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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明的特征范文第1篇

我雖然參與了通識教育的工作，但是對通識教育的理論沒有什么研究。不過，幾年的通識教育經歷，使我在與學生的接觸和交流中，比較多地了解到學生的學習和思想狀況，了解到他們腦子里想的是什么，知道我們的通識教育面對的是什么樣的學生，他們最需要的是什么。也就是說，在教學經歷中產生了一些感悟。我們在此時此地講通識教育，應該對癥下藥。西方通識教育、公民教育的做法和相關理論給我們很大啟發，我們是在他們的引領下嘗試搞通識教育的，但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社會的情況的確很特殊，它的問題在別處是沒有的。我們要知道，我們的學生在上大學前受到的是什么教育，媒體給他們的影響是什么？是什么東西塑造了他們的精神世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去思考，我們的通識教育應該教什么？

在這個有限的時間里，我只能簡單地談談我的思考的一些要點，不可能展開去論證了。

我在從事通識教育工作的經歷中，深深感受到通識教育不光是一個形式的問題，最關鍵是我們教什么？所謂“通識”僅僅是知識問題嗎？通識教育的目標是什么？在通識教育中，我們的價值標準是什么？我們要創造“有靈魂”的通識教育，那么，這個“靈魂”是什么？我以為，這可能是今天討論通識教育最需要關注的問題。

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這個概念，無論是英文的還是中文的，對其望文生義都會誤導人們。通識教育中的“識”，很容易被理解為知識。在國外，確實有人把通識教育理解為通才教育，或者全才教育。也就是說，不是專識性、單科性、專業性教育，要讓學生了解人類知識體系的方方面面、各個領域。國內很多人主要也是從這個角度理解通識教育的。這個理解當然是對的，但它是一種片面的理解。從根本上說，它仍然是幾十年來人才教育的思路。為什么要搞通識教育？是因為我們的大學，特別像北航這樣的學校，包括學院路上這一批專科性的學院所進行的專科性教育，不利于培養高層次的人才。我們只有進行通識教育才能培養出大師、諾貝爾獎的獲獎者。這樣的思路只講知識不講價值，以人才的培養取代人的培養，是一種嚴重的誤導。通識教育是人的教育和公民教育，是高層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備的人性教育，其目的是培養具有現代文明教養的人和負責任的公民，所以它承擔著傳播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的使命。也就是說，傳播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這是通識教育的靈魂。所以，我把通識教育的課程體系視為現代文明價值傳播的主要渠道。

教育的使命是使新一代完成社會化過程，成為文明的傳承者。這是人類教育所承擔的一般，而通識教育只是以特殊的方式實現這一使命而已。為承擔起這一使命，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正在和準備建設什么樣的社會？現代文明的需要是什么，我們社會的發展趨向是什么？由此來確定我們需要向學生傳播什么樣的價值觀。

在中國傳統社會，儒家主導著教育，它所傳輸的價值觀是與那個時代的技術水平、社會結構、權力結構、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精神氣質相契合的，它也是成功的。但是，在現代社會，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要培養現代文明人和現代公民，需要向他們傳播現代文明的價值觀。

剛才秋風教授談到了“中國文明”

的復興，我習慣于稱“中華文明”。按我的理解，中華文明的復興不是傳統的復興，而是中華文明成功的現代化。現代化的基礎是人的現代化，不但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和掌握的技能現代化，還要價值觀念和人格特征的現代化。儒家教育傳統說到底是一種臣民教育，教人做一個好臣民。在私德培養的領域，儒家文明仍有它的價值。也就是說，在教人做一個好人方面，它仍有其價值。好人的標準，古代與現代有相通之處，中國與外國也有相通之處。儒家有2000年社會教化的經驗，在社會普遍痞子化的時代，提倡培養君子有積極意義；在官吏普遍腐敗的時代，培養像海瑞這樣的清官也有其價值。君子和清官畢竟是高于現實平均水平的境界。但是，在公德領域里，儒家教育的內容是不合時代精神的。儒家的君子、、海瑞，都是臣民，孔子本人就是臣民。我曾經在微博上調侃說：孔子就是教人做孫子，于是被掌權者封為老子。我們通識教育的目標是要培養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平等精神的現代公民。你去讀2000年前的亞里士多德、西塞羅，都能從中受到公民教育，他們的書都可以作為現代公民教育的材料。但儒家經典不行，它只適合于培養臣民。即使在私德領域，儒家傳統中大量的，或者說大部分內容，是過時的，是與現代精神文明建設背道而馳的。它的道德規范、價值標準，其大部分不符合現代文明的標準，是需要被拋棄、被批判的。

對中國社會而言，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是傳播的結果，并不是內生于我們傳統的文明。

由于全球化進程，人類知識體系和文化發生匯流，當代人是這種文化與知識匯流的產物，大家都是文化的混血兒。但這種匯流的結果，是西方文化和知識體系在當代社會占有明顯的強勢，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這是歷史發展形成的事實。

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雖然主要起源于西方文明，但它植根于人性的要求，以現代生活為支撐。只要人們選擇了現代生活，就只能接受現代文明的價值體系。在各種意識形態自由競爭的環境里，現代文明得到傳播的強大的基礎就是人和社會的現代化，這個進程不可逆轉。其實，在我們當代的中國人中，進步和發展已經成了我們信仰的一部分，這種觀念就是從西方傳來的。如果有人拒絕進步和發展，就是要過兩百年前我們祖先的生活，我表示對你的敬意。美國也有一種人，叫阿米希人，他們拒絕現代的技術發明，拒絕現代生活。汽車不要，電也不要，機器織的布也不穿，化纖更不用說了。他們就過著中世紀的傳統生活。我們能夠理解，他們在整體上拒絕現代文明，當然也拒絕現代的價值觀。

但是，我們這里卻不是這樣的。中國在現代文明的建設中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們已經遠離了傳統社會，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已經在中華文明的土壤中生根發芽，其成長不可逆轉，甚至維護傳統價值的人也只能用現代文明的價值去解釋傳統和發明傳統。你不能在社會已基本現代化的情況下，且你也不拒絕這種現代化的情況下，去恢復傳統的教育，向下一代傳播傳統觀念而不是現代文明的觀念。

在當代中國，通識教育最緊迫的任務是對治由現行教育造成的不健康的國民心理與人格缺陷。我認為，傳播現代文明價值更多的是“除障、解蔽、矯正”的工作。“除障”是個佛教名詞，要破除“所知障”。我們已知的東西，是獲取真知的障礙；“解蔽”是荀子使用過的概念，我們的本性、我們的真知，被一些偏見所遮蔽；“矯正”是心理學的概念，偏見和反文明的價值觀造成不健康的心理，塑成有缺陷的人格，需要予以矯正。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產生于現代生活，也植根于人的本性，但我們的教育卻壓抑和腐蝕了人的本性，扭曲了現代生活的要求，并制造出一些虛假的需求，蒙蔽了人的眼睛，窒息了人的思考，戕害了人的心靈。這是我們通識教育需要解決的嚴峻問題。

