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的經濟理論學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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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的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與市場充分競爭條件下的交易相比，關聯交易將上市公司外在的市場交易行為內化為公司集團的內部交易，這大大地節約了交易成本，將交易中的不確定性降到了最低，有效地保證了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產品的質量和標準化程度也能得到保障，公司整體的市場競爭能力也能得到提高，集團利潤的最大化也因此得以實現。但是非公平關聯交易又是客觀存在的，其對社會的危害也是多方面的。由于非公平關聯交易是在實際控制人的掌控之下進行交易，交易目的是進行利益轉移，因此非公平關聯交易的一方會對另一方擁有控制權或重大影響力，導致它可以違背等價有償的商業條款，進而損害公司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具體來講：
首先，非公平關聯交易使企業獨立生存能力大為降低并削弱其競爭能力。過多的非公平關聯交易使一些上市公司逐漸喪失在人、財、物、產、供、銷方面的自主權，嚴重地依賴于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方甚至異化為集團公司的下屬“車間”，這種依靠關聯方提供的壟斷利潤而非自由競爭的生存方式使得許多上市公司難以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其迅速衰退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其次，非公平關聯交易嚴重地損害了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利益相關者包括中小投資者、債權人、政府部門等。非公平關聯交易條件下的會計信息扭曲了上市公司真實的經營能力、發展現狀以及發展前景，這會使得中小投資者或其他債權人錯誤地高估上市公司的發展前景，繼續投入大量資金給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東，在信息不透明的狀態下，這部分資金的使用很有可能被私自挪用而導致使用效率低下，侵害眾多中小投資者及債權人的利益。與此同時，政府部門的利益也遭受到損失。一方面，上市公司通過非公平關聯交易可以有效隱藏利潤，加之監管程序上的漏洞導致政府財政喪失了一部分稅收收入；另一方面，市場上大量非公平關聯交易的存在導致政府宏觀經濟數據的客觀性受到嚴重影響，并直接威脅到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執行和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
再次，非公平關聯交易擾亂了市場秩序。產品購銷是所有關聯交易中所占比重最大的，所以購銷價格是否合理與公允就成為公司財務數據是否真實的重要標準。而非公平關聯交易條件下轉讓定價卻并不能真實反映交易的實質，處于信息劣勢的公眾投資者就不可能接觸到公司交易的內幕，虛假的財務數據也將誘惑其不斷地投入資金。這樣資本市場上就會出現經營效率低下、違規圈錢的上市公司擠壓經營效率高、發展前景大的其他公司生存空間的現象，形成一種逆向淘汰，極大地破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擾亂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最后，非公平關聯交易會使廣大投資者形成錯誤的投資理念，扭曲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資源的優化配置是資本市場的基本功能，即社會優質資源以上市為平臺向發展前景好的公司集中，以此來實現社會資源的高效利用。然而，大量非公平關聯交易卻使得許多經營不善的上市公司在短期內大幅度地積聚資本，這樣不僅會導致資源配置與利用的低效率，而且也會使投資者形成盲目且虛假投資的理念，即非公平關聯交易的存在在市場上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后果，人們不再遵循正常的價值投資理念而是加大投機沖動，這會對上市公司以及資本市場造成劇烈的震蕩，最終損害社會公眾的利益。總之，非公平關聯交易所造成的內外負面影響對上市公司的長遠發展以及國家杜絕社會投機、誠信缺失、腐敗等現象十分不利。雖然這與我國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缺陷、市場經濟環境不成熟以及資本市場功能不健全等有直接的關聯，但是相關各方經濟倫理建設的缺位才是非公平關聯交易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大因素。
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的經濟倫理闡析
由原國有企業改制而來的大部分上市公司受到新股發行額度的限制，上市路徑大多采取“主體上市、原企業改造為母公司”的模式，這種“剝離”導致上市公司與生俱來與集團公司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當上市公司在產、供、銷等方面對集團公司依賴過大時，非公平的關聯交易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但是交易各方經濟倫理建設的缺位以及股權分置下各方經濟倫理態度的模糊才是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形成且造成巨大危害的深層次原因。
（一）非公平關聯交易造成的負面作用可從內外兩方面進行義利觀分析
義利關系問題是經濟倫理領域的基本問題，它貫穿于一切經濟活動的始終，集中體現了經濟領域內的諸多矛盾。利益處于經濟活動的中心環節，經濟的含義本身就包含著人與人之間的道德問題，即義利關系。馬克思曾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6]這就是說，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的統一就是效率與公平的統一。效率與公平條件下經濟利益最大化就是符合經濟倫理要求的“利”，其中道德與利益是辯證統一的關系。道德的基礎是利益，而不當得利、一已私利、損人之利是“義”所約束與反對的利益，“義”與“不義之利”的沖突與不斷協調促進了正當利益的發展。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義”與“利”的沖突通常表現為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的沖突。經濟行為與道德行為的互利既有相交的方面也有背離的方面，后者則會導致二者對立。經濟行為的道德意義在于結果，動機不具道德意義。這就是說，利已的動機并不能保證結果永遠是利他的，損人利已仍然可能存在；而道德行為中的價值意義則在于將結果與動機統一起來。道德行為是結果利他與動機利他的有效融合，二者共同符合當前及長遠利益。具體而言：
