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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第1篇

關鍵詞:明清;徽商;武術;發展

中圖分類號:G8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90(2010)03-0073-03

Abstract:Using literature methods and so on material law and logic reasoning, Searches ascertains clear Huizhou Wushu developed concrete manifestation, Inquires about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ime Huizhou Wushu developed and between the commercial roaring success interdynamic factor, The analysis commercial factor to the Wushu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ed Wushu to the anhui merchants prosperously the influence which produces with Huizhou culture′s prosperous. Studies suggest that: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Huizhou relatively well-developed Wushu, It is with the rise of Huizhou merchants and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closely related; developed Wushu, Not only provide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rise of Huizhou mercha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motion of arts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Huizhou.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hui merchants;WuShu; developed

1 問題的提出

明清時期的徽州,是個“十室九商”、“以貨殖為恒產”的商賈之鄉,其資本之雄厚、經營項目之多、活動區域之廣、從賈人數之多而享譽海內外,在中國乃至世界商業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今天,人們對徽商的研究方興未艾,從歷史、經濟、文化、教育、民俗等各個角度對徽商進行深入的研究,成果斐然。然而對商業致富和徽州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的武術,卻未見有人專文論及。因此,分析徽商與明清徽州武術之間的關聯,不僅是徽學研究的重要基礎性工作,同時也填補了武術中典型區域研究的空缺,這對徽學和武術史學的發展具有意義。

2 研究方法

2.1 文獻資料法

查閱搜集有關徽州歷史、民俗及其相關方志、譜牒、文書、筆記、文集等文獻資料,充分吸收學術界已有相關前期研究成果,系統把握研究動態,同時了解國內有關區域武術和徽商研究領域的歷史與現狀,新觀點和發展趨勢。

2.2 調查法

走訪徽州地區的檔案館、文史館以及鄉鎮和村莊。了解當地的民俗、民風,收集具有當地特色的武術項目資料,把握徽州區域人群在生產、自衛、競技、娛樂、休閑等活動中體現出來的與武術文化相關的生活和行為方式。

2.3 系統分析法

對明清時期徽州武術的發展現狀進行系統分析,探討武術發展與徽商經營間的內在聯系,分析武術發展的動力和基礎。對徽州武術發展的考察、研究與對徽商經營的內在邏輯分析有機地結合起來,將武術發展特點的內在邏輯分析建立在徽州根本價值觀的基礎上,以武術發展的內在邏輯分析為依據進而對徽州文化的繁榮作一定層面的探討。

3 結果與分析

3.1 明清時期徽州武術發展現狀與特點

一般認為,一個地區武術的發展興盛,習武人數自然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指標。一個地區的習武人數眾多與該地區的習武理念、圍繞習武所采取的各種措施以及所形成的尚武風尚等密切相關。明清徽州武術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徽州人將習武視為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手段。明清時期“徽人常常不選學而優則仕的人生正途,提倡商賈為第一等生業,以謀利多寡定個人身價”[1]是徽商最重要的人生價值觀之一。在經商為正途和只以謀利多寡定身價的思想影響下,徽州的武術主要就是為實現這一價值服務的。在明清社會動蕩,治安相對混亂的社會背景下,徽商要取得商業的成功,就需要有武藝高強的人來護衛。因此,徽商特別重視對武術人才的培養以及自身武術的習練,以提高自己在經商過程中的防衛和防范能力。這是“延師習武在徽州屢見不鮮”[2]的重要原因。據記載:“予嘗聞奔走之勞人,行經險道,遭難微軀,惟習乎拳,斯身可圍”。[2]不難看出,為保經商行路的安全是其習武的出發點,類似這樣的學武經歷在徽州地方志與民間書中不勝枚舉,這說明了拜師習武在明清時期的徽州相當普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徽州人認識到,在當時社會背景下,武術能為商業經營發揮著獨特的功能,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必要條件。

其二,徽州人將武術列為學堂教學內容,為子孫習武創造條件。明清時期,武術除了官方的軍事化傳播以外,主要還是通過民間傳播的方式來傳承。這一時期在徽州民間除了個人外出拜師學武外,有學堂也開設武術課,據《呂蒙正破窯賦》載:竊思文可定國,武可安邦,近世學堂,文有武術一科;武備學堂,有作文一科。在徽州民間存在著大量的學堂、書院等教育機構,形成“新安講學書院較他郡為多”的局面。這些教育機構具有多種意義,而培養徽州武科舉人才是其重要功能之一,“嘗聞司徒造士,原尚文謀,而善人教民,亦兼武備”[3]、“生子安烈,使習武藝,獲售為武學生員”。[3]不難看出,徽州的民間教育機構將武術列入教學內容,并為子孫習武創造條件,從而為明清時期的徽州培養了大批的武進士和武狀元,為他郡所不及。根據李琳琦先生的統計:明代徽州武進士者56人;清代徽州武進士者111人,明清徽州武進士總數位居全國各府前列[4]。

其三,大量拳種出現,武術名家輩出,并有武術著作問世。徽州早在唐朝就有隱于城陽山的許宣平創立太極拳三十七勢,又名長拳。南宋梁時的程靈洗,徽州府休寧人,傳太極與其后人程秘,后改太極拳名為小九天。明永樂年間,徽州府回族吳氏祚永奉詔闔家遷往滄州,其十世吳鐘創立八極拳。明歙縣程宗猷“自幼習武,注重弓、馬、刀、石英鐘功夫,操練南拳,武藝高強,從他習武者達數十人”。[2]事實上,在明清時期,徽州程氏大族,父子兄弟輩中會武術者居多。 徽州歙縣人程胤兆在《少林棍法禪宗》跋中指出:吾族自晉,梁唐以來理學文章之外,間以武功顯。晚清抄本《議約》中也指出:新安古昔稱材武,民間練習武術之風盛行。

明清徽州盛行佃仆制。在佃仆中有一類稱“拳斗莊”,是充當家丁使用的。據葉顯恩先生的調查,祁門縣十五都,俗有“查灣三千郎戶,八百莊”的言語,拳斗莊即充當家兵的佃仆,拳斗莊凡16-45歲體魄健壯的男子,都要進行武術訓練。一般說來,這些拳斗莊的人赤手空拳可敵數人,如持一齊眉棍或火叉則可敵數十人。據《樾右臺仙筆記》載,歙縣大賈許某家僮百數十人,馬數十匹,每出列前后導從,炫耀與閭巷間。有研究者認為:這“家僮百數十人”中,有武術技能的拳斗莊也在其中,這些具有武術技能的拳斗莊,具有充當徽商行商的隨從保鏢和護衛宗族利益不受到侵犯的雙重作用。

