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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管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離不開政府服務職能的發揮。市場失靈客觀上要求政府對經濟發展進行干預和調控，政府失靈的存在表明政府在經濟服務職能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的完美結合是政府調控經濟的唯一出路。我國的產學科研合作處于起步發展階段，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和扶持。政府在產學科研合作的一系列制度創新（立法）中應規范服務機制的導入，建立完善的政府服務機制。

[關鍵詞]大學；產業；政府；科研合作；服務機制

Abstract:Whetherinplanningeconomyorinmarketeconomy,

thegovernmentalservicefunctionisneeded.Itisurgentforgovernmenttointerveneandcontroltheeconomicdevelopmentbecauseofthemarketfailure.Government''''sfailuremanifeststhatthegovernment''''sroleislimited.Sothebestwayforgovernmenttoregulateandcontroleconomyistocombine“thevisiblehands"with“theinvisiblehands".Theuniversity．industryresearchcooperationneedsgovernment''''sleadandsupport.Sothegovernmentmustcarryouttheinstitutionalinnovationandconstructperfectgovernmentalservicemechanism.

Keywords: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researchcooperation;servicemechanism

政府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實施宏觀調控的主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明確強調了政府為企業提供商業環境并影響其競爭力的作用。世界經濟論壇和瑞士國際管理學院在其每年進行的國家競爭力評估中也將政府作為決定一國經濟競爭力的基本因素之一。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可以說無所不在、無處不在。在理論和政策層面上分析政府發揮何種作用，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以及如何發揮作用成為經久不衰、極具爭議的問題之一。同時，由于知識經濟時代高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國家持續創新力顯得越發重要。產學科研合作作為我國科技創新的基本源泉、促進科技實力向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轉化的基本途徑，在實現國家創新中的作用日益凸顯。政府在產學科研合作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和作用，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

一、政府經濟服務職能的一般分析

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國富論》，第一次創立了比較完備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經濟自由發展的思想，標志著經濟學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在斯密看來，沒有經濟自由，就沒有效率，就沒有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作為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從他的“經濟人”假說和經濟自由主義的理念出發，闡述了他的“守夜型”政府觀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邊際分析理論的出現標志著經濟學史上的第二次革命。由邊際革命后形成的以劍橋學派經濟學家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資本主義只要自由競爭，通過市場力量，資本主義經濟就能達到就業平衡，不至于發生生產過剩，不會出現經濟危機。他在政府作用問題上把政府職能作為一個外生變量或作為一個政治與經濟利益結合體的“消費者”來看待。20世紀50至60年代后期，以弗里德曼(M.Friedman)為首的貨幣學派掀起了西方資產階級經濟自由發展的新浪潮。他們通過對貨幣和貨幣政策的分析，提出了政府作用非常有限的論點。弗里德曼通過對貨幣理論的長期研究，認為資本主義體系之所以不穩定，其主要原因并不像凱恩斯所說的是由于三大基本心理規律（消費傾向規律、資本邊際效率規律和流動偏好規律）所決定的總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由于貨幣方面受到了擾亂。弗里德曼極力推崇斯密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認為只有自由放任才能實現人的本性，進而提高效率。新自由主義的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芝加哥學派的哈耶克（F.A.Hayek）在1944年出版的《邁向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中對西歐社會主義化表示憂慮并提出警告，他一再極力倡導經濟自由主義，反對公有制和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

可見，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各代表人物均極力主張通過市場的自發作用來促進生產的供需平衡，使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但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并不是盡善至美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會產生一系列問題。分工的深化導致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企業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制約作用越來越強，整個國民經濟的規模擴大了，更為復雜了。單靠建立在私人企業之間基礎上的市場機制無法有效地調節經濟運行過程。同時市場拓展的空間受到限制，競爭更加激烈，企業活動的外部性突出地表現出來，而私人企業規模擴大和私人壟斷的形成又抑制了市場的作用。何況，完全的市場體制取決于幾大假設或條件：經濟信息完全和對稱，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計，以及經濟當事人可以完全理性。而這些假設和條件在現實世界中是無法形成的[1](P47)。種種跡象表明：“市場失靈”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從1825年首次爆發、以后每隔5年左右就爆發一次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就是一個明證。特別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倒退了十多年，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幾乎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市場失靈”是指由于內在功能性缺陷和外部條件缺陷引起的、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的某些領域運作不靈，即只靠自由市場機制達不到資源的最優配置。廣義的市場失靈主要表現在外部負效應效果、壟斷生產和經營、不對稱信息情況下的商品交易、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宏觀經濟總量失衡等問題調節上的運作不靈[1](P47)。“市場失靈”的客觀存在成了政府干預經濟的基本理由。

