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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險與醫療保障的區別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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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障是關系到全體國民切身利益的民生大事，建立一個覆蓋全體國民的醫療保障體制，不僅能夠使人人都能享有基本醫療服務，而且對于風險分擔和經濟發展也有著重大的意義。正因為如此，醫療保障事業的發展逐漸成為我國政府民生保障建設的重要內容。理論上，我國的醫療保障有兩種可選擇的路徑——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療保障。全民免費醫療通過稅收籌資，為全體國民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的醫療服務； 全民醫療保障( 以下簡稱“全民醫保”，注) 則主要通過征收醫療保險費、建立醫療保險制度、輔之以其他制度的方式提供醫療保障。這兩種體制各具特色，各有利弊。正因為如此，中國究竟應采用何種形式，一直存在廣泛的爭論。

本文結合我國醫療保障發展的制度環境，從比較分析的角度，指出中國醫療保障發展的正確道路是建立一個公平、普惠、多層次的全民醫保體系，而不是建立全民免費醫療體系； 事實上，經過多年的探索，我國的醫療保障體制正在朝這一方向發展，但是，從全民醫療保障的角度與要求來看，目前的醫療保障體制在資金籌集、制度整合、保障水平、覆蓋面、公平性、可持續發展等方面還存在著諸多問題與難點，這使得我國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文章針對這些問題與難點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與難點，完善公平、普惠、多層次全民醫保體制的對策建議。

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保之比較和區別

一般而言，全民免費醫療是指免除繳費義務，通過稅收籌資，由公立的、或者簽約的私立衛生服務提供者向全體國民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的醫療衛生服務。全民免費醫療使所有人能夠根據治病的需要而非經濟支付能力來獲得醫療服務。最典型的代表是英國的“國家衛生服務制度”( NationalHealth Service，NHS) ，該制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服務范圍涵蓋了從預防到康復、從孕檢到臨終護理、從頭疼感冒的小病到心臟搭橋等大病的各類醫療保健服務，一度被英國標榜為“西方最完善的醫療服務體系”。而全民醫保則是一種覆蓋全體國民的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全民醫保不僅包括以收入為基礎、由用人單位和個人共同繳費的社會醫療保險這一主體構架，還包括針對少數弱勢群體的社會醫療救助制度以及為滿足多層次醫療需求的補充性商業醫療保險制度。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已有近三十個國家通過構建以社會醫療保險為主體的制度達到全民醫保，其中典型的代表國家有德國、澳大利亞、法國等。

在我國醫療保障體制的選擇上，人們之所以聚焦于在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保之間取舍，主要是因為二者都滿足我國醫療保障體制的最初構想。無論是全民免費醫療還是全民醫保都是為了滿足公民的醫療保障權利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具有非營利的性質，二者的目的如出一轍： 微觀上，都是為了解決全體國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改善人民群眾享有醫療衛生服務的條件； 宏觀上，醫療衛生是民生大事，免費醫療和全民醫保都是為了逐步解決醫療保障問題，彰顯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從而讓全體國民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從制度屬性來看，免費醫療和全民醫保同屬于強制性醫療保障，主要依靠國家權威，由政府集中領導和主辦，理論上要求將制度規定的人群全部納入醫療保障的體制之內。區別于自愿性醫療保障制度，二者的保障范圍比較廣，不僅保大病，而且保小病； 對參保條件沒有健康上的特殊規定，無論是健康的人還是患病的人都可以參與； 支付方式一般都是按照個人醫療費用的一定比例給予補償。縱觀世界各國的醫療保障體制，以全民免費醫療或全民醫保為代表的強制性醫療保障占有主體性地位，可以有效避免自愿性醫保制度因保險費負擔過重或個人保險意識缺乏而造成的醫療保障缺失。

然而，全民免費醫療與全民醫保各具特色，將二者進行比較，其差別也是顯而易見的：

從體系特征來看： 第一，兩種體系下的制度類型不同。實施全民免費醫療的國家，醫療衛生制度單一，往往通過建立統一的醫療體系來提供醫療保障服務； 而以社會保險為主的全民醫保往往通過建立多樣化的保障制度來滿足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需求。如，日本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按照不同職業將居民分別納入到不同的醫療保險組織，整個國家的醫療保險由雇員保險、國民健康保險和老人保健三大部分構成； 德國的醫療保險體系除了包含法定的社會醫療保險以外，還包括私人醫療保險和特殊人群的醫療保險。第二，在發展的不同階段，兩種體系的覆蓋范圍不同。全民免費醫療體系從制度設計之初便覆蓋了全體國民，所有基于國民身份的人群，無論是 60 歲以上的老人、兒童，還是低收入人群、農村地區人群一律享受免費醫療； 而全民醫保的制度設計不可能一開始便覆蓋到全體國民，其覆蓋范圍有一個不斷擴展的發展過程，通常由某一類群體逐步擴大到不同人群，最終隨著體系的完善才能實現全面覆蓋。第三，公平性程度不同。全民免費醫療的獲得與個體收入無關，只依據醫療需求為國民提供全套建立在公共基金之上的醫療服務，公平性程度高； 而全民醫保的主體性制度即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主要依據是否參保來決定醫療服務的提供與否，再加上區域差異、行業差異、收入差異的存在，在進行具體制度設計之時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制度之間的差距，從而使其公平性程度較低。

從實現條件來看，二者亦有明顯的區別。總體上全民免費醫療要求有更為成熟的實現條件。第一，要以雄厚的財政實力為基礎。全民免費醫療意味著由國家來提供醫療保障的全部費用，這些費用包括建設醫院、引進醫療設施和技術、擴充醫療資源、負擔醫務人員工資以及全國所有患者的就醫費用等，這就要求國家必須有足夠的稅收以保證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的運作。第二，要以良好的醫療衛生條件為保障。全民免費醫療易導致醫療服務與醫療技術缺乏競爭性，為保證良好的醫療服務質量，需要各級公立醫院、或簽約的私立醫院都要具備良好的醫療衛生資源，特別要求作為第一層次的社區診所擁有為國民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能力。第三，要以平衡的國民經濟和醫療衛生發展現狀為依托。國民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過大，地區醫療衛生資源分配不合理，醫療待遇差距明顯等都是全民免費醫療發展的壁壘。比較而言，全民醫保也有其特殊的實現條件。第一，全民醫保的主體性制度，即社會醫療保險制度需要由“多方買單”，所有具有支付能力的個人和單位都有繳費的義務，從而將國家的財政負擔分散到單位和個人。第二，全民醫保需要通過多層次的醫療保險制度來實現，風險的分擔可以在不同階層、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進行，以避免醫療保障職能的缺位。第三，在多樣化的制度設計上，既要求根據不同的保障人群而有所區別，又要在整體上相互配合，相互補充，有進一步整合的空間。當然，具體的繳費和支付水平應與當地的經濟發展和居民的收入相關。