在明清徽州習武熾盛的同時,也出現了眾多的武術名家和大量的武術典籍。最有代表性的當屬歙縣程宗猷的《少林棍法禪宗》、《長槍法選》和陳真如的《峨嵋槍法》,這些論著是中國傳統武術典籍中的翹楚。著名軍事家毛元儀將《少林棍法禪宗》、《長槍法選》收之于自己所著的《武備志》中,并論道:“諸藝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說,莫詳于近代程宗猷《闡宗》故特采之”。[5]并將《長槍法選》附于自編的《手臂錄》后,稱之為“程家槍法”。而吳殳對《峨嵋槍法》有這樣的評價:“徽州陳真如的峨嵋槍法,卓哉絕識,槍家之正法眼藏也。總而論之,峨嵋之法既精既極,非血氣之士日月之工所能學”。[6]并在自己所著的《滄塵子手臂錄》一書后,附有陳真如的《峨嵋槍法》。明清徽州大量拳種、武術名家及其著作的出現并非是偶然的,它與徽州濃郁的習武、尚武風尚密不可分。

3.2 明清徽州武術發展與徽商的關系

3.2.1 明清徽州武術發展的思想基礎

明清徽州在“以謀利多寡定個人身價”的觀念影響下,經商謀利不僅是徽州人為解決生存的一種手段,更是徽商追求的終極目標。而徽商終極目標的實現,需要大量具有較高武術造詣的人為其商業保駕護航,最終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這是徽州武術興盛的思想基礎,也是其發達的內在動力。前述程宗猷諸般武藝具精,且槍棍卓然成家,其習武的目的是為了家族的商業發展服務,并以經商而終其天年。據《耕余剩技敘》記載,休寧知縣侯安國曾勸程氏應募,則答曰:家事頗饒,為自保身家計,實不欲仕出。“家事頗饒”說的是他出身于商家,有一身武藝而不愿出任縣府的總兵教頭,為的是給家族經商提供服務,它說明了徽人的商業盈利價值有時甚至大于功名價值。明清時期的徽州十分重視對武科舉人才的培養,并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武狀元和武進士,徽州培養這些仕子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培養紅頂商人,為徽州的商業提供有力的官府保護和官方代言人,進而為徽商贏得更多的商業利益。

在今天,我們仍能在休寧看到,徽商為表彰那些在商業經營中做出貢獻的武勇之人而樹立的“義勇可嘉”牌坊,徽人給武勇之才“樹坊表于其鄉”,其目的是“勵人習練盈利之心爾”。[7]正是在此思想基礎上,徽州形成了濃郁尚武、習武的社會氛圍。

3.2.2 明清徽州武術發展的物質條件

據萬歷《志》記載,徽商經營的方式主要有五種:一曰走販;二曰囤積;三曰開張;四曰質劑;五曰回易。(萬歷《志•貨殖》),在徽商發展初期,徽商的經營以走販形式居多。這種經營方式是“將徽州的土產如竹、木、石料、紙、茶葉等外運,回程則可運輸絲綢、百貨等商品”。[8]因此,外出行商是徽州商人重要的經營方式。在明清時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繁榮、以及徽州商業地位的穩定,徽商的經營也不限于走販經營,而是從事“兩頭在外”的商業為主,即“從外地采購商品,在外地銷售,或者完全在外地經營”。[8]由于在商品經濟空前繁榮的明清時期,人口的大量流動,“各地方都滋生出一些流氓地棍,他們凌弱暴寡,無惡不作”。[9]而這一時期徽商經營的重點大市場是長江中下游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素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在明清時期的長江三角洲治安狀況相對惡劣,商人受盜賊掠奪時有發生。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在《少林武術與徽商及明清以還的徽州社會》中指出了明清徽商重要經營區域的29條路程圖記及其相應路程的惡劣治安狀況,更具體指出徽商經營路線中諸多盜賊和響馬活躍地點。可見,在明清時代,徽商外出經商時常歷經艱險,因此,徽商對安全的需求就直接為徽州武術的發達提供了重要的驅動力。

正是因為習武是為商業保駕護航,為經商提供安全保障,最終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所以在徽商獲得發展后,他們不吝資財,為宗族子弟和家丁習武創造條件。試舉幾例,便可反映徽商對子弟習武資助的不遺余力:乾隆初年,徽州鹽商汪應庚“以一萬三千余金購腴田一千五百畝,悉歸諸學,以助武舉資斧”。[10]在《懷秋集》也有這樣記載:休寧程宗斗弱冠好槍棍,祖付三千命賈,千里秣馬,將異僧迎至六安授藝,以期求得真傳。在明清的徽州社會,“中人之產”的標準是“十金”,三千金至一萬三千金,無論從那種意義上說,都是一個龐大的數字。這些龐大數字,說明徽商為其商業發展之需而對宗族子弟習武資助的程度。因此,可以推斷這種資助的行為并非是個別化的,而是大多數徽商共同的行動。也正是這些徽商的共同資助為徽州武術的發達提供了物質基礎。

3.2.3 明清徽州武術與徽州商業發展的互動

首先,在濃郁尚武、習武的徽州社會氛圍下,通過習武獲得武術技能、增強體質,可以直接為家族的經商提供有力保障。徽州在皖、湖、贛三交界處,地處皖南崇山峻嶺之中,特定的地理位置和經營方式決定了徽商必須要有強健的身體和具有高深武功的眾多群體,如前述程宗猷及徽商培養的拳斗莊就是代表性的列證。此外,習武者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成為職業鏢師,為徽商的經營服務,據載:“徽州汪某以武稱,有大賈延之為鏢客”,[11]類似的記載在徽州各氏宗譜中還有很多。無論是參與家族經商,還是成為職業鏢師,都為徽商的經營營造了良好的商業環境,為徽商的發展奠定了必要的外部條件。

其次,徽商通過培養出來的大量的武狀元和武進士,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徽商在官府中的代言人,單以歙縣就有“居相國之隆者有許國、程國祥等……副師武之用者有汪宏宗、王應楨等”,[12]這些武宦對“凡有關閭桑梓者,無不圖謀籌畫,務獲萬全”,[12]在施政中竭力保護徽商的利益,為徽商的發展起到官方保護作用。這正是明清時期徽商在兩淮、兩浙鹽業、石料、茶葉運輸等獨占鰲頭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徽商經營發展的重要的內部條件。

再次,“公平、誠信”等歷來是傳統武術文化的重要品質。通過武術習練不僅能培養人的這些良好品德,還能鍛煉習武者自強不息、勇于進取的意志。發達的武術在文化上為徽商注入了精神血液,這也是徽州商幫集團在明清興盛幾百年的因素之一。

3.3 明清徽州武術發展與徽州文化繁榮的關系

明清徽州武術的發達,不僅為徽商的發展提供了內、外部條件,通過武術習練,還大大提高了徽州人整體的武術素質,培養出了象程宗猷、陳真如等武術名家和武術人才,贏得了“新安古昔稱材武”的文化美譽。