面對“市場失靈”的后果，經濟學家們認為政府在經濟活動過程中不僅要維持市場秩序，充當市場活動的監護人，而且要采取“積極行動”，克服市場缺陷，影響和改變市場條件。通過政府有目的地行使職能去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和繁榮。政府角色由“守夜型”轉變為“能動的管理者型”。其實，政府的“能動管理者”理念早已有之。18世紀重商主義在經濟學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19世紀貿易保護主義最早倡導者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從他的國家主義觀念出發，在其《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明確提出：“各民族、各個國家有不同的發展道路，不存在適用于所有民族的經濟規律。在各國、各民族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條件下，實行自由貿易只會對先進國家有利，落后國家只有在強大的國家力量扶持下才能實現強國之夢”，“相對落后的國家同較發達國家通過自由貿易進行競爭，無異于一個小孩同一個成人角力。弱國必須實行關稅保護，加強政府對經濟的干預”[2]。20世紀初，英國劍橋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庇古（ArthurPigou）創立福利經濟學。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從社會經濟福利最大化的角度研究市場經濟的效率與合理性，并對市場經濟的優缺點進行評價，在此基礎上引入了國家干預的觀點。庇古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與斯密“看不見的手”原理不一致的“市場外在性理論”，并將市場局限與國家干預結合起來作為一個專門領域加以研究。庇古認為針對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外部效應”問題，國家必須通過政策如補貼、課稅等才能使之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發表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掀起了經濟學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凱恩斯革命。它在理論上推翻了作為新古典學派理論基礎的薩伊定律——供給本身能夠創造需求，需求是供給的函數，從而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論。這在方法論上回到了重商主義研究的宏觀經濟問題，開創了宏觀經濟的分析方法即總量分析。它在政策上反對“自由放任”，強調國家干預經濟，國家要參與經濟調節。它還提出了全新的國家干預理論和政府積極干預經濟過程中的政策主張。凱恩斯在《通論》中指出：“國家必須改變租稅體系，限制利率以及其它方法指導消費傾向”，“把投資這件事由社會來統攬，以實現國家之權威與私人之策動力量的互相合作，從而實現經濟的穩定和均衡”[3]。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特別是20世紀50～60年代期間，凱恩斯經濟學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新正統，政府積極干預經濟的理論具有經典意義。我們發現，從重商主義到凱恩斯主義，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被推到了重要位置。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具有雙重身份，它既是一個社會經濟的管理者，充當著裁判的角色，擔負著干預經濟運行過程的任務，又是市場主體之一，直接參與經濟運行過程，對市場的供給和需求都有重大的影響作用。政府的這種特殊身份表明了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占據了重要地位。在凱恩斯理論下，資產階級各壟斷國家行政權日益膨脹，“最好的政府、最大的服務”成了政府行政的重要目標。“積極行政”成為行政的重要特點。政府再也不是過去無為而治的“守夜人”，而是對過去放任社會、個人從事的一切事務大包大攬，從“搖籃”到“墳墓”都有政府在作用，現代國家已深深地卷入到社會各種生活之中。

出人意料的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以來，歐美各國的經濟狀況逐漸衰退，失業人口不斷增加，美元危機接連發生，最后導致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的崩潰。20世紀70年代初期，兩次石油危機引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不景氣和通貨膨脹的結合終于爆發了前所未有的“滯脹”現象，即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并存。政府在力圖彌補市場缺陷的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產生另一種缺陷，即政府活動的非市場缺陷——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人們期望政府能夠辦好的事情，結果卻發現政府不僅不能補救市場的失靈，反而降低了社會效益，導致經濟效率的低下和社會福利的損失。這種現象就是所謂的“政府失靈”。誠如新古典綜合學派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所說：“應當認識到，既存在著一種市場失靈，也存在著政府失靈……當政府政策或集體行動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靈便產生了。”[4]概括地講，政府失靈主要包括：政府的政策偏差；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政府機構工作的低效率；政府部門的自我擴張；政府的尋租活動等。“政府失靈”的存在決定了政府的經濟服務職能是有限的[1](P61)。“政府失靈”的存在、經濟發展的“滯脹”，使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不再像過去那樣靈驗。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加入到討伐國家干預主義大軍的行列。其中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都對國家（政府）的理性重建作了全面分析。

