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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旅游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旅游需求分析是旅游市場研究的重點之一，準確客觀的旅游需求分析不僅能夠提高預測與了解廣大游客出游能力，對于針對性的進行旅游營銷策略制訂、旅游市場定位和旅游產品開發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由于城市環境質量惡化、城市綠地減少等，給城市居民帶來了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壓力，越來越渴望回歸自然。鄉村旅游即在這樣的環境中逐步發展起來。國內真正意義上鄉村旅游的興起，始于20世紀90年代前后。本文專門針對太原市居民進行鄉村旅游需求意愿專項調查研究，為太原周邊鄉村旅提供建設性指導，促進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一、研究方法與問卷設計

本研究調查主要潛在鄉村旅游市場（太原市居民）的基本特征、出游意愿、旅游動機及需求偏好，通過問卷調查方法獲取原始數據。本人于2013年6月20日至25日在太原市主要休閑場所，如社區公園、開放式城市公園等地發放問卷，這些地方是城市居民的主要休閑場所，外來游客很少，可以保證被調查者是太原市居民。本次調查共發放250份問卷，實際收回246份，回收率達98.4%，其中有效問卷241份，有效問卷率為98.0%。

二、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太原市潛在鄉村旅游居民的基本特征

旅游產品具有很強的經歷性，不同人對旅游產品的評價和需求是不相同的。本文主要從城市居民的性別、年齡、文化、職業、收入五個方面對太原市居民潛在客源市場進行調查。從調查結果看，男性占總數的51.7%，女性占48.3%。樣本抽樣合理有效，符合男女正常調查比例；從年齡上看，問卷調查的對象集中在16歲以上的居民，年齡段為27-48歲的被調查者最多，占57.1%。該群體基本都已成家并有穩定工作，精力和旅游欲望最為強烈，是社會上最易成游的潛在客源；從文化結構看，大專及以上學歷的被調查者占總人數的69.1%，高學歷人群占有比例最大；從職業結構看，教師、科技工作者所占比例較高，達半數之多；從收入結構看，收入區間為2500-4500元所占比重最大，為57.5%。該結果與他人研究成果較為一致，因此本調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見表1）

（二）太原市居民鄉村旅游出游意愿特征

1、出游方式偏好。一般來講，鄉村旅游是人們溝通、緩解壓力的最佳選擇，以親朋好友之間出行為最好。因此，各個年齡階段的群體選擇親人、朋友結伴出游均明顯占據上風，高達35.4%和29. 7%；選擇單位組織和團隊出游的人群分別占到17.9%和12.3%；選擇個人出游的比例最小，僅占4.7%。

2、出游距離意愿。調查顯示，太原市居民的鄉村旅游出游距離意愿以中短距離為主，其中又以50―300千米的距離最受歡迎。另外，超過1 000千米的長距離鄉村旅游同樣受到市民的青睞。筆者認為，這比較符合求新求異的旅游心理需求。選擇300―1000千米的中長距離鄉村旅游的城市居民相對較少，是最不被認可的出游距離。

3、出游目的地選擇。調查結果顯示，太原市居民在選擇鄉村旅游景點時對“環境優雅”這一項有很高的選擇率，高達85.3%。這也充分說明隨著城鎮化的進程加快，城市居民對清新環境越來越向往，這也是開發鄉村旅游的目的所在；年輕人多選擇可參與活動多的鄉村旅游地。訪談中不少市民反映，目前太原市周邊鄉村旅游地普遍存在服務設施簡陋、活動單一、缺少地方特色等問題。（見表2）

（三）太原市居民鄉村旅游動機與需求偏好

研究旅游的推力及引力因素能夠有效測評旅游者的旅游動機和需求偏好 。在廣泛閱讀文獻資料，結合國外旅游的有關研究成果，本文設置了旅游動機、旅游感知渠道、旅游吸引物和鄉村旅游項目需求偏好等四個分析因素。

1、旅游動機及旅游感知渠道。研究結果顯示，領略自然風光、度假放松是推動城市居民進行鄉村旅游的最主要推力因素；享受美食特產成為第二因素；選擇公事與考察的人次最少。就旅游地感知渠道而言，太原城市居民主要通過網絡信息、親朋推薦及電視媒體等了解太原市周邊鄉村旅游地。其中通過網絡信息的游客所占比重最大，其次為親朋推薦和電視媒體傳播。另外，通過報紙廣告和旅行社推薦獲知旅游點的調查者也占了一定的比例。（見表3）