徽州是新儒學的故鄉,社會生活基本遵循朱熹的理學準則,明中葉以前,新的宗教很難在徽州找到信奉者,更不可能生根發芽,廣為傳播。《歙事閑譚》卷18《歙風俗禮教考》有這樣記載:徽州獨無教門,非惟鄉村中難以錯處,即城中諸大姓,亦各分段落,所謂天主之堂、禮拜之寺,無從建矣。可見,除了儒教理學外,外來宗教很難在徽州深入人心。在明中葉后,徽州實際上形成佛、道二教的思想與儒家觀念之間相互補充和融合的態勢[13]。形成這樣態勢的原因,從占有的資料來看,還沒有發現有人論及。不過,從以上的論述中可以推斷的是,徽州人喜武、尚武的風尚是推動三教融合的重要力量。因為,在明清時期,中國武術門派林立,少林和武當在各大門派中鶴立雞群,它們更是習武者向往的圣地,在這一時期,少林武術在徽州得到廣泛傳播,且出現了上述兩位具有代表性的武術大師。而少林和武當的傳統武術分別與佛、道教合二為一,少林、武當傳統武術在徽州廣泛傳播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佛道二教在徽州廣泛傳播的過程。

對于徽州人來說,宗教活動也是娛樂活動。各種宗教活動都提供了大量有趣的節目,在這些節目中儺戲較為流行。儺戲的內容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祭祀,二是武功。武功儺戲表演時動作規范,有固定程序,“以綢紗糊人馬,皆能武斗,較為奪目”,[14]《休寧銘洲吳氏家紀》卷10中有“首春行儺人婺源州香頭角抵之戲”的記載,充分說明了儺戲中祭祀與武術合二為一的性質。舞儺者靈巧,跳躍、翻滾、變化自如,同時配合各種身法、腳法、步法,其動作粗獷、幅度大,如沒有武術基本功底作基礎難以表演得出神人化,引人人勝。

不僅如此,徽州人還將武術融入到地方劇種中,從而形成了“唱、念、做、打”并重的完美徽劇,其中“打”是徽劇武戲的特殊之處。徽劇即今天京劇的前身,徽劇進京后形成京劇。徽劇形成于明代中葉以后,具有鮮明的表演特色,其最顯著的當為對武功的重視,平臺與高臺武功在徽劇中極為突出。平臺武功如“獨腳單提”、“刀門”、“飛叉”等非常驚險精彩,以“金雞獨立”、翻桌子等高臺武功尤為險要。徽劇戲子常以這些精湛的武技,使觀者嘆服。著名戲曲鑒賞家張岱曾這樣描述徽劇:“余蘊叔演武場,凡三日三夜,四周始百計座。戲子獻技臺上,如翻桌、筋斗、蜻蜓、跳索、竄劍之類”。[15]武功戲雖只是徽劇的一個部分,但已表現出驚人的武術功底和徽人對武術的熱愛。正如葉顯恩先生強調“徽劇的武戲特色來源于徽州明間重視武術的傳統,它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16]徽州發達的武術,為徽劇提供武戲素材,擴大戲曲社會影響力,提高徽劇在眾多戲曲中的競爭力,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徽劇藝術的發展。

可見,發達的武術促進了徽州文化的繁榮,而文化的繁榮對推動徽州商業經濟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徽州發達的武術在促進文化繁榮的同時,實際上間接地在為徽州商業服務。

4 結 論

在徽州特定的人生價值觀的影響下,徽州經商之風盛行,并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同時,徽州也成為全國武術較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它具體表現在習武人數眾多、武術人才輩出和武術典籍的大量出現,并形成了濃郁尚武、習武的社會風尚。

明清時期徽商的興盛與武術的發達有著內在的關聯性。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商業的發展是推動徽州武術發達的重要力量,商業的價值追求為武術的發達提供了思想基礎,商業的興盛為武術的發達提供了物質保證。而武術的技擊實用功能和所包涵的文化品質為徽州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內外部條件,發達的武術還促進了徽州文化的繁榮,實際上是武術通過文化對經濟的影響間接地服務于商業。時至今日,徽州武術的實用功能已經退出了商業舞臺,而文化價值日益凸顯,如何開發武術的文化資源為重振雄風的當代徽商發揮作用,仍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重要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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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第2篇

【關鍵詞】蕪湖；明清時期；城市經濟；商業文化

蕪湖自古以來就以長江下游著名的工商業城市聞名。由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和良好的區域經濟環境，帶動了城市商業的繁榮。明清時期正是我國古代商品經濟和城市經濟突破性發展的時期。蕪湖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僅保持了與時代同行的發展特征，也因其自身的條件形成了個性頗為鮮明的城市與商業文化。

一、明清蕪湖城市和商業的發展

自南宋末年至明初，蕪湖屢遭戰火，城毀民亡，損失慘重。據地方志載，明初，原縣城所在地一片殘垣瓦礫，僅余八十余戶人家，縣令只好租住民房權且為縣衙。

明初，蕪湖的經濟恢復面臨絕好的機遇。蕪湖隸屬于太平府“太祖皇帝以太平為興兵之地，嘗勞于民，詔賜全蠲民田之稅，官田減半”。[1]又明初定都南京，離南京僅二白里的蕪湖一時成為了“地控吳楚”的京畿重地。《太平府志?藝文志》所載：“（蕪湖）水漢舊邑俯瞰大江。北距南京僅二百里，江、湖、川、廣、云、貴諸藩及海外東南諸國有事于兩京者，水道必經于此，是天下之要沖也”。南宋楊灝即有詩云：山連吳楚周遭起，水合湖湘洶涌來”，以此形容蕪湖地理形勢的重要地位和便捷的交通。蕪湖地區進入了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重要時期。促使了蕪湖城市和商業的發展相應地出現了繁榮的局面。

明清蕪湖城市和商業發展的主要表現如：城墻的建立城市重心的漸移、鈔關和戶關的設置、長街、二街商業區的成型等。

蕪湖原在宋代時期修建的宋城在歷次戰火中完全毀滅。明初時實行“墮城罷戍”政策，“邑非附郡者不城”，故城墻一直沒有建立。到明成化年間，連續出現府庫被竊事件，損失慘重，且倭寇一度深入到蕪湖地區，鑒于此，蕪湖筑城一事提上日程。乾隆《太平府志?建置志》載：“蕪湖城建于萬歷三年，其故城舊稱在縣東三十里，自黃武初徙縣治后更歷多所……今縣城周圍七百三十九丈，高三丈。”[2]此時的縣城依然不靠江，根據蕪湖縣山川圖可以看到，此時縣城靠近長河（即今清弋江），赭山西偏北約四十度，神山西北約四十五度，處于鏡湖的南側，城西南有牛角山，城南靠仙山，城北有范羅山。“長河來東南而趨西北，縣治憑東北而拱其南，東繞宣歙諸水，西匯大江，長流白馬諸峰拱其南，赭塔神山擁其北”。[3]乾隆《太平府志》也說“赭山在縣西北五里”此時的城比以前的城池小一些，只強調了防御功能，長街等重要商業區并未包括進去。此時的蕪湖縣城主要還是以長河為依托，重要商業去和商業活動仍集中于沿長河一線，縣城處于距大江七里的地方。

城墻的興建并沒有妨礙蕪湖城市經濟的發展，它更像只具有局部防御功能的城堡，蕪湖的城市確切地說可以分為城內商業居住區、河南區、城外長街和二街商業區。這種格局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直到蕪湖步入近代城市發展的軌跡后又有了新的變化。