新制度經濟學竭力主張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科斯等產權經濟學家認為，市場在處理外部性和公共用品問題上的失效是一個被福利經濟學家們片面夸大了的命題。事實上，市場失效的程度和范圍遠不如主張國家干預的經濟學家所想象的那么大。對于經濟的外部損害問題，科斯認為庇古所主張的政府采取強行征稅的行動是不必要的。在交易費用大于零的情況下，政府也不必采取直接行動，它只需要將造成損害的一方和被損害一方的權利做一明確的規定，市場運作同樣能達到資源配置最優。新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代表人物諾斯著重論述了國家在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諾斯認為“國家的存在既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又是使經濟人為衰退的根源”。諾斯斷言：“在任何關于長期變遷的分析中，國家模型都將占住重要一席。”諾斯還認為在整個經濟發展史上，國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務都是制定博弈的基本原則，國家的這一基本職能通過兩個方面來完成：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原則；二是在上述框架中提供一系列公共或半公共產品和服務，以降低界定、談判和事實上作為經濟交換基礎的契約所需要的交易費用，從而使社會總產品最大化。制度創新是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能，政府在制度創新中具有強勢優勢、組織優勢和效率優勢。制度創新活動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興衰。

公共選擇理論針對福利經濟學家的“市場失效”理論提出了自己獨特的“政府失靈”和改造理論。范式的公共選擇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由兩個市場組成。一個經濟市場，一個是政治市場。在經濟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消費者（需求者）和廠家（供給者），他們之間交易的是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場上活動的主體是選民、利益集團和政治家、官員，他們之間交易的是公共物品。前者使用貨幣選票，后者使用民主選票。政治交易和市場交易一樣，每個參加公共選擇的人都有其不同的動機和愿望，他們都依據“經濟人”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進行活動。他們是利己的、理性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在政治市場上政治家追求最大的政治利益，如權力、地位、威望等，而不管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他們的行為基礎也是建立在對成本和收益的比較之上。政府作為一種組織并非是一種神的造物，也沒有公正無私的天性。政府作為一種人類組織，和普通人一樣具有自私自利的本性，以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行為準則。為了集團和個人利益，他們會常常不顧及公共利益。同時政府行為存在著一種顯著的外在性。外在性和政府的“經濟人”特性勢必會產生政府行為的尋租現象——人類社會中非生產性的追求經濟利益的活動。租金就是稀缺性資源的轉讓費。在現實生活中，凡是存在短缺、并且缺乏供給彈性、不能任意擴大再生產的資源都存在使用轉讓費用租金的問題。

稀缺性資源的稀缺有些是天然的，如土地；有些卻是人為的，如政府干預。因此公共選擇學派主張政府少干預的新自由主義，用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原理和方法作為分析工具來研究政治制度結構和運行效率。“公共選擇所要做的是把人們用以檢查市場經濟缺陷和不足的方法完全不變地用來研究國家和公共經濟的一切部門”[5]。布坎南認為，我們時代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和困難不是來自經濟方面，而是來自制度和政治方面。也就是說經濟的衰退和停滯是由于國家的不適當的干預所致。

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從舊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一種理論替代另一種理論，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爭論不休，但最終他們都沒有否認政府的作用。斯密認為國家需要“設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建立并維持便利社會商業、促進教育的公共設施和工程”。科斯本人也強調過組織具有的優勢。科斯指出，由于使用市場價格機制要花費相當的成本，如時間、信息等費用，因而通過形成組織并讓某種權力由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可以部分地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由此就存在兩種協調和配置資源的制度：一種是價格機制，一種是權力機制。至于采用何種機制，取決于市場解法和權力（行政）解法兩者交易費用的比較。政府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超級企業（Superfirm），其優勢在于它能以較低的費用辦到私人企業難以辦到的事。但是政府的行政機制運轉也是要花費成本的。只有在行政解法的費用低于市場解法的費用時，政府才有理由干預。弗里德曼強調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既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者，也不是經濟活動的積極干預者，更不是濫用權力和經濟過程的控制者。

政府的職責應該是完善法律、創造有效的競爭制度，維護有效的競爭，為社會提供公共品。布坎南也并不否定一切的國家干預，只是認為過多的國家干預會破壞經濟生活的內在自然秩序，帶來一系列有害后果，危及民主制度的生存。國家的干預是第二位的。

顯然，政府干預經濟的服務職能是一個歷史的范疇，由于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背景和條件不同，政府作用的范圍、形式和力度也有所不同。在市場經濟發展史上，除了萌芽發育階段，從來就不存在無政府職能的市場經濟制度，只不過存在著有政府職能而無政府意識的市場經濟制度，市場經濟從無政府意識到有政府意識的轉變是市場經濟發展史上的重大飛躍，也是市場經濟制度發生重大改變的標志[6]。“有形之手”和“無形之手”應該是統一的。

