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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職業教育”,是指讓受教育者獲得某種職業或生產勞動所需要的職業知識、技能和職業道德的教育。它的目的是培養應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專業知識技能的勞動者,與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較,職業教育更側重于實踐技能和實際工作能力的培養。 當前幾種職業教育
根據相關數據統計,目前已知的融資在天使到C輪之間職業培訓類的教育項目在180家以上,跟廣義上的在線教育項目相似,其培訓的基本模式都為工具類、平臺類、網校類等幾種。
工具類:工具類是以一個教學工具為出發點的職業教育,即針對某一種職業或者該職業的細分領域做一個工具類的APP。由于操作簡單且能滿足精準人群的需求,可以在短時間內累積大量用戶,譬如有道詞典等就是這一類教育。工具類職業教育的特點是小而輕盈,迭代漸進,容易成功,同時達到用戶量之后也可以擴展為平臺。
平臺類:現在來看,平臺型在線教育是各種在線教育發展的主流,不管任何種類的職業教育最終都會成為一個平臺。平臺可以累積大量的兩端用戶,也是傳統教育進行在線教育試水的首選。平臺類的特點是大而通吃,布局未來,缺點是投入大、風險大,需要快速積聚大量的資源。2014倒閉的在線教育機構中,相當一部分是平臺型。目前來看,BAT等網絡巨頭布局的在線教育都是平臺型。
網校:網校的特點在于,只要具備上網條件即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接入互聯網,自主地選擇學習內容。相對于面授教育而言,網絡教育最大限度地突破了教育的時空限制,是師生分離、非面對面組織的教學活動,是一種跨學校、跨地區的教育體制和教學模式。網校可以融合工具類以及平臺型等各種類型,在教學對象上也可以是B2B或者B2C等,形式相對比較靈活,同時內容一般比較豐富。網校有綜合教育類也有垂直教育類,其中職業教育最受歡迎。 職業教育將是熱門
對于職業教育而言,對它影響最大的就是經濟因素。其中,經濟因素主要有:GDP增長狀況、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模式、市場的理性化程度、產業結構、企業結構、勞動力市場模式、勞動力失業狀況等幾個方面。
在產業結構方面,現代職業教育制度的建立,規模的大量擴充,以及現代意義上的職業教育課程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使得產業結構由農業為主轉向了以工業為主,才使得現代職業教育的發展成為可能。
當前正處于全產業的轉型升級大時代,在互聯網+戰略的推動下,工業4.0正在讓生產車間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數據化、智能化、連接化、信息化是將來生產制造車間的主流技術。這同時也對從業職工有了更高的要求,生產制造正向生產智造邁進,這也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內容。
譬如,機器人技術、人工智能以及3D打印在接下來也會成為工業生產的主流,雖然這幾項技術會讓從業人員越來越高深,但對從業人員的技術要求也越來越高。從業人員必須懂的機器人工作原理及流程、人機交互以及3D建模等技術。
未來勞動密集型企業會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將是精工作業,這也需要大量的職業教育培訓機構,培養出更多的具備高等技術的人才。這樣,職業教育在互聯網+時代將會是一個大熱門,服務于企業轉型升級的中間商將需要大量的懂互聯網并能具體操作的人才。隨著人才缺口的逐漸增大巨大,市場必然會越來越可觀。 把握“互聯網+”時代
如今,從經濟發展以及教育的大背景看,以往的職業培訓顯然已經不適合“互聯網+”時代。一方面是教學內容上,傳統職業教育的內容無法更好的適應當前行業的轉型職業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教學形式上,即便是一些在線職業教育也仍舊沿襲過去的教育方式。這也就使得大部分參與職業培訓的人員依舊無法直接在企業內上崗,還是需要在崗培訓很久才能真正入職。
那么,在“互聯網+”時代下,職業教育如何做才能突破、超越呢?