明清時期蕪湖成為舟車輻輳的江左名城，縣志上記載當時縣政府的大門前很不謙虛地書有“江左首邑”四個大字。這并不是自噓之詞，以蕪湖當時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情形來看，這個稱呼是當之無愧的。

明成化年間和萬歷年間，朝廷在蕪湖先后設立鈔關和戶關，此時沿江貿易已相當繁榮，由于地理位置優越，蕪湖關稅收入迅速增加，很快成為全國著名的少數幾個江關之一。同時由于兩關的設立，長江上下水的行船多于蕪湖停泊夜宿，大大增加了蕪湖的客流量，蕪湖城市的聚集效應頓時顯現了出來，蕪湖商業更加趨于繁榮。

明清時期安徽地區沿江六縣東流、貴池、銅陵、繁昌、蕪湖、當涂“皆舟艤停泊之所，而蕪湖首當其沖，蓋以朝廷設關納稅在此，故四方商民上下往來之周，皆屯于江口以待稽查而后放行者，較他縣停舟之所為尤多，其客商輻輳，百貨叢聚，而又為五方士民雜處之區。”[4]蕪湖地區的民風受到商業文化的很大浸染。該志《卷五?地理志?風俗》又稱：“蕪湖土瘠民貧，而習尚頗侈，由其當諸省之沖要，商賈輻輳，市井之氓未免有逐末嗜利，游手不事之弊”“蕪湖地狹人稠，土著課農者率多素族，能崇儉。城中外市市廛鱗次，百貨翔集，五方雜居者十之七，故宴會服飾頗侈，勢所流極使然，難猝易也。”[5]顯然，此時的蕪湖民風的尚侈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其商業的繁榮昌盛。從中也可以看出蕪湖已經發展成為著名的地區性物流中心，商業中心，其輻射范圍已經不只是安徽境內。

蕪湖存在的各地會館的建立情況可以看的出來蕪湖經濟發展的大致情況。據《蕪湖縣志》載，到民國以前共有會館20家，會館是出現于明代的新興事物。永樂時在京師出現士人所建的會館，鄒逸磷先生在《中國歷史人文地理》中認為明嘉靖時出現最早的商業會館。蕪湖早在明代就興建有山東會館（清同治五年重修）、山陜會館（秦晉會館）兩家，從清初到開埠通商期間共有八家，分別建立湖北會館、廬和會館、涇縣會館、太平會館、旌德會館、江西會館、瀟江會館（原名臨清會館）、湖南會館。開埠通商后陸續興建有潮州會館、廣東會館、宿太會館、安慶會館、江蘇會館、寧波會館、浙江會館、福建會館等八家。明代山西商人遍布天下，在蕪湖這樣的商業重地首先建立會館，山東處于運河貿易線的中間段，由于徽州商人和山東商人與蕪湖的商業往來也顯得很頻繁。入清后興建的會館中主要是來自于蕪湖周邊地區和沿江上游省地的商人。顯示出蕪湖對周邊地區商業吸引力的加強和長江沿線貿易往來的發展，開埠通商后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和米市的發展，蕪湖和下游地區和糧食銷售市場的關系密切起來，寧波會館、潮州會館、廣東會館的興建正說明了這一點。

二、發達的手工業見證蕪湖的區域性商業中心城市地位

蕪湖作為區域性商業中心城市不只是得益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也得益于其本身手工業的發達。

明代是蕪湖手工業和商業發展和繁榮的一個重要時期。如馳名全國的漿染業，著名科學家宋應星對其有“松江尚織造，蕪湖尚漿染”的贊譽，當時蕪湖漿染業巨子阮弼經營的“蕪湖巨店”（大染坊）蜚聲大江南北，他家漿染的布帛、絲綢及頭繩等，質量佳、顏色鮮，十分暢銷，阮弼不斷地兼并其他的一些小染坊，又在皖南各地設立分店，經營范圍越來越廣，獲利越來越多，成為享譽當時的一代巨商。而《太函集》一書則進一步具體地描述了蕪湖漿染業的盛況：“五方購者益集其所，轉彀遍于吳、越、荊、梁、豫、齊、魯之間”。[6]著名歷史學家認為：明代全國形成了五大手工業區域，即松江的棉紡織業、蘇杭的絲織業、鉛山的造紙業、景德鎮的制瓷業和蕪湖的漿染業[7]。可見蕪湖在當時的全國都稱得上重要的手工業中心。

蕪湖的冶鋼業在明代時就已享有盛名，而到清代時臻于極盛。著名的卜家鋼坊在宋代開始立足于蕪湖，歷經元、明、清三代數百年從未中斷。明中葉時卜家鋼坊不斷發展壯大，在蕪湖二街永平里、花津橋等地開設分店，到清代時，除卜家外還有萬家、馬家、葛家等較大鋼坊，一時“居市廛冶鋼者數十家，每日需工作不啻數百人”，蕪湖長街、二街大院“鏗鏘之聲終日不絕于耳”，時人有“鐵到蕪湖自成鋼”的贊譽[8]。圍繞冶鋼業蕪湖的“三刀”也非常有名，即剪刀、菜刀和剃頭刀。著名的蕪湖趙云生剪刀同北京的“王麻子”剪刀、杭州的“張小泉”剪刀齊名。到蕪湖開步后還大量輸出到國外市場，受到廣泛的歡迎。

更為著名的清代出現的蕪湖鐵畫，其創始人為鐵匠湯鵬。鐵畫是以生鐵為原料，在高溫下通過精湛的工藝打造成山水、風物、典故內容等立體景象。畫面常栩栩如生，寫意深刻。詩人黃鉞在《于湖竹枝詞》中這樣贊嘆蕪湖道：

風卷松濤入夢醒，臥游曾對赭山亭；

分明天水明如練，一幅湯鵬鐵畫屏[9]。

鐵畫以其另人驚嘆的創造精神享譽海內外，展示了蕪湖手工業者精湛的加工工藝和偉大的創造精神。不僅成為蕪湖，也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瑰寶。

在蕪湖的城市發展中顯示出了濃重的依江帶河的江城商業文化城市氣質。

長河（清弋江）是安徽南部連通長江的最重要的一條樞紐性河道。歷來徽商外出一則沿新安江順流東下抵達江浙，一則沿清弋江而下，經蕪湖入大江后轉至他方，有些徽州商人索性以蕪湖為中轉站，作為聯絡和貨物囤積之所。

蕪湖本是大江哺就的城市，它所具有的一切特點都與大江聯系在一起的。從歷史上蕪湖城市不斷地向趨于大江的方向移動可以看這樣的特點，日漸繁榮的蕪湖越來越自信地擁向大江。明代時蕪湖建城于長河沿岸，“大江去西北七里”此時的蕪湖還像一個怕羞的小姑娘一樣有點怯生生地偎依著長河，略帶羞澀地與大江保持著舉目可及的距離。但隨著明清時期蕪湖城市的發展和沿江商業貿易的繁榮，漸漸強大起來的蕪湖開始充滿自信地擁向大江，蕪湖城市商業衷心不斷向沿江方向發展，這為1877年開埠通商后蕪湖城市重心向沿江地帶發展奠定了基礎。蕪湖開始成為真正的大江之子并在中國近代以來的城市現在化史和貿易史上扮演了一個令人矚目的角色。

明清時期的是我們商品經濟大發展的時期，其中伴隨著城市和市鎮的大發展，蕪湖城市在這樣的發展中充分地依靠了其優越的交通條件和豐富的物產資源。展示出了獨具特色的城市和商業文化風格。后，中國被迫結束了自主發展的時期，開始了逐漸而被動地溶入資本主義世界化的潮流中，在1876年中英《煙臺條約》中蕪湖被開放為通商口岸，蕪湖的城市和商業結束了傳統的發展軌跡，開始了向近代化演進曲折的歷程。

參考文獻：

[1]明?林鉞修.鄒壁撰.重修太平府志[A].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二二[M].中國書店.