從保障水平來看，根據各國的實踐經驗，全民免費醫療覆蓋面廣，公平性高，并且其保障水平整體通常高于全民醫保的保障水平。這是因為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的多數是發達國家或者福利國家，強大的經濟基礎和較高的工業化、城鎮化水平是其實現全民醫療保險的前提與必要保障。歐洲發達國家如英國、瑞典、瑞士、丹麥等都實行全民免費醫療，2009 年，上述國家的醫療費用支出占GDP 的比重分別為 9． 3% 、10% 、11． 4% 、11． 5% ，可見，發達國家有能力提供一個保障水平普遍較高的醫療衛生制度。與之相比，由于全民醫保體系的子制度比較多，各項具體制度的保障水平差距較大( 例如我國的公費醫療制度的報銷額度在95% 以上，而新農合的報銷額度只有 30% －40% ) ，具體制度之間的差異使得全民醫保難以達成一個相對統一保障水平。但可以肯定的是，全民醫保經過一定程度的發展之后，其整體的保障水平一定會不斷提高。

我國醫療保障的發展之道——“全民醫保”

全民免費醫療在諸多國家和地區實行，這使得許多國人對其心向往之。究其原因，“全民免費醫療”天生就具有對社會大眾的“吸引力”———人人都希望國家能夠為自己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然而，世界上并沒有“免費的午餐”；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完全免費的醫療制度，所謂的“全民免費”是相對的。

一方面，免費醫療與其他醫療體制相比，最主要的區別在于醫療費用的來源上。全民免費醫療的資金全部來源于國家及地方的財政，這些主要依靠公民納稅的財政資金說到底還是參保人自己繳的錢。因此，可以說，免費醫療的資金是將醫療保險中參保人繳費換成納稅人納稅。另一方面，免費醫療并非意味著公民不花錢即可獲得免費治療。根據《2010 中國衛生統計年鑒》的數據，在全球 193 個國家的衛生費用支出中，個人衛生支出為零的國家一個也沒有。那些通常被認為向民眾提供免費醫療的國家，如英國、瑞士、瑞典、加拿大、巴西等，2007 年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比例 分 別 為 18． 3%、40． 7%、18． 3%、30%、58. 4% ，免費的只是基本醫療服務，保險目錄以外的諸如門診處方、牙科門診費以及較高檔次的醫療服務仍需自行付費。

除此之外，國內少數地區實行的“全民免費醫療”( 以陜西神木模式為典型代表) 也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全民免費醫療制度”。真正的全民免費醫療體制不用參保，所有戶籍擁有者或者所有居民都可以自動享有免費醫療。而根據《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實施辦法( 試行) 》，“未參加城鄉居民合作醫療和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人員不予享受免費醫療。”另外，神木模式也有各種費用控制方式，門診服務只有在繳納合作醫療保險費后才能免費享受。住院費設有起付線，也有自費的項目，起付線以下費用由患者自付。事實上，“神木模式”只是一種保障水平較高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鑒于絕對的“全民免費醫療”根本不存在，充分考慮到現階段的宏觀社會經濟條件，我國于2009 年頒布的“新醫改方案”最終摒棄了全民免費醫療的發展路線，選擇了走向全民醫保的戰略方向。我們認為，這是結合多方經驗與現實國情而做出的正確選擇。

首先，全民醫保更加符合我國的財政現狀。一般來講，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的國家，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在衛生總費用中的比重要高于社會保險制的國家，以英國為例，近年來英國醫療開支占GDP 的 9% 以上，用于 NHS 的預算高達 1000 億英鎊( 人均 1980 英鎊)，可見，全民免費醫療需要依靠雄厚的財政能力為支撐。就目前的國情來看，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國民經濟已經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覆蓋 13 億人口的全民免費醫療體系如此龐大，必將造成沉重的稅收負擔，就像西班牙等部分發達國家一樣，易出現財政負擔過重，財政赤字高漲，免費醫療體制難以為繼的情況。所以說，我國并不具備英、美那樣的經濟實力，“多方負擔”的全民醫保體系更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要想在全社會盡可能做到公平的分配，使醫療服務可持續發展，只能通過向用人單位和個人征繳社會保險費的基礎上，發展多層次的全民醫療保障，從而滿足公民基本醫療權利的實現。

其次，全民醫保更容易把效率和公平有效地結合起來。按照薩繆爾森的“公共支出純理論”，如果把全部醫療衛生服務都劃歸為公共產品由政府提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搭便車”、高成本、低效率等現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實行全民免費醫療看似公平性提高了，但是醫療效率問題已然成為醫療保障建設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個人不付任何費用，肯定會形成大量的資源浪費與低效率，典型的例子是： 英國的醫療服務出現的排長隊現象，等待免費住院的患者不斷增加，特別是外科病人及慢性病人，有的地區要等待幾個月、甚至幾年，這引起了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除此之外，看病不花錢還可能造成小病大養，重復醫療，重病患者得不到及時醫治，住院率上升等醫療資源浪費的現象，最終導致醫療體系疲憊不堪。比較而言，全民醫保通過多層次的制度設計，將各類人群的醫療保障具體化、明確化，可以更好地把效率和公平兩者統一起來、平衡起來，以最大限度的發揮各類醫療保障制度的作用。全民醫保有利于在實現公平性的基礎上，提高醫療效率，完善醫療服務質量，使醫療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再次，全民醫保更加適應各類人群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需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過大、收入差距明顯、兩極分化嚴重等現象，使得我們不能像英國那樣有較為統一的制度環境為社會保險稅的征收提供支持。全民免費醫療差異小、層次少，勉強實行很可能會導致兩種結果：一是財政負擔過重，二是基本醫療保險保障水平普遍偏低，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因此，我國在建立醫療保障體系的過程中，必須設計多樣化的保障制度來適應全社會各類人群多層次醫療保障需求。全民醫保在發展過程中允許多種制度的同時存在，即公費醫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能夠各自保障對應的人群。此外，全民醫保靈活性較強，各地區在貫徹執行中央總的方針政策的前提下還可以制定符合自身發展情況的制度和政策。事實上，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國部分有能力的地區已經直接建立了“二元制”的城鄉醫療保障制度，也有些地區在醫療保險制度以外針對特定人群適當發展醫療救助制度或補充性商業醫療保險。

全民醫保發展面臨的問題與難題

近年來，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下，我國醫療衛生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可以說，全民醫保的發展方向在我國已經基本確立，我們也正沿著“人人都能公平享有基本醫療保障”的道路不斷探索。盡管如此，我國目前仍處于體制發展初期，經驗不足，現階段的全民醫保仍然是不完善的全民醫保體制。這是因為我國所要實現的全民醫保是一個公平、普惠、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制，其真正的內涵不僅在于要無條件地滿足全體國民的醫療保障權利，而且要保證醫保費的繳納以及醫療費用的支付只與參保者的支付能力有關，更重要的是基本醫療服務的提供應當主要與病人的基本醫療需求掛鉤，以此來實現醫療保障在醫療籌資和服務利用方面的公平性。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現有的體制離真正意義上的全民醫保目標還相差甚遠，全民醫保在進一步發展中仍然面臨著多方面的問題和難題。