一般來說,職業教育培訓一方面是通過培訓讓某些人具備從事某個職業的技巧,另一方面是讓企業能夠找到入職就能工作的職業人才。
那么,基于這兩個方面,職業培訓首先就得了解市場與需求,其次要搞明白做職業教育需要的資源有哪些。然后要在了解市場、明白用戶人群、擁有一定資源的基礎上,進一步洞悉整個產業鏈的情況。
此外,雖然本身是一個企業整體,但是為了供應鏈與價值鏈能夠延長乃至下沉到企業內部,職業教育還是要與企業直接關聯,這是他們成功的關鍵。
同時,為了進一步做好職業培訓,職業教育將來還要做關于人才梯度、培訓體系、產品理念、線下線上O2O渠道等幾方面的建設與研究,這也是“互聯網+”時代對職業教育乃至教育全行業的更高要求。
關鍵詞:“用工荒”;務工人員;教育與培訓
21世紀既是科技創新的時代,同時也是人才競爭的時代。換言之,企業發展的關鍵在于人才的優勢,在于人才的培育,在于人才的競爭。在全球市場經濟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下,特別是在倡導企業精細化管理理念的當下,優化并提高從業人員知識結構,提升勞動者素質,成為各大企業應對市場競爭的有效途徑,但“用工荒”問題成為各大企業發展面臨的最大難題。而通過職業教育與培訓提升進城務工人員綜合素質,以適應企業現代化生產要求,進而引導他們做好自身職業規劃并解決企業“用工荒”問題,就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
一、開展進城務工人員職業教育與培訓的現實意義
全球經濟的競爭,表現為企業之間產品、技術及服務的競爭,其實質就是人才的競爭,就是生產者綜合素質的競爭。針對市場競爭的加劇,各大企業對從業人員的文化素養、技術素質的要求日益提升;而進城務工人員則是剛剛走出大山、剛剛脫離土地束縛的農民工,其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術的掌握,根本不可能適應企業現代化生產要求。因此,通過有針對性的職業教育與培訓提升進城人員的職業技能,一是能夠滿足企業的用工標準要求,二是能解決企業面臨的“用工荒”問題,三是通過培訓使得進城務工人員的人生規劃也得以明確,對于和諧社會的建設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一)拓寬進城務工人員的就業范圍,推動進城務工人員的穩定就業
知識缺乏與專業技術的空白是進城務工人員難以在企業從事更高職位的主要原因,為此,多數進城務工人員只能選擇就業門檻低、對生產技術水平以及教育程度要求較低的行業。據相關統計資料顯示,目前進城務工人員主要集中在銷售業、制造業、建筑業與服務業等知識、技術含量相對較低且勞動力較為密集的傳統行業。但在國家“結構性”改革的推動之下,第一、二生產服務行業的就職崗位逐漸較少,而且崗位人員的流動性大、穩定性差、薪資待遇相對較低,致使多數進城務工人員難以在城市發展之中找到歸屬感。而職業教育與培訓則能有效解決進城務工人員因為知識面窄、無專業技術等原因造成的就業困擾。進城務工人員通過參加多種渠道的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學習和實踐,不僅能練就一技之長,拓寬自身的就業范圍,讓自身擁有走上技術性相對較高的崗位就業的資本,而且在學習之中也能為其積累更多人脈,讓其在城市發展之中找到歸屬感。因此,職業教育與培訓對進城務工人員的個人就業與個人發展具有多方面促進作用[1]。
(二)加快社會企業的科技化、現代化發展步伐,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在全球化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下,外資企業的進入使國內各大產業壓力倍增。盡管外資企業的到來為我國企業提供了更多學習先進生產技術的機會,但對于企業自身發展來說,必須通過精細化管理方式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中站住腳。而人力資源管理的精髓就是勞動者素質的提升。進城務工人員作為企業生產主體,是推動企業發展的主要動力,對企業產品質量有著決定性影響。因此,通過持之以恒的培訓活動開展對進城務工人員的在職培訓,在提升他們作為勞動者個人素質的同時,也能有效縮短我國企業實現科技化、現代化發展周期[2]。同時,從企業發展角度來講,職業教育對進城務工人員的培訓,在企業自身核心競爭力的提升及持續化發展等方面也有促進作用。
二、當前開展進城務工人員職業教育與培訓存在的問題
(一)教育與培訓渠道單一及資金不足問題的雙重困擾
當前,雖然各大企業逐漸意識到了職業教育與培訓對企業發展的作用,但在對于培訓資金的投入、培訓渠道的拓寬方面依然是“短視”的。綜合各地相關培訓活動的開展情況,大多數企業對于進城務工人員的職業教育培訓的重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具體表現在:一是培訓渠道單一。培訓機構大多是傳統的課堂授課方式,沒有有效利用互聯網技術,開展多元化的培訓。二是資金投入方面。眾所周知,職業教育與培訓相關工作的開展與高校、成人教育不同,多數商業職業教育與培訓均為私人辦理,其運營資金主要源于政府,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特別是企業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本質以及缺乏社會責任,使得多數企業難以將大量資金投入到進城務工人員的在職職業教育與培訓之中。因此造成了進城務工人員職業培訓教育的運營資金短缺問題嚴重,導致了培訓機構對進城務工人員的在職培訓缺乏持續性及長久性,影響職業教育培訓的持續開展,培訓質量和效果堪憂[3]。
(二)政府機構對培訓工作監管力度不夠
在當前社會競爭環境下,引導企業開展對進城務工人員的職業培訓,確保進城務工人快速融入企業生產環節,是各級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時,進一步做好企業對進城務工人員職業培訓的監督與監管也是政府機關部門應該履行的社會義務。因此,當地政府機關部門理應將進城務工人員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的監管納入自身工作范圍之中。但就現階段發展情況來看,政府部門在對進城務工人職業教育培訓機構的監管力度不夠,致使目前國內進城務工人員的培訓市場較為混亂。甚至部分相關培訓機構為追求自身利益,在還未得到審批,在師資培訓力量不足的情況下,也對進城務工人員進行培訓,培訓的針對性和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很大程度上打擊了進城務工人員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降低了職業教育培訓的教學質量。
(三)進城務工人員自身存在的問題