除障、解蔽、矯正的基礎工作，是幫助學生形成對現代文明價值觀的認同。我們要做的主要有這樣幾方面：

第一，傳播尊重個人的價值、尊嚴和權利的觀念。

第二，弘揚和平與仁愛的價值，將暴力教育和仇恨教育轉向和平與仁愛的教育，人類之愛的教育。

第三，努力消除極端民族主義的影響，適應社會的個體化與全球化兩大趨勢，突破狹隘的民族認同的缺陷，在社區和族群認同、國家或民族認同、超國家的區域認同和全球認同之間，確立適當的平衡，培養世界公民意識。

第四，由于“價值植根于事實”（《哈佛通識教育紅皮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7頁。）所以，通識教育必須還原真實的歷史，從真實的歷史中才能得到真實的教訓。同時，使學生了解人類文明的遺產，認同人類文明的主流傳統。也要使學生了解客觀的現實，在了解現實的基礎上，培養他們對人類的同情心和愛心。

我們相信，現代文明基本價值的傳播依靠自由的方式。它依靠其自身的優越性就能夠在自由競爭中獲勝，就能夠傳播。通識教育通過打開信息自由流通的渠道，使學生獲得多元的和平衡的信息，通過培養學生的批判精神，學會合乎邏輯地思考，在自由討論和交流中，在各種意識形態和價值的比較中，具備對價值的選擇能力。學生可以研讀中國古代的經典，但是，要把這些經典當做“典”來讀，而不是當做“經”來讀。各種信仰群體都有自己的“經”，沒有人有權力將自己所信奉的“經”強加給別人。教師不是布道者，他的任務是創造批判性學習的環境，培養學生的質疑和批判精神，引導學生學會鑒別和了解事實，讓學生在廣泛的閱讀和自由思考中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教師不能將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給學生，要尊重學生的選擇，要把學生當做成年人，而不是沒有斷乳的孩童。

但是，通識教育也不是放任狀態，

現代文明的特征范文第2篇

關鍵詞： 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本質特征

中圖分類號：I0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4）04-0088-05

近十年來，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重點和熱點之一，這一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但依然有深入探索的學術空間，例如，如何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本質特征？為此，本文從中國現代文學的特性及其整體結構上，對這一重要學術命題發表一些見解，以求拋磚引玉。

一、“被現代”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為

“自覺現代”的文學 學界有一種共識，即現代文明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形成和發展關系特別密切，中國現代社會確認的現代文明，便是所謂的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又是現代化的成果。現代化是指對傳統社會的根本變革，包括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工業化，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相應的文化變革，以變革確立了圍繞中心的統一、秩序、規范的理性價值體系。現代化是社會學概念，作為現代化本質的現代性則是一個哲學性的概念，它指一種不同于古典時代的新的生活方式。根據哈貝馬斯的看法，歐洲的現代性發生于中世紀宗教和形而上學的舊有世界觀的崩潰，是一個M.韋伯所謂“理性化”的過程――以天賦而自足的理性為普遍依據和價值準則。

現代性在世界的傳播形成了以西方為中心的統一世界史，這是一個由西方和非西方相對的二元對立和等級高下的世界：西方/非西方，先進/落后，文明/野蠻，科學/迷信，理性/愚昧。西方向貧窮、落后的國家和民族輸入的現代性，除了能夠促使這些國家進行社會變革和文明進化，也使這些國家被歸入了西方世界全球稱霸的統一世界史進程中，這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落后國家不得不承受欺凌和屈辱的“被現代”的歷史。

盡管與現代文明相關聯的現代性，是20世紀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所必需的，但中國現代社會救亡壓倒一切，使得中國在引入西方現代文明或曰現代性的時候，又努力堅持本民族的獨立性，在抗拒為奴的現代性訴求中，既堅持走向世界，又抗拒西方視野的話語霸權。現代性的存在是與中國現代社會本身的存在性質緊密關聯的，現代性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存在既是客觀的，又是復雜的、矛盾的，正如現代性的本質特征一樣，具有悖謬性。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與西方現代性的觀念體系密切相關。作為五四延伸的五四文學革命，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對啟蒙理性的張揚，對個性解放的倡導以及激進的反傳統態度，都是西方現代性精神在中國文學語境中的具體實踐。

中國近現代社會“被現代性”的文明進程中，中國人始終在承受著中心失落和民族日趨衰敗的劇痛，救亡與復興是中國現代社會引入和發展現代性的宗旨所在。贏得國家和民族的尊嚴、獨立，使民族重新崛起，便成為那個時代中國社會最迫切的需要，也是有理想追求的知識分子深藏于內心的愛國愛民的情結。重造民族性，重建民族輝煌，重新編織民族美好的夢想，促使中國現代社會將西化的“被現代性”轉變為自覺的本土現代性。于是，在現代文學發展歷程中，有的作家高張科學理性的旗幟，以文學創作實現救亡和啟蒙的社會變革宗旨，以理性的精神理想重造民族強盛的夢想，例如文學研究會作家、左翼作家等；有的作家是以純粹的西方現代性人文理念，在自我的心靈世界，構想生命的自由、尊嚴、本色、超然、灑脫，在文學情境中表現美的獨立、自足、理想色調，如前期創造社作家、巴金、九葉派詩人等；有的作家懷想著中國文化傳統的古樸和詩意美，在中西文化和審美意境的對照中，重塑美善的中國民族性，例如，京派作家，其中沈從文小說的情境多為原始狀態的自然純樸的人生，其作品中沒有現代文明對人性的異化，人們依照生命的自然本性，呈現出坦然、自在、自由、自主的生命活力，這些作品表明沈從文觀照現代性的特別視角；還有的作家則在現代文明浸染下的城市風情中，體驗和感受市井文化的現代韻味，例如作家老舍，他的小說通過描繪舊中國兒女對傳統文化的堅守，在京味民俗文化的內蘊中體會現代性在中國世俗生活中存在的價值意義；20世紀30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是對現代都市欲望風情的直覺呈現，將人的潛意識中的情念，迷離恍惚地體驗著，作品具有明顯的頹廢傾向。

個人主體性和建構現代民族國家體制的社會變革，都應屬于現代性的先鋒姿態，叛逆性的先鋒姿態，是現代性的重要表現形式，這種現象在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語境的形成和嬗變中，長期存在著，陳思和提出：“現代主流文化一旦形成，仍然會不斷遭遇新的叛逆，這種叛逆性不是來自傳統的保守立場，而是來自更激進，同時也是邊緣化的先鋒立場；不是來自某種集團勢力的反對，而是更具有個人色彩的獨特立行的反叛。”[1]對于中國現代文學而言，這種激進的個人主體性，其文學表現形式之一，便是個人主義文學書寫。個人主體自由的傾向，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語境中，并未形成獨立的語式，它時常順應民族和國家的救亡和復興的宏大敘事模式，個人主體性的反思、叛逆、批判性都融入到了民族的救亡和振興中，以及探尋廣大民眾生命完善途徑的宏大敘事中。

