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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兒童的大腦正處在生長發育的階段，因此兒童語言障礙的語言學研究具有獨特的意義。它不僅可以使我們進一步了解大腦和語言之間的關系，也能幫助我們研究兒童習得語言的規律。本文綜合介紹了兒童失語癥、專門性語言障礙以及蘭達－克萊夫納綜合癥三種兒童語言障礙以及相關的語言學研究。

【英文摘要】Sincechildren''''sbrainsare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thestudyofchildren''''slanguagedisordersisofparticularsignificanceforthestud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languageandbrainandtheprocessoflanguageacquisition.Inthispapertheauthorsintroducedthreemainkindsofchildren''''slanguagedisorders,includingchildaphasia,specificlanguageimpairmentandLandau-KleffnerSyndrome,andreviewedtherelatedlinguisticstudies.

【關鍵詞】兒童失語癥/專門性語言障礙/蘭達－克萊夫納綜合癥

childsphasia/specificlanguageimpairment/Landau-KleffnerSyndrome

一、引言

語言學一般以正常人的語言為研究素材，但是對于心理語言學和神經語言學來說，語言功能障礙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義。語言的理解與產生包含著極其復雜的心理和生理過程，而正常人的話語又是在極短的時間內組織起來而且以流利的語流表達出來的，從而掩蓋了語言產生和理解的復雜過程。而對于有語言障礙的人來說，由于語言處理機制的某些環節出現異常，他們對語言處理的速度明顯減慢，并呈現出許多典型的癥狀，從而為研究語言處理的過程以及語言與大腦之間的關系提供了許多機會。（崔剛，1998）

兒童語言障礙產生的原因在于先天或后天因素對大腦所造成的損傷或發育不良，主要包括失語癥、專門性語言障礙(SpecificLanguagelmpairment,SLI)和蘭達－克萊夫綜合癥(Landau-KleffnerSyndrome)等三種類型。兒童的大腦還處在生長發育階段，語言習得也處在發展過程之中，其語言障礙具有很強的可變性與可恢復性。因此，兒童語言障礙的研究對于我們了解兒童語言習得的過程以及大腦和語言之間的關系比成人語言障礙的研究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二、兒童失語癥

失語癥是指由于大腦損傷所造成的語言障礙。兒童失語癥的癥狀在某些方面與成人失語癥具有相似之處，兒童不論在語言習得的任何階段患上失語癥，其語言能力的發展都會馬上中斷。但是，兒童失語癥患者的語言恢復能力要遠遠高于成人患者。另外，兒童失語癥患者在語言障礙的表現形式上還具有與成人患者不同的特點，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兩者在沃尼克氏失語癥方面的差異。大腦皮層由許多的溝、回組成，其第一顳回為沃尼克氏區，構成言語感覺中樞，該部位損傷所造成的失語癥被稱為沃尼克氏失語癥。在口語表達方面，成人沃尼克氏失語癥表現出典型的流利型失語癥的特點。患者的語量與正常人相似或偏多，說起話來往往滔滔不絕，有時需要醫生制止才能停止談話；語音語調比較正常，句子結構也相對完整，但是，患者的語言往往缺乏具有實質性意義的詞匯，導致許多空話，且沃尼克氏失語癥患者的語言中包含大量的贅語或新語(jargon)，使人難以理解。而兒童患者在當沃尼克氏區受到損傷后，不會呈現出流利型失語癥的癥狀，卻表現出與布洛卡氏失語癥患者相似的語言障礙。例如，發音與節奏受到影響、說話費力，而且具有嚴重的語法缺失現象(agrammatism)。這似乎表明，幼兒的大腦功能側化(lateralization)尚未完成，語言功能在大腦中的定位尚不確定，他們的沃尼克氏區和布洛卡氏區還沒有發展到像成人那樣具有明確的語言功能的分工。

兒童失語癥的研究為兒童語言習得的關鍵期假說提供了直接的證據。Lenneberg(1967)研究了單側大腦受傷的兒童并分析了這些兒童在受傷后的語言能力、語言習得以及大腦左右半球功能的側化等問題。其研究的結果可以概括為：（轉引于OblerandGjerlow,1999:68）

