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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江三角洲地區環境保護投融資狀況
本文研宄中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包括江蘇、浙江、上海兩省一市。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發展迅速,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越來越高,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越來越大。1978年,長江三角洲地區兩省一市國內生產總值為645.77億元,占全國GDP3624.1億元的17.82%,到2008年該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到65185億元,約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1.09%。近年來長三角地區積極調整發展戰略,十分重視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環境支撐,加強區域生態環境包括太湖流域水環境綜合治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長江沿岸、長江口及近海海域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項目的共同建設、共同保護和共同治理,推進區域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共建、信息共享和污染綜合治理,推進排污交易和建立生態補償機制,以發展循環經濟。
2007年,長三角地區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618.6億元,占長三角地區當年GDP56710.44億元的1.09%,并占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18.3%。從環境保護投融資的構成來分析,長三角地區當年環境污染治理投資中,位居首位的是用于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額占47.67%,而全國同項指標為43.32%;其次是建設項目“三同時”環保投資額占37.54%,比全國同項指標的40.36%要低2.82個百分點;再次是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占14.79%,比全國同項指標16.31%水平要低1.52個百分點。在長三角地區不同城市環境保護投資額狀況中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額浙江顯得低一些,僅為40%左右。3個地區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基本上占地區生產總值的1%左右,其中江蘇(1.24%)略高一些。
作為節能減排重要措施的工業污染治理投資,2007年全國工業污染治理投資額為552.4億元,占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的16%;長三角地區的工業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91.5億元,占該地區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的14.79%,同時占全國環保投資中的工業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的16.6%。其中,上海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占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13%,江蘇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占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16.7%,浙江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占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12%。長三角地區工業污染治理投資的總體比例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區域內江蘇在工業污染治理投資方面相對投入較多。
予以肯定,建議上海已在實行“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的固體廢物安全處置策略與發展了垃圾填埋和機械生化處置技術的基礎上,進一步為城市的長遠發展制定更為綜合性的固體廢物減量化戰略;在確保為市民提供清新的空氣、潔凈的水體、可持續的能源、高效的交通方面不斷努力,并在處理這些問題逐步積累經驗為世界許多城市提供有價值的借鑒。
二、珠三角地區①環境保護投融資狀況
為提高研宄樣本之間的可比性,本文將泛珠三角地區中地域相鄰、發展具有代表性的廣東、福建、廣西、海南作為珠三角地區研宄樣本。2007年該地區研宄樣本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312億元,占該地區當年GDP47512.46億元的0.66%,并占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9.21%。從環境保護投融資的構成來分析,該地區當年環境污染治理投資中,位居首位的是用于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額占50.61%,比全國同項指標占比43.32%要高出7.29個百分點;其次是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占25.22%,比全國的16.31%要高8.91個百分點;再次是建設項目“三同時”環保投資額占24.17%,比全國同項指標40.36%要低16.19個百分點。在該研宄樣本中,環境保護投資額投入最多的是廣東省,但從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當年GDP比重指標來分析,最高的是海南省達到1.22%,最低的是廣東省僅占0.49%。