2、旅游吸引物與旅游項目偏好。鄉村旅游因素對太原市居民的吸引力見表4。問卷調查顯示，太原市居民最認可的旅游吸引物是鄉村清新的空氣，秀美的山村風光，美味的特色飲食和山西各市縣的民風民俗，占統計人數的較大比例。從城市居民的鄉村旅游項目偏好來看，鄉野觀光、吃農家飯等是其最感興趣的活動，這些與鄉村有密切關系的活動能夠緩解城市人群的壓力。同時，不同教育背景和年齡段的人對鄉村旅游吸引力的選擇有一些內在的差別。比如，高學歷的居民文化素養較高，思想、視野及消費觀念均較為開明，喜歡鄉村特有的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年輕人喜歡欣賞鄉村風光，對吃農家飯、野炊；等娛樂活動；老年人喜歡清靜，健康意識較強，喜歡參觀古寨、品嘗無污染的特色飲食等。（見表4）

三、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研究表明：太原市居民外出旅游以中青年為主，中高收入階層、大專以上學歷的人群是鄉村旅游市場最大主力軍。各年齡階段的群體均熱衷于親人、朋友結伴進行中短距離的旅行，個別人群喜好長距離的縣郊游。大部分群體傾向于環境優雅、服務設施完善、交通便利的旅游地。從旅游動機分析，領略自然風光、休閑放松、享受美食特產等是居民旅游的主要推動力。網絡媒體和親友推薦是居民了解旅游目的地的主要渠道。太原市居民是一個比較大的客源市場，對其鄉村旅游需求意愿的調查研究可以為周邊地區發展鄉村旅游提供建設性指導，具體啟示總結為以下幾點：

1、穩定客源市場，強化鄉村旅游市場的針對性。應大力開發一些符合中青年游客特點的鄉村旅游項目。在鄉村旅游設施中，既要保持淳樸濃厚的鄉土氣息，又要不乏吸引年輕人眼球的“新農村”的風情。比如說，在旅游地設置有益于年輕人健康和放松的健身房，同時在附近提供農家菜等一條龍服務。讓中青年在緊張的工作之后，身心得到徹底放松。

2、突出景點特色，保持鄉村旅游地的鄉村性。鄉村風光和幽靜清新的環境是與城市完全不同的景觀和環境，因而對城市居民也最有吸引力。鄉村旅游開發必須確保原汁原味的鄉村氛圍，這樣才能保持鄉村旅游的鄉村性特點，對城市游客形成持久的吸引力。

鄉村旅游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黨的十之后，“新型城鎮化”業已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城鎮化未來將成為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載體，更是撬動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快速發展的新型城鎮化，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強大引擎。與此同時，在后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中，鄉村旅游意義重大，煥發出蓬勃的生機，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很多都需要在鄉村旅游發展中落實，發展鄉村旅游，已不單純是為發揮鄉村資源的經濟價值、豐富旅游產品的類型，更重要的是，已經成為解決“三農”問題、提高“三農”發展績效、實現“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的重要途徑。新型城鎮化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在新時期必將相互作用，產生諸多互動的可能與機會。在此背景下，探討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旅游的互動發展具有積極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 相關概念

1.1 新型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最早于2007年提出，十正式確定了新型城鎮化的概念，指出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

1.2 互動

“互動”有“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之意。《中國大百科全書》對“互動”的定義是：互動首先是一個過程，有自我互動、人際互動和社會互動3個階段組成的過程，其實質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往返活動，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溝通。互動是行為主體借助于一定的手段，與他人（或環境）和自己相互作用、影響的過程。

2 研究現狀

2.1 國外城市化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相互關系研究

在Elsevier-Science Direct 學術期刊上以“rural tourism?urbanization”為關鍵詞進行搜索，主要來自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兩本雜志，但可供參考的文獻較少，且年代較早。

Marc Antrop（2004）通過研究發現多數歐洲國家城鎮人口已達到80%，城市化進程影響到了主要城市，較小的定居點，甚至是偏遠的農村，并影響歐洲傳統文化景觀的變化。Erdo?an Atmi，Sezgin zden，Wietze Lise（2007）在研究中評估了城市的生物質加熱、教育設施、定居點、娛樂、旅游、就業的需求對天然森林造成的各種壓力。

國外關于城市化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相互關系的研究很少。但國外專家學者普遍認為城鎮化進程對鄉村旅游的發展有一定影響。

2.2 國內城鎮化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相互關系研究

在推動城鄉一體化建設中，國內部分學者將城鎮化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進行一定研究。在知網學術期刊上以“鄉村旅游?城鎮化”為關鍵詞進行搜索，經過深入的分析與篩選，選取了一部分文獻進行了分析。