[2][3]清朱肇基修.陸綸纂.乾隆《太平府志?建置志》[M].

[4]梁啟驤撰.嘉慶《重修蕪湖縣志?序》[M].

[5]清朱肇基修.陸綸撰.乾隆《太平府志》[A].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M].

[6]蕪湖市文化局編.蕪湖古今[M].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7].中國史綱要（第三冊）[M].

[8]蕪湖縣志[M].

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第3篇

有這樣一道歷史考題:

思想文化的傳播、嬗變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途徑,書籍在傳播思想文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閱讀下列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書界新氣象”

設問:“依據材料一,解釋新氣象的具體含義(4分)。簡要分析該現象產生的歷史背景(4分)。”

1.在含義上,參考答案是這樣的:出現大量有關商業活動、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的知識。對此我有以下幾點質疑:

材料中呈現的《商程一覽》、《一統路程圖記》、《士商要覽》、《商賈便覽》是明清時期代表性的幾類商書。

“第一類是:著重記載各地水陸交通情況的。如本題材料中提到的明代黃汴《一統路程圖記》、崔亭子《路程要覽》等,內中詳細記載了當時由南北二京至各地、十三布政司至各地及各布政司之間的交通線、所經站名、里程等,內中兼有沿途的風俗物產介紹,屬水陸行程書。

第二類是:兼及商路等交通線路和商業規范經商經驗的。如明代程春宇的《士商類要》,不但記錄了與《一統路程圖記》基本相同的百余條交通路線,而且另辟“客商規略”、“買賣機關”、“為客十要”、“醒迷論”等專章,介紹相關的經商知識,強調商業道德及為商之道。

第三類為著重為商之道、強調經營者素質與經營經驗的。這類商書,明代有崇禎間李晉德的《客商一覽醒迷》,內容偏重于論述商業行為規范、道德修養;萬歷間余象斗纂刻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卷二十一《商旅門》,漪子《士商要覽》三卷,崇禎間刊。既有行商經驗之談,又有商品知識、經營方法的總結。”

――語出《明清商書及研究情況介紹》

由此可見參考答案中的“大量有關商業活動”言不符實有二:第一,材料呈現的僅幾本書而已,“大量”體現不出來;第二,“有關商業活動”中的“活動”用詞不準確(如《一統路程圖記》屬水陸行程書而并非“活動”)。

本題材料內容很明顯:隱射教材《中國古代史(下)》P129《明清時期的文化》一節的相關知識,考查了明清文化的特點――承古蒙新中的“新”(教材談到“新”的三個表現:一是出現早期啟蒙思想;二是市民文學蓬勃興起,小說成為文學的主流;三是傳教士東來,使中國人了解到一些先進的外來文化,即“西學東漸”)。從本題所給的文字材料反饋的信息看:用西學東漸概括更好,因為它比參考答案“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的知識”措辭更簡潔準確。

2.在分析該現象產生的歷史背景上,參考答案為:明清(以前)商品經濟的發展,區間長途販運貿易發展快;傳統積極觀念有所松動;早期西學東漸的影響(或傳教士和中國部分開明士大夫積極傳播西學)。

我認為這道題用全球史觀來解題,組織答案更好(因為這道題考的是明清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當然偏重中國),可以這樣設置:

(1)中國:①政治上:明清封建社會衰落,政府一定時期有限對外開放。

②經濟上:資本主義萌芽并有所發展;區間長途貿易發展。

③思想上:傳統經濟觀念正經歷變化(重農抑商到工商皆本)。

(2)世界:新航路開辟,世界聯系加強(或早期殖民擴張,傳教士東來,西學東漸)。

也就是說,參考答案應增加一個要點。在中國古代,長期以來海陸絲綢之路是溝通中西的橋梁和紐帶。但在明清以前,中國領先世界,這種聯系和交流的結果更多的是體現在“東學西傳”而并非“西學東漸”。何況明清之際,東西交流因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壟斷傳統商路而使東西交流一度出現“商業危機”。打破這一局面,開辟世界聯系的新時代正是新航路開辟。所以,這個世界大背景不能少,西學東漸是新航路開辟的影響與結果。

二

在平時的學習中,學生多審視教材,多挖掘教材,多整理教材結構,會提高對教材的認識;多做題,多探討,大膽質疑各種呈現在自己面前的各種版本的考題,轉換視角,多思考,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近幾年的高考呈現以下幾大特點。

1.主要考查主干知識。這是因為:(1)知識是能力的依托,能力是知識的運作。離開知識,能力是空洞和沒有意義的。(2)目前高考閱卷普遍是采“點”不“采意”的辦法。采點更客觀,成本最低。“點”從何來?――教材主干知識。(3)“題目在書外,答案在書中”。高考試題無論如何選材,落腳點還是教材主干知識。教材主干知識掌握不好,即使審題準確,也難得高分。

2.注重對史學范式的考查。除考查傳統的唯物史觀、革命史觀外,還考查學生的文明史觀、現代化史觀、全球史觀和社會史觀等。

3.滲透情感態度價值觀的考查。考查考生初步的科學與人文素養(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1)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感;(2)人文主義精神;(3)健康的審美情趣: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4)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5)科學精神和科學態度;(6)開放的世界意識。

4.引入研究性學習的考查。從自然、社會和生活中選擇和確定專題進行研究,考查學生在研究過程中獲取知識、應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

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第4篇

中國歷史上的晉商、徽商、西商、閩商、粵商、魯商、甬商、江西商幫、洞庭商幫和龍游商幫十大商幫初現于明朝，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在清朝達到鼎盛，最后在中國社會變遷和外來資本的雙重沖擊下滅亡。明清十大商幫所處的歷史時代給其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而這些文化特性決定了他們最終的命運。

