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貿易出口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江蘇獨特的區位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奠定了加工貿易在貿易方式中的主導地位。2007年~2011年,雖然江蘇加工貿易年出口額占全省出口總額的比重由64.09%下降至55.08%,2012年1月~7月該比重進一步下降至51.58%,但仍然居于江蘇出口貿易方式的主導地位。加工貿易的持續快速發展,對江蘇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由于這種貿易方式“兩頭在外”,對促進江蘇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不大。因此,“十一五”期間,江蘇省在保持傳統加工貿易產品出口優勢的同時,應努力承接世界制造業資本轉移,積極發展一般貿易和其他貿易。
從出口主體來看,在江蘇的出口貿易中外資企業一直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這一比例不僅遠遠高于山東、浙江等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而且高于全國第一外貿大省廣東。以外資企業為主的出口主體結構,不利于江蘇未來出口貿易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原因在于:一是注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外資企業,并不太關注江蘇經濟的發展,相對于內資企業而言,政府對外資企業的政策調整力度較弱;二是容易使以規模小、管理欠規范、經營成本高為特點的內資企業發展受到限制和排斥,國際競爭力難以提升;三是將使江蘇的出口貿易在國際局勢動蕩之時,面臨更大的潛在危機,江蘇出口穩定增長很可能因國際產業結構出現波動或外商投資收縮而受到影響。
長期以來,歐盟、美國和日本一直是江蘇的主要出口市場,對這3個市場的出口占全省出口總額超過了50%。若再加上東盟、中國香港地區和韓國,對這6個市場的出口占江蘇總出口額超70%。近年來,在擴大貿易伙伴國和地區方面,江蘇取得了一些進展,貿易伙伴國逐年增加,但對新興市場的開發依然停留在較低的水平上,開發力度不夠,無論是出口市場還是進口來源地都相對集中。外貿地理方向的不平衡,導致了同歐盟、美國、中國香港等地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同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地的貿易逆差不斷增加。這種貿易格局的持續,必將引發國際貿易市場風險增加、貿易摩擦加劇和外貿環境惡化。
江蘇出口貿易穩定增長面臨的制約因素
(一)主要出口市場需求低迷。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拖累,世界經濟的復蘇舉步維艱。各主要經濟體發展緩慢,需求不振,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主要靠私人消費推動的美國經濟,盡管出現了短期趨好的復蘇勢頭,但由于高失業率和房地產低迷的雙重影響,經濟增長前景不容樂觀,消費增長很慢。歐洲由于債務危機還未得到妥善解決,歐債拖累實體經濟增長,投資和消費需求都受到影響,市場持續低迷。傳統市場中的日本,受自然災害、日元升值等因素的影響,使其長期靠外需拉動的經濟遭受重創,2011年出現了30多年未見的貿易逆差。再加上近期“”事件的影響,日本經濟增長前景黯淡,需求也將持續低迷。這3個市場的波動已嚴重影響江蘇的出口。截至2012年9月,江蘇對美國、歐盟、日本的出口累計同比增幅分別為3.8%、-12.8%和5.3%,而2011年同期的增幅分別是7.9%、10.1%和23.2%。
(二)貿易摩擦頻發。作為中國第二外貿大省的江蘇省,出口貿易在世界中低端市場上占比較大。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從自身利益出發,針對江蘇出口產品的貿易救濟調查頻發。2011年,江蘇省遭遇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各類貿易摩擦案件94起,同比增加77%,涉案金額28.7億美元,涉案企業1991家。[4]2012年一季度,全省遭遇各類貿易摩擦30起,涉案金額6.4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50%和120%,涉案企業894家,其中美歐為主要發起國,共對江蘇發起貿易摩擦12起,占涉案總數的40%,涉案金額4.3億美元,占涉案金額總數的70%。[5]2012年2月10日,美國認定中國輸美應用級風塔對美相關產業造成損害,此案涉及江蘇企業170多家,涉案金額6400多萬美元———約占全國的一半。[6]
