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種經濟學知識觀之間的對立關系類同于近代認識論研究中唯理論與經驗論之間的對立關系，亦即對立首先發生在對知識基礎的理解上，發生在對作為經濟學知識體系的基本假定性質的不同理解上。

對基本假定持先驗觀的學者諸如弗朗克·奈特認為，經濟學基本上是一個從內在經驗所產生的一系列先決條件推斷出來的純演繹體系，那些先決條件本身并不容易接受外界的檢驗。或者說，建立在人為的“經濟人”基本假定基礎上的經濟學命題系統，其實只是關于抽象人的“行動和欲望的邏輯”！對基本假定持經驗觀的學者認為，一方面我們關于人類心理或人性的觀點歸根結蒂來自經驗；另一方面由基本假定派生的命題還是關于經驗的陳述，并且總是可以對經驗資料作出“說明”或“理解”的。

這種難分勝負的爭辯的綜合后果就是，提出了所謂的“不可辯解的經驗命題”說。馬克盧普（Machlup）提出：一方面“關于極大化的基本假定可以被理解為對那些已與操作概念無關而由證據排除其矛盾的構思加以理想化”；另一方面它們又具有經驗意義，但“它們憑經驗來說雖有意義，卻并不要求任何以經驗為依據的獨立的檢驗”，甚至對這類假定的直接的獨立檢驗是“令人誤入歧途的”。而更令人費解的是，基本假定的這種拒絕經驗檢驗的特征并不意味著它們是不可侵犯的，如果當一個更能令人滿意的理論體系可以利用時，它們就可能同它作為其中一部分的那個理論體系一起遭到擯棄。

我們知道，康德通過給出“先驗綜合判斷”的辯析而“消解了”傳統唯理論與經驗論的對立。康德的高明在于，他從傳統認識論主－客（這里有邏輯循環，因為客體必須是主體意識中的客體）框架中跳了出來，他已經不著眼于認識過程的考察，而是著眼于既有的知識特征的考察，他把科學知識的邏輯特征界定為“先驗綜合判斷”，并籍此說明了科學知識的理論的普遍必然性，又說明了科學知識的理論的可發展性。從而得出了“我們的理性并不是從自然引出規律，而是把規律強加于自然”的著名論斷。

康德哲學的啟示在于，不能固守在認識論立場上對待經濟學的基本假定，其實“經濟人”假定從一開始就是方法論意義的，它是科學研究中“思想實驗”或“理想實驗”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移植和運用。雖然現實的經濟行為人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并且其全部行為并不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或者說在現實的經濟世界中并不存在這種“理性經濟人”。然而，這種假定正如科學研究中的“理想實驗”對科學知識和理論的形成有著重要的作用一樣，它也是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經濟學知識和理論的唯一可行方案。

令人遺憾的是，迄今仍存在著主張以“現實人”替代“經濟人”作為構建理論出發點的學者；迄今仍大量存在著要求對“經濟人”是“先驗的”還是“經驗的”給出確定回答的學者，他們的盲目努力恰如鉆進了捕蠅瓶的蒼蠅，四面亂撞無法擺脫困境。全部問題就在于，他們不懂得“經濟人”假定是假設而不是假說，假設的品格是方法論的，是關于研究從何處入手和如何展開的選擇；假說的品格是認識論的，是關于現實是如何的假定。作為手段，一方面被更好的方法和手段所替代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這里不存在直接的經驗否證，因為該方法的邏輯品格是“p→q”。若附圖{圖}p，則q的真值無論如何命題都是真的。眾所周知，在經濟世界中的p的真值是無法完全確定的。總之，“不可辯解的命題”首先是一個方法論命題，它的“不可辯解性”就是“不可否證性”；它的經驗性，則是一種“可能經驗性”。

摘要]僅從實體經濟的角度來研究房地產現在已不適應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在經濟虛擬化的趨勢下，從虛擬經濟的角度來重構房地產經濟理論被提上日程。本文提出重構房地產經濟理論的基本思路，寫作留學生論文并指出這種重構對于理解房地產在當代經濟中穩定經濟的職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房地產虛擬經濟重構穩定

在市場經濟中，房地產有三個基本功能：一是為消費者提供居住和工作場所；二是為個人和企業提供投資或投機機會；三是為整個信用制度提供最基本的抵押資產（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銀行抵押資產的90％是房地產）。前者是房地產的自然屬性，與是否市場經濟無關，后兩者則是房地產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基本功能，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這兩個功能。房地產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基本功能引發房地產在市場經濟中正反兩個方面的基本作用：其正面的基本作用在于房地產可以迅速通過房地產信貸的杠桿撬動大量資金流向房地產發達地區，導致該地區經濟進一步發展（在中國這總是為地方政府帶來巨大的土地出讓和稅收收入）；而基本的負面作用就是它可能帶來泡沫經濟的風險。可見，房地產在現代經濟運行中具有很強的虛擬經濟的運行特征，把房地產作為虛擬經濟的部門之一來進行研究更能體現房地產在市場經濟中的特性。

