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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政策傳導;轉軌經濟;金融加速器;資產負債表渠道
一、 引言
對于我國這樣一個不斷完善的金融體系,貨幣政策傳導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周小川,2014)。貨幣政策傳導理論包括傳統的“貨幣觀點”和非傳統的“信貸觀點”,“貨幣觀點”將利率以及利率影響的資產價格渠道作為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途徑,“信貸觀點”強調銀行信貸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我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主導,“信貸渠道”在貨幣政策傳導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從信貸供給的角度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信貸渠道”進行研究,以加深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有效性的認識。銀行信貸供給受到自身經營以及借款方信用水平兩方面的影響,前者在理論上表現為貨幣政策傳導的銀行貸款渠道(Bernanke & Gertler,1995),對后者的解釋現有理論包括資產負債表渠道以及金融加速器理論。
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次提出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渠道,他們認為貨幣政策變化會影響借款人的資產負債狀況,從而影響銀行的信貸供給,并進一步傳導至實體經濟。Bernanke等(1996)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論,他們認為由于信貸市場存在信息摩擦,借款人的資產凈值可以降低外部融資溢價,但借款人資產負債表具有順周期的內生性變動,這導致最初的貨幣沖擊通過信貸市場放大,表現出金融加速器機制所導致“小沖擊,大波動”現象。從貨幣政策信貸傳導角度,資產負債表渠道理論和金融加速器理論具有相似性,兩者都是從借款人的資產負債表角度觀察貨幣政策沖擊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現有的理論研究顯示,我國作為轉軌經濟體,不同所有權性質企業在經濟中并存。國有企業由于存在政府的隱形擔保以及更好的銀企關系,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而民營企業在獲取信貸資源時處于弱勢地位(白重恩,2005、Firth et al.,2009、洪怡恬,2014)。由于我國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在獲取信貸資源時的不同地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渠道可能表現出一定特征。本文從現有理論出發,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渠道的有效性進行檢驗:一方面檢驗我國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渠道的存在性;另一方面檢驗我國資產負債表渠道所表現出的特征。
二、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說
1. 文獻回顧。Bernanke等(1988)提出貨幣政策傳導的“信貸觀點”,他們通過放寬傳統理論關于債券和銀行貸款完全替代的假設引入貨幣政策傳導信貸渠道,為這一研究領域奠定理論基礎。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次將信貸渠道劃分為銀行貸款渠道(Bank Lending Channel)和資產負債表渠道(Balance Sheet Channel)。銀行貸款渠道從銀行自身經營限制以及監管約束角度研究貨幣政策變化對商業銀行貸款供給的影響,現有文獻認為商業銀行自身的規模、流動性、資本充足率、融資能力、外部的監管以及行業競爭水平等都會導致銀行貸款供給的橫截面差異(Olivero et al.,2011)。相對于銀行貸款渠道,資產負債表渠道從信貸需求方角度研究貨幣政策變化對銀行貸款供給的影響。
