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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范文第1篇

新聞教育進入大學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反對的聲音一方面來自于報界，一些人認為師徒 制是培養新聞記者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來自于大學，1892 年報界巨頭普利策帶著捐款向哥倫 比亞大學校長塞思洛提出建立新聞學院的請求時，遭到婉言回絕，理由是設立這樣一所學院會 損害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術聲譽。[2]雖然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開始開設新聞 學課程或創建新聞學院，1918年北京大學也正式成立了新聞學研究會，但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 新聞學教育中“術”與“學”的爭論久未平息。傳播學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為新聞學教育的發展 提供了良好的學術土壤，使其在大學中的學術身份與地位得到加強。傳播學在學術層面，讓研究 者們看到了另一片繁花盛開、廣闊無垠的研究領地；在教育層面，又給傳統新聞學帶來了更為豐 富的理論滋養與批判意識。但對于起步較晚的中國傳播學而言，傳播學與新聞學邊界的模糊不 清，核心理念與學術立場的模棱兩可，使當前中國的傳播學教育尚處于思考與探索階段，未能確 立明確的教育目標，形成鮮明的教學特色。與相對成熟的西方傳播學教育相比較，中國傳播學的 未來發展可簡要地歸納為三個焦點：明確“局外人”的批判視角，從“大眾傳播學”轉向“傳播 學”，以及通過加強理論建構推動學科建設。

“局內人”與“局外人”

在學術研究中，“‘局內人’指的是與研究對象同屬于一個文化群體的人,他們享有共同的 (或比較類似的) 價值觀念、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局內人’之間通常共有比較類似的生活經 歷,對事物往往有比較一致的視角和看法。‘局外人’指的是處在某一文化群體之外的人，與這 個群體沒有從屬關系。……由于‘局內人’之間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觀念和思維方式,研究者可 能會對被研究者的某些語言和行為所隱含的意義失去敏感。他很容易認為自己對這些意義已經十 分了解了,沒有必要再進行追問和探究。‘局外人’由于與被研究者分屬不同的文化群體,有自己 一套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因此在研究中他可以與研究的現象保持一定的距離……可以在 研究的過程中利用自己的文化框架來幫助自己理解異文化中的某些現象。”[3]

在新聞傳播學教育中，英國新聞教育學會會長羅德艾倫提出，新聞學與傳播學應該有嚴格分界，新聞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職業記者，而傳播學創辦的宗旨在于培養傳媒批評家與分析者。

[4] 換言之，新聞學教育是以“局內人”的理念，深入媒體文化本身，根據媒體的需要，傳承媒體 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教授媒介產品的制作細節與職業技能，而傳播學教育則應站在“局外 人”的立場，與媒介保持距離，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媒介對受眾與社會的影響。在美國，雖然新聞 學與傳播學也常常共存于同一學院，二者之間的界限比較模糊，但近年來，對大眾傳播批判性的 研究也日漸興盛。[5]

目前中國絕大多數新聞與傳播學院都開設了傳播學的相關課程，如傳播學概論、大眾傳播學 等等。但總體而言，新聞學與傳播學在課程設置與教育理念上并無太大區別。新聞學與傳播學的 本質差異也未能在各階段的教育中得以體現。在本科教育階段，傳播學課程數量較少，大多作為 實務類課程的補充，以概論性課程為主。在研究生教育階段，傳播學胸懷廣闊地將廣播電視、廣 告、網絡、動畫等相關專業納入其中，新聞學則被相對狹義化，近乎成為“報業”的代名詞。簡 而言之，二者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傳播學偏重于理論提升，新聞學專注于技能培訓；傳播學以電 子媒體、網絡新媒體等為主要的媒體依托，新聞學將報紙作為主攻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 播學教育是對傳統新聞學教育的錦上添花或領域擴張，并未顯現出獨立而強勢的發展態勢。

“局內人”與“局外人”的教育理念定位，為中國傳播學教育的未來走向提供了有益參 考。傳播學對于新聞學的區別或超越，不能僅僅停留于媒介形態的差異、涵蓋面的寬窄，而應深 入到更為本質的學術立場、觀察視角，以及教育目標、教育職能等層面。正如休梅克所言，批判 性思維應該成為傳播學課程的一部分，首先要大量開設每一個傳播專業的學生都應該知道的公共 核心課程，在此基礎上再開設相關的技能課程。[6]

從“大眾傳播學”到“傳播學”

查菲曾不無憂慮地提出，傳播學中“小國割據”，是學術上的南斯拉夫，在“傳播”這個大 的概念下，存在著無數的子概念，如大眾傳播、口語傳播、電信傳播等等，甚至很多傳播學者也 把自己的研究作為文學和哲學批判研究的一個部分。[7]