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現代社會中現代性的存在受到明顯抑制，現代性的影響越來越衰弱，但是，現代性依然在中國20世紀30～40年代生存、發展、變化著。一方面，現代性更加本土化了，另一方面，現代性精神已深入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深入到人的深層意識中。

總而言之，由“被現代”發展為“自覺現代”，是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本質特征之一，這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存在的客觀性和普遍性。

二、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本土化特征

1895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顛覆了物種不變論和神創論，明確提出了遺傳與變異，生存斗爭和自然選擇等進化論觀點，19世紀末進化論傳入中國，以后，西方國家的船堅炮利和科技、經濟的發達，讓中國人的天朝帝國心態徹底喪失，痛苦地承受著中國落后、保守的事實，進化論觀點才讓中國人真正明白中國落后的根源，那就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觀念的僵化和保守，實際上，天要變，道更要變，唯有不斷變革和發展，中國才能不落后，才能救亡和復興，進化論還使中國人獲得了復興的信心和激情，達爾文進化論徹底改變了中國人的宇宙觀、社會觀和人生觀，進化論成為中國現代社會對現代性的最直觀的、最單純的認識，這也形成了中國對現代性的基本態度：由改變了對傳統的迷信，進而發展為要改變傳統以實現社會變革，進而要徹底反叛傳統實現現代性的文明進化，因此，“發展”是中國近現代社會確立的最樸素、最基本形態的現代性價值觀，“發展”也便成了中國本土現代性確立的價值依據。

引薦西方現代性是西學東漸的過程，這一過程不是依照西方現代性模式造出一個完全西化的中國現代性，即使倡導唯新是舉和全面西化的五四時期，作為中國的先知先覺者的有識之士，依然是根據中國民族危機的癥結所在，確立現代性啟蒙的宗旨，而且是依據中國歷史積淀和現實存在的客觀性，確定中國文明進化（即現代性發展）的途徑和方式。

卡林內斯庫在《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強調了啟蒙現代性是資產階級的現代性，他強調的是工具理性和歷史理性，他提出，技術等物質層面會在日漸增長的過程中給人的精神帶來壓迫，形成困境，于是，便產生了反資產階級的另一種現代性，也就是：“將導致先鋒派產生的現代性，自其浪漫派開端即傾向于激進的反資產階級的態度。”[2]（P48）這另一種現代性便是“審美現代性”，啟蒙現代性與反省、反思、批判現代性的審美現代性，二者共生共存，且各呈完整體系，這是西方現代性發展的特色。中國語境現代性的發生和嬗變，則表現為全面的啟蒙現代性和殘缺的審美現代性，啟蒙現代性更廣泛和深入地在中國現代社會中發揮著影響力，這是中國本土特色現代性的主要特征。中國本土現代性還有一條明顯的發展脈絡，是精英知識分子的個人主體性向廣大社會民眾的普遍社會性的轉化。

五四前后，新文化界和新文學陣營對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普遍具有偏激的意識，這是有歷史必然性的，因為徹底認識到傳統文化的腐朽和落后，便要極力摒棄之，為了徹底改造中國傳統文化，就需要如魯迅所言“別求新聲于異邦”，異邦的新聲最先進，也是最針對中國傳統文化病根的，自然是西方現代性文化，于是，西方現代性文化便以其純正的、完全的面目出現在中國現代社會，結果促使了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當然，在五四時期，這種轉型只是具有了雛形。

西方現代性的理性啟蒙是實現人的解放的途徑，其標志是自覺為人的自由意識的充分實現，即個人主體性的完全確立。中國現代性語境確立的人的個性價值，則是指向社會人生價值的個體生命欲求的表現，中國現代社會現代性的發生和發展，是以國家和民族的救亡和國民精神的救贖為宗旨的，在當時中國的時代背景下，西方現代性強調的個人主體自由的生命欲望被壓抑了。于是，推崇個人生命的獨立、尊嚴、自由創造性的話語形式，便具有了某種先鋒姿態。具有先鋒姿態的作家受到的西方先鋒性思潮的影響，常不是來自于先鋒理論中，而是受到尼采等西方文化哲人的“超人”意識和歌德等人的“狂飆情調”以及惠特曼等人的“狂野”自由意志的感染。

在中國現代性語境中，先鋒姿態的文學觀和創作傾向，有特別的存在形式，例如表現出主觀浪漫和唯美主義藝術風情的創造社前期的文藝理想和創作實踐，這些作家將個人的生命自由視作人生追求和藝術追求的原動力，他們推崇的生命獨立尊嚴、個人靈魂的天才創造力以及藝術審美的純正，都呈現出現代性的先鋒姿態。在中國現代社會救亡壓倒一切的主流話語中，啟蒙服從救亡，人的解放是以社會整體的文明化為根據的，此種社會生態環境下，審美現代性堅持的純粹個人的主體自由，成為游離于社會主流話語的先鋒姿態的話語形態，這種文學傾向在新詩創作方面表現得更明顯。20世紀30年代，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梁宗岱以及一批圍繞于“現代”雜志的詩人，都具有現代主義的先鋒性創作傾向。到了40年代，則有“九葉詩派”的主觀審美理想的創作，這些具有審美現代性的詩歌藝術，具有主觀玄想、心靈象征、創作意識自由的先鋒特色。

中國現代性語境中，審美現代性沒有獲得足夠的自由生長空間，主要原因是其與中國現實社會的生存環境不協調，審美現代性只能以別樣風情展現著先鋒姿態。作為西方審美現代性根基的唯美主義和藝術自律觀，反思和批判現代化對人的自由的制約。在中國現代社會，個人主體絕對自由的西方式的審美現代性被擠壓到特殊時空環境下的特殊人群中，例如，20世紀20年代的創造社，象征主義詩人李金發，30年代的海派文學家，他們的藝術話語是殘缺的和扭曲變形的，超強的社會功利性擠壓了中國現代社會中作家的審美心理追求，作家普遍具有對審美現代性避而遠之的心理傾向，提倡純粹審美的追求，則使一些作家有忘卻世間苦難和民族危亡的負罪感，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在大敵當前、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中國作家對審美現代性的背離更是普遍的現象，特別是抗戰初期，對“與抗戰無關論”的批判尤其突出了救亡圖存的社會功利理性。這時期某些偏離社會功利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先鋒姿態的文學家，他們倡導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精神的審美理論，如周作人提倡“獨立”的藝術美，朱光潛重視文藝的審美特性，梁實秋提倡基于普遍人性的審美觀，梁宗岱提倡“純詩”，此外，某些海派文藝如“新感覺派”一味沉湎直覺心理體驗的寫作實踐。這些先鋒作家的創作傾向多元化地表現了主觀個性特色，某些創作具有人道主義人生價值確認，還有的則是對藝術女神的癡迷，以及在純粹自我的心理感受中追尋奇異的審美情境。

總而言之，形成本土現代性，是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又一本質特征，這體現出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存在的特殊性和變異性。