蒙睿，劉嘉緯，楊春宇（2002）認為鄉村旅游的開展促進了西部城鎮化的進程，而西部城鎮化的進程又為發展鄉村旅游開拓了空間，二者之間是作用與反作用的互動關系。曾天雄（2007）通過論述鄉村旅游與城鎮化的相互影響，認為推進城鎮化建設對鄉村旅游的發展有良好的促進作用。董翠珠（2007）研究表明鄉村旅游一定程度上對我國城市化進程有一定影響，尤其對于農村向城鎮化方向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城市化進程也反過來影響著鄉村旅游業的發展。邱玉華、吳宜進（2012）從我國鄉村旅游面臨的困境為切入點，深入研究了城鎮化進程對鄉村旅游發展的空間維度、時間維度和文化維度影響。

通過對文獻的總結與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專家學者普遍認為城鎮化建設與鄉村旅游存在良性互動關系，且二者的互動發展業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二者互動發展的過程中仍存在諸多的問題和障礙亟待解決，良性互動的路徑選擇針對性和系統性不強。

2.3 研究述評

國外對城市化發展與鄉村旅游發展相互關系的研究文獻很少，研究主要集中為城市化發展對鄉村旅游不良影響方面，還凸顯出“理論研究少，個案研究多”的特征。但通過對國外文獻的梳理，對于我國城鎮化建設中鄉村旅游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指導和借鑒意義，有益于實現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旅游的良性互動發展。

國內專家學者對于城鎮化和鄉村旅游的互動發展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多數專家學者的研究側重于城鎮化建設對鄉村旅游發展影響；少數學者雖然對城鎮化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互動發展進行了研究，但對其二者的互動關系的論證不夠深入，沒有扎實的理論支撐，互動的機制不夠系統，互動的模式和路徑不夠有針對性。另外受限于新型城鎮化建設新鮮出爐，新型城鎮化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互動發展研究仍是一個空白。

總之，國際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但西方特色濃郁；而我國，城鎮化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的互動研究還不成熟，因此，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旅游發展互動研究應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同時立足本國實際，注重研究的實踐和應用價值。

3 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旅游互動發展的論證

3.1 空間相互作用理論

空間相互作用理論最早由美國地理學家烏爾曼（E.L.Ullman）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他在其文章《運輸的作用和交互影響的基礎》中，從供需關系角度出發，對空間相互作用產生所需的互補性、中介機會和可達性等前提條件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互補性指當兩地之間一方能夠提供某種產品或服務，而另一方對該商品或服務有需求，兩地間的相互作用才能實現。可達性是指區域之間進行貨物、資金、人員、技術、信息等傳輸的可能性。中介機會，是指當商品或服務在兩地間流動時，可以提供該商品或服務或是消費該商品或服務的第三地的出現，就稱為產生了中介機會。這一原理具有典型的實際意義，強調了空間作用的可選擇性，即并非所有因素都可以成為空間作用的載體，不是所有動力都可以實現空間相互作用的。

本研究借用霍華德的“三磁鐵”模型認為，首先，新型城鎮化建設將使更多的人遠離鄉村，渴望重返自然，與此同時，鄉村旅游地具備豐富的鄉村風貌、風俗、風情及風物資源，能夠吸引城鎮居民產生鄉村旅游需求；其次，鄉村旅游地一般社會化程度較低，普遍欠缺便捷完善的水電交通通訊等配套基礎設施，而新型城鎮化建設能夠為鄉村旅游發展營造高規格的基礎設施，提高鄉村旅游地的社會性；總之，鄉村旅游發展與新型城鎮化建設之間存在供需關系，構成了二者之間空間相互作用的互補性。至于空間相互作用的可達性，即能否實現資源傳輸的可能，在霍華德“三磁鐵”模型中，田園城市的構想兼顧了人類社會和自然的美麗景色，將農業區、工業區和居住區相結合，將城市和鄉村結合，形成城鄉一體化的城市，與新型城鎮化建設在某些功能上具有相似性，新型城鎮化強調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生態宜居及和諧發展，必將既兼顧城鎮居民的生態需求，又關注鄉村旅游地的發展需求，選擇最佳的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旅游互動發展路徑。總之，新型城鎮化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具有互補性、可達性及中介機會等互動三前提，因此，新型城鎮化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適用空間相互作用理論，能夠實現二者的互動發展，必將在有效路徑的作用下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發展。

3.2 利益相關理論

“利益相關者”源于管理學，是由斯坦福研究中心的研究員首次提出，并把它定義為“沒有它們的支持組織就不能存在的團體"，此后該理論之后被應用于企業治理中。1984年，弗里曼在其出版的《戰略管理：一種利益相關者的方法》一書中，將“利益相關者”界定為那些能影響企業目標的實現或被企業目標的實現所影響的個人或群體，這一概念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可并標志著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正式形成，該理論是對傳統企業“股東至上”邏輯的反叛。