(三)出口經營成本上升,出口競爭優勢下降。“十二五”時期,江蘇省的出口企業將面臨多重因素導致的經營成本上升。首先,江蘇省不斷推進的城鎮化、工業化,客觀上增加了對能源、土地等資源的需求,加速了這些要素價格改革的進程,從而增強了省內企業對資源環境約束的意識;其次,勞動力供需矛盾隨著新一代勞動力就業觀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將日益突出,勞動力優勢將逐步減弱;再次,長期存在的國際市場資源性產品供求矛盾,將使能源資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國內資源能源供給偏緊狀況將持續。此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對美元匯率浮動區間的加大,進一步增加了出口企業的成本和經營難度。自2005年重啟匯率改革至2011年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累計升值31%,其中2011年升值達5.11%。由于江蘇企業在國際上很少有定價權,當美元貶值時,很難通過提高出口價格維持原有利潤,江蘇出口企業原本微薄的利潤將進一步攤薄。
促進江蘇出口貿易穩定增長的對策
(一)優化、擴大出口主體,提升出口依存度。為了促進江蘇經濟健康、穩定、持續地發展,應逐步降低江蘇外貿對外資企業的依賴度,大力發展包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內的內資外貿企業,做大出口貿易這個“蛋糕”,提高出口依存度。因此,一方面,江蘇省政府要根據國務院促外貿穩增長16條意見,在做好出口退稅和金融服務、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改善貿易環境方面加大對現有內資外貿企業的支持力度,幫助其積極開拓市場,提高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對于現有的內資內貿企業,經過摸底普查,對其中有經營外貿意愿的企業,通過給予“特惠制”待遇,由政府部門或職能機構牽線搭橋,由相關高校、行業協會等對這些企業進行必要的培訓,為這些內資企業順利從事外貿業務“扶上馬,送一程”。
(二)優化貿易方式,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基于江蘇的實際,可以預見,加工貿易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仍將是江蘇出口貿易的主要方式,因此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刻不容緩。1.實現加工貿易的五個轉變。根據2011年商務部會同發改委等6部門出臺的《關于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江蘇省應當在加工貿易方面實現五個轉變。①產品加工由低端向高端轉變。目前江蘇的加工貿易產品主要為勞動密集型產品,未來應當逐步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轉移;②產業鏈由短向長轉變。即產業鏈向上下游延伸,從過去的簡單加工向深加工配套深化,提高加工貿易國內配套、增值率,實現由單純的代加工向代設計、代加工一體化和培育自主品牌轉換;③經營主體由單一向多元轉變。目前江蘇的加工貿易主要是由外資企業完成的,內資企業的占比較低,以后應當采取措施提高內資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加工貿易中的占比;④促進內外資企業共同發展;⑤區域由蘇南向蘇中、蘇北協調發展轉變和增量由區外為主向海關特殊監管區內為主轉變。2.創新服務,推進加工貿易便利化。一是對不同區域、不同主體的加工貿易,應采取不同的監管措施。二是設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專項資金,重點扶持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輕、產業關聯度強的加工貿易企業。三是簡化跨關區結轉和轉內銷的手續,便利通關。如張家港保稅區推出的海關“專家門診”在服務區內企業委托區外企業外包加工、區內企業內銷貨物先放后報的“集中報關”方案等,是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一個縮影。四是大力發展電子化監管體系,提高監管效率,建立和完善加工貿易的現代監管制度。