三、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多元化語式

中國語境的現代性存在著多元化的話語形態，也體現著發展中不斷完善的屬性。五四時期，從事現代和文學革命的知識分子，真誠地從事現代性思想啟蒙，卻成效甚少，黑暗和專制的社會生態環境以及愚昧、麻木、奴性的國民病態心理素質，使從事現代性啟蒙的知識分子的主體理性承受了沉重的打擊，他們個人主體性的精神追求――對民主和自由的推崇，促使他們以現代性人文理念啟發和喚醒民眾，讓他們擺脫“為奴”的心理狀態，知識分子想象著憑文化及文學之力拯救國家，救贖國民精神，然而這卻被證明是烏托邦式的精神幻想。20世紀30年代，作為文化精英特別是新文學家的知識分子，面對社會矛盾沖突更加尖銳、社會貧富差距更巨大的社會現實，強烈感受著社會底層廣大民眾的艱難生活處境和非人道的慘狀，形成了將個人主體理性融入社會道德中的心理愿望，此外，五四時期產生的主體精神迷失，也促使他們尋求別樣的救贖國民精神和拯救國家衰落的動力源，特別是經歷了大革命的失敗，使得一些原先癡迷文學藝術精神救贖力量的知識分子，認識到自己理想的崇高而實際力量的微弱，例如創造社的作家，郁達夫在1924年初寫給郭沫若、成仿吾的信中聲稱：“我覺得藝術并沒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3]（P12）郭沫若則干脆表示與藝術的決裂：“什么叫藝術，什么叫文學，什么叫名譽，什么叫事業喲！這些鍍金的套狗圈，我是什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丟了我的人性做個什么藝術家。”[4]（P312）當知識分子認識到了社會革命對于改變中國黑暗、貧窮、混亂社會狀況的實際作用時，他們便又身處精神的迷惘中，宣揚大眾文藝創作時，他們發現了中國社會進步的真正動力在于社會中最廣泛的底層民眾，此時民眾的覺醒在于自身，民眾的優良品質也在于自身，五四時期高居于民眾之上的啟蒙者，如今成了需要迎合大眾的“大眾化者”，他們的個人主體性迷失于社會最廣大群體的階級意識中。

“五四”時期的“救亡”/“啟蒙”的雙重思想正是現代性的“個人主體”/“民族國家”觀念的表征。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個人主體的生命是自由的，但卻不是個人意識的完全獨立和放縱。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的本土特征及其多元化語式，既體現為對中國傳統文學及對現代性的雙重反思和批判，還體現為現代性的地域性書寫。五四時期，中西方社會鮮明的強烈的對比，形成了中國與西方之間巨大的落差，這不僅體現在社會存在方面，還體現為國民的心理傾向，于是，全盤西化和全面反傳統，便成為中國開始全面現代性變革的激越姿態，這種偏激意識的變體是唯新是舉，這是在進化論社會生態背景下的現代性領悟，由維新是舉進一步發展為全盤西化。但是，中國現代社會以及現代文學領域，卻沒有真正認同和實踐西方式的現代性人文理念，當時社會采取單一的直線式思維方式，將傳統的腐敗看成一無是處，必須徹底摒棄，對西方現代文明又完全推崇，結果造成“傳統”與“現代”、“舊”與“新”的對立，所謂“新舊主義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至不能相入也。”“舊者不根本打破，則新者絕對不能發生；新者不能排除登凈，則舊者亦終不能保存。”[5]這也正是現代性本身的特征。后期，現代文化和新文學的提倡者，淡化了原先的激情，也逐漸認識到觀念的偏激，更何況他們以理想主義的偏激態度倡導的現代新文化和新文學，在當時中國社會現實中的存在，卻如浮萍和輕煙一樣浮泛，社會的黑暗、腐敗，傳統文化的根深蒂固和勢力強大，也促使新文化界人士和新文學家反思現代性在中國生存的途徑和方式，同時反思現代性之于中國的實際意義，于是，便有了針對中國歷史傳統和現實特征的本土現代性的探尋。至于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地域性書寫，其存在的原因正如學者妥建清所言：“不同于西方現代性注重時間的進步意義，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主要表現出空間性特點。此種空間性特征突出表現在中國現代文學書寫的地域性方面。”[6]

中國現代社會的現代性存在于諸多結構性矛盾關系中，最核心的矛盾是“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模式。中國現代社會一直處于對“現代”的“文明進化”的理性價值追求中。“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狀況，長期存在于中國現代社會的進程中。西方現代文明對中國現代社會的改造，始終面對著中國傳統秩序和觀念的強大阻礙，中國現代文學家的啟蒙和救贖的功效便陷入這種困境中。例如20世紀30年代的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學的存在境況即是如此，對此，陳思和分析道：“當時大部分中國還處于古老秩序下的超穩定結構中，新型的經濟城市所形成的海派文化與處于緩慢變革中的古老中國的整體文化環境之間，構成了特定意義下的一種緊張關系，我把這種關系稱之為叛逆性。”[1]在中國現代性語境中，海派文化及其影響下的海派文學，表露出全然的西方現代性面孔，在藝術形態上呈現令人難以親近的變態和奇異的特征。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傳統――現代”二元對立的構成因素存在著復雜多樣性，在五四時期，中國社會對強盛的西方及其現代性充滿了奇異幻想，在“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態勢中，價值取向決然地傾向于現代，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都市上海、北平、天津、武漢等地，發達的商業和冷酷的機器工業，以其瘋狂力量扭曲了人性，現代社會的畸形、病態發展，使中國知識分子感到痛心和迷惑，于是，傳統的溫情又逐漸復活。京派作家大都有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他們的性情也多為溫文爾雅的傳統士紳情調，然而，他們之中又大都有留洋經歷，對西方現代文化頗為熟識，于是便有了在文化品性方面熔鑄古今、學貫中西的包容并蓄。顯然，在中國現代性文學語境中，“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不是絕對的，而是對立中有交織，側重一方面兼顧他者，周作人和沈從文就更偏重中國民族性的審美情境，京派作家是在中西文化的對比中，重詁和重建中國的民族文化品性。

此外，“被現代性”不僅是近代中國社會也是五四時期中國社會的必然抉擇，這形成了中國現代社會的現代性語境的顯和隱兩種形態的二元對立，很明顯，為了徹底告別腐朽、保守僵死的封建傳統，中國現代社會選擇了西方的現代性，而且在五四時期采取了唯新是舉和全盤西化的極端立場，便形成了現代性與中國傳統性的二元對立，這也正是現代性本身的特征。在潛隱層面，中國被迫接受的現代性，其異質文化特征，在中國本土的環境中，不斷被改造，這就造成了西式現代性與中國本土性的持久對立，最終形成中國本土化的現代性及其多元化語式。

總而言之，存在多元化語式是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另一本質特征，這體現了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存在的復雜性和矛盾性。

[參考文獻][1]陳思和.復雜的叛逆性――現代海派文學的特點[J].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

[2]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3]郁達夫.北國的微音――寄給郭沫若與仿吾[J].創造周報，1924.

[4]郭沫若.十字架[J].創造周報，1924.

[5]汪淑.新舊問題[J].青年雜志，1915.