然而，在傳統經濟理論中，房地產（realestate）一直被認為是一種最重要的實物資產（realassets），屬于實體經濟的研究范疇，房地產的變動應該與經濟基本面相吻合。但是，現實經濟中的“房經背離”和“房地產泡沫”等種種“異象”又說明了僅把房地產作為一種實物資產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從當今經濟虛擬化的現實出發，運用虛擬經濟理論對之進行合理的解釋。

一、房地產虛擬資產特性研究

在現代經濟中，資本化定價方式越來越普遍，整個經濟系統中虛擬經濟部分的影響日益增強，相應地，虛擬經濟的研究也越來越重要。國內外學者對虛擬經濟的定義和稱呼有很多種，但是它與“實體經濟”相對獨立而存在的看法卻是共同的。虛擬經濟概念的本質意在概括一種不同于以往的經濟運行方式，其基礎就是資本化的定價方式。它是觀念支撐或心理支撐的價格形成系統，而實體經濟是成本支撐的價格形成系統。從這樣的認識出發，房地產的價格形成無疑屬于虛擬經濟系統。

【正文】

鄧小平經濟理論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總結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是指導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理論指南。

一、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黨的工作重點的確定和轉移，是鄧小平經濟理論的重要內容。鄧小平同志這一思想的形成，是他總結以往的教訓，科學認識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和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結果。

早在1956年9月，黨的八大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就意味著要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但是，由于當時我們黨對中國的基本國情和階級斗爭形勢的變化缺乏深刻認識，經濟建設經驗不足，夸大了主觀意志的作用，從1957年開始出現把階級斗爭擴大化和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到1966年又發動了“”，在理論上批判“唯生產力論”，幾乎使國民經濟陷于崩潰。從根本上說，我們過去所犯的錯誤，就是沒有依據社會性質的變化，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和主要矛盾作出正確判斷，及時地實現工作重心的戰略轉移。

鄧小平同志一貫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建國以后，他成為以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黨的八屆一中全會后，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間，鄧小平同志敢擔重任，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努力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道路，為實現國民經濟的迅速好轉作出了重要貢獻。1975年，鄧小平同志復出后，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他力挽狂瀾，對“”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進行大刀闊斧的整頓，強調發展工農業生產，在短期內使我國經濟狀況發生了明顯好轉。在身處逆境時，鄧小平同志深刻地反思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深入思索“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問題，積累了寶貴的思想財富。

“新經濟”將成為經濟理論界和研究機構的新課題和學術前沿。原因有二。

第一，生產率的內生化問題一直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波動理論的核心問題。無論從理論上的熊彼特創新理論、內生增長理論、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和供給學派等宏觀經濟理論的演變來看，還是從實踐中的信息經濟、數字經濟、知識經濟、網絡經濟和目前的“新經濟”，貫穿其中的主線之一，至少對經濟學家而言，就是生產率的內生化及其度量問題。生產率及相應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是決定經濟增長速度極限和經濟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經濟”的可持續性問題，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政策含義。例如，即便存在增長的頂部、失業的底部或擴張的極限，事實上沒有一個人知道它們在哪里。因此，宏觀調控的相機抉擇有賴于把握生產率及相應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否則，與其自尋煩惱，還不如放棄陳舊的擔憂，把自我犧牲性的先驗性調整信條放在一邊，順其自然。對中國而言，實施宏觀調控、推進產業結構調整，都涉及到生產率及相應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問題。所以，“新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必將促進我們進一步加強生產率問題研究，加強對內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波動理論的研究。