當前,農民進城務工,在有效解決了我國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同時也實現了人員的有效流動,對推動我國城鎮化建設具有積極意義。但現實是,進城務工人員整體知識水平不高、接受教育的程度較低,特別是職業技術欠缺。這些是進城務工人員普遍存在的問題。而且在城市生活期間,部分進城務工人員的法律意識淡薄,時常出現進入城市工作期間未到機關部門辦理相關手續的現象,對城市治安管理構成威脅,致使相關部門利用強有力的法律制度對進城務工人員進行限制。但強制化管理模式又使進城務工人員時常感到被排除在城市之外,工作情緒起伏較大,無論在企業工作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認為自己是城市的“外來者”,缺少主人翁意識,難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受我國傳統思想文化影響,多數進城務工人員的自我學習意識依然較差,缺乏長遠發展目光,在職業教育培訓過程中行為散漫,時常出現消極心理,難以在規定時間內完成相應的培訓任務。作為各培訓活動開展的主要對象,進城務工人員自身問題不僅對相關教學活動的開展造成多方面障礙,而且也為其自身發展帶來多方面影響[4]。
三、加強對進城務工人員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措施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進城務工人員作為城市建設、企業發展的重要勞動力和后備軍,對進城務工人員進行相關職業教育與培訓,不僅能有效加快我國城市化建設發展步伐,還能有效改善進城務工人員的個人生活水平。結合現階段發展情況來看,若想在社會發展之中有效提高進城務工人員的教育培訓質量,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當前進城務工人員的職業教育培訓進行完善與創新。
(一)攜手高校和成人教育機構,以解決培訓資金問題
要提高進城務工人員培訓效果,提升務工人員綜合素質并有效化解當前企業“用工荒”問題,各省區間首先應解決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的資金短缺問題。目前,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主要是以商業性培訓為主,其運營資金主要源于企業。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發展口號的激勵下,全國中小型企業數量增長迅速。雖然中小企業數量的增多為進城務工人員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但若想通過社會中小企業的資金投入來提高進城務工人員在職培訓質量,并不符合發展實際,尤其是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因此,綜合現階段社會各大產業的實際發展情況,若想從根本上解決進城務工人員職業教育培訓機構的資金問題,必須通過政府、高校等社會教育培訓機構的介入,為進城務工人員的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籌備教學設備。一來社會機構的介入能有效解決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的資金問題,二來也能為進城務工人員節省一筆培訓經費,讓其感受到城市對他們的關愛,讓其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二)建立并完善進城務工人員培訓機構的管理機制
目前,國內還未針對進城務工人員的職業教育與培訓建立相關管理機制,導致當前職業教育與培訓市場行為較為混亂。同時,一些社會培訓機構在實際培訓中,一些專業的設置沒有很好地結合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在培訓內容安排上也不能做到“按需施教”,因此就不能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挫傷了進城務工人員參加職業教育、培訓的積極性,嚴重阻礙了職業教育培訓的有效開展。因此各地政府部門應該通過相關政策引導社會各大高校、成人教育學校等社會性組織機構,來解決進城務工人員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教學設備、教學資金問題,建立并完善與之相適應的進城務工人員培訓管理機制,落實培訓教育主體責任,強化監管,推動職業培訓教育踏上正軌。與城市常住居民相比,進城務工人員日常很少參與其他社會活動,加之他們自身存在一定自卑心理,致使他們成為部分不法分子施行詐騙的首要對象之一,而職業教育與培訓則是詐騙團伙常用的作案手法。因此,綜合現階段國內進城務工人員職業教育與培訓現狀,當地政府部門應充分發揮自身的協調作用,履行自身監管職責,利用相關政策規范我國進城務工人員教育培訓機構建設工作。在相關工作的開展過程中,還可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與當地律師事務所合作,開辟進城務工人員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的投訴通道,確保各項培訓工作的有序開展。
(三)利用現代互聯網科技拓展培訓渠道
互聯網絡科技的迅速普及和發展,不僅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諸多的便捷,同時也為進城務工人員的職業培訓渠道的進一步拓展奠定了基礎。在進城務工人員的職業教育培訓過程中引入互聯網遠程培訓,不僅拓寬了培訓渠道,也節省了進城務工人員的費用、時間。當前,進城務工人員職業技能培訓相關工作的難點在于進城務工人員的學習進度的安排與規劃上。因此,若在教育培訓過程中引入互聯網遠程培訓,則能有效解決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做到培訓教育的靈活性。在實際工作的開展過程中,還可建立進城務工人員的網絡教育咨詢平臺,給予進城務工人員更多的自主選擇空間,有效調動進城務工人員學習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引導進城務工人員樹立“繼續學習、終身學習”的觀念,提高進城務工人員的自學能力、創新能力與文化素養,達到擴寬我國進城務工人員的就業選擇面的教學目的。
(四)注重培訓教育師資團隊的打造
進城務工人員作為特殊的社會群體,是社會轉型期勞動力流動和再就業的必然現象。當前,在農村城鎮化進城過程中,大量農民擺脫了土地的束縛,走進城市,開始了自己新的人生。為此,面對社會發展新常態,通過職業教育與培訓對進城務工人員進行在職培訓,是提高進城務工人員的綜合勞動素質,造就合格的新時代勞動者的關鍵[5]。確保進城務工人員在職培訓質量,除具備較為完善的教學設備及監管體制以外,積極與高校、成人教育機構合作,充分發揮高校在人才供給、技術服務、課題攻關等領域的不可替代作用。在互利共贏、政府支持的前提下,推進“校企協同”辦學,以化解職業培訓機構師資力量薄弱的困境。在此基礎上,吸收更多的高校、成人教育師資參與到進城務工人員的培訓中。同時,職業教育培訓機構也要對培訓授課人員加大培訓力度,建設一支專業、高效的培訓師資隊伍,為提升進城務工人員培訓教育質量奠定堅實的基礎。
作者:張喆 單位:長春理工大學
參考文獻:
[1]余慧英.南城縣外出務工人員的職業技能培訓對策研究[D].江西農業大學,2012.