20世紀7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興起成為將各種金融市場摩擦融入經濟周期波動分析框架的理論媒介和有力工具。在信貸市場中,信貸需求與供給方的信息不對稱增加了信貸融資成本,導致融資方的外部融資溢價。Bernanke和Gertler(1995)認為對于企業來說,企業的凈值以及其他財務指標可以降低企業的違約風險,減少信息不對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的外部融資溢價。由于企業的凈值等財務指標與貨幣政策狀態相關,比如對于重資產行業,貨幣政策緊縮期,利率上升會大幅降低企業資產凈值,從而減少企業凈值用于降低外部融資溢價的作用,導致企業的外部融資成本上升。因此貨幣政策變化會通過影響企業資產負債表狀況影響銀行對企業的信貸供給,從而傳導至企業的資本支出。這一機制表現為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渠道。Bernanke等人(1996)提出的金融加速器(Financial Accelerator)理論與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渠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Bernanke(1996)通過金融加速器理論揭示出信貸市場在貨幣政策傳導中所表現出的“小沖擊,大波動”現象。金融加速器理論著眼于宏觀經濟波動的傳導機制,闡述了信貸市場不完美性導致貨幣政策變化通過信貸市場狀態的改變被加劇和傳遞的機理。王立勇等(2012)通過對國內外文獻梳理,認為現有“金融加速器”理論研究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以新凱恩斯理論為基礎,從傳統BGG模型出發對金融加速器理論與宏觀經濟波動相關性進行研究;第二類以新古典經濟理論為基礎,從RBC模型出發對金融加速器效應進行檢驗;第三類主要采用不同計量方法研究金融加速器的具體效應。
在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渠道方面,許多學者利用企業的微觀層面數據進行實證檢驗。Bougheas等,(2006)采用英國企業的橫截面數據對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渠道進行檢驗,他們的研究發現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特征會影響不同貨幣政策環境下企業銀行融資相對于其他外部融資以及總融資的占比。朱新蓉和李虹含(2013)采用我國2007年~2013年上市公司的橫截面數據對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與企業層面的資產負債狀況的相關性進行檢驗,研究認為我國企業層面的現金流狀況與企業的投資相關性受到貨幣政策變化的影響。
許多學者的研究顯示,我國作為轉軌經濟體,不同所有權性質企業在經濟中并存。國有企業由于存在政府的隱形擔保以及更好的銀企關系,更容易獲得銀行貸款,而民營企業在獲取銀行貸款時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白重恩,2005;Firth et al.,2009)。洪怡恬(2014)采用我國上市公司樣本研究發現我國上市企業表現出明顯的融資約束問題。銀企關系可以降低國有企業的融資約束程度,但不能顯著降低非國有企業的融資約束。
2. 假說提出。現有理論認為企業作為信貸需求方擁有個人信息,與商業銀行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這導致企業的外部融資溢價。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渠道認為企業的資產凈值可以作為抵押資產,降低企業的違約風險,減少外部融資溢價。
由于不同企業的資產結構不同,可抵押資產在企業總資產中占比有差異,對于可抵押資產占比較高的企業,貨幣政策變動帶來的資產凈值變化可能大于可抵押資產占比較低的企業,這會導致貨幣政策調整對企業銀行信貸影響的程度隨企業的資產結構而變化。為了對這一貨幣政策傳導過程進行驗證,我們提出假說1。
假說1:企業銀行貸款增速與貨幣政策指標的負相關關系隨著可抵押資產占比的提高而增強。
同時,在我國的轉軌經濟背景下,國有企業由于政府的隱形擔保存在融資軟約束,資產凈值對國有企業信貸融資約束的緩解可能并不顯著,因此上述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效應對于國有企業并不明顯;民企企業存在融資硬約束,資產凈值變化對民營企業的信貸融資影響較大,上述過程對于民企企業可能更為顯著,因此我們提出假說2。
假說2:由于國有企業的融資軟約束,假說1中所表現的相關性對于民營企業的表現更加明顯,而國有企業并不顯著。
三、 數據描述與模型構建
1. 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本文以中國滬深兩市A股2004年~2014年度間上市公司季度數據為研究樣本,按所有權性質的不同,將樣本企業劃分為國有企業組和民營企業組,以企業的最終控制權作為企業所有權性質的劃分標準。
企業微觀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在樣本中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剔除ST公司,刪除相關變量數據缺失以及存在異常值的觀察樣本。貨幣政策指標數據來源于WIND數據庫。
2. 模型構建和變量定義。為了實證檢驗假說1和假說2,本文參考國內外相關貨幣政策資產負債表渠道檢驗模型,并考慮到企業的經營活動具有一定的連續性,構建如下GMM模型對理論假說進行檢驗:
模型:Loanit=β0+β1Loanit-1+β2MPt-1+β3MPt-1*Ratioit-1+β4Liqit-1+β5Lnsizeit-1+β6LnInvestt+ui+εit