珠三角地區研宄樣本的財政支出中的2007年環境保護支出總計55.83億元,分別占當年全國的地方財政支出和全國地方財政支出中環境保護支出的0.15%和5.81%。在各地區比較中,廣西2007年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當地GDP的1.10%,該比例與上海同時期相近。而在統計分析年度上海GDP達到12188億元,而廣西GDP僅是5955.65億元;上海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額中財政投資為20億元,而廣西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中屬于財政投資的為14億元,比較這兩個地區,可以看出,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財政支出中的環境保護支出額相對較高。
三、環渤海灣地區②環境保護投融資狀況
本文研宄的環渤海灣地區樣本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和山東。從表3的數據分析可得:2007年,環渤海灣地區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736.1億元,占該地區當年GDP54079.13億元的1.36%,并占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21.73%。從環境保護投融資的構成來分析,環渤海灣地區當年環境污染治理投資中,位居首位的是用于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額占56.69%,比全國的同項指標要高13.37個百分點;其次是建設項目“三同時”環保投資額占28.11%,比全國的同項指標要低12.25個百分點;再次是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占15.22%,比全國同項指標要低1.09個百分點。環渤海灣地區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中各省市的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比例平均在55%左右,該情況與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基本相同。其中該比例最低的城市是天津(33.6%),最高的是北京(73.5%)。
環渤海灣地區各地的工業污染投資占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比重差異較大。其中,北京的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僅占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的4.37%,而天津的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占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25.3%,山東的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占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20.98%。這種現象明顯與地區的產業發展與結構密切相關:北京的第二產業中的工業產值當年為2082.76億元,占當年地區生產總值的22.26%,而山東的第二產業中的工業產值當年為25965.91億元,占當年地區生產總值的51.66%。因此,對地區的工業污染源治理的投資一般是隨著該地區第二產業中工業生產總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的增加而增加。一個地區的工業,尤其是污染型的重工業發展程度越高,環境污染治理中的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所占比重越高。
2007年環渤海灣地區的財政支出中的環境保護支出總額為113.24億元,分別占當年全國的地方財政支出與全國地方財政支出中環境保護支出的0.30%和11.78%。比較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和環渤海灣地區三大經濟圈,可以看出,環渤海灣地區的財政支出中環保支出占全國地方財政支出中環保支出的比例最高(11.78%),其次是長三角的地區(10.38%),再次是珠三角地區(5.81%)。
四、東北地區與西部地區環境保護投融資狀況
近年來振興東北地區與開發西部地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在振興與開發的進程中環境保護投融資也成為十分重要的配置方式。東北地區是由遼寧、吉林和黑龍江3省構成,是我國的老工業基地。從表4可以看出,2007年東北地區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234.7億元,占該地區當年GDP16315.83億元的1.44%,并占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的6.93%。從環境保護投融資的構成來分析,東北地區當年環境污染治理投資中,位居首位的是用于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額占64.04%,比全國的同項指標要高13.37個百分點;其次是建設項目“三同時”環保投資額占18.11%,比全國的同項指標要低12.25個百分點;再次是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占17.85%,比全國同項指標16.31%要高1.54個百分點。
2007年東北地區的地區生產總值為7791.06億元,而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為0.98%。該比例要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的1.36%。相比較,長三角地區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是1.09%,由此可見,地區平均生產總值高的地區,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也略高些,也就是說,地區經濟實力較強的區域,其環保投資相對所占的比例要高些。同時,環渤海灣地區和珠三角地區的上述指標均高于東北地區同類指標。另外,2007年東北地區的財政支出中的環境保護支出總額為105.52億元,分別占當年全國的地方財政支出與全國地方財政支出中環境保護支出的0.28%和10.97%。