附圖

由上表可以看出，低齡兒童在受到嚴重的大腦損傷之后仍然能夠正常習得母語，Lenneberg因此提出了“潛力均等假說”(EquipotentialityHypothesis)，認為在兒童出生后的兩年內，大腦左右半球語言發展的潛力是均等的，因此由左右任何半球損傷導致的語言障礙都可以由未受損傷的半球的功能來彌補。只有在某一特定的年齡之后，大腦損傷才能引起真正的失語癥，該年齡在青春期前后，這就是“關鍵期假說”(CriticalPeriodHypothesis)。他認為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存在著一段時間，在該段時間內，語言的習得最為容易，而超過這段時間，語言的習得能力就會受到限制。另外，Lenneberg還注意到那些先天智力低下的兒童如果在14歲之前能夠接受語言訓練，就會在語言能力方面取得一定程度的進步，能夠掌握一定的詞匯，并能執行一定的口語指令。但是在14歲之后，即使接受了語言訓練，也不會有任何程度的進步。Le

【譯者】eberg所提出的語言關鍵期的概念引起了人們廣泛的興趣，并從不同的方面對該假說進行了研究。

Curtiss(1977)對一例語言環境受到限制的兒童的語言行為進行了研究，進一步證實了Lenneberg的語言關鍵期假說。在70年代初，美國發生了一起虐待兒童的案件，一位叫Genie的女孩在出生20個月之后被囚禁在小屋達12年之久，在此期間，由盲人母親定時喂飯，但是由于對丈夫的懼怕，她不敢與Cenie交談，因此，Genie一直生活在沒有語言的環境之中。在她13歲被人發現時，她完全沒有語言能力，后來，一些語言學家對其進行了近7年的語言訓練，但是，她的語言能力仍然很差，不會使用冠詞、代詞、助動詞、動詞時態等，所講出的句子有許多語法錯誤。Curtiss認為，這是由于Genie錯過了語言習得的關鍵期所致。

Johnson和Newport(1989)則通過對第二語言學習情況的研究證實了語言習得關鍵期的存在。他們研究了母語為朝鮮語和漢語并在不同的年齡階段移民到美國的人在英語環境下對英語語法的掌握情況。就會發現，到達美國的年齡越早，語法的掌握程度就越好，其中3-7歲到美國的兒童對英語語法的掌握程度與本土美國人沒有多大差異，而8歲后對語法的掌握程度開始下降。

也有一些研究不支持Lenneberg所提出的關鍵期假設。語言病理學家Aram(1988)對一些大腦受傷的兒童進行了研究，認為腦損傷對兒童語言發展的影響并不是由受傷的時間所決定的，而是取決于受傷的部位。她分析了大腦受傷的兒童和正常兒童的即席發言后發現，大腦右半球受傷的兒童的話語水平與正常兒童接近，而左半球受傷的兒童在說簡單句和復雜句時都比正常兒童困難，左右兩個半球都受傷的兒童在給物體命名時則會出現明顯的障礙。另外，左半球受傷的兒童在回答問題時要比右半球受傷的兒童慢但是更準確。Aram并未發現受傷時間對兒童的語言水平有任何的影響。

還有一些學者針對Lenneberg所提出的“潛力均等假說”進行了研究。Dennis和Kohn(1975)研究了一批8到28歲的患者的語言材料，這些患者的大腦左半球或右半球至少被切除了6年以上。從表面來看，那些在幼年左半球受到損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語言能力相對正常，但如果對他們進行語法測試，就會發現它們在語言的某些方面要比正常人差。例如，這些患者會在造句時避免使用被動語態，而在理解結構復雜的句子時，不論句子的第一個名詞是動作的執行者還是受動者，他們總是傾向于把第一個名詞看作是動作的執行者。結果表明，即使是在幼年時期，大腦右半球也不能在左半球受到損傷時完全代替其語言功能。

在總結大量研究的基礎上，Satz等人(1990)指出，從當時神經解剖學的研究水平來看，幼兒在剛出生時大腦兩個半球的功能并非完全對等，在“潛力均等假說”的基礎上，他們認為，在兒童大腦的右半球有一個備用區域，該區域在左半球受到損傷后會代替其語言功能。所謂的“潛力均等”并不是指大腦左右半球的潛力均等，而是指左半球語言區與右半球備用區存在“潛力均等”。