模型中被解釋變量Loan為樣本企業的銀行借款增長率,采用t年度的銀行借款期末增加額比t-1年度銀行借款期末余額。解釋變量包括可抵押資產占比(Ratio)與貨幣政策立場(MP),Ratio為企業可抵押資產與總資產之比,可抵押資產包括資產負債表中固定資產、在建工程、存貨科目;貨幣政策立場指標參考國內相關文獻,選擇銀行間7日同業拆借利率、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以及存款準備金率(徐明東和陳學彬2011);MPt-1*Ratioit-1為貨幣政策立場與可抵押資產占比的交叉項,用于檢驗貨幣政策立場與企業的貸款增速負相關關系是否與企業的可抵押資產比例相關。控制變量包括流動比率(Liq),企業規模(Lnsize),以及衡量宏觀經濟投資水平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量(Lninvest)。
我們主要關注系數β2和β3,β2為負則表示貨幣政策立場與企業的貸款增速負相關,貨幣政策緊縮會導致企業的貸款增速降低;β3則用于檢驗貨幣政策立場與企業的貸款增速負相關關系是否與企業的可抵押資產比例相關。為了檢驗不同所有權性質企業的貨幣政策傳導信貸渠道差異,我們將總體樣本劃分成國有企業組和民營企業組分別檢驗。
四、 實證結果與分析
我們首先通過過度識別檢驗和干擾項序列相關檢驗對模型的有效性和穩健性進行檢驗,干擾項序列相關檢驗用于檢驗原始模型干擾項是否存在序列相關,過度識別檢驗用于檢驗工具變量的選取是否合理。
從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貨幣政策立場指標MP的相關系數為負,說明企業的銀行借款增速和貨幣政策立場負相關,在貨幣緊縮時企業的銀行借款增速降低,寬松時銀行借款增速提高。分組來看,民企組的相關系數相對較高且不同的貨幣政策指標下顯著性水平都達到1%,而國企組的整體顯著性水平并不高,這反映國企的銀行借款增速受貨幣政策影響相對民企較低。
貨幣政策立場指標與可抵押資產占比交叉項系數為負,表明可抵押資產占比較高的企業銀行貸款增速與貨幣政策政策立場的負相關性相對較強,企業銀行貸款增速與貨幣政策政策立場的負相關性隨著可抵押資產的占比提高而加強,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說1。進一步,我們可以看到對于國有企業組交叉項的相關系數并不顯著,而民企組的相關系數在不同貨幣政策指標下都表現出了較好的顯著性,在指標為貸款基準利率時在1%水平上顯著。這一檢驗結果對假說2給予了較好的支持,國有企業組由于我國的轉軌經濟背景,信貸約束并不顯著,銀行的信貸供給受企業的資產凈值變化影響較小,貨幣政策傳導的資產負債表效應較弱,而對于民營企業,由于企業本身存在融資約束,企業資產凈值為緩解企業信貸融資提供了較好幫助,而貨幣政策變化對企業凈值的影響會傳導至銀行對民營企業的信貸供給,表現出明顯的資產負債表效應。
在控制變量中,企業的流動性和規模都對企業的信貸增長有明顯的相關性,流動性較好的企業在下一期的信貸增速相對較高,而規模較小的企業信貸增速也相對較高。宏觀經濟環境對企業的信貸融資也有一定影響,國有企業組的表現相對顯著,而民營企業組的顯著性較弱。
五、 結論
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渠道理論和金融加速器理論都認為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會對貨幣政策的傳導產生影響,貨幣政策變化會傳導至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從而影響銀行的信貸供給。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我國民營企業存在明顯的貨幣政策傳導資產負債表效應,民營企業由于存在較為顯著的融資約束,企業凈值的變化會顯著影響銀行的信貸供給。國有企業由于其有較好的銀企關系以及政府背景,銀行的信貸供給受企業資產負債狀況變化的影響較小,并沒有表現出顯著的資產負債表效應。
在政策建議上,我們認為由于我國民營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效應較為明顯,貨幣政策的變化會對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造成更大的不確定性,降低民營企業的投資和經營效率,尤其在貨幣政策緊縮期,經營效率相對較低的國有企業會進一步壓縮民營企業的信貸資源,降低整體經濟的產出效率。因此我們建議,一方面應該適度降低貨幣政策的波動,減少企業融資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需要改善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拓寬民營企業的融資渠道,同時減少國有企業存在的隱性信貸優勢,尤其在貨幣政策緊縮期間,這可以有效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約束,也可以提高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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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項目號:14YJC790129);安徽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項目(項目號:SK2016A0039)。
【關鍵詞】微小企業;融資困境;對策