二、大學與產業科研合作政府服務機制的建立

自新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等經濟學理論產生以來，世界范圍內的公共行政改革運動風起云涌，沖破了權力中心主義的樊籠。現代行政改革打破了傳統管理理論的舊有思維模式，將人們的視線從關注權力及其運作吸引到了關注行政管理的效果上來，跳出了從管理者本位出發考慮如何管制被管理者的思維定勢，站在社會公共主體的立場，強調顧客導向，要求政府實行服務行政。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存在普遍的失敗，必須通過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重新界定來解決政府所面臨的危機。公共服務既可由政府來提供，也可以由社會來提供，這樣就打破了公私界限，破除了政府壟斷，形成競爭，從而給公眾以選擇公共服務的機會，即“用腳投票”。公共選擇理論是西方改革政府職能浪潮的重要理論基礎，它確立了對政府能力有限和政府失效的共識。以公共選擇為基礎的政府治理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全新的政府改革理論。政府治理理論為我們在對傳統的政府理論進行反思的同時，也為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提供了嶄新的理論視角。治理理論認為政府并不是全能者，不能完全壟斷一切合法的權力，強調對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多元化主體參與，克服政府管理主體的單一方面。它對社會組織力量給予重視和關切，認為承擔維持秩序、調節經濟、協調社會發展的職能既有政府組織，也有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等其它主體，這些主體相互依存，以共同的價值觀為指導進行協商和談判，并通過合作的形式解決各個層次的沖突。治理理論突破了傳統政府統治所依靠的主要路徑——正式的權威和規章制度。在這樣的政府治理的語境下，政治領域的民主、參與、自主、自治、自由、公平、公正、正義等概念和市場領域中耳熟能詳的競爭、契約、合同、談判、交換、交易、協商等語境，頻繁地走進我們的視線，這不僅給政府角色轉換帶來了一道亮麗的風景，也為實現政府對高等教育與產業關系問題的治理增添了生機和活力。而在產學科研合作制度創新中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服務行政機制的導入。

政府服務高科技發展的制度創新（立法）在發達國家早有立法規定。不少國家相當重視建立科技行政領導機構以服務于科技創新事業，并在立法上落實行政機構的服務職責。美國的《國家科學技術政策、機構和優先目標法》和《國家科學基金會法》、日本的《科學技術廳設置法》和《科學技術會議設置法》、英國的《1965年科學技術基本法》等等均有服務行政的規定。如英國的《1965年科學技術基本法》開首語就明確規定：“本法為進一步規定有關科學研究的責任和權力，有關技術部長、國務大臣、某些經濟特許的機構和其他組織在科學研究中的責任和權力之法例。”該法還在名為“技術部長和國務大臣的新職權”的第5章第1條規定：“技術部長和國務大臣經財經部長同意可用議會提供之款項支付下列活動的費用：進行或支持科學研究或科學意見成果之推行；關于部長擴大科學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我國《憲法》第27條第2款明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憲法還規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中的“人人”不但指“公民”，而且理應包括行政機關和市場主體，行政機關和相對方作為平等主體，一視同仁。這一點并不有悖于我國憲法的基本要求。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已從根本大法位階上界定了我國行政機關在本質上屬于服務機關，為社會大眾提供服務是其義不容辭的職責，是其存在的根據。行政權應歸之于服務權之列[7]。

產學科研合作是一種全新的知識創新活動，這種創新活動必須以市場為依托，高度重視人的知識創造性活動、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政府的服務創新活動。“小政府、大社會”的政府運作模式成為產學科研合作政府職能發揮的方向。政府除了強有力的、必要的管制外，應主要履行社會服務職能。產學科研合作的制度創新應該把政府的服務功能作為一項嚴格的制度、把促進產學科研合作作為考核政府部門政績的一項重要指標規定下來。不同的政府角色決定了政府擁有不同的職能。雖然政府的基本職能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但是不同的政府角色定位對政府職能的實施重點和實施方式是不同的。根本的一點是政府角色的轉換必須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相適應，政府職能的轉變與調控市場經濟的任務相適應。產學科研合作中政府應扮演一種什么樣的角色和實施一種什么樣的職能，關鍵是看政府的角色是否與產學科研合作的實際相適應，政府職能的轉變是否與調控產學科研合作的發展相適應。