(三)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全力拓展國際市場。一是擴大市場的廣度。為了提升江蘇的出口貿易依存度,提高出口對江蘇經濟的貢獻度,應當不斷擴大市場,逐步做大市場這個“蛋糕”。江蘇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要鞏固和深度開發港澳地區和西方發達國家等傳統出口市場,制定適應各個市場不同特點的開拓策略;要開拓東南亞、非洲、拉美、中東歐等新興市場;要積極擴大和發展與金磚國家的貿易。通過這樣的部署,形成以周邊國家為支撐,以亞太市場為重點,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市場合理分布的格局。開拓市場時,視不同情況,采取靈活的做法,進行綜合性開拓,如將對外投資、承包工程、勞務合作等形式和出口結合起來,以利擴大出口。此外,還應當用足政策,大力開拓自貿區市場。如充分利用國家(地區)間自貿區“零關稅”等優惠政策,搶占已經同中國簽訂自貿協定的國家和地區的市場份額。二是多方式拓展市場深度。通過加強研發,采用新工藝、新技術,強化質量監控等,提升產品的質量,在市場中樹立良好的江蘇制造形象;通過在境外開展商標注冊、品牌收購等,開展品牌國際推廣,并重點提升傳統優勢產品的品牌價值;結合境外市場特點,出口企業應發揮江蘇在紡織、輕工、家電等行業生產優勢,對外投資設廠,深度開拓當地和周邊市場。
1.1私營企業增長迅速
由加工貿易出口構成層面來看,私營企業在2001年時,占據0.22%,加工貿易額為5.26億美元;至2006年時,所占比重上漲到2.1%,加工貿易額達到176.75億美元。而由加工貿易進口構成層面來看,私營企業在2001年時占據總比重的0.1%,加工貿易額為2.5億美元;至2006年時所占總比重上漲至1.3%,加工貿易額增加為109.5億美元。六年時間外資企業的貿易額實現了33.6倍增長,而私營企業增長速度則更甚與外資企業,達到了43.8倍的上漲水平。
1.2進料加工貿易占據主導地位
2009年時,進料加工貿易占據了總比重的81.4%,而來料加工貿易所占比重降低至18.6%。不難看出占據我國加工貿易主體地位的便是進料加工貿易,并且其所占比重呈現上漲的趨勢。
2我國出口加工貿易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2.1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占據較大比重
通過對深圳工業產業的調查后發現,其加工貿易總比重中,有70%均為勞動密集型產品,而這70%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企業所掌握核心技術的產品不足5%。另外,我國企業投入研發與銷售收入的比例還不到發達國家與地區的五分之一。企業研發投入不足,直接延長了產業技術進步的周期,使得絕大多數企業的關鍵部件以及技術均依靠與進口,直接對這些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以及提升利潤空間帶來了阻礙。
2.2高污染,高耗能產業比重較大
我國出口加工貿易中,高耗能高污染產業占據極大比重,尤其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不夠健全,加之過于重視就業率擴大以及短期經濟效益,并且加工技術不夠先進,使得我國進出口加工貿易在發展與引進過程中,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破壞。根據相關部門統計測算,我國每生產世界GDP的5%左右便需要消耗掉30%-40%的資源。另外,來華投資的出工外商加工企業,不僅對我國土地資源、勞動力等進行利用,更是尋找到我國尚未健全的環境保護體系中的漏洞,將資源價格進行扭曲,將許多其本國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加工業轉移至我國。
2.3我國加工貿易產業基本處于國際產業增值鏈條低端環節
我國加工貿易產品處于國際產業鏈條的低端環節中。擁有知識產權的企業能夠占據價值鏈上游,隨著不斷投入設計與研發,能夠促使產品保值增值。目前我國多數出口加工貿易企業均處于價值鏈低段,不得不依靠低廉的勞動力換取甚少的價值增值,不利于長久發展。
3我國出口加工貿易完善對策
3.1改善加工貿易產品結構,推進服務加工貿易發展
各級政府需要定制出一系列有關政策,推動我國加工貿易鏈條能夠在國內完善運轉,這樣才能夠使得相關企業把握更多的具有高附加值的內容,有傳統的單純加工發展為能夠自主創造、營銷以及服務等。另外則需要根據目前實際情況重新定制頒布限制類商品以及禁止加工貿易的商品目錄,將落后的低技術含量、高污染以及高耗能的進出口加工貿易阻擋在加工貿易優惠政策之外,保護具有綠色環保特點的加工貿易的發展。
3.2提高加工貿易監管力度
首先需要利用“圈養式”代替傳統的“漫山放羊式”,對進出口加工區進行模式管理,其管理需要始終貫徹限制增量、規范經營,優化存量以及提高水平的總原則。這樣的管理模式能夠使得各級政府對進出口加工貿易企業實行規范化管理。另外,我國需要不斷健全以及出臺新的法律法規監管體系,定制出相應進出口加工貿易準入規定,將目前諸多監管機構各自為政的現象改善,促進重點部門,如稅務、海關、外貿等對進出口加工貿易的協調監管,提高監管的力度以及有效性。
3.3促進加工貿易企業技術創新