“新經濟”討論對宏觀經濟政策具有積極意義。

1．就財政政策而言，應該注意財政約束和財政政策相機抉擇性的作用范圍。財政約束在刺激私人投資、促進美國歷史上時期最長的經濟擴張方面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是維持美國經濟動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財政赤字在很長時間內被認為是影響美國經濟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頓任期內，美國通過加強財政約束、償還債務而使美國由過去多年的財政赤字扭轉成為財政盈余。美國以往的問題在于，當預算不應該盈余時出現了盈余；美國的私人債務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現預算盈余，重要的是償還公共債務。雖然償還公共債務不僅會影響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會影響整個經濟，但真正重要的是總儲蓄率或總債務與財富的比率。美國國務院和國會明智地選擇將社會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離出來，用于償還公眾持有的財政債券，這個行動對于維持美國近幾年來經歷的個人資本的快速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償還債務不僅是美國已取得的成功和為什么本輪擴張看起來如此年輕的一個重要因素。減少赤字、轉向盈余、開始償還債務幫助美國拓寬了促進本輪生產率拉動型擴張的投資的空間。可以講，美國“新經濟”不僅僅是由于生產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與嚴謹但不過度的財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斷的貨幣政策的相結合。這些都幫助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創造了較好的工作機會。

2．就貨幣政策而言，應該注意貨幣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傳導機制，強調貨幣政策目標是穩定貨幣和經濟增長而非股票市場價格。就貨幣政策及其與“新經濟”關系而言，需要強調兩點。第一，市場利率的變化是市場經濟平衡機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傳導機制，對于平衡儲蓄和投資、保證低通貨膨脹下的持續增長，具有重要作用。美國90年代初突然涌現的技術創新提高了投資收益預期，這種預期投資盈利能力的上升會傳遞到利率，利率最終構成了在非通脹經濟中平衡儲蓄和投資過程的政策選擇。美聯儲之所以調整聯邦基金利率，是因為一些不適當的措施已經導致經濟擴張的成本上升，這主要歸咎于資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規模的財富效應的增強。盡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說明生產率不能繼續增長，但是，實現這一目標要求經濟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經濟擴張偏離其軌道的程度。只有平衡發展的經濟繁榮才會無限地繼續下去。第二，貨幣政策目標應該針對宏觀經濟，應該針對臨近的通貨膨脹性失衡或通貨緊縮性失衡，而不應該是資產價格，即便是資產價格孕育了經濟失衡。美國有一些有說服力的證據表明，財富效應可能會給經濟帶來失衡的危險，但這并不意味著使金融市場和產品市場恢復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貨幣政策以資產價格水平為目標。撇開以資產價格水平為目標是否是政府的正當職能這種更深層次的問題不談，以實現該目標為目的的貨幣政策成功的證據幾乎沒有。股權投資的風險主要來自于對未來收益及其貼現率的不確定性，很少來自作為中央銀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變動。因而，即使鼓勵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動以應對股票價格的變動，投資者恐怕也很難正確應對股權風險的幻覺。正因為如此，許多人強調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對“新經濟”的作用，認為即使是最快的計算機也不能撕破規則之書，消除對持續性的財政約束、警覺性貨幣政策和對未來前景現實預期的需求。

中國市場經濟對經濟理論的挑戰涉及到四個方面：資產的私有與公有，西方法律體制與東方不正規的法律體制，個人主義與集體利益以及多黨制與的政治體制。

1.私有制與公有制

中國對公有企業和私有企業都進行著有趣的試驗，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私有企業并存。一些國有企業尤其是與外企合資的企業，顯示出了效率，它們財務獨立并正賺取大量利潤。許多鄉鎮企業也成功地增產和贏利。中國鄉鎮企業成功的經驗足以向那些認為只有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私有企業才可能有效率的的教條挑戰。

中國絕大部分資產由中央政府、省及當地政府以及鄉村集體公有。為了使這些資產的管理具有效率，激勵機制得到了運用，最為普遍盛行的就是承包，即已為人們周知的責任制。典型的例子是鄉村把土地承包給農戶和各級政府各種形式的企業租賃。承包的條款包括確定租金和利潤分配形式。總之，企業的利潤和管理者與工人的利益之間有一個明確的關系。對公有資產的管理者提供激勵，是中國成功之關鍵。

一次私下的交流中，米爾頓.弗里德曼對上述說法質疑：中國絕大多數資產是公有的，但應區別--土地作為資產是公有的，使用土地的農戶經營的企業卻是私有的。的確，這家私有企業租借了一塊公有的土地來生產和經營（如同資本主義社會一樣），但是在中國社會體制下，政府和鄉村政權才擁有這塊土地的所有權。

除管理既有資產外，政府單位還在不同程度建立起新的企業。甚至作為社會公共機構的大學也建立自己的企業。有的出售研究成果和提供咨詢服務，另一些出售由大學教員經營的工廠生產的產品。在中國，公共機構賦予給企業一些有利條件，包括企業可以分享的（公共機構）的聲譽、人員和物質資產。公有制可能的好處也許是社會成本與壟斷力量結合。不過，在中國公有制企業仍是其他公共企業和私人企業的競爭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