在西方，大眾傳播媒介的相關教育與研究通常集中在新聞學領域，傳播學是一個相對寬泛的 概念與范疇。但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傳播學”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眾傳播學”的專有名 稱。組織傳播、人際傳播、政治傳播、健康研究等西方傳播學研究與教育的重要領域，在中國依 然處于邊緣地帶，僅有少數院系開設了一兩門課程。即使是大眾傳播學的教學，更多的注意力也 投向了美國經驗學派的研究成果，對歐洲批判學派的關注明顯不足。傳播學教育在這個意義上甚 至狹義化為了“美國大眾傳播學”。

不可否認，大眾傳播學是傳播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與大眾媒介關聯最密切的部分，但傳 播學的狹義化明顯阻礙了傳播學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趨勢。因而，陳力丹在論及傳播學在中國的發 展朝向時特別提出，“課堂教學，要全面向學生傳播傳播學各個學派、各個方面的知識，避免以 大眾傳播學替代傳播學。”[8]中國傳播學教育從“大眾傳播學”到“傳播學”的過渡，不僅需要 新聞傳播學科內部的自省與革新，同時還需要加強與其他學科的良性互動。傳播學多學科起源、 跨學科發展的自身特點，決定了傳播學教育對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甚 至自然學科的依賴。因而，未來中國傳播學教育一方面應該增加跨學科課程的比例，強調通識類 課程和人文社會科學類課程，另一方面，相對新聞學教育，傳播學教育更應強化理論基礎，增加 理論類課程的比重，輔以新聞實踐類課程。將傳播學的若干子領域，如人際傳播、組織傳播、政 治傳播等列入專業基礎課程中。這不僅是中國傳播學教育與世界接軌的必然走向，而且是傳播學 學科建設與理論發展的必需。 53

學科建設與理論建構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在教育層面將新聞學與傳播學合二為一是出于學科建設的需要。一個學 科若要獲得學術身份認同與學科地位，必須進行理論建構。一直以來，學術性與理論性的缺失是 新聞學的軟肋。傳播學的誕生給予了新聞學無數的學術想象與學術滋養。雖然較之新聞學，傳播 學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傳播學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先天不足”。其學科地位的缺乏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為沒有核心知識與統一理論。1996年安德森分析了7種傳播理論教材，從中鑒別出249 個各自不同的“理論”，其中195個僅在1本教材中出現過，也就是說，只有22%的理論在7本教材 中出現過1次以上，只有7%（18個）被3本以上的教材介紹。“如果傳播理論真的是一個領域，那 么似乎應該有超過一半的介紹性教材，對該領域基本內容的7%以上達成一致意見。”[9]

對中國傳播學研究而言，理論建構更是一項宏大而艱巨的工程。作為學術“舶來品”，傳播 理論在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中，或是在“國際化”趨勢下的理論譯介和理論描述，或是在“本土 化”框架下的理論運用與理論測試，鮮有獨立的理論創見。“理論”接近于科學法則，特指經過 完全檢驗的思想與觀念，它是對一系列觀測結果的解釋，這些觀測結果以被證實的假說為基礎， 并多次被相互獨立的研究者所檢驗。對個體研究和單獨的研究者而言，只可能創立一個假說，而 不能創造理論。在這個意義上，傳播學理論建構是全體研究者的共同追求與目標，中國學者應成 為其中的積極分子，中國傳播學教育也力求為此添磚加瓦。

基于學科建設與理論建構的重任，傳播學教育除了在本科生教育階段強調理論素養之外，更 需要強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教育目標與宗旨上，明確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差異，強 調傳播學教育的批判立場與理論視角，加強對學生的理論訓練、理論積累與學術培養。在教材選 擇上，盡可能使用英文原著，用原文原典還傳播學原貌，既有利于學生英語能力的提高，又避免 二手資料造成的理解障礙。在教學方式方法上，加強研究方法的學習與訓練，在全球化的理論背 景下充分激發本土化的學術想象力。

注 釋：

[1] 與此對照，其他國家有不同的模式，如英國城市大學將大眾傳播系設在社會科學系，美國密蘇里大學傳播系獨立于新聞學院，設在藝術與科學學院，臺灣地區傳播相關系所更廣泛地分布于人文社會學院、傳播學院、教育學院、管理學院、藝術學院等。

[2] 轉引自單波. 反思新聞教育. 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3] 陳向明.質的研究中的“局內人”和“局外人”.社會學研究，1997（6）.