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旅游領域中的應用，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從研究內容來看主要包括理論研究與實踐研究：理論方面，集中為旅游規劃和管理中的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與管理方法研究；實踐方面，在旅游規劃與旅游目的地管理中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應用及應用效果評價。國內研究剛起步，包括在旅游規劃中的利益相關者研究、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企業管理中的利益相關者研究、利益相關者理論在生態旅游中的運用等方面。

本研究中，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利益相關者包括國家、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未來城鎮居民、建設參與企業及企業內部利益群體、周邊鄉村及農民、旅游環保組織等，這些利益相關者都將影響或者被影響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進程與效果，與新型城鎮化的建設密切相關，他們有的是新型城鎮的使用者，有的擔負著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責任和風險，有的是新型城鎮建設的實施者，有的決定著城鎮化建設效果，新型城鎮化建設必須要考慮到他們的利益，朝著多方同存共贏的目標前進，盡可能實現各方利益最大化。與此同時，鄉村旅游的發展也涉及到多方利益群體，主要包括政府部門、社區居民、旅游經營者、旅游者和旅游環保組織等，政府部門是鄉村旅游的引導者，社區居民是鄉村旅游的開拓者和生力軍，旅游經營者是鄉村旅游的執行者，旅游者是鄉村旅游的體驗者，旅游環保組織是鄉村旅游的監督者，這些利益相關者影響著我國鄉村旅游的發展進程，現階段對實現我國鄉村旅游的轉型升級至關重要，兼顧鄉村旅游各方利益群體的利益是新時期鄉村旅游發展的重要研究議題。

綜上所述，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旅游發展中涉及到主要利益相關者的交叉與重疊，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旅游發展具有高度的利益相關性，二者利益的兼顧必能實現各方利益最大化，并最終實現和諧共贏的發展目標。由此可見，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旅游適用利益相關者理論，二者存在互動發展的基礎和條件。

鄉村旅游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關鍵詞：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模式研究現狀

0引言

國內對社區與旅游關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紀90年代，90年代初期我國開始有學者關注旅游對社區的影響。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①關于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討論；②社區參與的方式、層次及類型；③關于社區參與中的利益相關者；④社區參與的影晌因素。目前，國內學者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模式的比較研究較少，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古村落社區參與旅游的四種模式

馮淑華(2002)提出一種古村旅游新模式——“品”。他認為旅游模式的形成是旅游主體與旅游客體之間高度整合的結果。他認為所謂“品”是指在旅游活動過程中，通過個體對旅游客體感知、理解、品位、體會等旅游心理活動，達到對客體的鑒賞、審美的目的，并從中活的精神愉悅的過程。它強調個體對客體內涵的理解，既強調旅游的過程，也強調旅游的結果。馮淑華認為古村的重要品質在于它的文化內涵，這是古村落的魅力、精髓所在，這種內涵只有通過“品”才能被吸納，才能夠從有形的觀賞上升到無形的精神享受，獲得最大的旅游滿足[1]。雷海燕和趙振斌(2007)從古村落旅游形象設計的角度對社區參與模式的目的和原則進行了理論探討，對不同主體的角色地位進行了確定，他們認為在形象設計過程中不但要建立社區參與機制，而且要明確規劃師、社區居民和政府旅游主管部門在不同階段的角色任務。并建議組建社區旅游形象建設委員會、社區學會、社區顧問規劃師辦公室等相關社區組織。該研究詳細闡述了古村落旅游形象設計的基礎要素調查、設計和策劃、審議、傳播與維護四個階段的社區參與方法[2]。余向洋(2006)認為社區旅游不宜進行概念性界定，只能根據各個社區的特點及其發展階段，對各相關利益群體的要求進行折衷與選擇，從而確定參與的層次和內容。他在國內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以“第三條道路”理念為指導，超越“左”（發展優先，受益對象為當地）與“右”（旅游優先，受益對象為旅游業和當地的政府及投資商），以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權衡相關利益群體的輸入輸出，對所有社區旅游利益相關者的要求進行折衷與選擇，形成可操作性的可持續社區發展方法，提出了社區旅游描述性工具——社區旅游連續統模型，構建徽州古村落社區旅游模式[3]。鄒統纖和李飛(2007)以京西古村爨底下村為例，提出了古村落文化遺產旅游發展的社區主導開發（CBD：Community－BasedDevelopment）模式，其核心理念是本地化，在公共管理采取地方社區控制，經營方面從獨立自主經營向經營者共生化轉變，三合一的盈利渠道（門票、土特產品、農家樂）與利益均沾的分配機制。市場營銷方面主要賣點是“爨”文化[4]。