從表5中可分析出,2007年西部地區環境污染治理投資達到336億元,占該地區當年GDP31694.86億元的1.06%,并占全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的9.93%。雖然環境保護投資額絕對數較低,但占GDP的相對比例略高,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區工業相對落后和旅游資源開發對環境保護需要所致。從環境保護投融資的構成來分析,西部地區當年環境污染治理投資中,位居首位的是用于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額為157.4億元占46.85%,比全國的同項指標要高3.53個百分點;其次是建設項目“三同時”環保投資額108.6億元占32.32%,比全國的同項指標要低8.04個百分點;再次是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70億元占20.83%,比全國同項指標要高4.52個百分點。西部地區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中各省市的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比例,除了西藏地區之外,平均在46%左右。2007年西部地區的財政支出中的環境保護支出總額為271.26億元,分別占當年全國的地方財政支出與全國地方財政支出中環境保護支出的0.71%和28.22%。
五、結語
(1)本文的統計分析數據佐證和分析了,環境保護投融資的運行狀況是由多種因素所決定,包括區域環境污染狀況、經濟總量與結構、政府投入和其他投資者的偏好等。
(2)環境保護投融資的資源配置在不同區域的差異性,是當地社會資本形成和運動的具體表現形式與投融資主體行為選擇的結果。
一、現代化的農業生產造成了各類污染
我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開發程度深,化肥、農藥的施用成為提高土地產出的重要途徑,加之化肥、農藥使用量大的蔬菜生產發展迅猛,使得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使用化肥、農藥數量最大的國家。這兩類污染在很多地區還直接破壞農業相關生態系統,對魚類、兩棲類、水禽、獸類的生存造成巨大的威脅。
二、由于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管理滯后產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鎮和農村聚居點的生活污染物因為基礎設施的不完善以及具體管制的不健全,一般直接排入周邊環境中,造成嚴重的“臟亂差”現象:每年產生的約為1.5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30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然而,在我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發展較快的地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和環境管理落后于經濟和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現象并沒有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其對人群健康的威脅卻在與日俱增。
三、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夠產生的工業污染
受農村自然經濟的深刻影響,農村工業化實際上是一種以低技術含量的粗放經營為特征、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工業化,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不僅造成環境污染,加大了治理的困難,還導致污染危害直接影響到周邊的自然生態環境。目前,我國鄉鎮企業廢水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業污染物排放總量的一半以上,而且鄉鎮企業布局不合理,污染物處理率也顯著低于工業污染物平均處理率。
由于我國農村污染治理體系尚未建立,環境污染不僅將迅速“小污”變“大污”,而且已經“小污”成“大害”,給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帶來了顯著的負面影響。為此,我們應當采取如下措施:
1、加強環境立法,建立健全農村環境管理機構,明確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
2、政府要加大財政資金的支持力度。城鄉分治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國家把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
關鍵詞:噪音污染 河流污染 城市環境保護 污染治理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環境污染的問題日益嚴峻,為了保證城市的水源干凈、空氣清新,必須采取一些治理措施,從而實現對城市環境污染的有效治理,這不僅要求相P工作人員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還必須根據本國的國情出發,立足于城市環境污染的形成原因,探討城市環境污染的治理措施,從而保證城市整體環境的生態效益性。
一、城市環境污染的成因
(一)城市能源結構長期不合理
我國長期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決定了我國能源結構的不合理性,相比國外發達國家,我國的一次性能源的占有比重過大,不僅不利于維持城市空氣環境,還有可能造成霧霾污染,燃煤是造成城市霧霾污染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第二產業,產業結構偏重,而化工行業和石油行業是工業廢氣的主要來源,由于化工行業的工業廢氣的種類較多,成分復雜,因此一定程度上給工業廢氣的治理工作提出較高的要求。同時,化工行業在日常的生產過程中,排放廢氣的總量相當大,會給周邊的環境造成破壞性的影響。一般來說,將工業廢氣按照成分的不同,分為固體顆粒粉塵污染物以及氣體污染物兩種。污染大氣的顆粒物質按照來源性質的不同,還分為一次氣溶膠性污染物與二次氣溶膠性污染物。這兩種氣體污染物主要漂浮在空氣中,如果含量超標,會引起嚴重的空氣污染,從而影響城市的發展環境。
(二)城市水污染的成因