( 一) 財政投入不足，保障水平低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 2011》，2009 年我國醫療衛生總費用占 GDP 的比重僅為 5． 15%。其中政府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 27． 2%，醫療費用的個人支付比例自 1978 年以來由 20% 左右提高到 50%左右，政府的醫療衛生財政支出無論是從比重上還是從絕對數上都低于社會和個人的衛生投入。而在歐洲發達國家，醫療衛生費用約占GDP 的 10% 左右，其中的 80% － 90% 由政府負擔，可見中國衛生總費用中的公共支出部分在國際上處于較低水平。不僅如此，由于我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籌資水平、報銷比例都偏低，使得我國相當一部分居民看病就醫的個人負擔水平仍然較重。個人支付比例過高，醫療保障水平較低是導致民眾“看病貴”的主要原因，嚴重的影響了居民對醫療衛生服務的可獲得性。

( 二) 制度“碎片化”，既有損效率，又有失公平

盡管多層次的醫療保障是必要的，但是醫療保險這一主體性制度之下的多種子制度最終應隨著制度的完善而走向整合，形成統一、高效的醫療保險體系。單就這一方面來看，我國各地都有至少四種不同的醫療保險制度，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及公務員免費醫療制度，不同醫保人群之間差距明顯，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再加上醫保統籌層次目前主要還停留在縣市級，每一個統籌區域內的醫療保險制度“各自為政”，其具體的政策規定、特別是權利和義務關系都有較大的差異。可以說，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體系是一種“碎片化”的體系，不僅有損醫療保障的效率，而且將造成統一勞動力市場的障礙，阻礙社會融合，有悖于“公平性”原則。

( 三) 補償模式與補償機制設計不合理

目前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除了常見的報銷比例過低，參保人自付比例較高之外，在補償范圍和補償方式上也存在著弊端。一般而言，常見病的發病率遠遠高于重大疾病，以“大病統籌”為主要補償范圍的制度設計，不僅對門診的報銷相對較少，而且弱化了對常見病預防和治療的重視，最終會加重醫療體系的治療負擔。后付制的補償方式對中低收入群體來說，尤其是在患大病、需長期住院的時候，墊付醫療費用成為一個難題。不僅如此，后付制的補償方式還會引起報銷時手續麻煩，補償限制過多的問題。具體來說，起付線過高使得報銷門檻過高，部分基本醫療風險得不到分擔；封頂線使得大部分窮人在患大病時醫療負擔仍然過重； 報銷藥品的目錄范圍較窄使得多層次的醫療需要得不到滿足； 對于異地就醫的人群來說，報銷程序的復雜更是阻礙了醫保的轉移支付。種種補償機制設計上的不合理使得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受益面窄，達不到應有的效果。

( 四) 對醫療弱勢群體的保護不足

一般而言，收入越低，社會保險的參加率也越低。基于醫療保障制度最初形成的原因和現在遇到的困難，存在著一類“醫療弱勢群體”，主要包括： 失業人員、殘疾人、孤寡老人、農民工，以及被排除在“醫療體制”之外的人( 即那些從來沒有在“單位”工作過，靠打零工、擺小攤養家糊口的人)和較早退休的“體制內”人員。這部分醫療弱勢群體大多是位于極端貧困人口之上的大量邊緣貧困人口和相對貧困人口，他們在遇到較大的疾病風險時，由于經濟能力的限制，很容易陷入極端困難和貧困的境地。我國的醫保制度尚不完善，醫療衛生制度建設的目標與方式存在某種程度的偏差，本應最需要醫療保障的“醫療弱勢群體”得到的保護卻十分有限，這就造成了風險保護的錯配。較典型的是農民工群體，一方面新農合的制度設計針對農民工保護不足，在該制度下農民工通常要承擔高額的自負費用，且必須向籍貫所在地的縣級政府申請補助，不但補助金額很低，而且補助申領程序耗時很長； 另一方面，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易造成漏保，且流動性差，部分未簽訂勞動合同的非正規就業農民工被排除在制度之外，致使其基本醫療權利得不到保障。

( 五) 城鄉二元分割致使醫保缺乏公平性

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醫療衛生資源分配不公平。長期以來，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在發達地區的城市，農村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十分薄弱，醫護人員、藥品供應處于短缺狀態，管理手段落后，導致農民醫療的可及性遠比城鎮居民差。把有限的醫療資源優先滿足少數優勢群體的需求，這顯然是不公平的。第二，城鄉居民醫療保障待遇不公平。據統計，2008 年我國醫療衛生總費用為 14535． 4 億元，其中城市醫療衛生費用為11255． 02 億元，占總費用的 77． 4% ，農村醫療衛生費用為 3280． 38 億元，占總費用的 22． 6%，農村居民在人均醫療費用籌資標準、參保人數和報銷比例上遠低于城鎮居民。從收入分配的角度看，農村醫療保障待遇太低，使得很多參保人群在遇到疾病風險時仍不敢就醫，這就導致了社會保險中的逆向收入分配。

完善我國全民醫保體系的對策建議

全民醫保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要想最終實現多層次、高水平、廣覆蓋的全民醫保，不僅需要加強政府、醫院、用人單位以及個人等多方主體的支持與配合，還需要從整體上完善全民醫保的制度設計。根據目前的形勢和相關情況，結合上文分析的問題與難點，我們分別從覆蓋面、制度整合、政府責任、醫療衛生體制以及多層次的醫療保障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 一) 堅持強制性原則與政府補貼相結合，繼續擴大醫療保障覆蓋面

由于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新農合的“自愿參保”原則，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部分因經濟貧困而無力參保的人，或者因繳費年限不夠，制度體制漏洞而被排除在醫療保險的體制以外的人群，這使得全民醫保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覆蓋。我們要把諸如廣大非正式就業人口、破產困難企業的退休職工、老知青以及農村低收入農民等“醫療弱勢群體”作為醫療保障擴面工作的突破口，促使政府積極地發揮醫療保障責任主體的作用，不僅要從政策層面上規定所有人群都要強制性參加醫療保障制度，還要有針對性地對低收入人群進行補貼，這樣才能有效地解決目前存在的逆向財政補貼問題。總之，要將全體國民都無條件地納入到相應的社會醫療保障中去，這在目前階段是可行且必要的。