2基于委托理論的社區參與模式的提出

胡晶晶等(2006)在分析文獻的基礎上，總結出構成委托關系的基本特征，即：①委托人與人都具有理能力；②二者目標利益不一致；③二者對信息的掌握不對稱；④二者都面臨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但二者對風險的態度不一樣。基于車溪景區公司和社區居民的委托關系具有這種基本特征，胡晶晶等人提出了基于委托理論的旅游社區發展模式，為研究旅游社區的和諧化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在這種模式下，景區公司將有課的“吃”委托給當地農家餐館，“住”委托給當地農家旅館，“行”委托給當地車隊、趕馬者和抬轎者，“購”委托給當地旅游商品經營者。景區管理者可以很好的利用委托理論的分析框架，研究景區公司與社區居民各自的特征，設計有效的激勵機制，實現景區與社區的利益“雙贏”，優化資源配置，達成旅游社區的和諧化發展[5]。

3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的模式

曾艷(2007)指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主體應包含：政府、社區組織、旅游企業、民間組織。并構建出中國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基本模式，即“政府+社區組織+旅游企業+民間組織+法制規范”，并且構建了中國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宏觀管理體系和微觀運行體系，提出了決策參與機制、利益分配機制、環境保護機制和社區參與保障機制等微觀運行機制[6]。鄭群明等(2004)提出了“公司+農戶”模式、“政府+公司+農村旅游協會+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農戶+農戶”模式、個體農莊模式等5種參與式鄉村旅游開發模式的設想。劉巖等(2002)提出廈門黃膺應實行股份合作制的參與式開發模式。黃昆(2003)借鑒美國管理學家麥金西的7S要素提出了“6S戰略性環境管理”，具體指景區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共享的價值觀、發展戰略、內部結構、開發技術和管理方式，其中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是基礎和核心。將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全面滲透到旅游景區的發展戰略、管理方式等五個要素中去，以實現景區環境管理外部性與內部性的全面整合，從完全意義上走上景區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何彪和馬勇（2004）提出了利益相關者管理的雙向溝通（Bilateralcommunication）－合作（Cooperation）－雙贏（Bilateralprofit）機制（簡稱BCB方案）BCB方案旨在通過建立目的地與利益相關者、利益相關者之間溝通的橋梁，讓它們互相了解對方的利益追求和關注焦點，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上，尋求雙方一致的利益目標，尋找能夠妥善解決問題的方法，實現旅游目的地系統整體利益的最大化。苗紅(2003)提出民族地區通過組建社區旅游發展咨詢中心、以多種形式代替資金入股、保證社區成員的優先就業權等途徑加強社區參與。陳金華等(2005)研究武夷山生態旅游社區時發現當地社區參與在某種程度上處于被動參與狀態，提出可以通過成立保護區生態旅游股份公司、社區參與旅游規劃和決策、培訓社區居民、加強旅游信息傳播等方式提高社區參與程度。

4以政府為主導的社區參與模式羅敏(2006)從解決旅游開發中的主客矛盾角度提出Given模式，即（Government）政府＋（Interests）利益＋（Village）社區＋（Education）教育＋（Native）本土化。簡化為：G＋I＋V＋E＋N＝GIVEN模式。該模式提倡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與當地社區特別是村委會建立溝通和互信的社區參與機制，進行各種文化知識的教育，并倡導企業經營本土化[7]。黃郁成和顧曉和(2004)從農村旅游社區開發的角度，以浙江松蘭山開發模式為例，闡述了政府主導、企業推動、鄉村參與的開發模式。以及江西流坑的旅游開發行為完全由旅游被開發地區以外的力量主導，流坑對于旅游開發的主觀意愿較低，只是被動接受外界賦予的各種開發行為，并承擔旅游開發行為所帶來的各種可能后果的“輸入型”模式。李玉軒和王建中(2001)以平遙古城為案例，認為古城的保護和建設問題必須經過自身努力和強大援助。在文化方面，以平遙古城牽動南北大院，構成以古城為主，大院延承式的模式，建立社區組織機構和行為規范準則。