[2]丁小浩,范皚皚.進城務工人員繼續教育與培訓中的志愿者研究[A].浙江師范大學教育經濟研究中心.2007年中國教育經濟學年會會議論文集[C].浙江師范大學教育經濟研究中心,2007:9.
[3]文曉曉.昆明市新一代進城務工人員繼續教育需求研究[D].云南師范大學,2015.
關鍵詞:互聯網+;農產品流通;主體優化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11月27日
一、引言
作為銜接“小生產”和“大市場”的農產品流通對于解決三農問題,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近些年,農超對接、農產品直銷等流通模式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產品流通效率,但由于我國農村耕地分布廣泛,使得部分農產品生產規模較小,流通不順暢,頻繁出現“谷賤傷農”的現象。這些問題都對我國農產品流通主體的發展提出新要求。21世紀是網絡經濟時代,提出“互聯網+”,更是將經濟發展趨勢進一步明確。互聯網引發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變革,同時深度影響農產品流通過程。流通主體作為農產品流通重要組成,其發展程度對農產品流通的效率具有重要影響。目前,雖有學者對我國農產品流通主體進行分析,如研究農產品流通主體結構合理化,對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升級改造途徑進行研究,研究推動農業合作組織建立的可行路徑等。但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傳統農產品流通的基礎上,而對“互聯網+”背景下農產品流通主體優化的研究十分匱乏。因此,根據農產品流通主體存在的問題,基于互聯網對農產品流通主體的影響,提出優化農產品流通主體的相關對策具有重要意義。
二、現代農產品流通主體發展現狀及互聯網對流通主體的影響
農產品流通主體指參與農產品流通過程并獲得收益的組織或個人。由于地區要素稟賦不同,各地區的農產品流通模式及主要流通主體不盡相同,本文選取農戶、農業合作組織和批發市場,研究這三類主體的發展現狀以及互聯網對各流通主體的影響:
(一)農戶作為流通過程中的重要主體,其發展水平直接影響流通效率。目前,我國農戶在參與農產品流通過程存在的問題主要有:第一,我國土地較分散,農戶的生產方式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學習并運用新技術的平均成本較高,限制了新技術的推廣,制約農產品生產技術的提高;第二,單一農戶抵御市場風險能力較弱,而且農產品品種及質量標準化程度較低,在競爭激烈的農產品市場上競爭力十分有限;第三,我國農戶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大多為初中及以下水平,導致其接收新知識和運用互聯網的能力較弱,不利于掌握國內外市場的最新信息。互聯網對農戶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村村通網絡”,農民可以通過互聯網掌握農產品供需信息,使得農戶合理安排生產。互聯網還使得農民足不出戶便可掌握世界先進觀念,從根本上轉變了農戶的價值觀。
(二)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簡稱為農業合作組織,是指農民自發組織并參與,在農產品流通技術、信息、資金、生產、零售等方面相互提供幫助,以提高成員利益的合作組織。農業合作組織是農戶組織化發展的一種形式,合作組織改變了單個農戶的弱勢地位,增強其市場競爭力。我國的農業合作組織在1980年以后得以發展,主要形式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據農業部經管總站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總量為4,100萬戶,約占全國農戶總量的16.4%。合作社的農產品流通量所占比重逐漸提高,在農產品流通中的地位日益加重。但目前我國農業合作組織在農產品流通領域發揮作用的合作社較少。就現有農業合作組織的自身結構來看,存在著規模小、經營標準不統一及信息化程度低等特點,而且對于政府的依賴程度高。互聯網對農業合作組織的影響體現在組織管理者可利用網絡系統進行成員管理及信息,而且組織內成員可運用組織內部信息平臺獲取最新農產品供需信息、新型技術信息等,從而進行生產技術創新,提高競爭力。