一、微小企業的界定
近幾年,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微小企業在我國經濟中的地位越發重要。我們需要對于微小企業進行分析研究。在研究中,我們首先應該明確何為微小企業。我國理論界把微小企業界定為指企業雇員人數10人以下、產權和經營權高度統一、產品(服務)種類單一、規模細小的企業組織。
二、我國微小企業融資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以重慶市微小企業為例
雖然我國微小企業近年來發展較快,政府對微小企業的重視度提高,社會的關注度提高,微小企業的融資狀況有所改善。但無論是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微小企業都還是被排除在主流之外,融資渠道狹窄,融資難的情況依然存在。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1.政府缺乏對微小企業融資政策的支持
在我國,由于政府制定的政策都是往往偏向于大企業、中型企業,而相對于微小企業,政府的關注度不夠。我國面臨的問題是缺乏對微小企業融資相關的政策扶持,這使得我國微小企業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嚴重影響了微小企業創業發展的積極性。
2.微小企業融資渠道和資金來源結構單一
但從總體來看,微小企業融資的規模偏小,融資的資金不足,融資的條件偏嚴。目前,對于微小企業而言,企業還是以自籌資金為主。雖然部分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為其提供間接融資的融資形式,但為了防范風險,他們對微小企業的貸款利息相對較高,條件相對較嚴,程序相對復雜,這使得大部分微小企業從根本上抵制外部的一切貸款。微小企業很難得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外部融資貸款,這讓微小企業的融資渠道狹窄,資金來源結構單一。
3.信用擔保體系的缺失
近幾年,我國的征信體系和擔保體系從整體來看雖然有一定的進步,但是離完全完善的信用擔保體系還有一定的差距。近幾年我國微小企業的飛速發展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了我國信用擔保體系的缺失:(1)全國征信系統有待建設。由于征信系統的缺乏,使得很多微小企業在融資的道路上受阻;(2)擔保體系有待完善。由于我國微小企業的擔保體系才剛剛建立,所以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不利于我國的微小企業的發展。
4.缺乏專門的金融機構,融資成本偏高
目前,重慶市只有招商銀行、重慶三峽銀行等商業銀行有面向微小企業貸款的業務,但這些銀行對微小企貸款的業務少、手續復雜、貸款利率較高并且缺乏針對性、專業性。我國缺乏專門面向微小企業貸款的金融機構,今年重慶市各大銀行針對微小企業貸款實際年利率普遍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30%,甚至更高。民間借貸實際利率達20%以上,有的甚至高達50%,導致企業成本上升。據今年上半年工信部對317戶重慶微小企業監測數據顯示:營業收入同比增長23%,營業成本和財務費用同比增長24.6%、38.7%,分別比營業收入的增幅高1.6和15.7個百分點;其中利息支出同比增長38.3%,比營業收入增幅高15.3個百分點;利潤總額同比增長僅為9.02%,收入利潤率同比下降1.02個百分點。
5.微小企業自身缺陷,誠信度較低
微小企業與大規模企業相比,微小企業自身存在的經濟實力和財務管理科學化的欠缺,微小企業的風險較高、生產的規模較小,資金的來源有限,整體的實力較弱,出現部分微小企業存在拖欠貸款不還的現象。微小企業的整體誠信度偏低。因此,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對在這幾方面處于劣勢的微小企業貸款上存在很大的顧慮,存在貸款動力的不足,這使得微小企業的難以取得貸款支持。
三、破解我國微小企業融資困境的思路及建議
近幾年,我國為了緩解微小型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也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微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依然明顯。從重慶市的微小企業的案例來看,破解微小型企業融資困境,需要靠社會多方面的努力,即需要發揮政府、金融機構、微小型企業三方面作用,全方位出擊從而達到根本上解決微小企業融資困境的目的。
1.制定相關的融資政策,提供相關優惠政策
作為社會管理者的政府,各項責任都被政府承擔著。對于政府政策支持的缺失,政府應當加強對微小企業融資的政策支持,為微小企業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2.拓寬融資渠道,使融資渠道多元化