1.文化共性

（1）農商文化和官商文化并存的封建經濟文化。明清時期，中國處在封建專制社會的鼎盛時期，農耕經濟發達，儒家思想處于統治地位。十大商幫所處的地區都是農耕自給不足、農業生產條件基礎薄弱的地區，農業收入無法維持正常生計。雖然商人的社會地位很低，但當地農民出于生存本能被迫脫離農耕經濟而從事商業活動。由于商業活動長期受到主體農耕經濟的排擠，社會生活需求遭到壓抑，中國社會處于短缺經濟的狀態中，商業活動比較順利地取得成功。在初步積累了原始商業資本之后，十大商幫將商業活動與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相結合，掌握生產資料的支配能力。從整體上看，十大商幫與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管理體系關系密切，尤其以晉商、徽商最為典型。他們通過與政治管理階層勾結，獲得專營程度相當高的鹽業壟斷經營權，從中獲取巨額利潤，從而成為十大商幫中富裕程度最高的兩個商幫。

（2）“誠信真善、義利并舉”的儒家文化。十大商幫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將“仁、德、禮、義”等帶到商業活動中，形成了“誠信真善、義利并舉”的文化特質，并以傳統文化的誠信為宗旨，經商成功后以傳統文化的做人標準要求自己。這對于當時極度缺乏法治支持的封建商業經營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商人之間相互實現各自經濟利益的基礎保障。

（3）以地緣為紐帶的商幫網絡文化。會館是商業網絡的具體物化表現。會館既為所在地坐商服務，也為途經行商服務，還為途經本地的他人服務（如趕考舉人），有力地促進了整個商幫開展商務活動和對外擴張[1]。因此，會館越多的商幫，一般凝聚力、活力也更強。

2.湮滅原因

（1）小農經濟文化的局限性。小農經濟思想對十大商幫的限制根深蒂固。一是大多商幫都抱著“小富即安”的想法。除龍游商幫涉獵造紙業、采礦業等實業范疇，其他商幫都停留在流通業，采用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形式，沒有站在產業資本的高度去看待商業。這是他們的歷史局限性，也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歷史局限性。二是封建商人賺錢的目的是為了積累財富和滿足需求。十大商幫的商人富裕之后主要將財富用于購買土地、蓋房子、吃喝玩樂、窖藏，很少有人用于擴大再生產，產業難以做大。三是大多數封建商人雖然從商，但其內心卻看不起商人，認同“士農工商”的階層劃分，經商致富后就回歸儒家思想中的正途——走仕途。他們有吃苦耐勞、不畏艱險的商業精神，但卻沒有真正的企業家精神。

（2）區域文化的封閉性。清朝時期，資本主義的侵入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的商業機會。但區域文化的封閉性導致狹隘的商幫視野，大多數商幫無法主動出擊，在時代轉變的過程中把握和創造機遇積極轉型。如清政府滅亡之前，曾向山西票號發出邀請試辦戶部銀行，但被山西票號總號拒絕。晉商沒有抓住這次轉型機會，沒有進行積極創新，因而最終湮滅于歷史長河中。而寧波商幫積極主動承攬此事情，一步步鑄就了中國金融業霸主的地位。

（3）缺乏制度化的企業管理文化。儒家傳統文化中對于家庭的重視深深滲透于商幫的經營活動之中，十大商幫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作為經商的基本單位，家庭或家族是商幫企業的最初形式。家庭或家族經營企業能夠保證企業做大所需要的資金和人力，提高整個家族的抗風險能力，減少家族企業用人監督和管理的難題。但隨著家族的分化，一個有實力的大企業可能被分散成幾個弱小的企業，使得企業很難有更大的發展，甚至會衰落。家族企業實行人情化管理，這適用于小企業，但人情化管理所欠缺的公平性、合理性及制度性都將成為企業發展的阻礙。缺乏制度化管理是明清十大商幫的硬傷，決定了其最終無法產生現代化企業。

二、溫州商幫的文化創新對策

明清十大商幫的湮滅告訴我們，保持當代溫州商幫的活力，必須積極進行文化創新。溫州政府有責任引導社會輿論，進行溫州經濟文化大討論，為溫州商幫思想意識轉型塑造社會氛圍；溫州企業家也要多學習多思考，拓寬視野和平臺，突破自我局限。

1.轉變思想意識

（1）尊重商業和實業。當前溫州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依靠資金、勞動力投入進行簡單擴大再生產的經濟增長方式已不適應市場競爭的要求。然而，溫州商幫并沒有完成意識形態的轉變，仍然停留于家庭作坊的發展方式，注重經濟效應的短平快而不注重經濟內涵。相比大規模的制造業，溫州商幫更偏向商業流通環節，如銷售、房地產、煤礦等這些短期內有高回報的行業。即便在本地從事制造業生產，溫州商幫也往往立足實際，努力在小產業上做強做精[2]。這種偏好導致溫州企業缺乏危機意識，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不能及時應變，創造利潤的能力下降。溫州企業的成長問題實際上是溫州商幫的意識形態和對實體經濟的認識問題。溫州商幫思想意識轉型的第一任務，就是要樹立“實業即事業，事業即實業”的態度，重視實體經濟發展。

（2）樹立企業家精神。晉商、徽商經商成功后經常將利潤用于購買土地，發展典當業。溫州商幫也有類似做法，將利潤投在房產和高利貸上，追求資本性收益，滿足于物質享受。這些做法是小農意識的現代版本。溫州商幫應樹立企業家精神，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將企業做大做強，吸納更多社會就業，提高工人福利，依照法律納稅，取之于民又回饋于民。

（3）重視事業的傳承。現代社會已摒棄了“士農工商”的門戶之見，但第一代溫州商幫在取得成功之后，都削尖腦袋將子女送入公務員隊伍，以求一個“鐵飯碗”，這與徽商成功后送子弟入仕途的做法類似。由于創業的艱辛和勞苦，第二代溫州幫商也并不情愿接班，寧愿守著第一代溫州商幫積累的財富過安穩的日子。這對于家族企業占統治地位的溫州商幫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據統計，家族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二十四年，常見的現象是，當家族企業的創始人突然離去或退休的時候，往往就是企業終結的時候[3]。許多溫州家族企業剛好進入家族企業的平均壽命的階段，如果不能及時轉變思想意識將事業傳承下去，那么溫州商幫的衰落將不可避免。#p#分頁標題#e#

2.改變交易方式，完善企業管理制度

（1）改變交易方式。溫州商幫擅長人格化交易方式，這種交易方式在過去三十年中穩定存在，并且取得了較高的經濟績效。傳統的家族倫理文化是支撐人格化交易方式的基礎。只有某種超越家族倫理的文化傳統才能孕育資本主義精神，血緣（家族）基礎上形成的關系與追求高效率的市場精神是不能相容的[4]。溫州商幫的人格化交易方式給溫州經濟發展帶來了一些問題，如制造業結構的演變緩慢與“代際鎖定”，外向型經濟步伐緩慢與“不可觸摸的網”，溫州人的大規模移民與“海外生意網”等[5]。對人格化交易方式的過度依賴，使得溫州商人倚重內部網絡，缺乏接收外部資源的潛質，造成內外“營養不良”，這對于面臨新一輪產業升級壓力的溫州經濟是致命傷害，而溫州經濟近幾年表現出的相對停滯狀況也印證了這一觀點。因此，溫州經濟應變遷交易方式，使其有獲取更多資源的機會和途徑。