[4] 鐘新. 英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嚴格分界. 國際新聞界，2002（5）.

[5] 鐘新. 美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界限模糊. 國際新聞界，2002（6）.

[6] Shoemaker, P. J. (1993).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Theory, curricula, and pow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46-153.

[7] 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25-131.

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范文第2篇

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進行和發展，新聞傳播界的研究人員也在斷的更替。舊的研究人員不斷退休，以前的老教師也開始逐漸離開教學崗位，新老人員的更替為新聞傳播學的發展制造了新的契機。一批新的研究人員和年輕教師開始走上工作崗位。他們陸續接替先前一批工作人員的工作，在他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不斷進步。在新一代年輕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各高校的新聞傳播研究出現了一批豐碩的成果。年輕的一代作為各高校新聞院系和新聞研究的主創人員，他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視野更為開闊，知識結構較為合理，科研成果也將更為突出，為新聞學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隨著經濟發展，新聞學專業開始在各高校普遍建立并發展，但是在發展的同時，由于基礎設施和高質量新聞傳播學教師的缺乏，其配套發展仍有很大的難度。

二、近年新聞傳播學研究的重大進展

數套傳播學的譯叢(數十本)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起的連續幾年內陸續出版了，這對這回影響和促進新聞傳播學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續發展。當前來看，我國新聞處奧博教學的應用教材多為翻譯版本，而且這些翻譯教材大多來自國外教材。傳播學研究方法的研究開始受到重視。隨著學術會議和交流增多，傳播學論文數量和質量也大有改觀。在高校各新聞傳播院系中，傳播學發展成果顯著，作為新聞傳播學的學科基礎課程的地位己經得到確立。許多受到傳播學界認可的教材被積極引進，并得到廣發應用，這些教材多為國外教材，國內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極為匱乏。隨著傳播學的快速發展，與傳播學相伴而生的傳播學批判學派也開始出現，批判學派的研究獲得發展，符號學、輿論學隨著批判學派的發展也有所進步。

三、發展新聞學研究的重大進展

《中國新聞事業通史》陸續出版，這是中國新聞史中提綜合研究的豐碩成果，這一成果已經得到了業內的公認，并且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新聞史的個案研究在今年來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質量的研究論文不斷展示給大眾，研究發展蓬勃進行。中國新聞史的個案研究促進了新聞傳播思想的研究，各個時期的新聞傳播的研究思想都在這個時間段得到了新的重視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隨著最近你年來的各項發展，成套的新聞傳播學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這些教材注人了較新的材料和思想。隨著新世紀的到來，研究人員在回顧歷史、拓展研究的基礎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歷史性研究著作，這對于總結過去，繼往開來有重要意義。

四、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融合

較強的使用性質和較弱的理論色彩是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的一大特點。現在的新聞學研究范圍廣泛，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報學。一切與人類相關的食物和活動中都貫穿這傳播學，傳播問題散發在各個學科中。新聞學和傳播學在學科管理上有著眾多的共同點，在學術研究中，會有很多的相同性，在學術活動中已很難區分，或者說區分的必要性已經很小。新聞學和傳播學的融合已成定局。

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范文第3篇

一

1998年夏，由戴元光、金冠軍作為召集人，邀請童兵、明安香、邵培仁、徐培汀、夏鼎銘等專家教授，集會于上海大學樂乎樓，擬定了從7個分支學科和學術角度對20世紀新聞與傳播學術進行歷史性研究與描述的計劃。其中包括理論新聞學、新聞史學史、應用新聞學、傳播學、宣傳與輿論學、公關與廣告、臺港澳新聞與傳播學等。到2001年10月，由戴元光、童兵、金冠軍主編，并作為新聞出版總署“十五”國家重點規劃圖書的《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由復旦大學出版社集中推出前5卷。分別為戴元光著《傳播學卷》，童兵、林涵著《理論新聞學卷》，徐培汀著《新聞史學史卷》，單波著《應用新聞學卷》，邵培仁、何揚鳴、張健康著《宣傳學與輿論學卷》。可以說，這既是對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全面而綜合的學術大檢閱，又是在一種宏闊的理論視野觀照下的堅實的學術構建。