微小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有內部融資和外部融資兩部分,內部融資有留存收益和自籌資金,外部融資有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創新基金和民間借貸。我國微小企業以內部融資為主,較少采取外部融資。針對我國融資渠道狹窄的問題,應該拓寬其融資渠道,使融資渠道多元化,特別是外部融資渠道。政府可以對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利率補償,這可以降低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對微小企業貸款的利率,有利于緩解微小企業向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壓力,提高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對于微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融資渠道的拓展有利于我國微小企業更好地融資,有利于我國微小企業的發展。
3.政府提供規范的信用擔保,建立信用擔保管理體系
對于我國目前微小企業的信用狀況而言,目前政府已經出臺了一些相關微小企業的擔保制度,但是總體來說還是不夠成熟,缺乏系統性、專業性等。政府應針對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對微小企業的貸款提供信用擔保,出現問題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貸款風險補償。建立一個完善的、有針對性的擔保管理體系有利于緩解我國微小企業融資的缺口。
4.建立專業性微小企業金融機構,降低融資成本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業務定位和市場分工有利于市場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目前,我國的現有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主要還是服務于大、中型企業,沒有專門針對微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因此,我國有必要建立專門性的微小企業金融機構,專門面向微小企業服務。這樣可以降低微小企業融資的成本、提高利潤,有利于提高其創業發展的積極性。
5.微小企業應加強信用制度建設,提高自身誠信度
微小企業的規模小、資金少、整體的實力較弱,一些微小企業貸款后表現出來的拖欠貸款不還的行為,微小企業創業者的信用觀念淡薄等微小企業的誠信度不高的表現使得微小企業信用等級普遍較低。這使得其難以得到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的投放,嚴重阻礙了微小企業的發展。所以,微小企業應該加強自身建設,強化信用意識,加強信用制度建設,提高自身的誠信度。盡量按時還本付息,有困難時與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協商解決,建立良好的銀企關系,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為企業融資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金融經濟學理論指出,企業應當根據自身的成長特性進行融資,通過債務融資方式支持收益風險較低的業務,通過股權融資方式支持風險較高的增長機會;對面臨激烈競爭的企業,應把“財務力量”作為一項競爭優勢,選擇低財務杠桿的保守融資策略。中小企業具有顯著的規模小、成長性好、市場競爭激烈的企業特征,因此,中小企業的融資結構選擇應以股權性融資為主。而企業融資需求的滿足及其程度成為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瓶頸。現實中,特別是在我國,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著融資難的困境。
中小企業需要股票融資
目前,缺乏股票市場融資渠道的我國中小企業的融資狀況的主要特點是:首先,中小企業的由成長性特點所決定對股權性融資的特別需求不能在實際中得到體現。中小企業的由市場競爭特點決定的對股權性融資的特別需求不能在實際中得到體現。其次,中小企業的融資決策更多是由企業短期經營活動的需要和融資市場環境的條件所決定,而企業自身的財務結構沒有成為重要影響因素。第三,中小企業可能被迫主要以融入短期債務資金的方式來維持企業經營、保證企業盈利,這種融資方式同時也加大了企業的財務風險。
實證研究表明,股票市場融資渠道的增加能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狀況:首先,上市擴大了中小企業的規模,規模的擴大同時也提高了企業的債務融資能力。具體表現為,一方面企業規模的擴大有利于企業信譽的提高,增強了獲取銀行信貸資金的能力,另一方面企業規模的擴大降低了企業的財務危機成本,減輕了企業進行債務融資時,財務危機成本對其的限制。其次,上市增加了中小企業的融資方式,使得企業可以通過股權性融資的加入,來降低企業的債務比率,特別是長期債務比率,從而有效應對了激烈競爭的要求。第三,上市提高了中小企業融資行為的規范性。
實證研究還發現,我國股票市場的再融資功能可能沒有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效率,而傳統的認為科技型中小企業存在著更強股權融資需求的觀點并沒有得到充分的證據支持。
股權融資的政策建議
促進中小企業發展,需要進一步發揮資本市場作用。從實證研究的結論出發,結合我國中小企業發展與資本市場發展的現狀,我們提出以下的參考性政策建議。