5由社區主導的社區參與模式

王瓊英(2006)構建了社區參與的模型，其中社區居民與鄉村旅游本身是模型的核心，模型中鄉村旅游以一個事物的性質出現，其身份是一個特定行業，涵蓋了整個與鄉村旅游相關的有形、無形、靜態、動態的要素總和。政府和企業是模型的保障因子或動力因子，旅游市場起著外部推動作用[8]。鄒統纖等(2007)在分析了社區參與鄉村旅游開發模式的局限性之后提出了社區主導的開發（Community－BasedDevelopment，CBD）模型，該模型的3個內涵是產業鏈本地化、經營者共生化和決策民主化。以社區為主導，提升社區旅游參與的深度和廣度。任嘯(2006)認為九寨溝社區參與不但是“過程”，也是“目的”，社區參與趨向于實質性參與也就是真參與。九寨溝自然保護區確定了“公平”優先的分配目標，在分配機制中，打破了股份制產權設置的慣例，將社區利益最大化。此模式考慮到對居民不能再從自由從事旅游經營的利益補償。佟敏和黃清(2004)建議以社區參與為基礎的生態旅游模式。具體由保證居民參與的決策機制、旅游發展具體方式的合作機制、對旅游引發問題的協商制度構成的居民參與決策系統以及通過形成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鼓勵引導社區居民直接從事生產經營，通過自己的經濟行為直接獲益來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機制。此外還要形成有效的旅游技能培訓和環境只是培訓機制。王瑞紅等(2004)認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應包括參與決策、參與經濟活動、參與資源環境保護及參與培訓。王敏嫻(2004)提出建立引導機制、決策咨詢機制、利益保障機制和監控機制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模式。

國內學者對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具體模式與對策研究得還比較少，雖然不乏旅游目的地社區的實地考證，但還沒有將其升華到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理論高度。

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模式是一個動態的、開放性的結構，要在不同的發展時期，跟隨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對我國的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模式進行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

參考文獻：

[1]馮淑華.古村旅游模式初探[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2.4.

[2]雷海燕，趙振斌.古村落旅游形象設計的社區參與模式[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旅游版).2007.5.

[3]余向洋.中國社區旅游模式探討--以徽州古村落社區旅游為例[J].人文地理.2006.5.

[4]鄒統纖，李飛.社區主導的古村落遺產旅游發展模式研究[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旅游版).2007，5:78~86.

[5]胡晶晶，沈國輝等.基于委托理論的旅游社區發展模式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6.17(2).

[6]曾艷.國內外杜區參與旅游發展模式比較研究[D].碩士學位論文.廈門大學.2007.

鄉村旅游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馮淑華(2002)提出一種古村旅游新模式——“品”。他認為旅游模式的形成是旅游主體與旅游客體之間高度整合的結果。他認為所謂“品”是指在旅游活動過程中，通過個體對旅游客體感知、理解、品位、體會等旅游心理活動，達到對客體的鑒賞、審美的目的，并從中活的精神愉悅的過程。它強調個體對客體內涵的理解，既強調旅游的過程，也強調旅游的結果。馮淑華認為古村的重要品質在于它的文化內涵，這是古村落的魅力、精髓所在，這種內涵只有通過“品”才能被吸納，才能夠從有形的觀賞上升到無形的精神享受，獲得最大的旅游滿足[1]。雷海燕和趙振斌(2007)從古村落旅游形象設計的角度對社區參與模式的目的和原則進行了理論探討，對不同主體的角色地位進行了確定，他們認為在形象設計過程中不但要建立社區參與機制，而且要明確規劃師、社區居民和政府旅游主管部門在不同階段的角色任務。并建議組建社區旅游形象建設委員會、社區學會、社區顧問規劃師辦公室等相關社區組織。該研究詳細闡述了古村落旅游形象設計的基礎要素調查、設計和策劃、審議、傳播與維護四個階段的社區參與方法[2]。余向洋(2006)認為社區旅游不宜進行概念性界定，只能根據各個社區的特點及其發展階段，對各相關利益群體的要求進行折衷與選擇，從而確定參與的層次和內容。他在國內外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以“第三條道路”理念為指導，超越“左”（發展優先，受益對象為當地）與“右”（旅游優先，受益對象為旅游業和當地的政府及投資商），以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權衡相關利益群體的輸入輸出，對所有社區旅游利益相關者的要求進行折衷與選擇，形成可操作性的可持續社區發展方法，提出了社區旅游描述性工具——社區旅游連續統模型，構建徽州古村落社區旅游模式[3]。鄒統纖和李飛(2007)以京西古村爨底下村為例，提出了古村落文化遺產旅游發展的社區主導開發（CBD：Community－BasedDevelopment）模式，其核心理念是本地化，在公共管理采取地方社區控制，經營方面從獨立自主經營向經營者共生化轉變，三合一的盈利渠道（門票、土特產品、農家樂）與利益均沾的分配機制。市場營銷方面主要賣點是“爨”文化[4]。