三、專門性語言障礙

有些兒童的語言障礙并非是由于腦損傷引起的。在學習能力有缺陷的兒童中，有一部分兒童患有“專門性語言障礙”。這些兒童在其他方面的認知能力都很正常甚至還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在語言能力方面卻存在明顯的障礙。雖然運用大腦影像技術難以看出這些兒童的大腦有任何的損傷，但是通過解剖發現他們的語言中樞細胞出現了異常的集結束。

有些患有專門性語言障礙的兒童的語言障礙主要表現在語音方面，例如省略末尾輔音、將軟腭輔音的發音部位前移等。造成這一問題的生理原因目前尚不清楚(OblerandGjerlow,1999)，一種理論認為這是由于兒童在聽力發展的關鍵時期受到疾病（如中耳炎）的影響，從而使兒童無法清晰地辨認聲音。但是，有些兒童并沒有得過中耳炎或其他疾病，卻同樣存在發音障礙，而且他們傾向于把最小對立體(minimalpair)區分開來，只不過其區分方法與正常人不同。例如，用縮短元音的方法代替結尾的輔音：用／pa／代替pot。這種障礙可能會普遍存在于某一家族中，這表明該語言障礙的產生有其生理的根源，有可能是由于患者的語言產生機制中負責將音位特征轉化成口語詞匯的環節出了問題。

還有一些專門性語言障礙患者的語言障礙表現在形態和句法方面。Gopnik和Crago(1991)重點研究了這種缺陷的遺傳因素。他的研究對象是一個大家庭，家庭成員包括祖母，祖母的3個女兒和兩個兒子，以及11個孫子和孫女。雖然他們的聽覺和智力都正常，但在7歲之前他們的語言都難以達意。這個家庭中患有專門性語言障礙的成員在理解復數含義以及判斷人稱、時態和數等語法方面存在很大的障礙。相比之下，他們能夠較好地糾正賓語結構方面的錯誤（如本應跟賓語的動詞沒有跟賓語）。在變化時態及復數方面，專門性語言障礙患者的反應速度較慢且不夠準確。在書寫方面，雖然這個家庭的成員已經學會了變化不規則動詞，但卻總是在變化規則動詞時犯錯誤。另外，他們在理解否定的被動句以及辨認派生詞方面也會遇到很多困難。

20世紀90年代初發表的一系列有關論文中(Mathews,1994;GopnikandCrago,1991;Dalalakis,1994;FukudaandFukuda,1994;GoadandGopnik,1994;GopnikandCrago,1994;Gopnik,1994;Kehayia,1994)，有關人員更為詳細地研究了患專門性語言障礙的家庭成員在對英語的復數、時態和形容詞的曲折變化進行處理時所表現出的障礙以及在日語、希臘語等語種中類似的現象。研究人員對病人進行了即席發言、句子的語法性判斷等方面的測試，在每一種測驗中他們都發現，患專門性語言障礙的家庭成員與正常人一樣能理解詞尾曲折變化的含義，但是不能夠使用這些規則。他們雖然認知水平正常，但是測驗成績較差。比如在一項判斷數的含義的測驗中(Mathews,1994:133)，測試人員要求受試者說出一些句子（如Idrovepastseveraltruckontheway）是否正確。在這些測驗中他們并不是自動地套用規則，而是邊在口中重復這些規則邊運用，而且有時運用也不夠準確。比如當被問到過去時如何表示時，一位受試者說：“如是今天發生的就加-ing，像swimming和''''Iwentswimmingtoday''''，如果是昨天發生的就說：''''Iswamtyesterday''''”。

Gopnik(1994)首次針對具體的語言功能障礙提供了清晰的遺傳方面的證據，同時，他也對專門性語言障礙的病理原因提出了一種可能的解釋，即是生理因素決定了大腦中細胞的組合與聯接方式，從而使得人們能夠正確處理形態句法方面的問題。有人認為對詞尾變化的障礙只是病人認知能力缺陷的伴隨結果。但Gopnik(1994)的研究卻表明，他的受試者的詞素感知能力與正常人無異，而且當這些詞綴出現在其他結構中不包含曲折變化含義時，受試者犯錯誤的機率就小得多。他因此認為，由于患專門性語言障礙的兒童學習語言的過程被推遲，他們的大腦對句法規則的認識能力也有所下降，因而才會導致在使用過程中犯錯誤。