[6]妥建清.中國文學自身現代性的追尋[J].文藝理論與批評，2012，（3）.

The Essence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UANG J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China）

現代文明的特征范文第3篇

就現今中國而言，以傳統文化弱化、現代文化泛濫、后現代文化初現端倪為內容的文化流變構成了當前社會的文化樣態。文化的流變性使得文化價值觀出現多樣性。在多樣性的價值觀指引下，人們對道德的認知出現了異質性，這使得道德教育面臨著價值支撐缺乏的困境。具體而言：盡管中國傳統文化是儒道釋互補、交融、共生的文化，但儒家文化積極入世和關注現實的特征，克服了道、釋二家因注重個體內心世界、強調因果輪回而產生的消極避世的不足，成為現實社會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是規范人的行為、塑造人的品質的道德型文化，以“仁”“禮”為其核心。“禮”是儒家文化的直接訴求，包含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種族的各種道德規范和要求。荀子在《禮論》中講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其中“天地、先祖、君師”涵蓋了個體在社會活動中的各種關系。在儒家文化樣態中，人的行為活動都要遵循“禮”的要求，“禮”是人的一切行為活動的行為依據。而為何要按照“禮”的要求指引人的行為，則引出了儒家文化的另一核心范疇———“仁”。“仁”是“禮”的價值基礎，人的活動之所以要尊“禮”是因為“仁”的要求。《論語•顏淵》中有：“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儒家文化以“仁”“禮”為內容的道德價值取向能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提供良好的價值支撐。而儒家文化的政治化過程則為道德教育的順利開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自西漢時期漢武帝采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策略時起，儒家文化便與政治權威緊密相聯。從兩漢時期的《白虎通德論》的修葺———隋唐時期以儒家文化為內容的科舉制的確立———吸納佛家、道家和魏晉玄學的“性理”的思想并從形而上的高度進一步完善和闡釋儒家文化的宋明理學———這一路進程是儒家文化不斷系統化、學理化和制度化的過程。政治權威最終讓以“仁”“禮”為核心的儒家文化成為傳統社會中治國安邦和個體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據和文化基礎。在這樣的文化價值視閾中，道德修為和道德教育理所當然地成為個人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中國近代社會以來，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傳統文化開始了衰落的歷程。近代中國是落后挨打的中國，保守派的固步自封和西方列強的侵略讓國人開始了探尋強國富民的道路。在探尋強國富民的過程中，中國社會普遍將落后挨打的局面歸結于傳統文化的落后性和腐朽性，積極推進以民主（德先生）和科學（塞先生）為中心的文化啟蒙運動，認為“只有這兩位（德、賽）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傳統文化從原有的維持封建統治的主流意識形態變成了受人唾棄的時代負累。如果說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政治狀態使得國人從感情層面拋棄傳統儒家文化，那么改革開放后，以市場化、世俗化、都市化和工業化為表征的現代化過程，則從現實層面弱化和模糊了道德型特質的儒家文化。學者王正在《論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沖突》中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包括世俗化、都市化，特別是工業化）過程中會進一步地削弱……一個客觀的事實是，社會價值的衡量標準已逐步由身份、聲威轉向財富……儒家特性的家的組織解體，家庭與家族結構日漸松弛甚至瓦解。中國文化的具體的傳統的“圖形”已經消失或模糊……工業化、都市化和現代化是傳統文化消失的主要原因”。在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傳統文化流變弱化的同時，是現代文化占據國人的主要思想形態。現代文化是伴隨著中國社會工業化、市場化、都市化的文化形態，是現代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文化價值依據和基礎。現代文化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文化，理性是人認識并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和依據。在理性的視閾內，與人有關的包括自然界、日常生活世界和各種社會關系在內都要受到理性的審視和檢閱。

哈貝馬斯對理性在現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較為深刻的論述：“既然人和社會已不再被看作上帝的造物，而是人的理性的設計，自然這種合理性的根源也就出自人本身，出自人的理性。因此理性成了真理之源、價值之源，從而也就成了現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然而，在現代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人們注重理性在工具性層面推動科技發展、促進管理規范、提高社會效益的同時，卻忽略了包含道德、宗教、文學、藝術等理性的價值層面。這使得現代化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異化為工具理性化的過程。在工具理性的維度內，個人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由功效最大化的動機所支配而無視道德、情感、價值等意義世界，通過理性的謀劃和分析以達到自己需要的預期目的。工具理性的高揚使得現代文化呈現出機械性、表象性和功利性的特征，產生出利益至上的價值取向。在利益至上的現代文化價值維度內，人與他人、社會和國家的關系異化為了工具理性統籌下的利益關系。原本包含了道德、文化和藝術等價值在內的豐富性的人在很大程度上異化成功利、機械、麻木的碎片化的單向度的人，道德教育也因此喪失了文化依據和價值支撐。在工具理性指引下的現代文化和現代文明在讓世人享受高度繁榮的物質生活的同時，卻讓人陷入到無我的困境。工廠流水線上的機械操作，祛除個性差異的科學管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導致的道德冷漠、地區沖突、環境污染和結構性的經濟失衡已經讓人賴以生存的精神家園消失了。后現代文化正是在現代文明給人帶來的不安和焦慮中產生。后現代文化作為對現代文化指正和糾偏的重要文化形態，從其出現時起就將矛頭指向了現代文明的“理性”基礎以及在理性指引下的整體性（齊一性）、機械性、表象性和功利性。注重個體差異和文化價值的多元性，反對理性主宰下的對自然界及人類社會預設的整體性。后現代主義大師利奧塔對此如是論述：“讓我們向同一整體開戰，讓我們成為那不可表現之物的見證人，讓我們持續開發各種差異并為維護‘差異性’的聲譽而努力。”。然而，后現代文化這種只解構而不建構的游牧式的思想并沒有真正解決包含中國在內的現代文明給人帶來的精神缺失和情感價值真空。過分強調個體的差異性和價值的多元性給社會帶來了價值模糊。在后現代文化的價值視閾內，出現了反理性、反權威、反公德和的現象。道德教育喪失了主流文化價值的指引，甚至出現追求極端的個性和自由，推脫個體的社會道德責任，藐視社會規則行為。綜上可見，傳統文化弱化、現代文化泛濫、后現代文化初現端倪構成文化流變的基本內容。文化流變使得道德存在和包含道德教育在內的一切活動喪失了價值意義上的文化支撐。就道德教育而言，以“仁”“禮”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內在精神和價值就是要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這種道德價值追求通過“血緣家庭”和“政治權威”路徑較好地作用于個體，最終使其形成良好的道德修養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然而自近代社會以來直至現今的中國社會，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就開始了流變衰落之路，取而代之的是以理性（很大程度上異化為工具理性）為基礎的現代文化。現代文化在理性的指引下追求效益最大化，功利性是現代文化的主要價值特點。在這樣的現代文化視閾內，人與他人、社會和國家的關系異化為了工具理性統籌下的利益關系，包含道德、藝術等精神層面的價值追求從現代生活中逐步隱去。這使得道德教育在現代文化指引下的中國社會步履維艱，出現了道德教育形式化、功利化和機械化的道德教育異化現象。這種道德教育異化現象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而產生的結構性的經濟失衡的現今尤為明顯。結構性的經濟失衡導致失業產生和生存壓力增大，使得受教育者更加關注的是提升技能、謀取就業崗位以解決生存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弱視道德和道德教育。與此同時，后現代文化從其產生時起就承擔起對現代文化的糾偏功能，反對理性的絕對化而導致人的精神缺失和情感價值真空，主張恢復包含道德、情感在內的人的豐富性。為了實現自身的價值追求，后現代文化不斷地對現代文化的根基“理性”及由理性衍生出的整體性、機械性、功利性和霸權性進行解構，主張尊重每個個體的差異性和文化價值的多元性。然而，這種只解構而不建構的游牧式的思想并沒有真正恢復人的豐富性，反而出現了反理性、反權威、反公德和的價值模糊行為。后現代文化的這種價值模糊性讓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成為了空中樓閣，沒有主流價值的文化指引，道德教育便失去了方向。