中國水資源總量位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占有量卻位居世界第109位。水資源匱乏在我國城市中也很常見,造成城市河流水污染的原因一般分為兩類,第一,工業廢水造成的城市河流水污染。第二,城市生活廢水排放造成的城市河流水污染。不管是哪種原因,城市河流水污染都與城市人口的增加有不可分離的直接聯系。由于城市發展的需要,一批外來人口涌入城市,不但造成了工業廢水的增加,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生活廢水的增加。工業廢水對城市河流的水質量能夠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尤其對冶金、造紙行業來說,會給城市河流的自凈化能力造成沉重的負擔。雨后污染也是導致我國城市河流水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國的空氣質量標準較低,因此常常出現重金屬超標的現象,這種現象也嚴重的影響我國城市河流水污染的防治工作。
二、城市環境污染的治理措施
(一)改善城市能源結構
為了實現對城市環境污染的綜合治理,首先要調整城市能源結構,降低一次性能源的比重,提高天然氣、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從根源上杜絕城市霧霾污染的產生。同時,還要對城市能源消費主體進行調整,對于空氣污染嚴重的城市,如濟南、北京、石家莊等霧霾嚴重區域的應該逐漸退出城市核心區,從而提高能源的清潔化程度。此外,結合空氣污染治理技術,也能在短時間內達到凈化城市空氣,改善人們生活環境的目的。微生物分解法是未來工業廢氣污染治理的發展趨勢,在目前的空氣污染治理技術當中,微生物分解法是最為環保的一種,通過講解污染顆粒的介質,從而達到對工業廢氣科學管控的效果。催化燃燒法是治理空氣污染工作最常見的防治技術,具有價格低廉,可操作性強等特點,尤其對未完全燃燒造成的有機氣體污染,有良好的治理效果。催化燃燒法的原理是通過將空氣中的碳氫有機氣體污染以及含硫有機氣體污染進行化學分解,從而把影響城市環境的有害氣體,分解為對自然無害的二氧化碳與水汽。
(二)噪音污染的治理措施
可在城市的居民區附近,設置綠化隔離帶,從而消減噪聲,減少噪音污染對城市居民的影響。此外,針對工業噪音污染,可在工廠機房的進風、排風通道加裝消音片,分散噪音源,從而達到降噪的目的。針對交通噪聲,相關工作人員需要根據交通噪聲的傳播特點,采取合理的降噪措施,可以在公路的周邊設置屏障,也可以在學校、醫院等公共區域附近實施交通管制,從而減少噪音污染對城市現代化建設的影響。
(三)水源污染的處理方案
水源污染的治理工作,需要按照每一個城市不同的污染狀況,選擇水源污染的治理模式。首先,要找出水源污染的源頭,并建立水污染情況監測點,有規律的進行水污染情況的檢測。對排污超標的企業,政府要嚴肅的予以懲罰,并且制定政策,促進城市水循環系統的健康發展。其次,還要進行水源污染檢測方案的優化工作,針對不同城市的實際情況,開展差異化的水污染防治措施。地方政府也要加強環境管理部門的建設,從而對水污染嚴重的區域,開展持續的監控及管理,加快城市污染治理工作的進程。[3]
三、結語
綜上所述,城市環境污染具有差異性,不同的城市所呈現的污染情況也截然不同,因此要求環境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建立健全的環境保護體系,能夠針對不同的污染,選擇合適的環境治理措施,促進城市的和諧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吳兵,劉艷君,包麗艷.吉林省農村生態環境污染現狀分析及治理措施[J].環境科學與管理,2012,(12).
[2]姜立杰.美國工業城市環境污染及其治理的歷史考察(19世紀70年代―20世紀40年代)[D].東北師范大學,2012.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農村現代化進程中的環境問題是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二元社會結構的產物。所謂“二元社會結構”,是指在整個社會結構體系里,明顯并存著比較現代化的和相對非現代化的兩種社會形態,這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國,由于長期存在的分割城鄉的戶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經濟發展戰略,二元社會結構的表現更為突出。在二元社會結構下,農村的環境保護長期受到忽視,環保政策、環保機構、環保人員以及環保基礎設施均供給不足。現代化進程中污染問題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發展方式不當:過于注重經濟目標,因此在農業集約化生產、鄉鎮企業發展之初基本不考慮環境約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經濟與社會未能協調發展: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增長,而農村包括基礎設施、管理體系等在內的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供給制度缺失,導致農村極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體來說,可以將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成因總結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視程度不夠,加之農村現代化的特點以及農村環境污染的特點,導致目前的環境管理體系及農技推廣體系難以應對污染問題。
我國的農村現代化進程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二是居民在空間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業優先增長和依托工業的現代化農業快速發展,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農村原有的具有強大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納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環境自凈能力成害。
不僅如此,農村的各類環境污染也呈現出與城市污染迥異的特點。以農業生產導致的面源污染為例,其具有三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排放主體的分散性和隱蔽性。與點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隨流域內土地利用狀況、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氣候、天氣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間異質性和時間上的不均勻性。二是隨機性和不確定性。例如,農作物的生產會受到自然的影響(天氣等),因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溫度、濕度的變化會直接影響化學制品(農藥、化肥等)對水體的污染情況。三是不易監測性。這是指對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過高,只能對受害地監測,很難監控排污源等情況。
