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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現實困境

1．1維權意識增強與維權能力不足的反差調查顯示，當遇克扣工資時，新生代農民工有60．5％的人會向有關部門反映，比上一代高出8個百分點，可見新生代農民工維權意識不斷增強。而與維權意識增強呈反差的是，其維權能力明顯不足：法律素質欠缺，新生代農民工除對《勞動法》、《合同法》有一定的了解外，對《安全生產法》、《工傷保險條例》、《職業病防治法》及農民工就業相關政策的法律知識都知之甚少；不懂得多樣化的維權方式，更不善于運用合法、恰當的維權手段；維權過程中缺乏在法律權威下理性思考、理性表達的能力，理性意識有待發展成為其思維主導方式。

1．2融城心態與反城市并存的矛盾心理

新生代農民工較老一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較高，加之長期城市生活實踐，培育了他們多元開放的現代性心境，易于形成和同齡城市人El趨一致的人格特征和價值觀。這些都使他們“鄉土情結”日趨弱化，而更向往城市現代的生活方式，期待早日完成從“準市民”身份向市民身份轉變。然而他們在城市中缺乏話語權和表達權，尤其是市民囿于社會以往印象常予以他們包含身份貴賤的“社會條形碼”(如“二等公民”)，這給他們帶來了直接且強烈的心理沖擊和情感體驗，極易產生被剝奪感、不平衡感和挫折感。此種不良心理傾向累積到一定程度，易變為扭曲的反社會心理，“這種心態不是針對某個具體居民的，而是針對所有的居民。這種情緒的極端反應就是敵視城市的情緒，”而且隨時可能外化為極端的反社會行為。

1．3處于適婚期與婚戀嫁娶困難的矛盾現實

新生代農民工年齡一般在20～30歲，處于婚戀嫁娶的黃金年齡段。但受行業差異和職業特殊性所帶來的男女員工比例失衡的制約，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流動性大且跳槽率高，普遍上班時間較長，經濟基礎薄弱等方面影響，新生代農民工陷入了“想傾訴沒對象，想交友沒時間，想戀愛沒人選，想結婚沒條件”的尷尬境地，最終難以走進婚姻的“圍城”。

1．4自信與自卑的心理糾葛

新生代農民工較之駐守家鄉的農民以及老一代農民工，在收入水平、價值觀念及生活方式上都更領先，因而對未來發展抱有信心。然而他們在城市的生活現狀：新生代農民工享有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生育保險、失業保險的比例都很低，其在教育、住房等方面享有的福利也極少，甚至基本上沒有享受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他們大多數只能居住在單位提供的集體宿舍或蝸居在廉價的出租房，完全處于被邊緣的狀態。

1．5渴望致富與重利忘義同存的心理沖突

無論是老一代農民工還是新生代農民工，離農進城都是為了求富，但新生代農民工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更趨近城里人，又因其薪資收入較低，加上攀比心理作崇，盼望能享受同城里人一樣的生活，故其求富欲望更強。但部分新生代農民工不能辨證看待和處理“義”“利”關系，當現實不能滿足其快速致富時，他們不惜違法犯罪來達到斂財目的。據報道，“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案件約占全國城市刑事案件的1／3”E3]，且侵財型違法犯罪占其中比例最大。一因此如何加強對他們義利觀乃至法制觀的引導和教育，進而減少和預防其違法犯罪，已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命題。

1．6從業期待高與職業技能水平低的相互矛盾

新生代農民工從業耐受力較差，大部分不愿意像其父輩那樣在勞動強度大、勞動報酬低、休息時間少的行業和企業工作，而更向往城里人和外來高技術人才主導的首屬勞動力市場的工作。據2009年我國勞動力市場網的信息，就業市場對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需求占總需求的60％，而第2次全國農業普查報告數據表明，“農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新生代農民工勞動力供給與非農部門勞動力需求在文化層次上的錯位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落后于城市勞動力市場需要。且新生代農民工專業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普遍偏低，以致他們勝任不了知識型與技能型的工作，最終也只能在城市次屬勞動力市場尋找非正規職業或邊緣職業。

2新生代農民工的現實困境溯因

2．1制度性原因：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制度體系的“瓶頸”效應是新生代農民工陷入困境的最根本原因新生代農民工現實困境制度方面的歸因分析應聚焦于以戶籍制度為核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子制度所形成的制度體系(有學者稱它為“農民工體制”)，具體包括戶籍、人口遷移、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社會福利、住房等制度內容，且這些制度從整體上將農民工與市民區分開來，為農民工市民化設置了層層屏障。新生代農民工迫切希望打破制度藩籬、融入城市，而“農民工體制”慣性依存，其改革調整牽涉面廣、涉及利益多，尤其是我國城鄉、工農差距的消失及二元社會結構的解構都是個長期的過程，所以新生代農民工容易產生一系列思想和行為方面的問題。