二、文化生態的重塑：道德教育的價值訴求

現今社會，以傳統文化的弱化、現代文化的泛濫、后現代文化初現端倪為內容的文化流變讓文化所倡導的道德價值出現了真空，文化所蘊含的道德價值的缺失成為現今中國社會道德教育面臨困惑的重要原因。為此，重塑文化生態成為現今解決道德教育困惑的關鍵所在。具體而言：

1.重新認清傳統文化的價值，充分挖掘傳統文化中的重“仁”重“禮”的精髓部分。

近現代社會的落后挨打狀態讓國人從心理和感情上排斥傳統文化并決心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以改變落后狀態。在這樣的極端歷史時期，國人將傳統文化的一切都否定了，其中包含著儒家文化對培養道德人格和維護社會秩序的合理和積極的一面。儒家文化的道德性價值取向在人類社會的任何時期都具有積極意義。尤其在現今中國社會，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出現的道德情感的冷漠和精神家園的缺失使得人安生立命之本消失了。為此，充分挖掘傳統文化中的道德價值精髓成為解決社會的道德冷漠和道德教育困境的重要環節。在挖掘傳統文化道德性價值的同時，需要梳理好文化價值傳播的有效路徑，讓文化所倡導的道德價值能有效地內化為每個個體。國家要發揮價值引導作用，將個體的道德狀況成為衡量人全面發展的重要的指標，加大道德在個人成才和發展中的比重，將道德教育提高到關系社會穩定、民族發展的高度，擺脫道德教育的功利化、形式化和機械化。同時，恢復家庭對道德教育的作用。“中國傳統的家庭是延展的、多面的、巨型的家，承擔著不少社會功能”。這其中的重要功能就是道德教化功能。家庭道德教育涵蓋了從個體出生到成人的整個階段，有利于個體形成良好的道德人格和道德素養。

2.要自覺審視現代文化，抵制和篩除不利于道德教育開展的價值形態。

現代文化作為現代文明的文化基礎有著合理性價值成分。在理性的作用下，科學的發展、技術的提高、管理的秩序化和有效化、物質生活的高度繁榮等等為道德教育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然而，在享受現代文明成果的同時，要辨別和抵制現代文化的負面影響。理性的絕對化很容易將人引向功利化的道路。在功利主義思想的指引下，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無視道德的現象層出不窮。高科技犯罪、食品安全問題、環境污染、學術造假等等事件已經讓社會的整體道德出現滑坡，這不利于道德教育的開展。當一定時期內的文化價值導向只由追求功利的動機所驅使，行動者純粹從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慮時，人的道德情感和精神價值很容易被漠視。在這樣的情況下，道德教育往往會流于表面和形式。為此，要加大道德、文化等價值層面的宣揚和教育。政府要將包含道德情感、精神價值在內的文化發展提高到與經濟、科技發展的同等高度，增強國人的文化自覺和自省性。學校在注重培養學生的科技能力的同時，加大對學生的道德人格和情感價值的培養引導。讓道德情感和價值精神回歸現代文化中，營造有利于道德教育的文化環境。

3.要抵制后現代文化因過分追求差異性和價值多樣性而產生的價值虛無。

現代文明的特征范文第4篇

關鍵詞：農村；青年女性；生育觀

一、問題提出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時期，在現代城市文明的沖擊下，農村傳統的文化體系、價值觀念也在不斷的發生變化。尤其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量外出就業，外出務工青年在城市中感受到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他們的生活再也不愿意接受傳統鄉土禮儀的制約，他們也在開始追求個體價值的實現。農村青年女性作為農村青年的重要部分，在這場變革中，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也在發生變化。尤其在生育觀念方面，農村已婚青年的自主性在增強，她們的生育觀也在發生著一些悄悄的改變。

自從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行計劃生育以來，生育率持續下降，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發生很大變化。但是在部分農村地區，出生性別比在持續上升。這給變遷的中國社會帶來很大挑戰。農村已婚青年女性作為生育的主體，探討她們的生育觀無疑具有重大意義。在社會發展的今天，農村青年由于受城市文化的影響，現代性在增強，但是作為農村青年她們在生育觀方面不可避免受到傳統觀念與現代城市文明的雙重影響。那么作為中國轉型期的已婚農村青年女性她們的生育觀有哪些傳統性特征？又有哪些現代性的影響？這正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問題。

生育觀指人們對生育問題的基本看法和態度，是支配人的生育行為的內在動力，是變革生育行為的直接因素。主要包括生育目的、生育數量、性別偏好、生育質量及生育間隔等問題[1]。

目前關于生育觀研究較多，總結起來，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從文化的角度進行研究。一些學者認為，農耕文化和宗法文化是影響我國生育觀的主要因素[2]。二、從經濟的角度進行的研究，認為生育觀是受經濟條件、經濟方式影響。三、個體微觀因素進行研究。四、關于生育觀的轉變趨向，一些學者認為，目前人們的生育目的、生育意愿、最子女的質量期望都發生了變化。一些學者認為，目前我國青年的生育觀已經由落后的傳統生育觀轉變為現代的生育觀[3]。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學者對生育觀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城市青年的生育觀。青年群體分為城市青年與農村青年，農村青年與城市青年生育觀存在差異，而農村女性的生育觀與男性又有所不同。因此很多研究忽視了對特定群體的研究，對農村已婚女性的生育觀的研究更少。因此關注農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觀有一定的創新意義。

二、農村已婚青年女性生育觀的傳統性特征

（一）生育目的

農村社會正處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之間的引退與侵入的社會歷史階段，農村青年的生育觀也突出地表現了這一特點。一方面他們的生育觀仍受傳統鄉土文化影響，另一方面，他們越來越多地受到現代城市文化的影響[4]。農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觀在生育目的方面具有傳統性特征。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缺乏正式的社會保障，主要依靠血緣、地緣形成的社會網絡對傳統農民起一定的社會保障作用。而在目前大多數的農村地區，雖然生產力水平、經濟收入等都有大規模的提升。但是我國的農村的社會保障水平仍然很低，尤其是在養老方面，主要以家庭養老為主。宗族觀念仍然存在。在這種背景下，農村已婚青年女性大多數生育的目的是為了“養老”。一般結婚以后都會順理成章的生育子女。甚至一些已婚農村女性認為，結婚也是為了要孩子。有孩子才能被稱為一個“完整的家庭”。在生育目的方面，仍具有傳統性的特征。