( 二) 加快制度整合，走漸進的全民醫療保險之路

城鄉分割、地區分割、人群分割嚴重阻礙了我國全民醫保的發展，醫療保險逐步從“多元制”或“三元制”過渡到“二元制”，最終實現“一元制”已經勢在必行。我國應該選擇漸進式全民醫保道路，對于城鄉經濟差距不太大的地區，應優先考慮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農合這兩種制度合并，然后逐漸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接軌；對于條件不具備的地區，目前則要認真考慮不同制度間的銜接問題，待條件成熟后，再將不同制度合并。具體做法是： 首先消除制度間存在的明顯不平等； 然后通過完善制度設計，實現醫療籌資和服務利用方面的公平； 最后要逐漸提高醫療保障水平，促進全體國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增進國民福祉。為此，需要中央出臺相關政策，完善頂層制度設計，鼓勵條件成熟或基本成熟的地區( 最好是以地市為單位，條件合適時也可以以省市為單位) 進行醫保制度整合及醫保共同體建設的試點。我們認為，廣東省的珠三角地區，江蘇省的蘇南地區，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等地區可以成為第一批試點地區。這種試點，可以是醫保共同體建設的試點，即建立在區內“無障礙”參保與就醫的體系； 也可以是制度整合的試點，即將三種制度進行合并，或只先行合并其中的兩項制度。總的來說，醫保共同體建設的難度相對較少，可以較大范圍的開展試點，并不斷擴大和聯通這些共同體，最終實現全國的統一。目前，國內的不少地區已開展了相關的工作，并取得了不錯的進展，但是，還沒有形成全國的聯動態勢。

( 三) 政府承擔主要責任，為弱勢群體提供基本醫療保障

全民醫保并不是說所有的人都必須付出一定費用，事實上，對于家庭收入水平很低、確實沒有能力付費的人群，國家應該破除按照市場經濟效率先行原則的做法，大力發展醫療救助制度。立足于讓所有社會群體公平地享受醫療保障，甚至是優先解決弱勢群體的醫療保障問題，政府所屬的醫療衛生機構應當以低價格輔助貧弱人群獲得醫療衛生服務。此外，還可以通過財政制度安排，開辦醫療救助醫院和福利醫院，把醫療弱勢群體一次性納入醫療保障體系之中。總結國外的成功經驗，像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醫療衛生財政開支集中在關注貧困和老年人口等弱勢群體的保障上，而讓一般的人群通過商業保險等多種機制得到保障； 法國也專門推出了公共財政共同分擔貧困人口的醫療費用的計劃，明顯減少了專家服務偏向富人的傾向。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應重視對弱勢群體的醫療保障，建議國家對一定收入標準以下的人群設置較低的起付線和較高的共付比例，減輕他們的負擔，減少和防止有病不愿看和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發生。

( 四) 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建立可持續的運行機制

醫療保障是一項涉及多種關系、多個部門、多方主體的系統工程，科學合理的醫藥衛生體制有利于醫療保障效率的發揮，是全民醫保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在全民醫保的發展過程中，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也是不容忽視的重點問題。按照中央的決策，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要突出“三個重點”： 即加快健全全民醫保體系，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運行新機制，積極推進公立醫院改革，簡單地說就是健全醫保、規范醫藥、創新醫療。從這個角度看，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要注意以下方面的問題： 關于“健全醫保”，要注意不斷完善醫療保險基金籌集、支付與管理制度，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這樣才能在未來建立起國家統一的全民的醫療保障制度； 關于“規范醫療”，一方面要完善基本藥物制度，確保所有公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均能免費或低價向病患提供“基本藥物”； 消除醫療衛生機構開具“大處方”的誘因； 改善招標過程，以取得性價比更高的藥品； 另一方面，破除以藥補醫機制，推進醫藥分業，促使基層醫療機構由逐利性轉到公益性的運行軌道； 關于“創新醫療”，要繼續推進縣級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拓展深化城市公立醫院改革試點； 大力發展非公立醫療機構； 調整醫療服務價格，全面開展便民惠民服務。

( 五) 鼓勵商業醫療保險的介入，建立多層次的保障體系

醫療保險與醫療保障的區別范文第2篇

一是農民工參保意識不強。由于農民工特點是流動性強，打工的地點不固定，加之他們當中的多數人比較年輕，而且身體健壯，因此，他們往往只顧眼前，不看長遠。

二是農民工工資待遇偏低。出來打工的農民由于文化素質不高，又缺乏應有的專業技能，多數只能從事城里人不愛干，又臟又累的簡單勞動，收入較低。在工資不高的情況下，他們首先考慮的是一家老小的生存問題。

三是農民工缺乏參保知識。農民工基本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他們多數只顧掙錢，不關心政治，也沒有學習的習慣和條件，思想保守閉塞，至于什么叫醫療保險？醫保會給他們帶來什么好處？怎樣才能參加醫療保險？他們多數都不了解。

四是農民工參保起步較晚。即使有些農民工有了參保欲望，但隨著全國農民工醫療保險的逐步展開，我市20__年才啟動農民工醫保工程。至于參保程序和途徑好多農民工不熟悉，他們對繳費數額也覺得缺乏承受能力，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農民工醫保的制約因素

一是農民工醫療保險政策不到位。當前，農民工醫療保險是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三種保障制度中間的斷層。在城鄉醫療保障制度快速穩步發展的同時，農民工的醫療保障出現了政策空缺，農民工的醫療保險游離于三個險種，沒有明確的政策規定。

二是農民工醫保參保資格不確定。長期以來，由于片面強調醫療保險參保資格與戶籍和就業狀態一致，導致大量農民工被排斥在醫保之外。

三是對農民工醫保不夠重視。就目前情況看，農民工的醫療保險從上到下并沒有明確的說法，也沒有形成規模。

四是現行醫保體系不完善。近年來,不少地方開始嘗試將農民工醫療保障就地納入城市社保范圍，但各地政策均不相同，無法滿足農民工流動性的需求，社會保險基金區域統籌與農民工跨省流動存在尖銳矛盾。

三、農民工的醫療保障對策

一要加強宣傳教育。首先必須讓農民工懂得醫療保險知識，知道醫療保險對個人和社會的益處。為此，還要加大社區的工作力度，充分利用廣告、畫廊、廣播、電視等媒體進行廣泛宣傳，并安排專人深入工地，利用農民工休息時間發宣傳材料，講解有關問題，針對農民工思想實際做好宣傳動員工作，讓農民工深切感受到自己身上的政治責任。而且通過宣傳活動，在全社會形成一種參保和督促氛圍，推動農民工醫療保險工作的深入開展。