（2）完善企業管理制度。對家族倫理文化的高度認同造成了溫州商幫過多依賴現有制度安排。許多家族企業仍采用經驗管理模式，其所有制為家族成員共有，職業經理人難以參與。由于缺乏對外來管理人員的信任，溫州家族企業中的核心部門如財務、銷售都由內部人掌握，外來人員始終處于無法真正融入的狀態。溫州商幫要在管理制度上進行創新，必須建立科學合理的管理制度，將現代企業制度融入企業內核，從內心尊重、遵守制度，提高制度執行者的勝任力；改變企業管理理念，改變家族企業的股權結構，建立合理的內部法人治理結構；更新經營管理理念，改革用人制度，超越家族企業文化，樹立現代企業人力資源觀，建立適合現代企業的用人機制。

3.建立區域特色文化

（1）突破網絡邊界。溫州歷史上是一個移民社會，因而溫州人具有強烈的抱團意識，往往抱團行事以爭取團體更大的利益。在過去三十年中，溫州商人在全世界和全國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溫州城”、“浙江村”，這是明清浙北、皖南、蘇南地區“溫州廠”、“平陽棚”的現代版。溫州商人的綜合素質并沒有比中國其他許多地方的人具有更多的特殊性或優勢，但有一張巨大的社會網絡支配著其自由流動和移民行為，能夠在全世界做生意、辦企業[6]。這種社會網絡的利用、更新和擴充，就是抱團的雪球效應和群體的不斷重組。抱團和重組是以嚴格的地域作為界限，非溫州籍人士根本無法融入其中，明確的群體邊界形成了強烈的排他性。同時，溫州商幫在全世界各地經商時往往圈定地理界線自成一體，不愿意融入當地人的文化和社交圈，處處講人情又到處破壞規則，只顧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發展。在中國加入WTO 之后，這種模式使得溫州在全世界各地產生沖突，如“俄羅斯灰色清關”、“西班牙火燒溫州鞋”、“羅馬尼亞溫商市場強制關閉”等，影響了溫州商幫的形象，也對溫州經濟發展帶來影響。因此，突破現有的網絡邊界，建立開放文化體系，已成為溫州商幫自我提升的重要環節。溫州商幫應積極接納外地人和外來先進文化，接受外來產品和技術，打破溫州商幫與溫州經濟的“路徑依賴”，倡導合作文化，融匯自身文化和他域文化，使溫州商幫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不斷更新和發展。

（2）建立學習機制。溫州商幫的初始創業是生存型創業，現已由被動創業轉向主動創業。被動創業時可以借助大無畏的勇氣，主動創業時則更需要審時度勢的精明和商業經營的能力。目前，溫州商人熱衷于參加各大高校舉辦的 MBA、EMBA 班，他們學習的直接目的不是獲取知識和提升自我，而是進一步擴大社會網絡，通過同學關系建立新的社會網絡。這又反證了溫州商幫意識形態的短視和局限。溫州商幫應認清形勢，主動學習。建議由行業協會出面，創辦內部學習組織，組織定期的信息交流，進行“頭腦風暴”；并組織溫州商人與全國各地的商人進行互動。溫州商幫在不斷的對外交流中，逐步樹立新的創業文化氛圍和創業理念。

明清商業發展的表現范文第5篇

摘要 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地位不斷提高，人們的思想禁錮被不斷打破，“士魂商才”觀出現，《聊齋志異?黃英》就反映了這一社會現實。本文以此篇為例，對其中出現的“君子固窮”觀念和新價值觀念的碰撞與融合展開分析。

關鍵詞：《聊齋志異》 《黃英》 士魂商才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

《聊齋志異?黃英》雖屬于“花妖菊精”題材，記敘了士人馬子才和黃英姐弟的交往及婚戀故事，但儒士馬子才和陶生關于“安貧”和“治生”的矛盾，在明清社會經濟和文化思想的大背景下，有著深刻的含義。

儒士馬子才愛菊成癖，一日從金陵求得兩芽菊之佳種，歸途中遇到同樣對菊深感興趣的少年陶生，于是邀請陶生姐弟到自己家居住。馬子才家境貧寒，陶生不愿“以口腹累知交”，于是提出賣菊謀生。馬子才聽后，“甚鄙之”，于是便有了下面一段精彩的對話：“（馬子才）曰：‘仆以君風流高士，當能安貧，今作是論，則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黃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為貪，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茍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對于二人的對話，清人馮鎮巒評說“兩說皆妙”，這是為什么呢？

在這里，馬子才代表的是封建傳統儒士的觀念：君子當安貧樂道。早在兩千多年前，圣人孔子曾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孟子也說“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馬子才作為封建儒士的代表，當然謹遵先圣教誨。其次，馬子才乃愛菊之人，這里的菊不單單是指這種植物，更是指代菊所代表的特殊內涵，是高雅孤潔的象征，它在傳統文化中“以其清雅的色澤，澹遠的清秀，挺勁的風姿，成了儒士們用以表現孤高絕俗、堅貞自愛的人性品格，保持真我、不隨流俗的獨立意志以及貞骨傲霜、高風亮節的自然品性的傳統意象”。菊是風流雅士的精神依托，是高潔脫俗的代表，陶生欲“以東籬為市井”，把如此高潔脫俗之物與儒家所鄙視的“利”聯系起來，馬子才當然“甚鄙之”，認為“有辱黃花”了。馮鎮巒認為馬子才說得妙，是因為馬子才站在傳統儒家士人的立場，從菊所蘊含的文化象征意義出發，對菊做出了道德評判，并以一個傳統儒士的身份堅守著“君子固窮”的信念，維護著菊的象征內涵。

既然馬子才的觀點這么有道理，為什么馮鎮巒同時還要肯定作為馬子才對立面的陶生的觀點呢？當陶生聽完馬子才認為賣菊有辱黃花的論調之后，并不以為意。“自食其力不為貪，販花為業不為俗。”陶生認為憑借自己的勞動去創造美好的生活，并不可恥。他強調了自食其力的重要性，毫不掩飾地表達出對勤勞致富的渴望。“人固不可茍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一句話，就將對傳統言“利”為“貪”、談錢為“俗”的觀念從價值判斷上做了否定。對于貧，他不想刻意去守；對于富，他也只想憑正當的“自食其力”去獲得，但絕不會為錢而喪失原則，即“茍求富”。如果能夠通過辛勤的勞動，創造美好的物質環境，讓自己生活得更加舒適，又有什么錯呢？任何脫離了物質而單談精神的做法都是荒誕可笑的。連清代的但明倫看到這里，都評論陶生“自食其力數語，曠達可愛”。陶生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他藝菊致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不僅富甲一方，還將生意做到了千里之外。陶生摒棄了“君子固窮”這種陳腐的傳統觀念，毅然決然地走上了以勞動致富的道路，表現了他對傳統觀念大無畏的反叛精神。對于陶生的觀點，姐姐黃英也是支持的，“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貧也”。陶生姐弟既批評了士階層盲目排斥利祿的錯誤性，又大膽地表達了人性中固有的對“利”追求的客觀性。在這里，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非常幽默的顛倒，陶淵明式的儒士尊崇，因耿介而固守清貧，真正的精卻有自己的想法，希望賣菊致富。在這種顛倒中，“理想和現實相互滲透，使‘采菊東籬’的意象具有了清雅和富足并行不悖的雙重意蘊”。我們從小說后來黃英“遵馬教，閉門不復業菊”中可以看出來，黃英姐弟確實不是惟利是圖的商人，他們的賣菊致富也變得風雅起來。在他們身上，儒之雅和商之俗不再對立沖突，而是很自然地結合在了一起，以一種理想的模式實現了士商合一。

