的研究結果來看，主要的結論有三類：一類支持替代關系，一類支持互補關系，還有一類認為結果不確定。

在對于中國問題的研究上，關于國際直接投資貿易效應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在華的外國直接投資對于我國進出口的影響，在對外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方面，蔡銳和劉泉(2004)[1]、張如慶(2005)[2]、項本武(2005)[3]、陳石清(2006)[4]等運用我國不同階段的貿易和投資數據，也進行了一些實證研究。

綜合國內外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發現，國外的實證研究多以發達國家或地區為研究對象，國內的實證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實證研究的結果與國外學者的研究差異很大，這可能是由于中國屬于發展中大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相對較弱，學者們考察的時間跨度也有所不同的緣故，因此，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還需要作進一步的驗證。

此外，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不僅僅體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于進出口規模的影響上，還體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于進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上，雖然國外的研究重點是對外直接投資對于進出口規模的影響，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貿易大國，其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應當有利于繞開貿易壁壘，尋求原材料供應和改善管理技能，還應當有利于產業結構、貿易結構的優化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對于進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也需要進行探討并加以實證的支持。

本文將結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和特點，實證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我國出口貿易額和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以期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的發展提供借鑒。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規模效應

1.模型的建立

為了實證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我國出口額的影響，采用如下回歸模型：

lnEXt=β0+β1lnOFDIt+β2lnSOFDIt-1+β3lnIFDIt+β4lnSIFDIt-1+β5lnGDPt+β6lnWGDPv+β7lnWIMt+μt (1)

其中，EXt是當年出口額，OFDIt是當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SOFDIt-1是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IFDIt是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實際流入額，SIFDIt-1是上年外商直接投資實際流入存量，GDPt為當年國內生產總值，WGDPt為當年世界國內生產總值，WIMt為當年世界進口額。β0、β1、β2、β3、β4、β5、β6、β7是待估計的參數。β0是截距項；β1測度當年出口額對于當年對外直接投資額的彈性大小，β2測度當年出口額對于當年上年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的彈性大小(考慮到時滯效應)，β1和β2是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出口是否具有推動效應的關鍵變量，如果兩者之間存在互補關系，β1或β2的估計結果應該為正；β3和β4測度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流量和上年存量對于出口的影響；β5測度的是中國的GDP對于出口的影響；β6和β7是在考慮到中國的出口受到世界經濟增長和進口需求的基礎上，測度世界GDP額和世界進口額對于出口的影響；μt是擾動誤差項，測度的是其他沒有考慮進去的變量擾動。

2.數據說明

我國外資流出入的數據可以從商務部、國際收支平衡表和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國際投資報告三個渠道獲得。在數據采集時發現，1985―2004年度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資本和金融項目下對外直接投資差額欄中的數據與UNCTAD國際投資報告中的數據完全一致，因此外資流出入的數據直接采自各年度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國GDP和世界GDP的數據來自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進口額的數據來自于《國際統計年鑒》，其他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或根據年鑒計算得到。模型回歸引用的樣本數據的時間跨度是1990―2005年。模型的回歸及相關檢驗全部運用SPSS12.0完成。

3.模型的估計

對(1)式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進行參數估計時，變量的選取采用了向后剔除法，以排除不能通過顯著性檢驗的變量。通過檢驗計算，回歸中移去了變量lnGDPt (β5)和lnWGDPt (β6)，最終得到如下結果：

lnEXt=15.878+0.131lnOFDIt+1.036lnSOFDIt-1-0.413lnIFDIt-0.541lnSIFDIt-1+2.058lnWIMt (2)

從回歸分析報告(見表1)來看，模型擬合情況很好：調整后的R2為0.993表明lnEX的變動中有99.3%可由自變量解釋；相關系數R為0.998表明因變量和自變量的相關程度為99.8%；每個回歸系數的t值都是顯著的；衡量回歸方程顯著性的F值也是顯著的。具體來看，回歸結果的經濟含義為：

(1)β1=0.131和說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出口之間存在互補關系，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出口的增長，并且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增加1%，出口額會增加0.131%；

(2)β2=1.036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對出口存在推動效應。β1和β2的對比還說明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積累對于出口的促進作用相對更大；

(3)β3和β4的值為負表明1990―2005年間我國外資的引進非但沒有起到顯著的促進出口的作用，反而對于出口是一種阻礙；

(4)β7=2.058說明世界的進口需求對于中國的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

(5)β1、β2和β7的估計結果說明盡管對外直接投資和世界的進口需求都促進了中國的出口增長，但是相比較而言，世界的進口需求對于出口的推動作用更大。

結論與政策建議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兩點結論：

第一，1990―2005年間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之間存在互補效應，也就是說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出口。這一結論與國內學者項本武(2005)[3]的研究一致。從模型的估計參數中還可以看出，外資的流入并沒有能夠起到顯著的促進出口的作用，而我國出口的增長主要得益于世界進口需求的增長。這一方面能夠說明我國的出口產品能夠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的出口是適應型的而非主動推進型的。

第二，國際利益的分配法則表明，一國越處于產業鏈的后端，它從國際貿易中的獲利也越大。我國出口產品結構的兩次質變，對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但是在結構優化的諸多因素中，人們一直看好的外資流入因素并沒有能夠起到顯著的影響，而起關鍵作用的是GDP的增長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積累，即自身的經濟發展。這就進一步證明了外來的力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不會主動地推進中國的結構優化。改變結構低級化的狀態，爭取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變化、利益變化的關鍵還是靠自身的力量。

雖然無論是從總量上、從相對于GDP，還是從相對于外國直接投資而言，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尚處于起步階段，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速度之快已經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根據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統計數據，2005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了113.06億美元，是2004年的6.26倍，幾乎等于前五年對外投資的總額。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進一步實施，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會迅猛發展。誠然，對外直接投資應當以企業為主體，但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則需要政府加以適當的指導。鑒于上述分析結論，本文提出三點政策建議如下：

首先，從動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有資源導向型、出口導向型、貿易轉移型、技術導向型和產業升級導向型之分，而目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多為前三種類型[5]。更好地“走出去”需要政府對于技術導向型和產業升級導向型等逆向型對外直接投資的引導，鼓勵企業在科技資源密集的國家和地區建立研發中心和研發型企業，鼓勵服務業等的對外直接投資，以主動獲取技術，推進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促進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對外直接投資也是如此。在“快與好”的問題上，應當是“又好又快”而非“又快又好”地發展對外直接投資。“走出去”只是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種發展戰略，但根本的還是要立足自我，因此，政府應當在鼓勵自主創新的基礎上，適當地推進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以便有效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充分地發揮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出口、優化結構、增加就業，乃至促進技術創新的作用。

最后，本文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外國直接投資對于出口規模和出口結構都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這就說明引進外資的效應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可能離開全球化的大環境獨自進行，在更好地“走出去”的同時，同樣重要的是更好地“引進來”的問題。這就要求政府在利用外資戰略上的相應調整，有選擇地引起外資，而不只是機械地、被動地承接國際產業的轉移大潮，使外資真正服務于國內經濟的發展。

注釋：

[1]蔡銳，劉泉.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是互補的嗎?――基于小島清“邊際產業理論”的實證分析.世界經濟研究，2004(8)：64-70

[2]張如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分析.世界經濟研究，2005(3)：23-27

[3]項本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與經濟效應的實證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162-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