我國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的,對農村污染及其特點重視不夠,加之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滯后于農村現代化進程,導致其在解決農村環境問題上不僅力量薄弱而且適用性不強。目前,我國的農村環境管理體系呈現以下特點:環境立法缺位、農村環境管理機構匱乏、環境保護職責權限分割并與污染的性質不匹配、基本沒有形成環境監測和統計工作體系。我國目前的諸多環境法規,如《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對農村環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體困難考慮不夠。例如,目前對污染物排放實行的總量控制制度只對點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對解決面源污染問題的意義不大;對諸多小型企業的污染監控,也由于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而未建立農業和農村自然資源核算制度。資源家底不清,對自然這樣的利用動態缺乏真實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國生態環境趨于惡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另外,農業技術的選擇缺乏環境政策制約機制,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幾乎失效: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改革是以減少農技推廣經費和鼓勵自我創收為特點的。由于得不到足夠的財政撥款,農技推廣系統不得不從事與業務無關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收入,包括賣化肥和農藥等。由于激勵不相容,導致一些推廣人員對指導農民提高農藥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積極性,以致化肥、農藥不合理施用情況一直在加劇。
財政渠道的資金來源不夠,導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須注意到,城鄉分治戰略使城市和農村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現象。具體到環保領域,主要指城鄉地區在獲取資源、利益與承擔環保責任上嚴重不協調。長期以來,中國污染防治投資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城市環境污染向農村擴散,而農村從財政渠道卻幾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環境管理能力建設資金,也難以申請到用于專項治理的排污費。由于農村土地等資源產權關系不明晰,致使農村的環境資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造成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2003年后執行的新的排污費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沒有考慮農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別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資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須發揮主導投資作用。盡管國際上各種市場化的實踐很活躍,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不發揮主導投資責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導致在農村聚居點的污染治理設施建設上存在一種悖論:根據亞當?斯密的“市場大小決定分工”理論,可以推出“市場大小決定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基礎設施市場化建設和運營的最小規模”。農村聚居點和小城鎮由于單體市場規模小,其基礎設施建設和運行難以進行市場化運作,因而必須依賴財政資金。而鄉鎮和村一級行政組織普遍財源不夠,連應付生產性基礎設施建設都不夠,更難以估計污染治理基礎設施。這種悖論造成了農村聚居點污染日趨嚴重并將繼續嚴重。新晨
扶持措施不力,導致農村污染治理的市場化機制難以建立。
我國對城市和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制定了許多優惠政策:如排污費返還使用,城市污水處理廠建設時征地低價或無償、運行中免稅免排污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污染治理設施建設還可以申請用財政資金對貸款貼息等。而對農村各類環境污染治理,卻沒有類似政策。由于農村污染治理的資金本來就匱乏,建立收費機制困難,又缺少扶持政策,導致農村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的市場機制難以建立。
【關鍵詞】鄉鎮工業;環境污染;外部性;公共物品
經濟學理論的發展表明,大多數的環境污染是由于市場機制不健全、市場機制扭曲,或根本就不存在市場等市場失靈所導致的。這是因為完全競爭市場的正常運行必須滿足一系列條件,例如:完全理性的假設、不存在公共物品的假設、不存在外部效應的假設、不存在交易費用的假設等。在上述假設條件都成立的情況下,亞當·斯密所描繪的神奇的“看不見的手”就能有效地發揮作用,充分體現市場機制的優越性。但是如果上述條件不成立,市場就不能有效的配置資源,就會出現市場失靈。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造成環境污染的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
(1)外部性所引起的環境污染
