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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繼勇作者單位：遼寧工程技術大學

國際環境法產生與發展的必然性

第一，法律屬于上層建筑，必須要適應客觀現實的挑戰。我們要明確地認識到：人類賴以生存的水、空氣是沒有國界的，保護臭氧層、穩定氣候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等全球性環境問題惟有通過國際合作、一切遵守共同的規則才能得以解決。保護環境已經成為國際立法的必然趨勢和首要任務。第二，國際環境法的產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發展到對環境的影響大規模地超出國界，影響到他國或不在國家管轄之下的地區。尤其是現代高科技的高速發展和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達到了空前的全球化規模，以及世界人口的膨脹，使環境污染成了全球問題。此外，核武器的發明、宇宙空間的飛行表明人類有改變地球環境的能力；大規模環境災難的發生，使人們普遍認識到人類環境有不斷遭到災難性禍害的危險。人們開始深刻地認識到：長此以往，大自然將在不久的將來衰亡乃至崩潰，將失去供養人類的能力“；偉大”的人類將無立足之地、藏身之所；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危及整個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全球性根本問題。為了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為了拯救我們自己，全世界的人們必須聯合起來采取共同行動，進行廣泛合作，制定規章制度，規范環境行為。為適應這種生產的全球化和在世界范圍保護環境的需要，國際環境法必然得以產生并發展。第三，20世紀中葉以來國際法有了很大的發展，其表現和特點之一就是調整范圍不斷擴大、出現了許多新領域[3]。國際環境法便是這些正在蓬勃發展的新領域之一?？梢哉f，國際環境法是在國際環境問題日趨嚴峻的情況下形成和發展起來并逐漸成為一個新的法律部門，它為了改善和保護國際生態環境和生活環境而產生，是國際法進步和發展的必然產物。

國際環境法發展壯大的可行性

事物總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的。國際環境法與其他學科一樣，也在不斷地豐富、發展，在茁壯成長中。從其誕生近40年來，經歷了異常迅速的發展。從尋求保護環境的部門，主要規范可能對環境產生不利影響的物質到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對環境進行綜合的保護，到越來越多的法律手段將對環境的法律保護建立在多方面的人類活動基礎之上，無不體現出這一國際法新領域的強大生命力。追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第一，全球環境意識的普遍提高，環境理念的逐步確立。近年來，低碳、節能等詞匯的頻繁出現,表明環保理念已經深入人心。保護環境的呼聲日益高漲，各國政府特別是發達國家對環境問題也越來越重視。1992年聯合國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會議，有116位政府首腦、172個國家的8000名新聞記者、3000個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參加，我國當時由李鵬總理率隊參加。這標志著新的環境保護運動高潮的到來，國際社會可以說進入了“環保時代”。世界環境日為每年的6月5日，它的確立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和態度，表達了人類對美好環境的向往和追求。它是聯合國促進全球環境意識、提高政府對環境問題的注意并采取行動的主要媒介之一。關于環境理念，中國政法大學國際環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林燦鈴教授曾指出：環境理念就是人們對環境的認識與實踐的高度理論概括而形成的思想觀念和信仰，是環境行為的指針，是環境教育的方針、靈魂。我們要在環境教育中確立現代環境理念，并以現代環境理念指導自己的環境行為。并以此十傳百，百傳千，以至無窮地影響和引導地球家園的每一分子。他還強調，法乃存養善性、實現美好的外在必由之路。國際環境法的立法理念應該反映和揭示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法律關系，理念是靈魂！唯以此“善”為念，才能使環境立法和環境法的實施得以順利推進。可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環境意識和理念，指導著人類的環境行為，同時要求制定一套全人類共同遵守的規則來約束這種環境行為，于是國際環境法誕生了。可以說，環境意識和理念為國際環境法規則的制定提供了精神力量和輿論支持。第二，人類環境會議為國際環境法提供了發展平臺。1968年12月3日聯合國大會通過2398-XXIII號決議，決定召開關于“人類環境”的世界大會，這一決定產生了強烈影響，為各國協調其利益和意志提供了平臺。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是國際環境保護運動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制定一套國際環境法基本規則的首次嘗試，是國際環境法誕生的標志。大會經過討論通過了許多重要的文件，尤其是《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宣言》、《環境行動計劃》等，此外還產生了諸多重要的國際環境法習慣規則。此后，為紀念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每隔10年國際社會都針對當時的環境問題召開國際會議，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標志著人類對環境與發展問題的認識有了質的的進步，對后來國際環境法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第三，國際環境組織是國際環境法發展的協調者和催化劑。環境保護的實質是關系人類存亡的關鍵問題。因此，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眾多的國際組織，包括全球性的和區域性的，政府間的和非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全球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及其相關的專門機構；區域性的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歐洲聯盟等；非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如國際自然保護同盟、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等。這些國際組織在環境保護工作的連續性與永久性以及環境保護工作的國際合作等領域發揮著及其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作用。在上述國際組織中，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無疑是首屈一指的。根據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建議，1973年1月1日成立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是聯合國系統內第一個也是惟一的一個專門致力于國際環境事務的機構。自成立以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充分發揮了其全球環境保護工作的協調和催化作用，喚起了各國政府和人民對環境問題的警覺和重視，并促成了一系列國際環境保護指導原則和國際環境保護公約及議定書的通過，有力地促進了全球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國際合作，為國際環境法的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第四，國際司法實踐在國際環境法的歷史發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國際環境法的實踐中，司法判例已經成為國際環境法發展的一個最重要因素?！疤乩谞栆睙拸S案”“、拉努湖案”“、核試驗案”等案件的判決或裁決雖然是國際法院或仲裁法院對具體案件的處理意見，但它的原則、依據和方法，都孕育著國際環境法的原則，成為國際環境條約的重要補充，同時也是國際環境法的催生力量之一。因此，加強對國際環境法案例的研究，將有利于完善國際環境法的理論與體系，因為在案例的解決過程中總會提出一些新的問題，要求國際社會采取新的法律對策，從而推動法律改革。如“特雷爾冶煉廠案”使禁止跨國環境損害第一次清楚地被提出來。該案在此后的關于跨界環境損害責任的國際法上的準則具有了特別含義：國家不僅要禁止和避免發生損害第三國的行為，而且有義務采取嚴格措施以消除對自然環境的污染。作為今天國際社會在環境保護上穩定的法律基本原則，作為最早的案例，特雷爾冶煉廠案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受到了多方極高的評價。此外，在國際環境法的發展過程中，作為一門法學學科，眾多的國際法學者、專家不斷地潛心研究以完善之，為國際環境法的發展壯大奠基鋪路。