(三)在我國農產品流通過程中,批發市場作為農產品儲存、交易的重要場所,集商品價格形成、商品買賣、供需信息傳導和綜合服務等功能于一身。各地批發市場的交易主體包括各級批發商以及終端零售商,如攤販、水果生鮮超市及小部分消費者。就目前我國批發市場發展現狀來看,批發市場的準入和退出機制仍不完善,頻繁發生惡性競爭以及毀約現象,破壞了農產品供需雙方的合作關系,使得農產品價格波動較大,嚴重影響農產品供需平衡;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基礎設施不健全、交易場所及設施較簡陋,并且普遍采取的對手交易方式,需要農產品需求者對農產品質量、價格進行逐一對比,并進行協商談判以達成合作,效率低下;批發市場的需求者信息不明確以及流通多環節,使得農產品安全方面無法得到保障,信息化缺失使得質量追溯系統難以構建。互聯網對于批發市場的影響體現在互聯網支持的線上談判、自動生成合同以及網上支付等手段提高了批發市場的交易效率以及資金周轉效率,而且利用互聯網可以追溯農產品來源,為農產品安全提供保障,增強了批發市場的信譽度,促進農產品流通發展。
三、互聯網背景下優化農產品流通主體政策建議
雖然本文分析了當前我國農產品流通主體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闡述互聯網對農產品流通各類型主體的影響,但將互聯網納入到農產品流通尚處于萌芽階段,因而互聯網時代下的農產品流通主體在參與流通過程中將面臨很多挑戰。為確保農產品流通主體在互聯網背景下充分發揮作用,不僅需要政府對農民職業化培訓給予扶持,還要促進農業合作社的組織化發展,推動批發市場運用互聯網經營等。
(一)培育現代化農民,強化農民職業教育培訓。互聯網背景下的農業現代化需要有文化、懂技術的現代化農民。現代化農民的生產方式、思維方式及價值觀都實現現代化,主要強調生產現代化,包括先進技術的學習與運用,土地高效率可持續利用等。培養現代化農民需要通過系統的職業培訓過程,而我國之前的農民職業化培訓大多是單一技術培訓,難以達到預期效果,而且培訓體系不完善。因此,強化農民職業教育培訓,要以政府為主導,并劃撥專項資金,采用“網上授課+線下指導”的培訓模式,在培訓的師資選擇上要選取理論和實踐經驗豐富的教員,培訓內容應主要包括互聯網的運用、農產品信息搜集、農產品生產技術的運用等。并且為了培育出高質量的現代化農民,還要進行農民職業教育培訓考試以及農民職業資格認證考試,資格認證結果在指定官方網站可查詢,這樣有助于評估農民教育培訓的效果,還對擁有職業資格認證農民生產的農產品質量和安全性加以保障,有助于農產品的銷售。
(二)強化農業合作組織的發展及其對互聯網的運用。各地方政府要在政策上扶持農業合作組織的發展,推動農業合作組織的規模化、專業化進程,并鼓勵大型合作組織兼并重組小型合作組織,從而增強帶動力和影響力。農業合作組織要在各環節靈活運用互聯網技術,如在農業合作組織內部設立農產品流通信息數據庫及平臺,由組織管理者實現信息的收集和匯總,通過平臺向組織內成員農產品供需信息,并對數據庫內的信息進行定時更新。同時,在農業合作組織中發展B2B模式,該模式是商家對商家的在線交易模式,可實現網上買賣,線下交貨的交易形式,提高資金周轉率,使農產品從生產者直接流向消費者,減少損耗。
(三)發展現代化批發市場。近些年,我國政府相繼出臺相關政策推動批發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提高市場的管理水平,但是批發市場的規范化和現代化程度仍然有待于提升。批發市場一方面應運用網上交易、網上信用評估、電子信息查詢、網上金融等手段實現現代批發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交易效率,并且對銜接國際市場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批發市場應建立網上農產品安全檢測和追溯系統。由于成本原因,我國批發市場對農產品安全的檢測主動性較差,并且檢測標準僅為當前農產品是否含有有害物質,而對于長期內將對人體造成危害的有毒物質檢測幾乎沒有,因此批發市場要強化農產品檢測程序,制定嚴格的檢測制度,并建立農產品質量追溯系統,使得消費者在網上可以查詢到農產品從生產到消費的整個流通信息。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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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紀良剛.農產品流通主體結構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04.1.
[3]楊廣寧.論農產品批發市場升級拓展與戰略轉型的重要性[J].商業經濟,2009.6.
當棋局開始一段時間后,棋手總是可以在某些局部建立起自己有優勢的根據地,這些根據地一般表現為棋型厚實,連接可靠,對周邊地帶形成威懾力。
在此基礎上,棋手對于下一手棋的位置,始終有兩種基本選擇:近和遠。
一種是在優勢地帶周邊投放棋子,形成對臨近地帶有力的侵蝕。另一種選擇是把自己的棋子投向更遙遠的新空間,這往往離自己的優勢地帶比較遠,需要投入的棋子自力更生,創建出一塊新的根據地,但潛力更大。
就近行棋,借助既有的資源優勢,在對局中非常常見。它可以相對比較輕松地在周邊繼續開疆拓土,包括打入臨近的對手地盤中,肆無忌憚地狠掏一氣,既拓展了自己既有根據地的面積,又讓對手的空間萎縮,這種情況總是讓人心情愉快。不過,有的時候,過于強調就近行棋也有問題,那就是周邊可能可拓展的潛力已經很小了,或者周邊對手的棋型同樣厚實,拓展無門,在這種情況下,就近可能就會使棋的價值變小,反而給對手在別的潛力領域拓展創造機會。