2基于委托理論的社區參與模式的提出

胡晶晶等(2006)在分析文獻的基礎上，總結出構成委托關系的基本特征，即：①委托人與人都具有理能力；②二者目標利益不一致；③二者對信息的掌握不對稱；④二者都面臨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但二者對風險的態度不一樣。基于車溪景區公司和社區居民的委托關系具有這種基本特征，胡晶晶等人提出了基于委托理論的旅游社區發展模式，為研究旅游社區的和諧化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在這種模式下，景區公司將有課的“吃”委托給當地農家餐館，“住”委托給當地農家旅館，“行”委托給當地車隊、趕馬者和抬轎者，“購”委托給當地旅游商品經營者。景區管理者可以很好的利用委托理論的分析框架，研究景區公司與社區居民各自的特征，設計有效的激勵機制，實現景區與社區的利益“雙贏”，優化資源配置，達成旅游社區的和諧化發展[5]。

3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的模式

曾艷(2007)指出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主體應包含：政府、社區組織、旅游企業、民間組織。并構建出中國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基本模式，即“政府+社區組織+旅游企業+民間組織+法制規范”，并且構建了中國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宏觀管理體系和微觀運行體系，提出了決策參與機制、利益分配機制、環境保護機制和社區參與保障機制等微觀運行機制[6]。鄭群明等(2004)提出了“公司+農戶”模式、“政府+公司+農村旅游協會+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農戶+農戶”模式、個體農莊模式等5種參與式鄉村旅游開發模式的設想。劉巖等(2002)提出廈門黃膺應實行股份合作制的參與式開發模式。黃昆(2003)借鑒美國管理學家麥金西的7S要素提出了“6S戰略性環境管理”，具體指景區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共享的價值觀、發展戰略、內部結構、開發技術和管理方式，其中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是基礎和核心。將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全面滲透到旅游景區的發展戰略、管理方式等五個要素中去，以實現景區環境管理外部性與內部性的全面整合，從完全意義上走上景區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何彪和馬勇（2004）提出了利益相關者管理的雙向溝通（Bilateralcommunication）－合作（Cooperation）－雙贏（Bilateralprofit）機制（簡稱BCB方案）BCB方案旨在通過建立目的地與利益相關者、利益相關者之間溝通的橋梁，讓它們互相了解對方的利益追求和關注焦點，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上，尋求雙方一致的利益目標，尋找能夠妥善解決問題的方法，實現旅游目的地系統整體利益的最大化。苗紅(2003)提出民族地區通過組建社區旅游發展咨詢中心、以多種形式代替資金入股、保證社區成員的優先就業權等途徑加強社區參與。陳金華等(2005)研究武夷山生態旅游社區時發現當地社區參與在某種程度上處于被動參與狀態，提出可以通過成立保護區生態旅游股份公司、社區參與旅游規劃和決策、培訓社區居民、加強旅游信息傳播等方式提高社區參與程度。

4以政府為主導的社區參與模式羅敏(2006)從解決旅游開發中的主客矛盾角度提出Given模式，即（Government）政府＋（Interests）利益＋（Village）社區＋（Education）教育＋（Native）本土化。簡化為：G＋I＋V＋E＋N＝GIVEN模式。該模式提倡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與當地社區特別是村委會建立溝通和互信的社區參與機制，進行各種文化知識的教育，并倡導企業經營本土化[7]。黃郁成和顧曉和(2004)從農村旅游社區開發的角度，以浙江松蘭山開發模式為例，闡述了政府主導、企業推動、鄉村參與的開發模式。以及江西流坑的旅游開發行為完全由旅游被開發地區以外的力量主導，流坑對于旅游開發的主觀意愿較低，只是被動接受外界賦予的各種開發行為，并承擔旅游開發行為所帶來的各種可能后果的“輸入型”模式。李玉軒和王建中(2001)以平遙古城為案例，認為古城的保護和建設問題必須經過自身努力和強大援助。在文化方面，以平遙古城牽動南北大院，構成以古城為主，大院延承式的模式，建立社區組織機構和行為規范準則。

鄉村旅游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重慶市高度重視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的發展工作。將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納入現代農業發展的主要內容之一，作為新興產業進行培育打造。在“高水平規劃、高起點建設、高效率管理”的思路指引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發展成為聯系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和百姓生活改善的紐帶，成為當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有效途徑，成為全市新農村建設成果的示范展示平臺。

結合高山生態扶貧

發揮休閑農業帶動優勢

2013年，重慶啟動實施“高山生態扶貧搬遷50萬人”，具體任務是：2013年啟動20萬人，2014年啟動15萬人，2015年啟動15萬人，到2017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搬遷任務。

推動高山生態扶貧搬遷，將民生實事推進與休閑農業發展相結合，發展多形態的休閑農業模式，就是要充分發揮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的輻射帶動作用，將搬遷地打造成各具特色的美麗鄉村。