四、蘭達－克萊夫納綜合癥

蘭達－克萊夫納綜合癥是一種由癲癇病引起的語言功能障礙失調，Landau和Kleffner(1957)首先對這種病癥進行了描述和報道。該語言障礙的患者都是患有癲癇病的兒童，年齡在3到8歲之間。Landau和Kleffner發現70%的蘭達－克萊夫納綜合癥始于6歲之前，而在8歲之后極少發生。從解剖學的角度來看，患者的大腦并沒有受到過損傷，但近來的研究表明，新陳代謝異常很可能是引起該語言障礙的主要原因。(Beaumanoir,1999)目前，該種語言障礙已經引起了臨床學界、心理語言學界和神經語言學界的廣泛關注。一方面，臨床學家試圖通過有關的研究探討由癲癇病引起的失語癥和由腦損傷引起的失語癥之間的異同，另一方面，心理語言學家和神經語言學家也在通過對該類患者的語言特點和腦電波的分析來研究癲癇病對兒童語言習得的影響。

蘭達－克萊夫納綜合癥最常見的病癥表現在患者對聽覺信號的理解出現嚴重的障礙。雖然通過測試表明患者的聽力是正常的，但他們卻無法理解話語并伴有語言表達能力方面的缺陷。Korkman等人(1998)認為這是因為患者在理解語言的過程中其“語音解碼”的過程出現了問題。但是在很多情況下，患者對無意義的聲音信號也無法辨認。因而，Maquet等人(1995)認為這是由癲癇病引起的“聽覺辨識障礙”(auditoryagnosia)造成的。

在被報道的大多數病例中，患者在出現語言理解障礙之后還會出現語言表達能力的缺陷，有時會忘記單詞，有時會出現語音方面的異常。Ichiki等人(1998)認為這些表達能力的缺陷只是在“語音解碼”過程受到破壞后而產生的伴隨癥狀。然而，蘭達-克萊夫納綜合癥患者表達能力的缺陷有很多種表現形式，諸如“語法缺失”(agrammatism)、“言語模仿”(echolalia)、“命名不能”(anomia)等。而且，這種癥狀的程度會出現時好時壞的波動，有時甚至會在短時間內恢復正常。因此，“語音解碼說”并不能完全成立，但人們目前還沒有找到更為全面合理的解釋。

當患有蘭達－克萊夫納綜合癥的兒童到了12-13歲后，盡管癲癇病會痊愈，但是他們的語言能力仍然很差，詞匯量和句法水平只能恢復到患病之前的水平，而患病后語言習得的進程受到很大的影響。患病的時間越早，延續的時間越長，語言習得受損的程度就越大。(Hirschetal.,1990)

在許多關于蘭達－克萊夫納綜合癥的研究中，Marie-Noelle等人(1999)所做的有關短時記憶的研究對心理語言學很有啟發意義。他們對6個患有該語言障礙的兒童進行了長期的跟蹤研究，并做了大量的實驗。其中一個實驗是在這6個兒童的癲癇病痊愈后對他們做的語言測驗。從實驗數據看，這些兒童在重復句法結構較為復雜的句子時存在較大困難，在處理有意義詞匯和無意義詞匯時差別很大，而且還經常犯一些語義錯誤。他們據此認為患者的語音短時記憶受到了損傷。為了驗證這一點，他們又進行了進一步的實驗。通過單詞重復實驗，他們發現了“詞長效應”(word-lengtheffect)，又通過字母重復實驗發現了“語音相似效應”(phonological-similarityeffect)。這兩個效應不僅證明了他們假設的正確性，還證明了在人的語音短時記憶中存在著“發音循環器”和“語音存儲器”，從而為Baddeley(1986)的短時記憶模式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五、結束語

由于受到科技水平的限制，目前的研究還很難有針對性地深入到大腦受傷的部位，我們對兒童語言障礙的本質還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而且，人的語言除了生理基礎外，還包含著復雜的心理過程，而我們對于抽象的心理過程的了解和研究相比之下更為匱乏，也更為困難。因此，對于兒童語言障礙的語言學研究尚處于初級階段。但是，對兒童語言功能障礙的研究在國外已經成為語言學和心理學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而且研究的成果已經為語言學和心理語言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同時，這些研究對于患者語言功能障礙的恢復也有重要的臨床意義。而在我國，對兒童語言障礙的語言學研究尚處于空白階段，需要引起有關人士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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