產學科研合作中牽涉到的公共服務部門包括：教育部門、科技部門、財政部門、稅務部門、知識產權部門、高新區政府部門等。由于長期以來管制行政的影響，服務行政意識并不強，主要表現為行政效率低、管理層次多、行為不規范、服務不到位，服務態度惡劣等等現象。這些都是與“服務行政”相背離的。凡此種種都嚴重制約和影響了產學科研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產學科研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必須以體制創新、服務創新的新制度（立法）來加以規范，因為“如果那些追求個人的目的所需求的資源或服務處于稀缺狀態，從而必定為某人所控制，那么我們就必須用財產規則或契約規則來界定個人的私域”。產學科研合作的制度（立法）必須凸現知識經濟時代服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時輔之以必要的服務行政法律救濟。

產學科研合作中政府服務機制的導入使政府在處理大學與產業的關系時體現在兩方面：

一方面是加快機構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角色要從傳統向現代轉變，表現在政府角色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行政管制政府向行政管理政府轉變、從制定計劃的政府向引導市場的政府轉變、從圍繞權力運轉的政府向為社會公眾服務的政府轉變、從人治的政府向法治的政府轉變、從忽略績效的政府向注重績效的政府轉變、從單邊的政府向多邊的政府轉變。政府職能的運轉模式要從傳統向現代轉變，表現為政府職能運轉模式從“大政府、小市場，大政府、小社會”向“小政府、大市場，小政府、大社會”的轉變。但政府職能的轉變并不是不要政府、削弱政府，相反地而是要加強政府的權威。“小政府”并不是“弱政府”，“小政府”并不是“低效政府”，“小政府”是一種精干、高效、廉潔的政府。應從根本、結構上建立一種小而精的強勢政府。因為“在中國，廣泛性的、傳染性的官員腐敗的原因更多的是結構性的，而非個人性的”，“小政府、大社會的政府職能運轉模式意味著政府必要的、高效的內在管理外，政府應主要履行的職能就是社會服務職能”。“這種公共權力絕不能因為它的起源而被認為合法，而只能因為它依照法律規則所作的服務而被認為合法”。[8]

另一方面是建立服務平臺，營造發展環境。產學科研合作仍處于起步發展階段，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幫助和扶持。這就客觀上要求政府必須搞好指導、服務，促其健康發展。政府的服務平臺大致包括以下幾方面：

信息公開平臺。我國現階段既存在科技成果找不到投資人，也存在大量資本找不到好項目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并不缺乏科技成果，也不缺乏社會資本，關鍵是要解決信息不對稱和利益機制脫節的問題。政府要建立面向社會的科技成果、交易平臺，建立各種資本投資意向的公共信息庫，為智方和資方雙向選擇、各取所需提供便捷高效的“直通車”。同時，政府要專辟產業政策信息平臺，定期、不定期向企業國家產業政策、相關市場資訊、技術進步狀況，成為企業經濟發展的“千里眼”、“順風耳”，使企業及時把握產學科研合作的前沿方向。

科技創業平臺。加強科技創業服務中心、大學科技園、軟件園、留學生創業園等“孵化器”建設，進一步完善創業流程服務、創業輔導培訓、技術轉移與產權交易、創業投資等科技創業的服務功能，推進“孵化器”向專業化、多元化、網絡化和國際化方向發展，力爭使科技人員只要帶著有市場需求的成果來，就能圓上創業夢，使“孵化器”成為催生科技企業的“溫室”和培育科技企業家的“搖籃”。大力支持民營科技企業發展，積極引導轉制改企的科研單位引進企業經營者，把科技優勢和管理優勢組合起來，推動民營科技機構盡快實現轉型，由單純研發轉變為集研發、生產與銷售為一體，擴大科技成果的產出效應。加快建設產學科研合作的中介服務、風險投資和評估服務建設。

日常服務平臺。成立行政審批服務中心，集各種服務為一體，公開辦事程序和需要審批項目，減少審批項目和審批程序，提高辦事效率。建立領導服務機制，如“書記市長服務協調會”、“副市長服務協調會”、“政府部門服務協調會”等制度，定期召開政府相關部門、企業、銀行、稅務、財政、工商、知識產權、大學、科研機構等部門參加的座談會，面對面溝通、交流情況，及時通報政策、信息，減少誤會、摩擦，解決企業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書記、市長協調會可以一季度召開一次，副市長協調會可以一個月一次，政府部門協調會可以半個月一次。協調會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環節，直接與部門領導和政府領導對話。這將大大提高政府服務水平，推進產學科研合作的高效率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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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中譯本）[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1173．

[5][美]布坎南，托利森.公共選擇理論[M].密執安大學出版社，19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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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陳俊.高科技園區立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99．

[8][法]狄驥.憲法論[M].錢克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序言,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