當時，作為《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系列專著，其整體的研究重點當然首先是在20世紀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發展與建設上。可以說，這套專著是對整個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一次總結。其中，不僅對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的每一個重要現象和事實進行微觀透視，還特別對于整個20世紀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狀況加以居高臨下的宏觀把握。如戴元光在《傳播學卷》第三章闡述道：“可以說，中國古代傳播思想不僅在中國文明史上，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占有光輝燦爛的一頁。但這種發展成就并沒有延續下來，明清已經開始衰敗，到近現代，中國的傳播思想和傳播事業的發展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泱泱大國不得不引進西方的傳播觀念。雖從19世紀起，西方傳播思想開始傳入中國，但直到20世紀中葉，中國現代傳播思想仍未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慣性，一些現代傳播思想啟蒙者屢遭磨難。在20世紀的一些年代里，中國不僅拒絕現代傳播思想，甚至拒絕我們的先賢先哲們早在幾千年前就提出的傳播哲學觀。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實行了舉世矚目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中國的學者們才又開始新的跋涉。”這段文字概括了中國20世紀傳播學發展的最突出的特點，可以說對中國傳播學的整體歷史命運洞若觀火。

作為一套學術史專著，這套專著不僅有豐富的資料性的梳理和闡述，而且對各個時期的新聞傳播學成果進行了審視和評價。如對報刊自由主義理論，戴元光在《傳播學卷》中充分肯定了其歷史意義，同時又特別提出“報刊自由主義理論的兩個錯誤前提”，其一是“關于理性的假定”；其二是“關于契約國家的假定”。

本套專著的主題是“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而在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又十分注意把眼光放在未來的一個世紀上，展望和預測下一個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發展和建設。童兵、林涵的《理論新聞學卷》其“結語”為“任重而道遠――又一個世紀之交”，直接提出了下個世紀新聞理論研究的一些重大課題；徐培汀的《新聞史學史卷》最后一章也是以《邁向21世紀的歷史新聞學研究》做結。戴元光的《傳播學卷》又把“21世紀中國傳播學研究”作為最后的一個專章來討論。中國化的傳播學體系的建設是21世紀的根本目標，而新世紀中國化傳播學體系的建設又必須牢牢扎根在20世紀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應該說是為新世紀整個中國的新聞傳播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學術基礎，尤其是對傳播學體系的真正的中國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術基點。

二

也許正是由于著者對于中國傳播學發展有著清醒的宏觀把握以及其對未來建設的迫切性認識，所以，當此項研究工程完成之后，戴元光、金冠軍等學者又進一步把傳播學術史研究的眼光延伸到中華民族的全部思想發展史上。2005年，金冠軍、戴元光主編的《中國傳播思想史》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分為古代卷（上、下）和近代卷以及現當代卷，凡四冊，洋洋194萬余言。這是在《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出版之后的又一填補學術史空白之作。

作為傳播思想史的研究，與傳播活動和行為歷史的研究是有重大不同的。傳播史研究所“研究”的是傳播的具體活動和行為本身；而傳播思想史研究，所要研究的則是在傳播基本問題上，各個時代的思想家們是如何進行“研究”以及如何進行傳播的程序設計的。而所謂傳播基本問題，在著名的“拉斯韋爾公式”中基本體現了其全部內容，那就是：“誰（傳播者）─說什么（信息）─通過什么渠道（媒介）─對誰（接受者）─取得什么效果（效果）。”因而，對于歷代傳播思想的研究，也就是要尋找每一時代思想家和傳播大師們在這五個方面的不同思想與主張，從而進一步了解他們是如何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尤其是各個時代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傳播狀況和歷史走勢。

就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而言，我們古老的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甚至歷經劫難而繁衍不斷，其中科學的傳播思想以及或快或慢不斷更新的傳播理念所起到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正如本書“主編絮語”中所說：在我國，關于傳播的理論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甚至更久遠的時代。雖然在古代專制主義的制約之下，我國傳播業比西方國家的發展要緩慢一些，但幾千年來，中國傳播業仍作為文明的重要角色，直接間接地影響著中國歷史的走向。盡管我國有幾千年的漫長歷史被籠罩在皇權統治之下，但傳播思想仍屢屢萌發。尤其是各個時代的傳播思想家啟蒙家更如群星璀璨，反映傳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紛呈迭出。雖然也有些傳播理念和思想主張還是直接服務于當時的統治者甚至是專制主義文化精神的，但是，作為整體歷史進程中的具體環節，那些傳播主張仍然體現著一定的歷史精神。同樣為我們的傳播思想史研究提供著重要的文化資源。

顯然，中國傳播思想史的研究，是一項極其浩大的文化探索和學科建設工程。尤其是作為前所未有的第一部，金冠軍、戴元光主編的《中國傳播思想史》，不僅需要拓展本學科的學術空間，而且需要更高層次的文化把握與審視。如前所述，傳播是文化的生命，而作為傳播行為之主導乃至主宰的傳播思想，無疑也就主導或決定著文化發展的生命線。所以，關于傳播思想史的研究，歸根結底，也就是對于中華文化發展命脈的一次全面梳理和透視。因此，在本書中，傳播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僅僅是孤立地研究傳播問題上的某些具體主張，而總是將一定時代的傳播思想和那些代表性人物的傳播理念置放在一種大的文化背景中進行有機地考辨。