一是堅定不移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為更多中小企業開辟股權融資市場。
二是針對現有中小企業股權融資的特點與效果,進行有針對性的融資市場制度創新,具體為:
1、適當放寬中小企業在股票市場的上市條件,通過放寬上市條件或增加企業規模和盈利標準的彈性,鼓勵更多的中小企業到股票市場上市。
【關鍵詞】普通公路;融資困境;財政資金;社會資金
普通公路,是指除了高速公路以外的,能為公眾出行提供普遍的基礎的非收費公路,它由農村公路和普通國省干線公路組成,構成公路網的主體,是中國覆蓋范圍最廣、服務人口數最多、提供服務最普遍、社會公益性最強的基礎交通設施,是保障經濟社會健康發展、人民生產生活有序進行的重要基礎條件。不斷地完善普通公路網,充分地發揮普通公路的基礎作用,不僅能便利群眾出行,而且在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方面,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長期以來,如何能夠有效地進行投融資一直是制約我國普通公路發展的重要問題。尤其是稅費和成品油價格改革,逐步取消政府還貸二級公路收費后,普通公路建設和維護資金缺口正在進一步擴大。在此背景下,研究怎樣創新普通公路融資模式,并確保普通公路建設的持續發展,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國內外研究評述
由于普通公路的重要性和公共屬性,不僅僅是中國,世界上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在積極的進行對普通公路的融資模式問題的研究,其中融資難度高,投資風險大是各個國家遇到的普遍問題,國內外的許多相關人士在這個領域做了一些比較深入的研究。
1.國外的研究現狀
Joseph Kile & Daniel C.Vock(2011)在其研究文獻中指出,在經濟不景氣的條件下,以收支平衡為依據,可以發現美國當前公路融資模式的不合理性。自上世紀初的自負盈虧,到現在很大一部分比例由州政府靠燃油稅來支撐著美國公路的融資,這顯然是無法滿足投融資要求的,所以調整融資模式,重新劃定融資總額中汽車使用者所支付和國家的所投入兩者的比例是十分必要的[1,2]。Anthony Anthony Kane(2011)指出,美國已經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公路建設投融資體系。它的公路建設資金來源也和中國有所不同,美國公路建設資金主要依賴于政府的稅收。發行公路債券也是美國在公路建設中廣泛采用的一種融資模式[3]。Jack Basso(2011)美國也是世界上由道路使用者負擔道路建設資金最多的國家[4]。中國可以借鑒美國的成功經驗,摸索出最適合本國發展的公路融資模式。
2.國內的研究現狀
我國長期以來普通公路投融資很大程度上依賴政府,各種融資渠道發展時間較短,在交通融資模式領域中,還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但是仍有不少學者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得出了可供我們借鑒的寶貴經驗。
古尚宣(2009)建議各級政府應轉變觀念,創新籌融資政策,拓寬籌融資渠道,加大公共財政投入力度,以促進普通公路的發展[5]。鄧智勇(2011)對比我國和英國燃油稅體制下,公路的籌融資政策以及管理機制,提出應進一步完善中國交通基礎設施融資機制,推進交通建設投融資體制以及公路養護的體制改革,引導我國普通公路建設向主要由政府公共財政投入轉變[6]。吳娟和馮繼妍(2011)建議靈活運用國內日益豐富的金融工具,拓寬投融資渠道,為我國的交通建設融資困局帶來新的突破[7]。
從中西方學者對于公路交通如何進行有效的融資這一問題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財政資金在普通公路的建設與養護中承擔著主要的職責,同時,由于美國的稅制發展比較成熟,已經有了豐富多樣的專門定位于普通公路資金需要的稅源結構。對于處于發展進程中的中國而言,如何結合現有國情,借鑒美國公路交通融資方面的成功經驗,對于我國普通公路建設與養護融資問題的解決將有重要意義。
二、我國普通公路的融資困境分析
1.我國普通公路融資模式的歷史回顧
“十一五”以來,我國公路建設的資金主要來源于車輛購置稅交通專項資金,國債專項資金,地方自籌(公路養路費、公路貨運附加費、公路客運附加費),借款(國內借款、國際金融組織借款),其他資金(企事業單位自籌、企業債券、有償轉讓收費公路收費權收入)等。從表1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一是公路建設的資金以銀行貸款為主,財政投入為輔,社會資本或私人資本適當補充的格局;二是中央財政投入于公路建設的資金太少,預算資金和車購稅年平均投資不足20%,在有限的財政資金的投入中,主要來源是地方稅款。普通公路作為準公共產品,其建設資金主要應該來自各級政府,但是各級政府受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能力的限制,公共財政投入不足。從而導致在今后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國家如果不采取新的公路建設投資政策,投資公路建設資金的構成比例不會有明顯改觀,普通公路建設資金短缺的問題會仍然存在。