（二）性別偏好

在農村地區，近年來女性的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已婚女性在家庭事務決策權、財產分配權方面，顯示的女性的主體性地位。但是從性別秩序的角度看，目前農村地區仍主要延續了“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很多調查顯示，農村大部分家庭都是由女性承擔家務。受傳統婚姻習俗的影響，在農村家庭一般延續著以男性為主的家庭性別秩序。青年男女婚后的居住模式一般也是“從夫居”，在這種性別模式從，農村居民認為，女孩早晚是“人家的人”。而男孩不管以后是否孝順，都是自己家的人，延續的是自己家的香火。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農村已婚青年女性在生育中大部分都有男孩性別偏好。希望生育的子女中要有男孩。否則被別人稱為“絕后”，沒有面子。

三、農村已婚青年女性生育觀的現代性特征

（一）子女數量上減少

傳統農業社會生產力不發達，主要靠人力進行生產，在這種條件下，“多子多福”成為傳統社會的生育觀念。女性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和生育子女、撫育后代中度過的。隨著現代化的觀念的影響，目前農村已婚青年女性自主性意識開始覺醒，開始重視個體的獨立性與自我價值的實現。很多女性均認為生育過多子女對于女性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在目前農村家庭的性別分工中，撫育、照顧子女一般也是由女性來承擔的。已婚青年女性開始重視生活質量的提高，不愿意一生多次遭受生育孩子的痛苦，承擔過多照顧子女的勞累。同時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撫育子女的經濟成本也越來越高。在目前農村，男孩娶媳婦的成本節節攀升，彩禮少則三、四萬，多則六、七萬，加之婚前給男孩蓋房子的成本，在很多農村地區，男孩蓋房子、娶媳婦的費用大多在十幾萬元之上。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基于生育成本的理性算計，都意識到孩子越多，家長壓力越大，尤其是第一胎是男孩的已婚青年女性都對生育存在一定的緊張心理。加之計劃生育政策的宣傳，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對子女數量的理想狀態是一男一女。

隨著社會的發展，生產力和技術水平極大提高，人口質量而不是數量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女性的主體意識覺醒，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與之相適應的后代的養育成本也提高。加上生活節奏緊湊，生活方式更加豐富多彩，人們越來越不愿意在養育孩子身上花費過量的財力和精力，理性的生育觀念逐步形成[5]。

（二）對于子女的教育日益重視

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使得高素質的人給家庭帶來的經濟社會效益越來越明顯。相對而言，子女數量給家庭帶來的效益卻在不斷下降。農民對子女教育培養的投資已成為家庭投資的主要項目[6]。青年女性在生育上對子女的質量越來越重視，已經意識到優生優育的重要性。已婚農村青年女性很多有過城市務工的經歷，城市的現代文明對她們的思想、行為有著一定的沖擊。目睹了城市人現代化的生產、生活方式，她們對自身及子女未來的生活充滿了美好的期望。希望子女能夠很優秀。受城市優生、優育的觀念的影響，很多農村青年女性開始重新審視傳統的育兒觀念。嘗試用一種科學、先進的態度對待子女的撫育及教育，對子女教育的投資十分重視。據調查，在一些農村地區，很多已婚青年女性開始重視孕檢，對懷孕期的飲食、起居都非常在意。很多已婚青年女性在子女年齡達到3周歲以后，想辦法讓孩子享受較好的學前教育。盡量讓孩子接受較好的小學、中學教育，希望孩子成為有文化、有素質的人。

四、產生的原因分析

（一）宏觀社會結構的形塑

農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觀念與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有著必然的聯系。當前中國社會正在從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在這場史無前例的社會變遷中，傳統的思想觀念、行為習慣同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念、行為習慣處于激烈碰撞中。體現在農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觀上，我們可以看出傳統與現代的雙重影響。

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封建社會中，多子多福、傳宗接代、養兒防老、重男輕女等傳統生育觀念，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入到人們的靈魂深處，構成了普遍的生育文化基因[7]。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已婚農村青年女性的生育觀顯示出農村青年對生育的重要地位的認可，同時生育觀明顯帶有傳統的烙印。目前在中國家庭男性在社會地位、家庭地位方面優于女性，以男性為主的性別文化最終造成了農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男孩偏好”。

農村現代化的進程中，代表現代化的城市文明也在不斷沖擊著農村青年的價值觀念。追求個體價值的實現、個體利益與權利成為現代農村青年的價值訴求。受現代文明的影響，已婚農村青年女性不愿意成為生育的機器，少生優生成為她們的價值選擇。

（二）個體的理性選擇

社會個體在強大的社會結構面前也是積極的行動者。農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觀也體現了個體的理性選擇。在目前轉型中的農村社會中，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比較低，新型農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還不能完全滿足農村居民養老、醫療等的需求。農村家庭養老的模式必定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已婚農村青年女性的生育目的體現了個體對子女提供保障的需求。基于男孩與女孩在提供給老人方面的不同側重，以及生育成本的提高，已婚農村青年已不再盲目的追求生育的數量，“一男一女”，成為她們生育子女最佳的理想組合。

基于對生育的理性考慮，更多的農村已婚青年女性對生育及撫育投入更多的關注。她們既考慮到作為女性主體的價值訴求，不愿意為生育承擔更多的痛苦。同時也注重生活質量的提高。基于對子女未來的理性規劃，為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

五、結論與思考

轉型期的中國農村社會正在發生著巨大變化，在這場變遷中，傳統的鄉土性文化與現代性的觀念并存。已婚青年女性作為生育主體，她們的生育觀體現出傳統生育文化中的“養兒防老”、“男孩偏好”的特征。在城市現代文明的影響下，農村已婚青年女性的生育觀也存在現代性的特征，她們否認了“多子多福”的觀念，從理性的角度考慮，對子女的數量要求減少，重視孩子培養的質量。不可否認，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傳統生育觀念與現代生育觀念必將長期存在，目前情況下，如何用現代生育文明引導農村青年生育觀念，促進農村人口發展的和諧，必將是我國政府的一項長期而重要的任務。

[參考文獻]

[1]馬培津，潘振飛.皖北農村青年生育觀念轉變的社會學分析[J].青年研究，2005（7）：22.

[2]王曉燕.中國傳統文化與中國獨特的生育觀[J].醫學倫理學，1994（5）：44、45.

[3]楊巧.中國育齡青年生育觀研究：解釋范式與現代性變遷[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0（2）：131、132.

[4]顏其松.社會交換視角下的農村青年生育觀[J].當代青年研究，2006（7）：54.

[5]楊 菁，章 娟. 未婚女研究生的理想生育觀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5）：122.