比如，孔子的“仁學”是儒家傳播思想的最具核心意義的觀念，書中也對“仁學”的方方面面進行傳播思想的解釋，其別強調：“按照孔子的解說，‘仁’的含義非常豐富，所有殷商、西周以來作為統治階層的道德觀念，大致都被包容在內。我們從孔子傳播思想分析，‘仁’貫穿于禮儀傳播的一切過程和形式，‘仁’包括著宗法傳播的孝道和忠義，也包攝著知識傳播的智和為人處世的六種表德。總之，‘仁’就是‘人’，就是傳播的主體和客體在傳播過程中的互感關系。”（余志鴻著：《中國傳播思想史》古代卷?上，第153～154頁）如此理解孔子的“仁學”，既從傳播思想的角度揭示了一個重大的“傳播的主體和客體在傳播過程中的互感關系”問題，又從整個歷史文化的角度看取了“仁”的歷史根源以及豐富的文化內涵。

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范文第4篇

關鍵詞：體育傳播；學科建設；人才培養

中圖分類號：G8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076（2013）01-0110-04

研究背景

1978 年傳播學正式傳入中國，至今已有 20余年。多年來，中國傳播學從推介基本概念，到 1996 年學科地位被國家教委認可，再到 2002 年中國新聞教育學會傳播學分會的成立，傳播學在中國由引入普及逐漸走向獨立深入，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經過 20 多年的發展，傳播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領域，早已出現了拓荒者，并開展研究，形成新的學科。隨著中國體育事業、傳媒事業的發展，以社會發展需要為背景、以學科發展必然趨勢為前提，形成了傳播學、體育學交叉研究領域的體育傳播學。

近年來，隨著我國新聞傳播事業的繁榮，體育事業的發展，不僅需要科研人員和高校教師，還需要更多的高層次體育事業管理者、體育產業經營者、體育信息傳播者等大量的應用型人才。1985年上海體育學院率先設立了體育新聞寫作班， 標志著中國體育新聞教育的誕生。1997年，成都體育學院按照國家招生計劃，正式招收體育新聞學方向碩士研究生。這是我國高等院校首次正式招收這一專業方向研究生，標志著我國體育新聞高層次人才培養正式納入高等教育體系。作為二級學科“新聞學”“體育人文社會學”下屬的“體育新聞學”碩士點在我國普通高校已初具規模。

體育傳媒的巨大發展迫切需要與之適應的體育傳播專業教育。因此，對體育傳播專門人才（即體育傳播主體）的培養和教育就愈發重要。根據調查，目前在我國高等院校還沒有“二級學科傳播學”下的“體育傳播學”專業方向碩士研究生招生計劃，也尚未建立一個完整的體育傳播理論和高級體育傳播人才培養體系。2012年初，中國傳媒大學在二級學科“傳播學”下，增設了“體育傳播碩士研究方向”，標志著“體育傳播學”高層次人才培養正式納入高等教育體系。

以此為前提，本研究以體育傳播學科建設與人才的培養為研究對象，旨在為體育傳播學科建設與人才的培養提供新的視角。

2 研究方法

2.1 文獻資料法

查閱與本研究相關的國家政策文件；閱讀相關著作包括教育學、社會學、傳播學、體育學等方面的著作；查閱中國期刊網相關論文60余篇。

2.2 調查訪問法

以體育傳播學碩士研究生招生狀況為調查對象，通過互聯網瀏覽10余所高等學校招生網頁，采集信息。訪談傳播學界、體育學界、體育傳播研究人士共6名，探討體育傳播學科建設的相關問題，獲取體育傳播學界前沿信息。

2.3 對比研究法

將體育傳播學與體育新聞學、傳播學、新聞學的建設與發展進行比較分析，選擇了體育新聞學與體育傳播學的對比；國外新聞傳播學研究生與大陸新聞傳播學研究生培養模式的對比。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 體育新聞學與體育傳播學科之異同

“新聞學更注重過程和制作細節。傳播學研究效果，而不注重過程。學傳播理論的學生雖然也需要了解傳媒，但他們需要了解的主要是結果，是傳播對受眾的影響、對公眾輿論的影響等，他們不需要了解過程，不需要了解每一條新聞的每一個制作環節。” 英國新聞教育學會會長羅德?艾倫在接受訪問時發表了對新聞與傳播異同的見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本質區別。