除了《黃英》篇之外，《聊齋志異》中寫到商人或者以商人為主角的有數十篇，其中作者最用心力、也最值得引起讀者注意的要數儒士出身的商人了。例如：卷三《雷曹》中的樂云鶴，卷四《羅剎海市》中的馬驥，卷九《劉夫人》中的廉生，等等。通過《聊齋志異》中如此多的儒商題材，我們可以看到，《黃英》篇中出現的儒商形象以及這種“士”與“商”的抉擇、矛盾在《聊齋志異》中并不是偶然的，他們是蒲松齡用心刻畫的產物。蒲松齡的筆下，“君子固窮”為信條的“士”階層與擁有新價值觀念的“商”階層發生了碰撞，這種碰撞出現的文化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蒲松齡的這種商人情結與他的家世有些關系。據《蒲氏世系表》記載，蒲松齡的父親蒲就有“去讀從賈”、“賈又不忘文業”的經歷。

其次，蒲松齡的經歷也與他對于“士”還是“商”的艱難選擇有關。他的一生坎坷潦倒、“奔波勞瘁”。對于蒲松齡來說，棄儒經商是擺脫貧困生活的一個極具誘惑力的選擇。《聊齋志異》中多次提到“數卷書，饑不可煮，寒不可衣”、“文業迂”之類的話，應該說這是他真實感情的迸發。我們不知道蒲松齡到底有沒有在艱難潦倒時動過棄儒從商的念頭，但是從《黃英》中馬子才與陶生極具深度的辯論，我們可以想見，作為清苦的文人，蒲先生對于“棄儒從商”的感慨之深，已經溢于言表了。

再次，也是最重要、最深層次的原因，這種“士”、“商”糾葛較量在《黃英》篇中的出現與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馬子才與黃英的結合可謂是“士”“商”兩種文化觀念的融合，讓我們不由得聯想到“士魂商才”這個詞。自戰國后期商鞅明確提出“重本抑末”的口號以來，“重農輕商”的觀念已經在中國封建社會流行了兩千多年，“士”和“商”的社會地位有著天壤之別，儒和商之間一直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直到明清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與文化也發生了很大程度上的轉變，一個具有非常意義的進步就是“士”與“商”的關系。當時的社會上流行著“棄儒從商”的趨勢，而且漸漸地這種社會風氣越來越明顯。

這種“棄儒從商”現象的出現當然也是有原因可循的，第一是中國的人口從明初到清末增加了好幾倍，而舉人、進士的名額卻不能夠相應地增加，因此考中功名的機會肯定越來越小，這樣“棄儒從商”的人數不斷地增長也不足為奇了。另一方面，自16世紀以后，商業與城市化的發展對士人也構成了極大的誘惑。在當時，已有人明確指出：“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也十之九。”當大批儒生加入商人的行列之后，士與商的界限就變得越來越模糊了，一方面是儒生大批地加入了商人的行列，另一方面，則是商人通過財富也可以獲得官位，進入儒生的陣營。

如此一來，士與商就通過這樣的方式慢慢有了身份上的合流。那么，阻礙了士與商兩千年的思想上的隔閡又是怎么在整個社會范圍內一步步瓦解的呢？

第一，明清時期，很多有商家背景的太學生進入了仕途。有商家背景又沒能入仕的太學生往往數年后又回家去從事商業，由于入過太學，他們又會與士大夫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商人背景的太學生在明清時期已經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社會勢力，他們處于士與商之間，加速了雙方的交流與溝通。商人地位的上升與儒學的轉向都與此勢力的發展有著直接的關系。

第二，明清時期，很多文人都認為為人作文字可以收取適當的金錢作為酬報。唐伯虎著名的言志詩有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潤筆觀念在文人中的發展，讓我們看到傳統儒家的價值觀念已經面臨著嚴重的挑戰。

第三，明清的社會變遷，“第一重要的文化變遷就是知識分子開始主動參與所謂的通俗文化……士商階層界線的消融，是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之間界線的消融相一致的”。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士人接觸到了商業；另一方面，當時的商人非常信奉所謂的“天報”觀念，在精神方面向知識分子靠攏。

第四，晚明以來，小說戲曲的流行，作為小說戲曲主角的商人也越來越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在明代以前，我們幾乎看不到商人的觀點。但是，在明清的士大夫作品中，商人的意識形態已經浮現出來，商人自己的語言被大量地引用到這些文字中來，《黃英》篇就是其中的代表。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士大夫，例如汪道昆等人，已經開始從商人的觀點來看世界了。第五，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商不如士的觀念主要在于社會的承認和政治的褒揚。但明代中晚期以來，商業在社會中比重增加，而且，商人又擁有財富，許多有關社會公益的事業也逐步從士大夫那里轉移到了商人的身上。因此，商人的地位日益提高，其重要性日益體現出來。事實上，在此時期，士人與商人兩個階層都已意識到彼此已經出現了新的關系。王陽明說：“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這是商人階層的社會價值第一次得到明確的肯定。清代的沈甚至說：“天下之勢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沈氏所言不虛，因為士人至此大部分出身商人家庭，所以士商之間的界線已不似過去嚴明。至此，商人在社會價值系統中的地位已然上升，士、農、工、商的傳統秩序漸漸轉變成為士、商、農、工的新秩序，社會結構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今天，在明清的重要文集中，我們常常可以找到有關商人的記載。

在這種社會的大背景下，我們便能了解到蒲松齡《黃英》篇中馬子才與陶氏姐弟的辯論并不是空穴來風，而是蒲松齡敏銳觀察時事、反映社會變更的結晶，具有很高的社會價值。盡管有這樣的社會背景，作者在處理士、商關系時，并沒有簡單地將商人的倫理地位上升為全文的主旨，而是將士魂和商才結合起來，塑造了一個既屬于真正士人的精神又具有優秀的商業才華的儒生形象――陶生不以謀利為人生目標，僅僅將經商作為實現自由人生的物質基礎，等后來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之后，他便由賈歸儒。最后黃英也不再業菊，以“商”的讓步為前提達到了士與商的“合一”。文章的結尾說到馬子才與黃英的女兒嫁與世家，這些都說明了，蒲松齡固然認可商業活動對生活質量的提升作用，但在他的內心深處，仍然向往著沒有商賈涉足的傳統儒家倫理，甚至用儒對商進行有力的改善和規訓，希望將商壓制在僅僅用于改善生活的層面上，而未看到商業對整個社會的巨大意義，在這一點上，蒲松齡又有著無法回避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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