庇古(Pigou,1928)在其1920年出版的著作《福利經濟學》中,最早開始系統地研究環境與稅收的理論問題,提出了解決污染等問題的賦稅辦法,創立了外部性理論。①20世紀50年代外部性理論得到較大發展,經濟學家們于20世紀60年代開始對污染問題表現出極大興趣,并將外部性理論用作污染問題分析的基本原則。這包括1954年薩繆爾森(Samuelson)所揭示的公共品的本質及提供公共品的最優準則,1960年科斯(Coase)在分析外部性導致的社會成本問題中提出的科斯定理等。
所謂外部性,是指在沒有市場交換的情況下,一個生產單位的生產行為(或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影響了其他生產單位(或消費者)的生產過程(或生活標準),如果
(1)
則可以說生產者(或消費者)j對生產者(或消費者)i存在外部影響。其中,是生產者i的生產函數或消費者i效用函數;是生產者(或消費者)i的內部影響因素;是生產者j對i施加的影響。②
外部性有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之分,鄉鎮工業發展造成的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對他人帶來負面影響,這種外部性被稱為負的外部性;各種的污染治理行為等給他人帶來正面影響,則被稱為正的外部性。
鄉鎮工業污染是典型的負外部性問題,鄉鎮工業對環境污染的損害成本沒有反映在到自己的生產過程中,使得鄉鎮工業使用環境資源的邊際私人成本小于邊際社會成本,因此,鄉鎮工業將這部分環境損害成本作外部化處理。就生產的經濟效率而言,要求鄉鎮工業的邊際私人成本與邊際社會成本相等。但在可以存在負外部性的情況下,鄉鎮工業不用承擔生產造成的負外部性這一成本,因此會盡可能多地利用資源生產私人產品,造成環境嚴重污染。負外部性導致環境資源的濫用和環境污染的進一步加劇,如圖2。
資料來源:朱柏銘,《公共經濟學》(第一版),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
如圖所示,縱軸表示價格P、橫軸表示產量Q,S線是鄉鎮工業的供給曲線,D線是需求曲線。由于外部性的存在,鄉鎮工業的邊際私人成本MPC要低于邊際社會成本MSC,兩者之差為邊際外部成本MEC,邊際社會成本MSC與邊際社會收益MSB決定了生產的資源利用有效水平或產量,與D線相交形成的均衡點,才符合資源配置的效率要求。環境具有公共物品屬性,鄉鎮工業用不著承擔治理污染的成本,并且政府缺乏對鄉鎮工業有效的監督與管理,所以它會繼續利用資源追求更大的利潤,因此鄉鎮工業便根據邊際私人成本MPC等于邊際私人收益MPB的原則,將最優產量達到Q點,此時>。問題在于,此點并非是有效率的,這是因為未將邊際外部成本MEC計算在內。表明,環境資源的公共財產性質將導致鄉鎮工業濫用環境資源,加劇環境污染。
鄉鎮工業污染治理的正外部性,表現為鄉鎮工業采取措施治理環境污染,所帶來的收益不能為鄉鎮工業單獨獲得,但鄉鎮工業卻要獨自承擔環境治理的全部成本,即鄉鎮工業的邊際私人收益MPB小于邊際社會收益MSB,如圖3所示。但是,鄉鎮工業這種有益于改善環境、減少污染的生產行為,一般無法或很難得到相應的激勵或補償,鄉鎮工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經濟人,因此沒有持續和主動采用污染治理設施,治理工業污染的動力和積極性,在這種情況下,鄉鎮工業認為無利可圖,就會把產量保持在邊際私人收益等于邊際私人成本的那一點上,即生產的產量。此時,
資料來源:朱柏銘,《公共經濟學》(第一版),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
鄉鎮工業的發展必然會對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關鍵在于及時處理污染。鄉鎮工業是否治理污染,要在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之間進行權衡。當污染邊際治理成本小于邊際治理收益時,才會進行污染的治理;反之,當污染邊際治理成本大于邊際治理收益時,就沒有治污的積極性和動力。而要治理污染,鄉鎮工業必須投入污染治理設施,由于鄉鎮工業生產能力較小,經濟實力較差,無力投資污染治理設施,來治理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染。
(2)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所引起的環境污染
公共物品是指那些不論個人是否愿意購買,都能使整個社會每一成員獲益的物品,它具有兩個重要的特征:一是非競爭性,二是非排他性。②由于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其產權非私人所有,它的使用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因此無法對其使用者(或破壞者)直接收費,從而也就無法排除任何人對環境的使用。也就是說一個人對環境的這種公共物品屬性容易產生“搭便車”問題,沒人能夠被排除,理性的人也不會為消費公共物品而承擔任何費用。鄉鎮工業就可以把廢氣、廢水、工業廢棄物排放到公有的環境中,使得環境被污染、生態被破壞,結果造成了“共地悲劇”③的結果。
假設有兩個造成環境污染的鄉鎮工業A和B,它們對污染了的環境有兩種選擇:治污和不治污。假定治污的成本為120個單位,若鄉鎮工業采取措施治理工業污染,則該地區環境狀況能獲得100個單位的收益。如上圖4所示,前面的數字代表鄉鎮工業A的收益,后面的數字代表鄉鎮工業B的收益。若A、B按要求治理污染,均攤污染治理成本,則各自投入60個單位的成本,收益為100,凈收益為40。若鄉鎮工業A采取措施治理污染而鄉鎮工業B沒有治理污染,則鄉鎮工業A的凈收益為—20,鄉鎮工業的凈收益為100,則A選擇不治污,(反之一樣)。當A和B都未治污時,其收益分別為100和100。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鄉鎮工業A和B都不治污時,收益最大,所以說,無論鄉鎮工業A或者B是選擇治污還是不治污,其另一方的最優決策都是不治污,該問題的最優均衡即為(不治污,不治污),即收益為(100,100)。
以上鄉鎮工業之間的行為決策屬于典型的“搭便車”行為,若政府沒有采用嚴厲的措施來控制和管理鄉鎮工業的“搭便車”行為,理性的鄉鎮工業會大肆利用免費的環境資源,增加自己的收益,而不會去投資環境污染的治理,從而造成環境資源被破壞,環境被污染。
注釋:
①袁平.農業污染及其綜合防控的環境經濟學研究——理論探討與實證分析[D].中國農業科學院,2008.
②馬中.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概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③哈丁.公地的悲劇[J].學科,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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