醫療保險與醫療保障的區別范文第3篇

該問題涉及到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與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的銜接問題，對此，各地的政策也不盡相同。如，上海市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政策實施后，要求此前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外來從業人員必須一律參加綜合保險，而不再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天津、濟南、合肥等地則規定已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農民工，應按照原有的方式繼續參加醫療保險，不得由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轉為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而重慶、成都、廣州等更多的地方則是將選擇權交給企業。如《重慶市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市級統籌暫行辦法》第17條規定：“用人單位按照《重慶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市級統籌辦法》為農民工辦理了基本醫療保險的，繼續按原辦法執行，也可改按本辦法參加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對用人單位而言，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與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的繳費水平不同，為降低用人成本，很多用人單位乘機將以前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農民工轉為參加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其結果不僅使已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農民工喪失了個人帳戶，而且以前的繳費年限也不再計算，這雖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農民工本人的經濟負擔，但事實上卻降低了農民工的醫療保障水平。為維護農民工的既得利益，維護醫療保險關系的穩定性，勞動與社會保障部應出臺相關的政策，明確禁止用人單位未經職工同意不得將已經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農民工轉為參加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

二、流動就業的農民工能否同時參加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

這涉及到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銜接問題，各地出臺的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政策基本上沒有作出規定，做法卻不盡一致。一些地方對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參加新型合作醫療保險不設任何限制，只要他們愿意加入，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經辦機構一律予以接收。這是因為，一方面，允許農民工同時參加兩種醫療保險可以提高農民工的醫療保障水平，另一方面，在現有條件下，了解外出務工人員是否參加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十分困難，很不現實。而有些地方則不允許長期在外務工的農民工同時參加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以防止參保人的逆向選擇，避免因為參保人兩地參保而出現合計報銷的醫療費用超出實際發生的醫療費用的情況。從理論上分析，現階段各地所實施的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繳費水平較低，保障水平有限，而籌資能力的限制也決定了現階段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保障水平也不高。所以，即便允許農民工兩地參保，也很難出現兩地報銷的費用總額高于實際發生的醫療費用的情形。此外，農民工大多屬于青壯年群體，相對于老人和兒童而言，發生疾病的概率較低，如果將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排斥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體系之外，必然會影響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基金的收支平衡，加大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基金支付的風險。當前的主要問題應是如何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基本醫療需求，而不是如何防止農民工的過度醫療保障。因此，在現階段，各地應允許農民工同時參加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這樣，既可提高農民工的醫療保障水平，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平穩運行。但從長遠來看，隨著國家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財政支持力度的不斷加大及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保障水平的不斷提高，應逐步限制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在輸出地和輸入地兩地同時參保，規定他們只能選擇參加一地的醫療保險，即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就不能參加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反之，參加了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就不能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

三、缺乏劃分穩定就業和流動就業農民工的標準

當前，農民工的構成較為復雜，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與城鎮用人單位簽訂規范的勞動合同，穩定就業的農民工；第二類是農閑時外出務工，農忙時回鄉耕種的季節性農民工；第三類是在不同的崗位和職業之間、不同的城市之間以及城鄉之間不停轉換的流動性農民工。從理論上講，第一類農民工除不具有城市戶籍以外，與城鎮居民不存在本質區別，應將他們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第三類農民工則應通過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來解決他們的基本醫療保障問題；而所謂的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主要應針對第二類農民工實施。也正因為如此，《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國發[2006]5號)明確規定：有條件的地方，可直接將穩定就業的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但由于缺乏對農民工進行科學分類的法定標準，特別是由于缺乏穩定就業的農民工與流動性農民工之間的統一的劃分標準，致使各地在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的參保對象問題上出現較大的差異，并呈現出如下三種不同的模式：

(一)完全將農民工排斥在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體系之外，而不管農民工是否與用人單位存在穩定的就業關系。該種模式以上海為代表，200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的《上海市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暫行辦法》規定，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外來從業人員一律參加包括工傷(意外傷害)、住院醫療和老年補貼在內的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而不能參加上海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

(二)將選擇權交給用人單位，由用人單位決定其所使用的農民工是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還是參加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北京、重慶、深圳、珠海等地均采取此種模式。在這些地方，既建立起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又建立起了農民工的大病醫療保險制度，農民工參加何種醫療保險主要由用人單位作出選擇。

(三)明確規定“穩定就業”的地方標準，但差異較大。如，《天津市農民工醫療保險辦法》第3條規定：“用人單位與農民工凡是建立一年以下期限勞動關系的，應當參加農民工醫療保險，用人單位與農民工凡是由一年以下期限勞動關系轉為穩定就業勞動關系的，應當隨本單位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方式，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或大病統籌基本醫療保險。”從天津市的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劃分農民工穩定就業與流動就業的標準以一年的勞動期限為準，具體而言，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的勞動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屬于流動就業的農民工，就應該參加農民工醫療保險，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的勞動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屬于穩定就業的農民工，就應該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與天津市的規定不同，《合肥市農民工參加醫療保險試行辦法》第3條規定：“用人單位與農民工建立勞動關系或形成事實勞動關系的期限在2年以內的，可按本辦法選擇參加農民工醫療保險，用人單位與農民工建立勞動關系或形成事實勞動關系的期限在2年及2年以上的，應按照《合肥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暫行規定》參加本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

由于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與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在籌資模式和保障水平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農民工參加何種醫療保險對農民工本人、用人單位、經辦機構甚至當地政府都有重大的影響，為避免各地在此問題上的差異，有必要由勞動與社會保障部作出明確、統一的規定。

四、將部分農民工以及農民工的家屬排除在外

縱觀各地所建立的農民工醫療保險制度，不難發現，有些地方往往根據職業特點對農民工進行不同的分類，并將從事特定職業的農民工排除在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制度之外。如，《上海市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暫行辦法》第3條規定：“下列外來從業人員不適用本辦法：(一)從事家政服務的人員；(二)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員；(三)按照《引進人才實行<上海市居住證>制度暫行規定》引進的人員。”《成都市非城鎮戶籍從業人員綜合社會保險暫行辦法》第2條規定：“前款所稱非城鎮戶籍從業人員是指不具有城鎮戶籍，在本市行政區域內被用人單位招用或個人在城鎮從事商品生產、商品流通或服務型活動等勞動者，但從事家政服務和農業勞動的勞動者除外。”顯然，從事家政服務和農業勞動的農民工與從事其他職業的農民工除職業不同外，不存在其他任何區別，他們在務工期間與其他農民工一樣面臨各種疾病風險。也許將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工排除在外是因為他們可以通過參加務工所在地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來獲得必要的醫療保障，將從事家政服務的農民工排除在外是因為家政服務具有臨時性和短期性的特點。但是，如果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工不能或沒有參加當地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而從事家政的農民工將提供家政服務作為他們的長期職業，那么，將上述兩類農民工排除在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之外，就是對他們的一種歧視和不公。