[6]譚克儉. 我國農村居民生育意愿轉變分析[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4）：4.

現代文明的特征范文第5篇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建筑設計；應用

中圖分類號：TU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引言

中國建筑設計要兼具傳統文化元素和現代性雙重特征，這是建筑設計人員在設計建筑時必須重點考慮的問題之一。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風水學說在一些人心中有重要的位置，其影響十分深遠。因此，如何實現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性的完美融合，是當前建筑設計領域的一個重要內容。建筑學理論，在建筑設計中，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是依靠符號的表達來實現的。西方建筑學界普遍信奉“人是符號的動物”這一圭臬，認為文化的傳承需要符號，需要人的主觀能動性。同時，人的作用也受到所在環境傳統文化的影響。符號語言的運用，已經成為人們之間溝通的重要方式。因此，在建筑設計過程中貫徹符號語言，結合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體現這種新型的“符號文化”。基于此背景，分析建筑設計中中國傳統文化符號的應用，對加強傳統文化在建筑設計中的作用，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

1、建筑符號學對建筑設計的影響

建筑符號學是建筑學界近年來研究和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并對建筑設計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從建筑符號學的理論和應用的角度進行綜合分析，將建筑視為一個整體的符號體系，能夠更好地在設計過程中貫徹建筑理念。簡而言之，建筑符號可以被視為是文化的載體。符號集中表達了建筑的理念，意象，感知和核心觀念，通過符號進而表達出建筑設計的意境，是建筑設計人員一直以來致力于達到的目標。符號在建筑中的作用和意義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必須探究出一套完整的理論方法，以指導建筑設計實踐，從而彰顯符號的意義，這也是建筑設計人員目前正在考慮和研究的內容。對建筑設計人員而言，他們沒有必要掌握完整的符號學理論和高深的邏輯學知識，但是了解其基本的內容是必須的，只有這樣，才能讓建筑設計體現出設計人員的設計理念和設計哲學觀念。

2、中國傳統文化符號

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對建筑設計有重要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建筑設計理念的“源”和“流”進行分角度認識和剖析，追本溯流。而與中國這種觀念不同，西方則更關注“建筑方式”和“建筑實用性”的角度進行分析。傳統文化對當地的建筑設計有重要影響。四大文明古國的建筑，從文明產生之處，就有極為明顯的差異。以中國為例，中國傳統文化從仰韶文化算起，至今至少有五千年的歷史，而有史料可查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從符號學角度來看，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分為顯性符號和隱性符號。所謂顯性符號，就是指文字，圖畫形式，數字系統，色彩布局等；隱性文化則包括了自然環境，儒家文化等。在建筑學界中，近年來出現一種發展趨勢，即要將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進行完美的契合，又而設計出兼具古韻與現代文明的建筑。同時也保護了傳統文化，彰顯了地域特色，避免了城市發展中的“趨同現象”。這一觀念已經廣泛地被建筑設計人員所接受。當然，設計人員也面臨著一個現實難題，即如何實現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良好互動，在建筑中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體現。傳統文化是一種相對成熟的記憶方式，運用符號進行文化表達也成為人們之間，溝通交流和批判性繼承傳統文化的重要方式。

3、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在建筑設計中的應用

將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相結合，進一步體現在建筑設計理念中的方法有很多，其關聯性也相當的廣泛。

3.1 與地區的建筑或者民居建筑的關聯

對現代建筑設計理念而言，現代文明和傳統文化相融合，主要表現在建筑設計的空間和具體形式上，并且總是和同一地域的建筑設計理念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一般而言，同一地域的民居，家族大院和園林等的設計理念和設計實踐，都有很大的相似性。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并且是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因此傳統文化多種多樣，色彩斑斕，并且各具特色。在這種大的環境下，中國建筑設計理念也體現出較為明顯的地域性。

3.2 與官式建筑或者與非當地地方建筑的關聯

上世紀初，中國建筑設計人員對建筑設計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即將西方理念下的建筑理念和中國傳統建筑設計元素相結合。例如天津、廣州等地的洋樓的屋檐上，會有類似中國殿宇的飛檐、拱形設計等。人民大會堂在建設時，設計者就融入了傳統建筑文化中大屋頂式的建筑理念。這些創新曾經獲得較為良好的收效，并且實現了成本降低、與周圍環境友好的發展。但是，由于當時政治動亂，經濟凋敝，無法承受建設成本和達到施工的技術要求，因此很多設計也沒有達到原有預期的效果。

3.3 復原性、重建性建筑與傳統建筑文化之間的關聯

為恢復城市歷史原貌，更好繼承傳統文化，很多城市采用了在城市接到兩側重建或移建原有建筑，或者是在原有建筑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維護和整修，這樣至少在外表上能夠實現對歷史原貌的復原。而部分城市探索出的新的方法，現在被廣為重并，受到建筑業界的好評。即結合原有建筑理念和建筑特色，在原有建筑遺址上進行部分修復，并融入現代元素，使其呈現歷史與現代，古典與當代的完美結合。這一措施在保留了歷史遺跡的基礎上，又融入了現代文明元素，因此收到良好的效果，并被很多城市所借鑒。

（1）群體性建筑重建。復原古建筑，古書和文獻記載是一手資料，也是最有信服力的資料。一般建筑的修復就可以通過這種方式進行。但有時文獻記載不完全或信息失真，因此往往需要結合傳統建筑理念，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和規劃復原。天津鼓樓的復原，是在建筑復原中結合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一個例子。天津鼓樓復原，不僅將其進行較為完整的復原，并在其周邊設計修建了商業中心。商業中心吸引人流的能力很強，而且可以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因此天津市的做法，不僅使歷史古跡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護，而且吸引人流。從另一個側面，也促進了歷史傳統文化的進一步傳承和發揚，獲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

（2） 單體性建筑重建。 除了群體性建筑的復原重建之外，單體性建筑的設計重建，也是十分重要的內容。武漢黃鶴樓的復原，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理念，最大限度地回復歷史原貌的例子。其完全保持了原汁原味的“九省通衢”歷史文化特色。而時代總是在進步，建筑理念也是在不斷發展的。因此，建筑學界普遍認為，恢復歷史原貌，離不開對其進行創新。

3.4 模仿性建筑 -- 新型的、新興“歷史文化名城”

為提高自身知名度，增強歷史厚重感，很多城市在挖掘歷史文化遺產的同時，大力宣傳歷史名人，并興建故居、紀念館等，紀念這些當地名人。這樣一來，既可以發揚歷史文化，又增強了市民的自豪感，再有就是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復建方法。

結語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對建筑事業的需求會越來越多，同時隨著國際文化之間的交流，建筑的審美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這就令建筑其精神上的意義得到改變，同時也重新得到重要性的考慮。對建筑審美的有效分析，并將傳統文化符號運用于建筑設計中去，傳承歷史文化的精華，在當今建筑發展中顯然是很有意義的。

參考文獻：

[1] 田維飛，王建英.傳統文化符號在現代建筑設計中的應用探析[J].山西建筑,2011（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