人民幣匯率變化對出口貿易的影響途徑主要體現在:首先,由于人民幣升值,企業在出口商品時的價格就會升高,從而減弱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給出口企業帶來損失;其次,企業出口商品的外匯所得兌換成的人民幣數量由于人民幣的升值而減少,也給企業造成一定的損失。所以,人民幣的升值對于出口企業來說是不利的。人民幣匯率變化對進口貿易的影響途徑主要體現在:由于人民幣的升值,使進口的商品兌換成人民幣的價格降低,人們的購買能力增強了,或者說不變的收入可以買到更多的進口商品,從而擴大了進口貿易額。總之,當人民幣升值時,在進出口貿易上有利于進口額的增加、出口額的減少,扭轉我國長久以來貿易巨大順差的局面。一般來說,匯率的貶值有利于出口,而出口導向戰略是眾多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經濟起飛成功的首選戰略。無論是早期的亞洲四小龍,還是后來的亞洲四小虎,都以出口導向戰略,通過政策優惠擴大開放,鼓勵支持出口企業增加出口,從而全面地發展經濟。我國已經或者說正在經歷這個階段,但人民幣的不斷升值也可能極快扭轉這樣的貿易局面。貿易順差的出現可以增加外匯儲備,也能夠增強綜合國力,對于平衡經濟總量以及穩定人民幣匯率是十分有利的,后續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可以變得較為寬松。但如果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雖然可以大幅增加我國的出口貿易額,產生巨大的貿易順差,但長久的貿易順差也并不是件有益無害的事。它的弊端也會出現在多個方面:首先,貿易順差會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加大,國際貿易摩擦增加。其次,會弱化貨幣政策效應,降低社會資源利用效率。再次,貿易順差提高了外匯儲備成本,增加了資金流出,異致本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從表1和圖1來看,隨著人民幣匯率的逐年遞減,貿易進口額與出口額都呈現出遞增的變化趨勢。其中,在2009年有一個轉折點,出口與進口都大幅度降低的原因是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的發生,導致全球的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國民收入降低,購買能力下降,所以出口與進口都出現了巨幅下降。不過隨后中國針對經濟危機采取了相應的擴張性政策、降低利率、四萬億投資等等,使經濟又較快得到了反彈,在后期又出現進出口貿易額繼續增長的態勢。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匯率的下降對于出口的影響并不是理論上的減少出口,而是增加。首先,雖然人民幣變得更加值錢,但是由于中國的貿易活動中,出口的商品多數還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相對于國外的商品價格更加便宜,所以仍然可以保持增長。其次,在匯率下降比較多的2007年和2008年,出口數額雖然在增長,但是增長的幅度放緩,對應圖中折線的斜率在減小,說明出口還是受到了匯率的影響。
二、人民幣匯率變化對就業水平及物價水平的影響
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升值結果會影響到國內就業水平,當人民幣升值時,一方面會由于出口商品價格上漲而遏制本國出口,進而縮小國際市場的份額,最終導致國內出口導向型企業縮減生產規模,就業機會減少,從而使失業人口數量上升,使國內就業水平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越多,消費者購買的進口商品也會越多,國內進口需求會不斷增加,國內進口替代型企業和進口競爭型企業的經濟效益會下降,生產規模也會縮減,使失業人口進一步增加,導致本國就業水平更大幅度地降低。人民幣升值還會影響到國內物價水平,主要體現在:升值基本出現在外匯支出小于外匯收入、儲備增加、國際收支順差的情況下,如果出現儲備增加還會導致本國中央銀行以外匯占款增加形式的本幣投放過多,最終形成商品價格上升,繼而出現通貨膨脹。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會讓消費者意識到自己手中的錢變多,但是短時間內的消費水平變化不會太大,這樣中央銀行初期供應的貨幣量就會相對過剩,由此形成通貨膨脹,出現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再者,由于我國人口數量多,農村大量的勞動力需要轉移,所以我們將長期面臨就業壓力。經濟發展戰略和各項經濟政策都必須以促進就業為重要目標,匯率政策也不例外。由于當前我國經濟增長對外需求依賴程度較高,匯率升值短期內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從長期來看有利于經濟持續增長和結構優化,也有利于就業總量的增加和經濟結構的完善。