國際環境法的未來任重而道遠

應該說，國際環境法自誕生以來，經歷了飛速發展。但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許多新的環境危機和環境糾紛不斷涌現。如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引發的核泄漏使日本環境“很受傷”，并可能殃及鄰國。正當各國人民抱以同情并伸出援手之時，4月日本卻擅自排放核污水入海，顯然是一種違法國際法的不當行為。但是專家也指出，核污染調查取證難度較大。再如，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法律文件，《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將于2012年到期。如何迅速形成一份規范第二承諾期的國際法律協議，以續簽《京都議定書》，確保實現“本世紀末將氣溫升高控制在2℃”的全球目標成為當務之急。然而，發達國家的責任缺失、遲疑消極，南北陣營的意見不一，使得哥本哈根黯然落幕，坎昆再次陷入迷局猜想。時下，德班成為了“拯救人類的最后機會”。2011年12月11日德班終于步履艱難地落下帷幕，被定位是“不完美的里程碑”。原因在于，一攬子決議沒能解決最緊急議題，在減排方面沒能采取更迅速、更深入的行動。環保人士認為，如果今后幾年內無法扭轉減排局面，全球可能陷入災難境地?？梢?，盡管氣候大會進行到了第17屆，氣候問題仍然看不到光明的解決路線，而近年甚至遇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困難。另外，2011年6月，美國康菲公司在中國渤海灣油田的鉆井平臺發生重大泄漏原油事故，造成大面積海洋嚴重污染，給海洋環境和生態系統及周邊產業帶來巨大損害。時至11月中旬，蓬萊溢油事故聯合調查組才公布事故原因，康菲公司違反總體開發方案，出現事故征兆后未采取必要防范，導致造成重大海洋溢油污染的責任事故。我們在關注、聲討、問責渤海漏油事件的同時，仍需要反思經濟發展和政策、法規之間的協同問題，法律要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與時俱進。痛定思痛，康菲事件還遠遠沒有結束，對它的法律追問才剛剛開始。在這一事件中，重大跨界環境損害的歸責與賠償問題如何解決？中國的環境保護法能起到什么作用？康菲公司應承擔哪些法律責任？問題紛繁復雜，如何有效應對，不僅向中國國內法、更向國際環境法的各項機制提出了挑戰。我們也應當看到，國際環境法的發展尚未達到滿足國際社會可持續發展要求的水平。實施國際環境法的國際組織機構尚不健全，一個強有力的、保證各國平等參與的、對全球環境與發展事務予以監督協調的國際機構尚未出現，國際環境保護的監督、管理、激勵和制裁機制亦未最后形成。各國在政治、經濟利益上的巨大差異妨礙著國際環境保護立法和國際環境法的實施，發展中國家增強其環境與發展能力的政治意愿還需進一步加強，國際環境合作的實際效果遠未達到預期的目標。同時，如何將政治意愿變成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文件，通過一系列具體的、可操作的執行、監督和懲罰機制來實現國際法律規制的目的，還將是一個艱巨而漸進的過程。同時在國際環境法的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淡水資源、外層空間、自然文化遺產、濕地和山地、氣候變化、大氣污染與地球溫暖化、臭氧層空洞、海洋環境、有害廢棄物及危險物質的控制與管理、森林與生態環境、土地荒漠化、全球公域保護等環境問題。如何對這些環境領域進行切實的國際法律保護，還需要進一步努力。在全球環境意識高漲的新時代，如何取得世界主導權，便成為國際政治生活的中心。各國家、不同利益的國家集團以及不同的政治集團為此開展了爭奪新的世界主導權的新型外交———環境外交。對于中國而言，國際環境法的研究還遠遠不能滿足國家開展環境外交、處理國際環境事務、進行國際環境問題決策的需要等。因此，從事國際環境法研究的高校、研究機構應當加強國際環境法科研梯隊建設和專門人才培養，提高國際環境法在各有關高校和研究機構中的地位，形成國際環境法學研究的科學的方法論，突出重點，并應集中精力開展對上述若干重點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