此外，各地在建立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時，基本上都將農民工的家屬排除在外，這一做法也不盡合理。研究表明，新一代農民工存在許多不同于老一代農民工的特點，其中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農民工常常攜妻帶子舉家外出，而不再是自己外出務工而讓家屬和孩子留守。然而，跟隨農民工外出的家屬中有相當一部分并不從事任何有報酬的勞動，而主要是為了照顧丈夫和孩子。在現階段，這些人往往享受不到任何醫療保障。這是因為；第一，由于已經舉家外出，這些人一般不愿意參加戶籍所在地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第二，由于她們不具有城市戶籍，因而無法參加城市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第三，由于她們沒有和用人單位形成任何勞動關系，無法參加農民工的大病醫療保險；第四，由于家庭收入水平較低，她們又不可能參加任何商業性的醫療保險。然而，惡劣的居住條件、貧乏的衛生知識、獨特的生理特征，使她們更容易受到各種疾病的侵害，而一旦患病，必將因為缺乏任何醫療保障而使本人和家庭面臨極大的風險。因此，各地在建立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時，應盡可能地擴大保障對象的范圍，將農民工家屬納入進來，以解除她們的后顧之憂。

醫療保險與醫療保障的區別范文第4篇

［關鍵詞］城鎮化；醫療保險；法律保障

［中圖分類號］D922．1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14）06－0034－03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早在1944年時期就已經開始，1979年衛生部在總結合作醫療經驗的基礎上，與農業部、財政部聯合下發了《農村合作醫療章程》。在各級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下，到1980年，全國約有90％的行政村實行了合作醫療。［1］而目前，我國施行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模式主要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它是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區別于以往的合作醫療制度，主要在于它以縣（市）為單位統籌，由政府組織，并給予財政補助和支持，資金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設立專門機構進行管理，并制定相應的監督制度，具有較強的社會化程度和抗風險能力。遼寧省農村醫療保險制度貫徹國家的基本政策和制度，結合自身發展特點，積極推進農村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并在城鎮化過程中，順利解決了部分農民的醫療保險問題。

一、遼寧省城鎮化過程中農民醫療保障制度現狀

根據2012年人口抽樣調查推算，遼寧省常住人口4389萬人，其中，城鎮人口2881．5萬人，鄉村人口1507．5萬人［2］。在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的今天，健全保障城鎮化過程中農民的醫療保障體系是必然趨勢。遼寧省從2000年起啟動了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制度，為遼寧省城鎮化發展中解決農民的醫療保險發揮重要作用。

從遼寧省居民醫療保險層面上看，當前城鄉居民醫療保險基本格局已經確定，三大醫療制度在城鎮化發展中，制度分設、基金分立、體制分割并存的局面在解決城鎮化發展中居民醫療保險問題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隨著遼寧省城鎮化發展進程的推進，到2009年年底，全省已有97個涉農縣（市、區）全面建立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實現縣、鄉、村全覆蓋，參保農業人口達1968萬人。除已經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農民外，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農民身份的轉變，進入城鎮居住或務工，未參保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農民可以選擇參保城鎮居民醫療保險。

二、遼寧省城鎮化過程中農民醫療保障制度中存在的問題

（一）制度層面，農民醫療保險制度基本建立，但保障范圍有限

目前，遼寧省在城鎮化過程中，農民醫療保障制度已經基本建立，在農村，大部分農民已經自愿選擇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而由于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具有戶籍限制，制度設計以不同人群為覆蓋對象，缺乏總體規劃，導致在城鎮化過程中，由于農民身份發生變化，戶口已由農業戶口轉入非農業戶口，原本在農民身份的時候沒有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農民，他們不能再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而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相比，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費率較高，但由于身份轉變后造成的限制，使得農民不能再參保費率低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同時他們又無能力負擔參保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迫使在城鎮化發展中身份轉變的這些農民放棄參保城鎮醫療保險。

（二）政策層面，省政府、各市政府推出惠民政策，但實施執行難

在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遼寧省政府、各市政府為更好的保障城鎮化中轉變身份后的農民的醫療保險問題得到切實解決，出臺了多重有利保障農民醫療制度的政策措施，但由于農民奉行“積谷防饑，小富即安”的觀念，同時在城鎮化過程中取得征地補償款，使得“短視”的農民安于現狀，更不愿意拿出部分資金參加政府推出的各種惠民的醫療保險政策，導致有好的政策出臺后，在實施執行階段遇到嚴重阻力，使得無法貫徹落實，農民的遠期利益無法得到保障。［3］例如，在實地調研中發現，遼寧省阜新市政府根據《關于阜新市“城中村”改造被征地農民基本醫療保險有關問題的通知》，制定了相關參保政策，即城鎮化過程中身份轉變的農民可以按照城鎮居民醫保政策辦理參保手續，且在參保時，政府承擔部分費用，但截至目前，仍有部分農民不愿意參保。

（三）法律法規層面，無相應的法律法規出臺

目前，遼寧城鎮化發展類型屬于政府主導下的城鎮化。在城鎮化過程中，政府政策先行，為了妥善解決農民在城鎮化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政府積極出臺配套的政策文件，但在政策推出之后，卻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及時跟進和有效實施。導致在農民醫療保障制度方面，遇到問題，無法尋求法律救助，農民權益受到損害時，不能訴諸法律解決問題，致使農民為了維權，無奈之下選擇上訪等其他方式，這樣既不利于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更給政府開展醫保工作增加了較大的難度。同時，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對制度的實施予以保障，在管理中，缺乏相應的管理規范，致使政府在對農民醫療保險進行管理中，無法可依，管理效率不高，管理難度較大。更由于沒有法律保障下的政策實施過程中，一旦遇到問題，無法及時有效得到解決，也阻礙了政策的有效貫徹執行。由于沒有明確法律規定在醫療保障制度中的各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能，現行的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分別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衛生和計生委等部門分塊監管，既不利于政策之間的銜接，也增加了行政管理的成本。

三、完善遼寧省農民醫療保障制度的對策

針對目前遼寧省城鎮化過程中，在農民醫療保險制度中存在的問題，結合調研的實際情況，對現存問題提出以下解決對策：

（一）合理統籌，打破身份限制，總體上擴大保障范圍

城鎮化發展客觀上對醫療保險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醫療保險制度具備更強的保障居民權益的能力。為了更好的保障城鎮化發展中農民的權益，必須針對現有醫療保障體制進行合理統籌，現行的醫療保險多數實行縣級統籌，抗風險能力較低，要將醫療保險基金實行市級統籌，一方面可以提高醫療保險基金抗風險能力，提高醫療保險的信譽，另一方面，有利于參保人員的自由流動。［4］目前，城鎮化發展使得更多農民轉變為城鎮居民，進入城鎮居住或務工，這樣的情況下，政府不僅要在生活上給予他們應有的扶持，更應在基本的醫療保險方面為他們提供保障。調研中，阜新市玉龍新城所在的細河區，為加快全域城鎮化的發展，讓農民在轉變為城鎮居民的過程中得到實惠和保障，政府負責為轉變身份后的農民繳納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費用，其個人不需繳納參保費用，并按照城鎮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險相關規定，在達到繳費年限后，按規定比例享受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政策。［5］如果可以在此政策基礎上，取消身份上的限制，讓身份轉變后的農民可以自主選擇參加新農合醫療保險或者是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可以更好的調動農民參保的積極性。由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的費率相對較低，可以降低農民在參保上的費用和政府所要負擔的參保費用。例如，沈陽市人社局在［2010］124號文件中規定，做好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擴面工作，對于選擇參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靈活就業人員和農民工，不得以戶籍等原因設置參保障礙，外地來沈務工的靈活就業人員和打零工的農民工也可以參加我市的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在打破身份限制方面，沈陽市做出了表率。