從圖2和表2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在2005年至2011年期間,人民幣匯率呈現一直下降的趨勢,而物價指數在持續走高,就業水平雖表現出緩慢的爬升,但就業率提高的幅度非常有限。當然,就業水平的提高離不開國家相應政策的實施,但也說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民幣匯率走高的負面影響,若將就業率和出口貿易類相關行業的就業水平相聯系的話會發現,這些行業的就業率受到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影響較大,體現在隨著人民幣匯率的持續走低,相應的就業率水平也在下降。人民幣升值會帶來內外部經濟部門的調整,原來為國際市場服務的部門將轉向為國內市場服務。因此,從國內政策看,要采取與擴大內需相適應的政策,促進經濟和就業結構順利調整,以求將匯率升值對就業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通過減稅等政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資產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的比重;改善居民內部分配結構,重點是提高實際消費能力較強的中低等階層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規模;推進各項保障制度改革,減少居民預防性儲蓄,提高居民的消費意愿;降低交易和行政成本,促進社會分工更加細化,培育新的市場需求;鼓勵企業擴大投資,鼓勵企業在自主創新、自主營銷渠道、自主品牌等方面的投資;鼓勵對國內產品和勞務的購買。在匯率升值后,國內實際收入將增加,要防止增加的實際收入轉化成對國外產品和勞務的需求。匯率升值所帶來的內需擴大,還會導致國內需求結構升級。一方面,從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關系看,服務業增速要快于制造業,服務業吸收就業彈性較大,對就業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從制造業內部看,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需求的增長要快于勞動密集型產品,這種變化會引起就業減少。因此,要在人民幣升值后減少對就業的不利影響,應該鼓勵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以滿足國內需求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大力發展服務業是適應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一項重要配合措施。為此,政府應該采取鼓勵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擴大服務業的分工程度,降低準入門檻,取消進入服務業的種種限制,簡化審批手續等。
三、結論
關鍵詞:技術性貿易壁壘市場準入出口成本市場時機
一、技術性貿易壁壘
技術性貿易壁壘(TBT)是指一國以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人類健康和安全、保護生態環境、防止欺詐行為、保證產品質量為由,采取一些強制性或非強制性的技術性措施,從而給他國商品和服務自由進入該國市場設置障礙。TBT措施對國際貿易的影響越來越大,也對我國的出口貿易產生了負面影響。
二、TBT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1.TBT在市場準入方面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嚴格的市場準入條件限制了我國商品的出口。發達國家憑借經濟和技術優勢,不僅制定了嚴格的法規和苛刻的技術標準,還實行嚴格且繁瑣的進口檢疫制度,抬高了市場準入的“門檻”,使我國許多產品無法進入國際市場。
(1)技術標準、法規方面。進口國主要是通過制定高標準來阻止外國商品的進口。這些標準,往往帶有歧視性。通過這些方法制定的TBT得以阻礙我國商品進口的例子屢見不鮮,如由于大米市場的疲軟,日本對中國大米進行104項藥殘和農殘檢測,不但技術指標項目多,而且檢測手段也相當繁雜,而對市場上國內生產的其他部分產品卻沒有如此多項的檢測。
(2)商品包裝、標簽方面。有關包裝和標簽的規定也限制了我國商品的出口,很多國家規定包裝和標簽不合格的進口產品禁止進口。其中發達國家對進口產品的包裝材料、包裝形式、標簽,甚至包裝的形狀都有嚴格的規定,差異很大,使我們難以應付。例如:我國農副產品加工行業起步較晚,產品的標簽及包裝水平不高,為了符合進口國的規定,避免進口限制,不得不對出口產品重新包裝或改換標簽,增加了生產成本,削弱了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