體育新聞作為新聞的一個類別，從傳播的性質方面說，它和各類內容的新聞一樣，具有共同的特點，即對新近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實的報道。體育新聞同其他新聞相比，又有不同之處。這是由于新聞事實本身的性質以及事物本身的特征決定的，不同事物的性質不同，其發展規律和特點也就不同。因此，所構成的新聞事實的外部特征也各有差異。體育新聞具有如下特征：發生的規定性（時間、環境、技術的規定性）；數字特征（比賽成績、比賽結果的數字呈現）。

與體育新聞學不同，體育傳播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對體育思想、知識、理論、規則與運動方法、手段、技能、技巧等的衍生和傳遞，也包括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的傳遞。它不僅涉及到體育界之間通過比賽、互訪等形式的交流、傳播，同時也有體育事務經營管理中的傳播現象，更涉及到體育與大眾傳媒的相互關系。

體育傳播學既是傳播學在體育領域的表現和運用，又是體育學在傳播學中的延伸和拓展，是傳播學和體育學相互滲透的結果。研究體育傳播學有助于建立體育傳播學的獨立理論體系、為體育傳播活動提供理論依據、為大眾傳媒的體育報道實踐提供依據。

3.2 體育傳播學碩士培養目標的定位

新聞學、傳播學同樣隸屬于一級學科“新聞傳播學”。我國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主要有本科、碩士、博士三個層次。本科階段大多以培養實踐能力為主要核心，博士階段強調培養學術研究水平的提高，而在碩士培養階段，各個學校的培養目標卻不甚明確，是繼續強化本科階段實踐能力的培養？或是提升理論學術研究水平？這已成為困擾高校新聞傳播碩士研究生教育的一大問題。體育傳播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亦是如此。

通過對傳播學、體育學培養目標的解讀，對比體育新聞學碩士培養目標，我們把體育傳播學碩士專業方向的人才培養目標確定為：面向體育及傳媒界發展的需要，培養具有較高專業體育理論、傳播理論和文化洞察力，適應媒體業界發展需要的復合型、創新型和應用型的高層次體育傳播研究與實務人才。他們對于現代體育傳播現象有職業敏感，并能夠利用現代體育傳播理論分析體育傳播現象；運用傳播學研究的基本方法策劃、組織和開展各類傳播活動，對大眾體育傳播的相關問題提供相應的解決方案。

3.3 我國高等學校體育傳播學科的建設現狀

3.3.1 我國高等學校體育傳播學（碩士）招生現狀

為了解我國高等學校體育傳播學學科建設現狀，筆者通過互聯網瀏覽10余所高等學校招生網頁，收集了目前我國高校體育傳播學碩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體育傳播學科建設的現狀（見表1）。

在被調查的11所高校中，體育院校6所，綜合類院校5所。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我國高校體育新聞傳播碩士研究生的培養主要存在于體育院系，招生專業方向主要隸屬于二級學科“體育人文社會學”“新聞學”。中國傳媒大學的體育傳播碩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隸屬于“傳播學”的招生專業，目前招生工作正在準備過程中。

我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受美國新聞傳播教育影響很深，奉傳統的密蘇里、哥倫比亞新聞教育為典范，主要以人文學科為基礎。課程設置一方面重視采、寫、編、評類的基礎業務能力，另一方面開設大量的新聞傳播理論和人文社會科學類的基礎課。據調查，在當前的體育新聞傳播教育之中，所有的體育新聞（傳播）專業都將文學基礎類和新聞傳播理論類課程作為基礎主干課程（見表2）。

上述課程僅是我國高校體育新聞（傳播）碩士研究生必修課程的一部分，但大多數院校都以此類課程作為基礎主干課程。上海體育學院、成都體育學院是我國體育類院校中開設體育傳播學教學較早的兩所院校，其課程設置也相對成熟，可為其他高校體育傳播學科的建設提供參考。

3.4 體育傳播人才培養模式的探討

媒介的發展速度、媒介總量、規模和對人才的評價標準直接影響到傳播學科學生的就業。目前，我國媒介仍處于發展上升階段，為新聞傳播學科學生就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但同時也要看到，這些媒介的用人要求也正向復合型、專業型、創新型新聞人才轉變。無論是國外的媒體實踐還是新聞傳播教育的經驗都證明我國的新聞傳播人才培養已經出現EPS趨勢，即Elite-精英性，Popular-大眾化，Special-特色、專業性或專門性。因此，如何培養高級體育傳播研究與實務人才成為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3.4.1 構建“多元化”指導教師隊伍，實現多個專業領域指導教師“協作式”培養