遙遠處行棋,同樣是重要選項。圍棋需要棋手始終具有廣袤的視野,總是把棋子投向全場價值最大的地方,這種位置的術語稱為“大場”。在一個相對遙遠的地方投放,與優勢根據地距離遙遠,一般借不上力,需要棋子自力更生,甚至可能是在敵人的優勢領域內苦苦作戰,力求先生存后發展。當然這樣做的價值也是很明顯的,那就是在全局創立新的根據地,當成長到一定規模后,可以和其它根據地遙相呼應,使全局生動。
因此,就近或者遙遠,在不同情況下各有優劣,是有風使滿舵地把優勢用足,還是投資于遠處,棋手需要每時每刻做出選擇。
這是一個無時不在的戰略問題。
如同棋手一樣,企業決策者時刻面臨考驗,是把有限的資源的投放于優勢業務,使優勢業務進一步增長?還是把資源投入到當前可能規模不大,但具有成長潛力的新空間?這個問題,也幾乎始終貫穿于企業經營過程中。
當業務建立起一定的優勢,同時在周邊地帶仍然具有巨大的拓展空間的時候,需要毫不猶豫地就近拓展。
基金業仍然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間,在互聯網金融一度成為熱詞之后,事實上恰恰放大了基金業的優勢。
傳統基金業的售賣盯著產生80%利潤的20%的客戶,原因是基金到達不了更多80%的客戶,今天通過互聯網,使整個成本下降,長期被忽略的散戶小戶借助互聯網的長尾效應整體形成了驚人的規模。互聯網金融釋放的創新紅利將繼續惠及基金行業,“長尾效應”尚未結束。互聯網金融投資品,更容易獲得大量投資者的熱捧,特別是WEB2.0的社區互聯網將成為互聯網金融消費者的分享空間。一旦投資這樣的分享平臺形成規模,就必然形成金融創新的基礎,不再是基金公司自己設計投資產品了,很可能是一類特定的投資者,形成一個投資需求,由基金公司來響應投資者的投資需求,從而形成一個金融投資產品,也就是形成基金的C2B模式。
此外,基金公司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能夠給客戶提供有附加值的服務,不是僅僅的給客戶提供一個帶有支付功能的一個簡單的理財產品。基金的最終歸宿還是要把最終給投資人的服務做起來,做好投資人的理財服務,為客戶創造價值,是基金業的根本。
但是,并不是所有優勢業務都是具有如此顯著的增長空間的,尤其是許多傳統企業的舊有業務,在移動互聯網的沖擊下逐漸到達天花板,同時在價格戰的沖擊下,存量也在逐漸萎縮。企業已經必須要把眼光投向更廣袤的新空間,在這一點上,具有非常明顯的模式變革意味。
以教育培訓行業為例,在移動互聯網沖擊下即將發生商業模式的巨變。越來越多越多教育培訓機構將改變單一依靠學費模式。教育培訓變得越來越平臺化、生態圈化,從內容上類似教育、科技電視臺,從溝通方式上類似垂直用戶社區,從盈利模式上類似于后向收費的媒體。英語、職業教育、課外輔導等教育培訓品類將被首先突破,大量受眾從線下教育向線上遷移。
另外一類潛力空間,表現為對于傳統企業構筑起整體的移動互聯網優勢至關重要的戰略要津,如社區門戶、支付、版權、終端渠道等領域。
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在這些遙遠處行棋,需要企業跳出傳統業務內生增長的傳統模式,將發展模式調整為通過跳躍式的整合、并購模式,快速在新空間內投放棋子。
通常,在這些新市場空間中,爭奪極為激烈,諸多資本、互聯網企業、傳統企業都尋求快速進行空降兵式的進入。
精準扶貧的必然選擇
自2010~2011學年起,國務院扶貧辦與財政部聯合開展了雨露計劃實施方式改革試點。試點第一學年9個縣,第二學年100個縣,第三學年203個縣,一步一個腳印逐步推進,政策設計得到試點地區基層干部群眾的一致認可,但補助對象的瞄準度差、扶貧對象申報困難、基層扶貧部門工作量大等問題,基層干部群眾無法克服。經過調研分析,發現主要原因在于三個“不對稱”:
扶貧部門和貧困農戶信息不對稱。雨露計劃改革試點是一項直接面對貧困人口個體的特惠政策,工作對象涉及千家萬戶,傳統的信息傳遞方式和手段非常不便。一方面基層扶貧部門依靠開會發動、媒體廣播、口口相傳等傳統方式,把政策傳遞到偏遠閉塞的貧困鄉村十分困難,精準送達建檔立卡貧困人群更是難上加難;另一方面貧困人口對試點政策知曉度低或理解存在偏差,不少補助對象未能及時申報,錯過了獲得補助的機會。
試點工作量與基層工作人力不對稱。試點工作到戶到人,直接涉及貧困人口的個人利益,點多、面廣、繁雜瑣碎。但基層扶貧部門人手普遍少,縣級扶貧部門編制一般10人左右,扶貧重點鄉鎮才設1名扶貧專干,而且都要身兼數職,日常工作疲于應對,在較短時間內對數千名學生的紙質申報材料進行審核,工作量非常大,質量難以保證。加上沒有專項的工作經費,一些地方工作人員積極性不高,人為影響工作效率。
監管要求與監管手段不對稱。由于此項工作是為數不多的直補到戶政策,各級普遍要求嚴、關注度高,往往是審計重點。盡管各試點縣工作都很認真,制定了規范的操作規程和嚴格的監管措施,連整理表格都有規范裝訂標準。但面對紙質報表,人工作業核對,工作量相當大,漏洞頻出,效果欠佳。