(3)認證和合格評定方面
目前,很多國家都制定了產品質量認證制度和合格評定標準。從整體上看,美、日、歐盟的認證制度最為完善,也是阻止出口商品進入其市場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進入歐盟市場的產品必須至少達到下列三個條件之一:符合歐洲標準EN;取得歐洲標準化委員會CEN認證標志;與人身安全有關的產品,要取得歐盟安全認證標志CE;取得IS09000合格證書。所有這些苛刻、繁瑣的產品質量認證制度和合格評定標準無疑限制了我國產品的出口。
2.TBT在出口成本方面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TBT對出口企業最大的影響是“提高成本”。有些技術壁壘如認證認可制度、檢驗程序與檢驗標準,雖然并不對產品市場準入直接設限,但為了滿足實施技術壁壘國家的要求和克服TBT對出口的不利影響,我國的出口企業被迫投入大量的人、財、物力,增加了出口產品的成本,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失去比較價格優勢,國際競爭力大大削弱。
(1)認證認可制度方面。我國的出口產品若想打入進口國市場,就必須取得該進口國或國際通行的認證標志,為了取得相關認證標志,這些企業往往要花費高昂的認證費用由國外認證機構主證,增加了我國產品的出口成本。(2)檢驗程序方面。TBT的實施涉及到產品生產的各個環節。它要求將環境科學、生態科學的原理運用到產品的生產、加工、儲藏、運輸、使用、銷毀等環節中去,形成一個完整的、無公害、無污染的環境管理體系。而我國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測試評價方法,檢驗設備陳舊、技術標準落后,為了達到進口國的標準,很多出口企業在設備、人才等方面投入巨大,大大增加了出口成本。同時,我國認證體制的不完善使得同一產品進入不同國家市場要多次重復檢驗并為此承擔昂貴的檢驗費用。
此外,苛刻的檢驗標準也是我國出口企業面前一道難以逾越的技術壁壘。
3.TBT在市場時機方面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1)過程性TBT。它是特指對出口產品的影響已經從其本身的性能、質量標準,發展到覆蓋產品生產、加工、運輸等全過程的TBT。進口國市場對進口產品進行項目繁多的檢查,只要有一項不合格,便禁止進口。
(2)檢驗時間過長。一些國家通過延長檢驗時間,拖延產品進入的市場時機。如日本《家畜傳染病預防實施細則》規定,日本允許進口部分活家畜,但要經過1~4個月的申報,產品出口前需要隔離35天,到岸后實行逐個體檢,需耗時10天~15天。
(3)收集信息方面。鑒于TBT的隱蔽性和靈活性,以及我國信息系統的欠發達。我國很多出口企業往往對進口國技術限制缺乏了解,這使得它們延誤市場時機而造成大量損失。
(4)技術創新和技術引進方面。我國大量的外向型企業多是通過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結合企業情況而獲得了后發優勢。而始創于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在擴散中存在必然的“時滯”,這些創新國家往往利用這種技術傳播的“時滯”來構筑TBT。
我們應增強危機感與緊迫感,密切關注全球經濟走勢,加快我國相關技術標準法律法規的建設,并大力推廣國際標準,改善國內企業的生產管理水平,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加速國內技術創新,削減國際貿易中技術性貿易壁壘對我國出口產品的負面影響,提高我國出口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良好發展。
參考文獻:
[1]宋明順:WTO《貿易技術性貿易壁壘協議》規則、實踐及對策[M].中國計量出版社,2002年
[2]高茂云:技術壁壘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和對策[J].警官教育論壇,2005年
1、模型與數據筆者初步建立了以對外勞務輸出總量(SE)作為自變量,以出口總額(EX)作為因變量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分別對兩個變量取自然對數,以消除異方差)。所有檢驗與回歸均利用Eviews6.0軟件完成。模型如下:LNEX=β0+β1LNSE+μ0(1)在數據方面,筆者選取河南省2000年至2013年年末在外人員數(單位:人)代表勞務輸出總量作為模型的自變量,其中2005—2013年的數據來源于2007—2014年《河南統計年鑒》,2000—2004年的數據來源于《河南年鑒》;選取了2000—2013年河南省的出口總額(單位,萬元)作為模型的因變量,出口總額的數據均摘自《河南統計年鑒》。