從國外研究生發展過程來看，隨著研究生教育目標的多樣化，培養方式也從單一的“研究式”派生出了“專業式”、“教學式”和“協作式”等方式。美國是傳播學的發源地，傳播學教育質量居世界前列。美國的傳播學研究生教育注重實務與理論并重。如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學生做碩士論文時，有兩名導師，一名來自于新聞學院的導師（媒介工作者），一名來自于他們所選修專業方向的導師。該學院認為通過讓業界人員和指導教師一起合作，能夠獲得最好的教學和指導結果。

體育傳播學在高級人才培養過程中可以采用“協作式”培養模式。組織鍛煉“多元化”的指導教師隊伍，教師隊伍中既有體育學、傳播學、新聞傳播學、體育傳播學領域的專家，又有媒介高級工作人員。可以通過協作培養的方式，由多名專業方向的專家共同形成導師小組，協同所修專業的導師，對體育傳播學碩士研究生進行培養。

3.4.2 構建厚基礎、跨媒體、精專業的課程體系

課程設置是培養目標實現的重要保證。進入20世紀70年代，課程內涵發生了重要變化，呈現出六大趨勢：1）從強調學科內容到強調學習者的經驗和體驗；2）從強調目標、計劃到強調過程本身的價值；3）從強調教材這一單因素到強調教師、學生、教材、環境四因素的整合；4）從只強調顯性課程到顯性課程與隱性課程并重；5）從強調“實際課程”到強調“實際課程”與“空無課程”并重；6）從只強調學校課程到強調學校課程與校外課程的整合。

建設體育傳播專業課程，必須凸顯體育的專業性特征的要求及當代體育傳播的特征要求。圍繞體育傳播學科的培養目標，提高課程的綜合相關程度；確定好公共基礎課、專業課、選修課的比例，精簡必修課程，強化實踐教學，優化課程結構。打破學科界限，實行“大學科"教育，加強基礎素質、強化專業理論、重視媒體業界實踐、實現一專多能的課程體系的設置。

3.4.3 組建仿真實踐教學體系，強化實踐能力的培養

英國傳播學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對22國的新聞教育進行考察之后，提出了傳播人才應該具備4個方面的素養：廣博的知識、客觀的視角、批判的態度、準確的判斷。實踐能力是媒介工作者的基本能力，是以上四個方面的基礎，實踐能力的培養是體育傳播學科和社會發展的要求。

將媒體運行與體育傳播學科課程體系緊密結合，組建仿真的實踐教學體系，強化體育傳播學人才的實踐能力。可以通過三種途徑培養學生的能力，課堂內的概念課、校內媒體工作機會、校外媒體實習機會。實際上，在新聞傳播領域，各院校對于“媒介”融合趨勢下的新聞傳播教育改革開展得如火如荼。例如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新聞傳播實驗中心”、中國傳媒大學的“校園電視臺”“校園廣播臺”等等。

體育傳播學科的實踐教學體系可參照前人的優秀實踐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傳播實踐能力的培養不是唯一的，不可忽視體育基礎理論、體育傳播實踐能力的培養。

3.4.4 學界與業界緊密聯合，以業界需求為導向，共同培養體育傳播人才

英國新聞教育學會會長羅德?艾倫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訪問時說到：“我們必須有超前意識。今年進校的學生要幾年后才進入市場接受檢驗，我們應當考慮到他們畢業時市場需要什么。我們一方面要傾聽傳媒業界的意見，同時要自己做判斷，根據業界對現狀的分析預測他們在未來幾年的具體需求”。體育傳播學科的產生源于學科發展的需要、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媒體業界的需要是檢驗體育傳播人才培養質量的唯一標準。“學界與業界緊密聯合，以業界需求為導向，共同培養體育傳播人才”才是體育傳播人才培養的落腳點。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4.1.1 通過對傳播學、體育學培養目標的解讀，對比體育新聞學碩士培養目標，我們把體育傳播學碩士專業方向的人才培養目標確定為：面向體育及傳媒界發展的需要，培養具有較高專業體育理論、傳播理論和文化洞察力，適應媒體業界發展需要的復合型、創新型和應用型的高層次體育傳播研究與實務人才。

4.1.2 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我國高校體育新聞傳播碩士研究生的培養主要存在于體育院系，招生專業方向主要隸屬于二級學科“體育人文社會學”“新聞學”。中國傳媒大學的體育傳播碩士研究方法是唯一隸屬于“傳播學”的招生專業，目前招生工作正在準備過程中。隸屬于二級學科“傳播學”下的體育傳播學科（碩士）建設剛剛開始，高級體育傳播人才的培養仍處于探索狀態。