經多次認真研究分析,大家一致認為,只有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優化管理服務手段,才是解決上述問題的唯一有效途徑。在上述背景下,作為雨露計劃的具體協調單位,全國扶貧培訓宣傳中心在沒有財政資金投入支持的條件下,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扶貧事業,于2012年7月與梅泰諾公司簽訂《合作框架協議》,開始了系統平臺合作開發工作。
以需求為導向的探索旅程
雨露計劃是一項針對貧困人口人力資源開發的專項扶貧項目,工作涵蓋扶貧職業教育培訓工程、扶貧創業致富帶頭人培訓工程、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和創業適用技術推廣等項目。由于工作迫切需要,我們把首要開發目標選定在職業教育補助申報、審批流程上。此后3年,我們從貧困村開始,歷經了“需求調研設計開發,試用修改,再試用再修改”的過程,平臺功能也從雨露計劃職業教育補助資金的申報、審批,逐步豐富擴展到扶貧資訊、創業園地、培訓管理、跟蹤調查、互動交流、統計抽查等方面。
2012年7月至2013年1月,我們進行了第一輪需求調研,先后赴河北、黑龍江、湖北、甘肅等省區的20多個鄉鎮,深入貧困村老百姓中間,了解他們的需求,衡量他們的接受水平,結合工作操作流程,形成了“銜接三大系統,并行兩個終端,實現六大功能”的首期開發思路。銜接三大系統,即該平臺分別與國務院扶貧辦貧困農戶建檔立卡信息管理系統,教育部中、高等職業教育學籍管理系統和人社部技工院校學籍管理系統建立網絡銜接,對申報人員的扶貧對象資格和在校就讀學籍自動進行比對審核;并行兩個終端,即該系統的個人申報、各級審批、信息互動、抽查監督等工作,全部可同時通過移動信息終端(手機)和互聯網信息終端(計算機上網)完成;實現六大功能,即雨露計劃的政策宣傳、農戶申報、對象資格審核、信息互動交流、數據統計存儲、項目監測抽查六項功能,全部通過該平成操作。
一期工程開發完成并通過技術測試后,我們于2013年3~6月,先在河北武強、湖北羅田、甘肅永靖3個縣進行了初步試用。去年上半年,又在全國20個省的20個縣進行試用。在試點的過程中,發現問題,即時改進,補充完善。比如平臺開始設計的手機短信申報功能,如果學生本人不在建檔立卡數據庫中,還得找電腦上網補充信息,不具備計算機上網條件的地方還是很不方便。于是,我們加上了手機APP端口,通過手機操作,完成個人申報信息補充填報。有了APP端口后,又根據基層需求,加上了扶貧資訊、村長、創業園地(農技指導)等功能。從2015年3月開始,我們又在寧夏進行了全覆蓋使用試點,應寧夏扶貧辦要求,又新加入了內部交流、培訓管理、問卷調查等功能。整個平臺根據實際應用需求,不斷改進,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完善。
精準扶貧的強勁功能
經過試用,目前開發完成的各項功能,基本達到了預期目標。如果全面推廣使用,至少可以實現以下8個精準:
扶貧對象精準。平臺充分利用新一輪建檔立卡成果,所有管理和服務功能都以建檔立卡貧困戶數據為基礎,確保政策指向精確瞄準扶貧對象。以職業教育補助審核為例,扶貧對象提出申請后,平臺與國務院扶貧辦建檔立卡、教育部和人社部學籍管理系統網絡相銜接,自動識別貧困資格和學籍資格,將不符合條件的申報對象自動排除,避免了因人為因素和技術手段落后而導致的對象瞄準錯位問題,提高了工作效率,確保了雨露計劃資金直補到戶的精準度。
方便群眾精準。針對貧困鄉村計算機寬帶上網不便的現狀,除后臺管理之外,平臺的各項功能都可以通過手機完成。只要有一部手機,每個扶貧對象都能足不出戶了解扶貧信息,完成補助申報,學習實用技能。每個申請人都可以隨時隨地通過手機或計算機上網完成雨露計劃職業教育補助申報,時間只需三五分鐘,費用幾乎為零。他們不用再跑村、鄉、縣找人蓋章,到學校開具證明,在免于奔波的同時,人均節省申報過程中的食宿、路費、郵寄費等共計100~230元。
服務基層精準。為切實減輕基層負擔,平臺采用全國大集中架構,軟、硬件全部由我們統一設計、統一開發,業務數據由中央數據庫統一存儲管理,權限統一分配,各級用戶和扶貧對象直接訪問,上線即用,無需任何基礎設施投入。雨露計劃職業教育補助對象村、鄉、縣三級審核,都從手工對照名單變為系統自動比對,大大縮短了審核時間,提高了精準度,解放了人手。為了服務進村,平臺的手機APP設置了“村長”平臺,村干部可以用手機向本村群眾視頻、錄音、文字等消息,方便與本村村民聯絡。
政策宣傳精準。手機APP專門開設了“扶貧資訊”窗口,縣級以上扶貧部門都可圖片和文字信息,直接發送到老百姓的手機上,政策信息可直接傳送到千家萬戶,不僅一步到位,而且信息不會在上下層層傳遞過程中以訛傳訛,發生誤讀。
跟蹤監管精準。平臺設計了全程實時跟蹤功能,可以隨機條件抽查,各級扶貧干部都可通過手機操作,隨時隨地查看本地區情況,通過數據及時發現問題,追查根源,方便各級指導監督管理,規范程序,改進工作。手機APP的跟蹤調查功能,方便縣級以上扶貧部門有針對性地下發調查問卷,通過問卷了解培訓需求,跟蹤了解實際效果。