2.新形勢下我國普通公路的融資困境
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使得原本存在的普通公路的資金難題雪上加霜。
關鍵詞:高速公路建設資金 多元化 融資配套政策
1 公路運輸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需求
在國家“十一五”建設期間,全國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已經超過3.4萬公里,繼續保持世界第二位置。雖然絕對數量不小,但是按照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計算的運輸網絡密度,我國僅為1344.48公里/萬平方公里和10.43公里/萬人,而美國為6869.3和253.59,德國為14680.4和65.94,印度為5403.9和21.6,巴西為1885.8和118.4。由此可見,我國運輸基礎設施建設不僅遠遠落后于歐美等經濟發達國家,就是與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存在較大差距。因此要改變目前交通運輸基礎設施滯后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需求的狀況,必須加快建設速度,加大建設力度。而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數量巨大,建設周期長,在建設中面臨資金投入需求大而實際投入不足的矛盾,這單靠我國交通運輸業的自身積累和國家投資,遠遠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的需要。因此,在對公路交通運輸設施的融資政策上,必須進行改革,以增加對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的投入水平。
2 高速公路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的幾種主要模式及其特點
2.1 目前公路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的幾種主要模式 目前高速公路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模式主要有政府直接投資、政府與私人共同投資、政府控制下的投資運用影子受益來吸引民間資本、完全由私人投資、以資產為支持的證券化融資和TOT(Transfer-Operate-Transfer)項目融資方式等六種。
2.2 各種融資模式的特點 在我國加入WTO的外部環境和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內部形勢下,運輸基礎設施融資政策的轉變必須適應內部和外部的現實條件與要求。建立起政府投資主體和其他投資主體并存的綜合投資體制,同時建立健全相應的投資決策機制和風險約束機制。但必須看到,在各種投資中國家投資仍是交通運輸建設投資主渠道,其他多種投融資方式則起著加大投資力度、加強管理與加大收益的作用,以適應交通運輸進一步發展的需要。
目前試行或可選擇的融資方式可分為以下幾類,應根據其各自的特點加以規范并綜合應用:
2.2.1 政府直接投資 這是傳統的政府投資建設政策,對于較為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采用此種政策仍有一定的必要性。其主要優點是社會效益好,消費不受限制,國家的控制力度高。其問題則是普遍存在投資主體的目標模糊不清、責權不明確、激勵動力不足。同時,政府直接投資生產的品種單一、供給質量低,而且使用中缺乏維修保養,損耗較為嚴重。在21世紀前的公路建設基本都采用這種投資方式。
2.2.2 政府與私人共同投資 對于具有明顯的外部性且投資盈利較低或風險較大的基礎設施,可以采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投資方式——政府與私人共同投資,政府起著引導私人投資的作用。比如,可以采取投資參股、提供優惠借款、提供借款擔保、無償或減免稅收等方式。日本在1987年由地方政府和私人團體共同投資的公共企業中,運輸和道路投資企業126家。07年在杭州灣跨海大橋建設中,民間資本所占股份達52.25%,被譽為民資進入大型基建行業的破冰之旅。
2.2.3 政府控制下的投資運用影子受益來吸引民間資本 對于一些公益性的城市道路建設,投資方不能從項目本身的盈利而獲得受益,政府就可采用因此公益性項目的建設所帶來的經濟發展而使各方面的收入的提高作為對投資方的利潤分配,或可以由政府授予企業特許投資權,從而吸引民間資本的介入。通過特許方式限制一些行業的經營者數目;通過規定利潤標準來控制企業的盈利水平。
2.2.4 私人投資 在政府允許的條件和范圍內,完全由私人投資,這種投資方式僅限于不存在直接收費困難而且具有競爭性的基礎設施。因為此類設施便于私人投資,所以政府可以不予直接投資或進行經濟資助,收費標準由市場供求關系和競爭情況調節,私人投資完全受市場調節。比如采用BOT方式發展公路、電站及地鐵等。
總之,公路建設資本的來源要從單渠道轉變為多渠道,既可來自國家投資又可來自資本市場;既來源于政府又來源于民間;既來源于國內,又來源于國外,各種有效的新的融資方式都可以經過充分論證和研究后用于公路基礎設施的建設。
3 融資多元化是現階段公路建設事業發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