（二）改變自愿選擇參保的模式，完善醫療保障制度

目前，我國的醫療保險制度以居民自愿選擇為基礎，在制度設立之初是為了更好的推行政策實施。但正是由于自愿選擇，導致遇到在城鎮化發展中農民不愿參保的現象，醫療保障制度變得力不從心。通過調研發現，在各地的城鎮化發展中，農民獲得土地征收補償款之后，滿足于眼前的利益，受農民長期擔心受窮沒錢的觀念影響，農民在得到大筆補償款后，哪怕是拿出一小部分來參保都不愿意，這樣導致政府有再好的政策，實施起來也是阻力重重。［6］所以，為了更好的保障農民權益，在參保模式上，可以變自愿為半強制的方式，在選擇參保的險別上，農民依然有完全的自，在城鎮中有單位的可以選擇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希望以后獲得更好的保障可以選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為繳納較少費率的可以選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但在參保與否上，強制農民必須參保，這樣，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農民身份發生變化的同時，要求農民在取得補償款的同時，選擇一種自認為最合適的參保方式，從而在解決身份變化的同時，解決農民的醫療保險問題，這樣既可以使農民的權益得到保障，又可以減輕政府政策推行的阻力。

（三）大力推進相關法律法規出臺，有效保障農民權益

遼寧省在解決農民醫療保險制度上必須做到以法律形式保證實施，而不僅僅是以社會政策的形式來解決制度上存在的問題。遼寧省各市政府應當重視農民醫療保險制度相關法律法規的建立，為醫療保險提供完備的法律法規，即提供相應立法和各種具體的法律制度體系。根據遼寧省實際情況和城鎮化發展中遇到的農民醫療保險的問題，結合相關政策，以法制的形式使醫療保險權益得以充分實現，確立農民醫療保險制度的法律地位。同時建立相應法律法規對政府管理醫療保險進行監管，更好的保障醫療保險制度管理分工明確，管理有效，同時，在遇到醫療保險糾紛的時候可以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及時解決問題，使農民的權利得到充分有效保障。在遼寧省的醫療保險制度中，尚有部分問題甚至連政策都并無規定，這更是對法律法規及時出臺的強烈要求，為了更好的保障農民權益，完善相關立法和法律制度成為當務之急。

農民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做出過巨大的貢獻和犧牲，也為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斷貢獻力量，如今，隨著城鎮化進程步伐的加快，農民放棄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國家必須切實采取有力措施為農民提供社會保障，尤其是大力解決農民醫療保險中存在的法律問題，重視并進一步健全和完善農民醫療保險制度，不僅僅對于深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著重要的作用和意義，而且對于減少社會沖突和矛盾、為發展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安定的社會基礎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周綠林，李紹華．醫療保險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89．

［2］遼寧省統計局．2012年遼寧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EB／OL］．http?押／／liaoning．nen．com．cn／system／2013／02／21／010240835．shtml．

［3］許偉．困難群體醫療保障問題探析［J］．衛生經濟研究，2007，（6）．

［4］李清宇，蔡秉坤．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實施狀況與法律缺憾初探――以甘肅省山丹縣為例［J］．蘭州交通大學學報，2010，（5）．

醫療保險與醫療保障的區別范文第5篇

關鍵詞：醫療保險制度，統籌城鄉，資源分配

目前，我國社會醫療保險制度主要由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三種保險制度組成，但該體系呈現“碎片化”的局面，制度分設、管理分離、資源分散，在籌資渠道、繳費標準、補償水平以及基金管理等方面都存在明顯差別，影響了人力資源的流動和城鄉一體化的快速發展，統一城鄉醫療保險制度已成為完善全民醫保、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韓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也經歷了從分散到整合的完善過程，可以為我國完善全民醫保提供借鑒。

1韓國醫療保險制度建立的過程及特征

1．1逐步擴大覆蓋面，注重保障公平

韓國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得比較晚，1963年，樸正熙政府才開始制定《醫療保險法》，但是，由于財政緊張，并沒有強制推行，參加醫保的人員寥寥無幾。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韓國經濟迅猛發展，但社會保障滯后，引起民眾的極大不滿，樸正熙政府不得不于1977年7月正式實施職場醫療保險。職場醫保最初在500人以上的大企業強制實施，隨后逐步擴大覆蓋范圍，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職場醫保和公務員、教師保險已經覆蓋了總人口的大約44％［1］。但是，5人以下的小企業勞動者、農民、城市自營業者（個體工商戶）等人員沒有資格參加醫療保險。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政治民主化浪潮日益高漲，全斗煥政府于1988年1月在農村地區開始實施醫保，1989年7月城市地區也開始全面實施醫保。此時，韓國醫保覆蓋率達到90．39％［2］。由此可見，韓國用12年的時間，從雇員保險擴大到全民醫保，實現了人口的全面覆蓋。韓國政府還選擇了低水平廣覆蓋策略，一是繳費率低，醫保統一之前，繳費費率一般在3％～6％，統一之后，繳費率為3．9％，企業和家庭的經濟負擔輕，有利于擴大保險覆蓋面；二是實行差額繳費制度，低收入者可以免除10％～30％的保費，65歲以上老年人或殘疾人最高可以免除30％的保費［3］。由此可見，韓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充分體現了公平性原則。

1．2政府部門發揮了良好的宏觀調控作用

韓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及快速發展與政府部門在立法、政策制定和科學管理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立法在韓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中起到了先導作用，1963年，樸正熙政府為了穩定政局，制定了《醫療保險法》和《工傷保險法》，雖然由于財政緊張，這一法律沒有得到很好地貫徹執行，卻為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977年7月，正式實施職場醫療保險，也是通過制定法律在500人以上的大企業強制實施的，加快了醫療保險的人口全覆蓋。因此，法治建設對促進韓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發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韓國政府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及時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對韓國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紀60年代中期后，樸正熙政府實行了一系列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韓國經濟獲得快速發展，1977年人均GDP達到1042美元，是1963年的10倍［4］，這一年開始實施強制性職場醫療保險，同年針對低收入群體，建立了醫療救助制度。1986年～1988年，年均增長速度超過10％，1989年人均GDP達到5430美元，是1977年的5．2倍，政府有能力為非正式部門的地區醫保提供財政補助，這一年實現了醫療保險人口全覆蓋。可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發展的基礎。此外，政府部門對醫療保險進行科學、高效的管理。政府部門通過頒布法律、制定政策進行宏觀管理，通過非營利組織國家健康保險公司管理全國健康保險的各項事務，非營利性組織保險監督機構對其進行監督，各主體之間分工明確，醫保系統運作高效。