信息公開精準。平臺設立了意見反饋和短信通知功能。群眾有什么意見,都可以通過手機向縣扶貧辦反饋,便于基層干部了解實際情況,及時處理一線實際問題。雨露計劃職業教育補助發放工作,從對象申報開始,每一步審核結果,都有一條短信通知,前后至少8條信息發送到申報人手機,而且申報人可以隨時查詢每步審核結果。暢通的立體交流溝通渠道,大大提高了工作透明度,保證了扶貧對象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培訓管理精準。每一個培訓班信息輸入到平臺之后,平臺會自動生成唯一的二維碼。當學員報到或進班上課時,可以用手機掃描二維碼簽到,平臺自動生成時間、地點二維記錄,方便準確地對培訓班實施到人管理。學員聽課后,用手機對培訓課程、老師授課以及培訓班整體效果進行評價。培訓結束后,后臺將培訓信息自動匯總,生成原始記錄,歸檔保存。
技術推送精準。手機APP開設創業園地專欄,把技術員(專家)的聯系方式、學習資料通過文字、圖片或視頻的形式網絡發送,群眾可以用手機咨詢、觀看、學習,解決技術下鄉最后一公里問題。
鮮明生動的互聯網特征
這個平臺開發之初,在思想上并沒有“互聯網+”自覺。在寧夏試用期間,時任寧夏自治區扶貧辦副主任的趙滿禮在談話中無意間提出一個觀點:大家天天在說“互聯網+”,找“互聯網+”,咱們這個不就是“互聯網+”嗎?后來一琢磨,還真是這么回事,因為它具備非常突出的互聯網特征。
信息來源的大眾化。除了基礎比對數據來源于部委數據庫外,平臺的其他信息全部來源于各級各類用戶,尤其是基層干部群眾。扶貧資訊,縣級(含縣)以上扶貧部門都可以;創業園地的技術信息,依靠各級各類技術員、專家;村長功能,本身就由行政村的村級管理員。同時,平臺還設計了幫扶互助和信息反饋通道,各級扶貧干部、駐村工作隊員(第一書記)、村干部、創業致富帶頭人、扶貧對象、各類技術員(專家)、培訓機構等,都有暢通的發聲渠道,具有互聯網大眾化的基本特色。
信息傳播的扁平化。這個平臺的基礎人群,是最新一輪認定的9000萬建檔立卡扶貧對象。圍繞他們發展參與的人群,第一批是各級管理員和扶貧干部,包括村干部、扶貧創業致富帶頭人、扶貧專家、農村技術員、普通村民,將來會逐步擴展到相關學校、企業等社會各界。一旦進入平臺,每個用戶既是信息的分享和應用者,又是信息的制造和者,實名入網,開放平等,充分體現了互聯網傳播的扁平化特色。
參與主體的社會化。這個平臺的開發建設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過程。首先,平臺是社會力量捐贈開發的。捐贈方是北京梅泰諾通信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3年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參與了方案制定、前期調研、設計開發、平臺試用全過程,并獨立承擔了軟件開發的全部工作和費用。其次,平臺建設的過程,是各級扶貧系統合力推進的過程。從調研、開發、試用,到修改、補充、完善,每一步都凝聚了全系統上下各級扶貧人的汗水和心血。第三,在使用推廣過程中,不斷地有社會力量加入進來,優勢互補,數據共享,共同成長。尤其在寧夏試點中,與自治區扶貧辦先前開發的雨露計劃信息管理系統深度融合,不但提高了雙方的系統功能,而且與當地開發商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對系統的優化升級和推廣應用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運行機制的多贏化。今年寧夏試點,最大的收獲就是引入了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嘗試到了互聯網思維給扶貧開發帶來的推動與便利。
一是扶貧對象得到周到的服務和優惠的套餐資費。寧夏聯通公司推出雨露惠農包優惠套餐產品,資費2.5元/月,包括1G定向流量、3000條定向短信、300分鐘村內通或200分鐘親情號碼通,還有雨露學生卡優惠套餐產品(30元/月,包括150分鐘通話、4.5G流量),都大大低于市場價格,使群眾得到了實惠。
二是扶貧部門得到了良好的扶貧效果、擴大的社會效益口碑和高效的工作效率。今年上半年寧夏全區雨露計劃助學補貼申報人數達2.64萬名,在滿足農村貧困新成長勞動力接受職業教育培訓需求的同時,建立了政策宣傳、項目申報、實用技術培訓、聯系群眾互動四個服務群眾、聯系群眾的長效機制,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
三是移動運營商得到了穩定的用戶群體。在試點過程中,寧夏聯通公司全程宣傳輔導,僅頭兩個月就幫助制作雨露計劃政策宣傳展架230個、海報1100張、條幅1200米、彩頁7萬份等,制作公益宣傳短信和微信宣傳信息,布置培訓場地,借助聯通技術人員隊伍對貧困群眾貧困學生進行面對面、點對點的雨露計劃政策宣傳解答和軟件安裝應用培訓指導。截至目前,雨露百事通手機APP軟件下載次數10.8萬次,注冊使用人數3.3萬人,功能模塊訪問量76.6萬次,這些用戶都是移動運營商的潛在用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