2．2非制度性原因

2．2．1政府管理和服務的嚴重缺位。新生代農民工進城務工，遠離農村體制管束，卻未被納入城市“單位人”_6的管理體系，以致出現體制真空。這使得城市管理部門在對他們進行管理和服務時容易出現缺位。且“重管理輕服務、重管制輕教育、重防范輕保護”的防范式管理辦法極易引起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管理的不滿。如果不加快政府管理和職能轉變的步伐，不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思想的疏導和教育，極易引發一連串社會問題，有礙城市穩定和和諧社會構建。

2．2．2城市生存環境不應有的歧視氛圍。農民工受歧視的現實：企業對農民工的尊重和關愛不夠，市民的歧視言行固化了傳統思維視閾下人們對農民工的心理定勢，大眾傳媒輿論導向片面化助長了社會排斥氛圍，社區對他們容納明顯不夠。這造成了他們不同程度的思想、心理障礙，也成為他們社會融合和城市融入難以逾越的環境壁壘。

2．2．3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綜合素質偏低的制約。由于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及教育落后、農村普法教育的缺失和城市普法教育受農民工流動制約難以施展、企業提供給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機會不多等原因，使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自身存在文化素質偏低、勞動技能不強、法制觀念模糊、法律素質欠缺、理性維權能力不足、重利忘義觀念盛行、心理素質較差等弱點。這加劇了對他們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難度。

2．2．4新生代農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缺失的影響。“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這一論斷對于化解新生代農民工現實困境也是適用的。然而目前新生代農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缺失，以致出現了教育主體定位模糊、教育內容體系缺失、教育形式和方法單一呆板、教育隊伍參差不齊、教育環境亟待優化等問題。這極大地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這根“生命線”在消解新生代農民工現實困境的“柔性”作用。

3消解新生代農民工現實困境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為

3．1優化思想政治教育環境作為

3．1．1深化“農民工體制”改革。“農民工體制”改革是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各級政府必須不斷深化“農民工體制”改革，解除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的制度性藩籬：把建立城鄉一體化戶籍制度作為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首要之務，變戶籍身份功能為統計功能，轉靜態化戶籍管理為動態化戶籍管理；加快戶籍制度與就業、醫療、養老、教育等制度相剝離，進而閹割戶籍制度背后所涉的一切利益與特權，還戶籍制度中立性質；促進醫療、教育、住房等相關領域配套改革與戶籍改革齊頭并進、彼此呼應，使“農民工體制”改革這一系統工程內部各要素良性互動；積極探索戶籍改革新途徑；此外，“農民工體制”改革應遵循發展規律和堅持循序漸進、促進農民工有序社會流動為基本原則，避免“休克式療法”引發城市管理混亂和政府財政能力超支。

3．1．2改善城市生存環境。要扎實推進城市生存環境優化，寓人文關懷于日常管理和教育中，營造關愛新生代農民工的良好社會氛圍：①加強社會輿論引導。要培育傳媒公平觀，杜絕新聞報道中階層偏見現象，引導民眾以客觀、公正的心態對待農民工；傳媒要善于聚焦、放大勞務經濟中新生代農民工的突出貢獻和先進事跡，樹新生代農民工新形象，且要“關注他們的生活，道出他們的心聲，為他們提供源源不斷的知識養料”。如針對他們的婚戀苦境，電視臺可在婚戀交友類節目中增設外來務工人員專場相親。②優化企業教育管理方式。企業要改變以管代教、家長權威式的管理方式，重視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企業要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注重預防和治療職業病和心理疾病；企業要消除同工異酬、拖欠、克扣薪資等現象，尊重農民工應享有的各項基本權利；企業要重視與政府銜接與作，建立制度化、常規化、機制化的就業、再就業培訓體系，在增強企業永續發展能力的同時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知識技能。③改善社區生活環境。社區應堅持以人為本理念，將新生代農民工視同市民平等對待；街道、居委會應與農民工工會、社會公益機構等通力合作，以社區為依托建立必要的文化休閑場所和開展新生代農民工喜聞樂見的活動，豐富他們精神生活和提高他們的思想文化素質。④重視社會交往環境建設。如市民在與新生代農民工日常交往中應力戒歧視和偏見，以免激化矛盾；在城市定期開展市民與農民工節假日聯誼會、星級家庭評選、身心健康講座等活動，使兩群體之間情感上包容、思想上信任、觀念上認同、認識上共進、行為上互助。

3．2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只有教育主體定位清晰了，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明確的承擔者和實施者，才能填補體制管轄的“空當”。新生代農民工思想政治教育主體應定位于有“各級各類黨組織”、新生代農民工所在的企業、所屬的生活社區、參加的技能培訓機構以及由社會志愿者加入組成的志愿組織等。因為這些組織和團體與新生代農民工日常生活關系較為緊密，能有效彌補政府管理和服務不及的微觀領域，使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實處。且基于新生代農民工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多元、分散性，必須設立一個統一的負總責的專門機構，并建立各主體責任分擔機制，以防責任不清影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