1．3醫療保險制度經歷了從分散到整合的過程

韓國醫療保險制度由雇員保險和地區保險兩部分組成，參保對象分為兩部分，一是雇員參保人，指企業雇員、公務員、學校教職工及其被撫養人，2010年，占總人口的比例是64．0％；二是地區參保人，指農民、漁民、城市自營業者等人員，2010年占總人口比例是32．7％，其他無力負擔醫療保險的低收入人群依法享受醫療救助，占總人口的3．3％［4］。韓國醫療保險機構不僅數量多，而且管理分散，1998年之前韓國共有367個醫療保險社團，并且自主經營、獨立管理。這種管理方式存在許多弊端：一是籌資不公平，雖然不同保險社團的成員都能得到相同的保險待遇，但他們的保險費率不同，低收入居民繳納的保險費用占其收入的比例較高。二是農村地區基金壓力大。伴隨著城鎮的發展，許多年輕人移居到城鎮生活，農村人口日益減少，且老齡人口多，參保人員的醫療需求多，籌資能力弱，因此地區醫療保險社團普遍缺乏資金。三是保險社團多造成保險資金分散，不僅增加了管理成本，而且減弱了抵抗疾病風險的能力。針對上述問題，金大中政府于1998年開始對醫療保險進行整合，把將近400種醫療保險組合合并到一起，由國民健康保險公團管理，到2000年，全國所有的醫療保險基金合并到一起［2］。目前，醫療保險覆蓋了約96％的人口，其余4％的人口由政府醫療補助負責。制度整合后，由于統一了保險費率，解決了籌資不公平的問題，增強了抵抗疾病風險的能力，降低了管理成本［4］。

1．4醫療保險費用個人自負比例較高

保險費的繳納根據參保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區別。在雇員參保者中，公務員和一般勞動者繳納的保險費由雇主和雇員各負擔50％，私立學校教職工由雇員、雇主和政府分別負擔50％、30％和20％，繳費標準計算公式是：月保險費＝標準月酬數×保險費率（在月工資的8％以內，目前為4．31％）。在地區參加者中，年收入超過500萬韓元的家庭，根據收入和財產確定繳納比例，年收入在500萬韓元以下的家庭，根據性別、年齡和財產等確定繳納比例，家庭成員共同負擔保險費，繳費標準計算公式是：每戶保險費＝標準收入點數×金額／點（目前每點126．5韓元）［5］。同時，政府也為地區參保者提供20％的醫療費用，韓國醫療保險費一般占個人工資的3％～8％。在各種醫院住院，參保者都自負住院費用的20％。在門診看病，個人自負比例不同，綜合醫院個人負擔醫療總費用的50％，小型醫院個人負擔40％，診所個人負擔30％。由此可見，在醫院門診看病的自負比例要高于診所，從而引導病人多去診所看病。目前，在衛生費用方面韓國個人的自負比例仍然比較大，2009年，韓國衛生總費用占GDP的6．5％，其中個人自付比例為35％，高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國家20％的平均水平。

1．5承保范圍從治療領域擴展到預防領域

韓國醫療保險的承保范圍不僅包括傳統的疾病診療等服務，而且還包括預防、保健等項目。注重疾病的預防，為參保人定期提供健康檢查；為殘疾人購買醫療設備提供補助；當殘疾人購買輪椅、手杖、助聽器等醫療設備時，可以享受80％的價格優惠。

2韓國醫保制度對我國統籌城鄉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啟示

2．1制度設計要不斷凸顯公平性

韓國社會保險制度不僅逐步擴大覆蓋面，而且對低收入者減免保費，醫療保險的公平性日益增強。目前雖然我國已初步建成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但總體上還處于較低水平，醫療保險制度沒有充分體現公平性原則，主要表現在：（1）公共醫療資源供給不公平；（2）籌資標準和醫療保障水平不公平［6］；（3）參保機會不公平；（4）目前我國一些醫院還存在過度檢查等問題。因此，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要以公平正義為出發點，加強醫療保險的制度創新。第一，擴大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與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的保障范圍，報銷部分門診費用。第二，適當提高報銷比例，逐漸提高醫療保障水平。第三，對少數特別困難的貧困人群減免醫保費用。

2．2逐步整合城鄉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韓國在1989年開始建立全民醫療保險制度，但這一制度是分立式的，隨著經濟的發展，財力的增強，2003年醫保體系才整合到一起。目前，我國雖然已初步建成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但該制度是分割式的，呈“碎片化”局面，造成許多不利影響，如增加了管理成本，影響了人力資源的自由流動，不利于統一管理醫療保險。統籌城鄉醫療保險制度可以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分階段、有步驟地推進。第一，統籌管理部門。三項醫療保險制度由社會保障部門管理。第二，統籌醫保機構。首先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合并，統一經辦機構，建立新的社會醫療保險信息管理系統，進而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合并。第三，統籌醫保層次。先推進市級統籌，再進行省級統籌。逐步建立全國統一、檔次有別的醫療保障制度，此時，全國范圍內建醫療保險聯網，每個參保者都有一張以身份證為編號的可在全國通用的醫療保險卡，實現醫療保險“一卡通”［7］。

2．3政府充分發揮宏觀調控作用

在韓國醫療保險制度建立過程中，政府部門在政策制定、資金投入、立法和監督等各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宏觀調控作用。我國政府部門在推動統籌城鄉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中也應充分發揮主導作用。第一，加強宏觀調控。盡快制定統籌城鄉醫療保障制度的整體規劃，建立近期、中期、遠期目標，盡快出臺指導意見、明確統一管理的基本原則、主要內容等。第二，增加對非正規部門人員的財政補助。第三，加快醫療保險法制建設，保證城鄉醫保制度的順利銜接。第四，突出公立醫療機構的公益性。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醫療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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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雯，張錄法．韓國醫療保險制度借鑒［J］．國際經濟，2010（9）：57－59．

［4］孫菊．全民覆蓋視角下的韓國醫療保險制度研究［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66（6）：83－89．

［5］金鐘范．韓國國民健康保險［J］．中國醫院院長，2014（11）：80－81．

［6］申曙光，吳昱杉．我國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城鄉統籌的關鍵問題分析［J］．中國醫療保險，2013（6）：3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