2、數據的平穩性檢驗為了避免“偽回歸”,筆者選取學界運用較多的ADF方法對變量的平穩性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兩個變量的水平值和一階差分的ADF統計量值都大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說明兩個變量的水平值和一階差分都存在單位根,是不平穩的。而變量LNSE和LNEX的二階差分的ADF統計量值分別為-3.931043和-3.972618,都小于5%的置信水平下的臨界值水平-1.977738,說明了兩個變量的二階差分是平穩的,即兩個變量是二階單整變量。為了避免“偽回歸”,我們就不能直接對模型進行OLS回歸,要進一步檢驗二者之間的長期協整關系。
3、數據的協整檢驗因本文中的兩變量都是二階單整的,筆者采取JJ法(Johansen檢驗)檢驗兩變量是否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檢驗結果拒絕了無協整,接受了最大一個協整的原假設,即兩變量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說明河南省勞務輸出總量與出口總額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長期均衡。這和上文敘述的,兩者在2000年以來呈現的相同變化趨勢相照應。
4、OLS回歸協整檢驗表明兩變量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為了進一步對變量之間的相關程度進行測度,筆者選取普通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回歸。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R2較為接近1,說明模型的擬合效果較好,自變量的T統計值為7.555296,大于5%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說明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是顯著的。但是回歸結果的D-W值只有0.707075,說明模型存在正自相關。為了消除正自相關,需要對模型進行簡單修正,經判斷發現此自相關為移動平均型。筆者通過向模型中加入MA項,消除了自相關。修正后模型D-W值為1.885353,自相關已經被消除;可決系數為0.957678,說明加入MA項后,模型的擬合效果得到了進一步改善;修正后的T統計量值為75.42819,說明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仍是顯著的。LNSE的系數為0.949280,即河南省對外勞務輸出總量每變動一個百分點,會引起出口總額同向變動0.949280個百分點,河南省對外勞務輸出對出口貿易有明顯的拉動作用。這一結論與經典國際貿易貿易理論堅持的要素流動對貿易具有替代效應的結論明顯不符。
5、格蘭杰因果檢驗協整檢驗結果表明,河南省對外勞務輸出總量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是許多經濟變量之間往往存在互相而非單向的影響。格蘭杰因果檢驗就是一種通過考察變量之間在統計上的先導—滯后,來檢驗變量之間的關系究竟是單向還是雙向的方法。筆者參照AIC和SC原則選擇3階為模型的最優滯后階,對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格蘭杰檢驗的結果顯示在滯后期為3期時,對外勞務輸出不是出口的格蘭杰因果原因,而出口是對外勞務輸出的格蘭杰因果原因。但這并不說明對外勞務輸出與出口沒有因果關系,只能說明對外勞務輸出不是出口的先導因素,而出口是對外勞務輸出的先導因素。即對外勞務輸出的信息效應的發揮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其對出口貿易的拉動是滯后的;另一方面,伴隨著出口貿易的增長,需要更多的勞務輸出以承擔貿易輔助工作,同時出口貿易的增長也會使得貿易關系更加活躍和緊密,帶動更多的國際勞務合作與交流。
6、模型的誤差修正在實際應用中我們往往更關注實際的經濟變量之間短期的關系和“動態均衡”,而非長期均衡。筆者參照兩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模型式(1)根據上文的檢驗結果,結合變量的實際經濟意義,按照格蘭杰表述定理,建立了變量的二階非均衡關系式(4),并在對其進行了簡化之后做了OLS回歸。其中ECMt-1和ECMt-2是分別是滯后一期和二期的均衡誤差。模型的R2值僅為0.245354,且各項系數均不顯著,這說明,短期偏離長期均衡的修正機制在實證中是不存在的,也更加確認了,LNSE與LNEX之間是一種長期均衡關系,這種長期均衡在短期內表現并不突出。
二、結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