4.1.3 探索高級體育傳播人才的培養方式。構建“多元化”指導教師隊伍，實現多個專業領域指導教師“協作式”培養；構建厚基礎、跨媒體、精專業的課程體系；組建仿真實踐教學體系，強化實踐能力的培養；學界與業界緊密聯合，以業界需求為導向，共同培養體育傳播人才。

4.2 建議

4.2.1 重視基礎理論的教學革新。全面整合可以利用的教學資源，促生優化效應。

4.2.2 改變學界與業界脫節的培養模式，加強與傳播領域的合作，強化實踐能力培養的措施。

4.2.3 真正實現以學生為本、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的辦學宗旨，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從專業人才的高度培養業界廣泛認可的人才品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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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和新聞學的關系范文第5篇

[關鍵詞]高校新聞傳播學教育研究

新聞傳播教育在我國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突出和重要，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為新聞傳媒業的健康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巨大、直接與明顯。新聞傳播事業在中國，已成為聯接新聞信息產業和以高科技為特征的傳播技術產業的橋梁，不僅有其經濟效益，而且有著重要的社會效益。我國新聞傳播事業的迅猛發展，給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研究帶來了重大的契機。

一、新聞傳播學的發展特點

1．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有較強的實用性質，但理論色彩較弱。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許多傳播學的理論假設和研究方法已成為新聞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學報，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傳播等各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以及廣告、公共關系、媒體經營的研究等等。

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法學、經濟學等等，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融合，新傳媒的研究發展迅速。

2.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熱點。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各媒體不再僅僅是黨的機關報或國家的廣播電視臺，也是經濟實體和利益單元，報業和廣電業的集團化，傳媒之間的競爭內地傳媒與境外傳媒的競爭，都要求各媒體的負責人懂得傳媒經營。把受眾接受傳媒作為消費行為的研究，將傳媒娛樂視為經營策略考察也納入了傳播經營的理念之中。

隨著中國傳播業近幾年的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近幾年，該研究扎實而有成效，涉及新聞官司的各個方面，從各種新聞侵權現象到著作權問題，從隱性采訪到隱匿權、更正與答辯，就論證的范圍而言已經相當全面而完善。

3．輿論監督的內涵發生變遷。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包括衛星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空前。有的學者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指出中國電視產業的三人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目前，輿論監督成為與新聞理論、新聞法治和職業道德相關的一個重要學術課題，并涉及到了社會學、政治學和公民權利的研究等等。中國的新聞學從傳統的黨報理論轉向一般新聞學理論，其背景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環境變化，“輿論監督”的內涵發生了變遷。

二、現階段高校新聞傳播專業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已具備相當的規模與條件，也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只要我們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看問題，堅持以開拓創新的精神辦實事，中國新聞傳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夠開創。

現階段高校新聞傳播專業教育的研究當中，關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為重要。怎樣形成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學校的特色，根據自己學校的性質地位和特點來辦專業。這樣才能把專業和學校緊緊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學校的所有學科的優勢，揚長避短，突出自己專業的特色。比如一所體育學院的新聞傳播專業，就正好從體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體育新聞辦學的途徑，著重在培養優秀的體育新聞從業人員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慮自己學校所處地區、城市的特點，發揮地區優勢，突出地區特點，在區域文化、社會、經濟發展上做文章，緊密與當地黨政部門和新聞傳媒單位結合，辦出自己的專業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學的新聞傳播類專業，就可以充分發揮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有優勢，在民族新聞的教學與研究中獨樹一幟，為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貢獻。第三，要充分調動本專業教師的積極性，發現與培育教師們有特點的教學與科研新經驗、新成果，不斷努力在新聞傳播領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項目、某一課題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為契機，不斷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還要善于和勤于在辦學中不斷總結與積累經驗，每學期、每學年都要認真回顧一下在辦學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還有不足，師生們的反映如何，新聞傳媒界和社會的反響如何，從而去發揚和推廣好的辦學方法、模式與經驗，克服與改進不足之處。

綜上所述，我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是一項正在蓬勃發展的事業，其前景十分廣闊、光明。但同時，也面臨著十分激烈的挑戰與競爭。常有一句話叫“不進則退”，實際上現在的情況是，進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們一定要以只爭朝夕、爭分奪秒的精神，努力發展新聞傳播教育。我們一定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不斷推進教學科研改革，為培養更多優秀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新聞傳媒人才，不斷做出新的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