一是人口下山。鼓勵居住在深山高寒邊遠地區、重要生態修復保護區、生產生活基礎條件難以完善地區的農戶，自愿選擇轉戶進城、相對集中安置、旅游安置、五保戶集中供養以及投親靠友、異地安置等多種形式搬遷下山。制定了政府補一點、“地票”攢一點、農戶出一點“三個一點”的搬遷安置投入政策，市里按每人8000元落實到區縣，由區縣根據搬遷對象貧困程度、安置條件的不同實行差異化補助。突出抓好相對集中安置，以城鎮郊區、產業園區、景區周邊、農村集鎮為重點，采取統一規劃布局、統一用地調配、統一房屋風貌設計、統一配套基礎設施、統一竣工驗收及分戶單建和聯戶共建相結合的“五統一建”模式，建設集中安置點。

二是產業上山。由遷入地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土地整治新增耕地、農戶退出耕地、土地流轉等方式，妥善解決農業安置搬遷戶“菜園地”等生產用地。對規模在100人以上的搬遷農戶集中點所在村，引導發展1～2個主導產業，形成“一村一品”、“一主多業”的格局。三年投入農業發展資金3億元以上，支持搬遷集中安置點所在村產業發展、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新型經營主體培育等；對發展特色產業的貧困搬遷戶，給予不少于1000元的扶持。

三是游客進山。依托高山山水田園自然風光和特色經濟作物園區、民俗文化和農耕文化，大力發展休閑觀光農業及鄉村旅游。重點打造成渝走廊農業觀光體驗、渝宜高速原巴渝、渝湘高速民俗風情體驗等鄉村旅游精品線路，構建渝東南、渝東北和秦巴山、武陵山、大婁山“兩帶三山”鄉村旅游格局。

四是產品出山。積極引入龍頭企業，支持發展農民合作社特別是股份合作社，做到與產業發展、扶貧搬遷同步。用好高山農產品綠色、生態、環保、安全這張“名片”，打好“山貨”牌，培育知名品牌。采取舉辦農產品展銷會、組織龍頭企業和農民合作社走出去展示展銷、發展農超對接和配送直銷、網上銷售等多種渠道，幫助農民銷售農產品。結合旅游業發展，積極發展農產品產地加工、地方特色產品加工和商貿流通，把農產品當旅游產品賣，促進山區農產品賣得遠、賣得久、賣好價錢。

抓好“四結合四配套”

構建休閑農業支撐體系

總體上看，重慶市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發展已經成為現代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主題之一。多形態的發展模式逐步出現，發展模式和規模與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緊密相連，各具優勢的都市型、城郊型、遠郊型格局初顯等基本特征。

為進一步促進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的快速發展，重慶市將著力抓好“四結合四配套”。

四結合：一是與新農村建設結合。發揮新農村建設“千村推進百村示范”工程的引領作用，連點成線、以線擴面，更加注重生態環保、文明傳承等，打造新農村建設“升級版”。二是與美麗鄉村建設結合。圍繞全市美麗鄉村建設，以115個市級示范村和各區縣確定的示范村為載體，大力推進城郊游、高山游、民俗游、觀光游，把休閑農業培育成農村新的重要支柱產業。三是與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結合。調整農業結構，突出發展資源節約、生態高效、環境友好型特色效益農業。強化農業科技支撐，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四是與生態環境保護治理結合。加大植樹造林力度，推進房前屋后、荒山荒坡、公路河道等綠化。實施農村環境連片整治、生態家園富民工程、農村衛生改廁、庫區移民農村環保示范等項目，加強農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抓好秸稈綜合利用、農業投入品包裝回收利用、人畜糞便處理利用等，防治農業面源污染。

四配套：一是農業產業配套。堅持走特色效益農業發展之路，重點發展糧油、蔬菜、畜牧、柑橘、漁業、林果、中藥材、花卉、茶葉、蠶桑和煙葉等11個產業。支持區縣著重培育1～2個“舉旗產業”，打造產業帶，以產業發展為支撐帶動休閑農業的梯次發展。二是基礎設施配套。大力推進水、路、電、氣、市、村鎮等基礎設施和基本農田建設，加快農村危房改造，因地制宜建設農民新村，配套完善公共服務設施和環保設施，改善居住環境。三是體制機制配套。深化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構建完善人轉城、地轉活、錢轉鄉的政策制度。大力培育發展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推進適度規模經營。四是公共服務配套。深入推進農村養老、醫療和社會保障服務，加強農家書屋、文化廣場、體育健身等文體設施建設，強化公民道德建設，深化“星級文明戶”、“生態庭院”等文明創建活動。創新農村社會管理，完善村規民約，引入城鎮社區管理模式，提高服務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