第一，從非公平關聯交易給上市公司自身造成的危害來看，一方面體現為控股股東義利觀倒置所導致的企業獨立生存能力的下降。這就是說，作為上市公司的實際控制者，控股股東所應追求之“義”是實現公司的可持續發展，而獨立生存能力是前提條件，這也將有利于實現公司市場價值的最大化，包括控股股東在內的大多數投資者都將長期受益，這又是其“利”所在。雖然非公平關聯交易會在短期內使控股股東的利潤率大幅度提高，但從長期來看，這會使企業過于依賴所謂的“壟斷利潤”，喪失獨立自主權，難以再次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并最終走向衰落。從這個角度來講，控股股東的非公平關聯交易行為扭曲了其應有之“義”，是一種對上市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及其他投資者的“不義”；另一方面危害表現為上市公司扭曲義利觀狀態下的利益相關者利益的損失。這就是說，作為股權多元化的典型形式，按照上市公司的經濟倫理要求，應最大限度地保證大多數投資者的最大利益，這也是其應有之“義”，可持續化的公司盈利能力則是在應有之“義”基礎上的各參與方可享受到的應有之“利”。然而上市公司大量存在的非公平關聯交易完全扭曲了公司真實的內外價值，誤導了廣大利益相關者的資金投向，最終導致走向衰落過程中的上市公司侵害眾多中小投資者、債權人甚至政府部門利益。從這個角度來講，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的行為已經完全背離了其應有之“義”，公司的大多數投資者卻不得不面對由此所帶來的企業盈利能力下降、甚至迅速走向衰退的巨大風險，其利益的最大化不僅不能得到保障，反而會受到上市公司的侵蝕，實質是非公平關聯交易不義之“利”對其經濟倫理應有之“義”的破壞。
第二，從非公平關聯交易給我國經濟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來看，一方面體現為管理機構由于義利關系認識模糊所導致的市場秩序混亂。這就是說，作為上市公司行為的管理者，資本市場管理部門應有之“義”是保證社會公眾利益不受損害，保障市場經濟秩序的良好維持，而政府權威性的有效保證是其“利”的最大表現。面對多數上市公司將非公平關聯交易作為增加利潤的主要手段時，證券監管機構扮演著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角色，更多地是從本地區、本部門的財政稅收角度出發，為搞活上市公司尤其是國有大中型上市企業服務，這使得監管的自身邏輯發生扭曲。這樣，資本市場就會出現一種逆向淘汰趨勢，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也就不可能得到保證，最終影響到社會公眾的利益。從某種程度上說，管理部門對其應有之“義”的不作為為非公平關聯交易的形成與發展創造了外部條件，實質是政府經濟利益對民眾之“利”的損害；另一方面負面影響表現為義利觀模糊狀態下政府監管的不到位所引致的公眾投資理念錯誤與資源配置狀態扭曲。在資本市場上政府之“義”就是在價格機制調節的前提下充分發揮監管職責，對市場上各種違法行為予以懲罰，其“利”就是創造公平與高效的市場環境，促進我國資本市場及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然而，大量存在的非公平關聯交易嚴重地干擾了人們正常價值投資理念的形成，短期的投機性行為大量出現，最終扭曲了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其原因在于，當政府在資本市場的調節功能受到稅收、地區經濟發展、部門收入等經濟利益的干擾時不能對非公平關聯交易條件下的錯誤性投資理念及資本市場功能扭曲進行監管。所以，政府之“義”就會更多地體現上市公司利潤增加或轉移的需要，必然會與所有權不明晰的社會公眾投資者的利益發生矛盾，后者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投資決策也就會出現偏差，資本市場所應維持的公平正義取向就被政府模糊義利觀認識下的模糊監管所取代了。可以說，我國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危害的實質就是控股股東、上市公司、資本市場管理部門所持經濟價值與道德價值的沖突，即資本市場中的各參與方都將公司運行、政策監管與社會公眾利益對立起來，出現了結果利他與動機利他不一致的情況，加之上市公司、政府監管部門與社會公眾的信息不對稱，直接導致了社會公眾利益受到損害，最終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健康與平衡發展。
（二）產生非公平關聯交易的根源也可以從經濟倫理角度進行分析
非公平關聯交易的根源在于上市公司不合理的股權結構（即股權分置制度）。總的來講，股權結構是指不同類型的股權在上市公司總股本中的比例關系，它是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而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特殊性是指內地A股上市公司的股份被人為地分為流通股與非流通股，前者可以在證券市場上進行交易而后者不可以在證券市場上進行交易，這使得不同類型股東的利益實現機制也不相同。流通股股東只有在企業價值實現最大化時，才能得到最多的盈余分配和股價增值利益；非流通股股東則可以憑借其對公司經營決策的控制權謀取自身利益，其控制權收益往往通過非公平關聯交易獲得，如支付給公司管理者過高的報酬、控股股東通過上市公司擔保而取得貸款、股權稀釋、竊取公司的投資機會或迫使公司投資于不獲利但卻有利于控股股東的投資項目等，這些都是以犧牲流通股股東利益為代價的。具體而言：
第一，從內生因素來看，上市公司的倫理責任是股權分置形成并發展的重要原因。公司倫理是指企業在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中所形成的具有鮮明特色的倫理理念、倫理目標、道德精神以及道德實踐等道德關系的總和。可以說，公司倫理成功地實現了社會利益與企業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統一，這是形成企業凝聚力、競爭力、可持續發展能力的不竭動力。而從上市公司倫理角度來說，股東財富最大化與利益相關者財富最大化的統一就是其倫理價值的重要內容。股東財富最大化是指企業以合法經營為手段最大限度地增加凈資產，達到使企業大多數所有者財富最大化的目的。因為大股東投資企業的目的就是努力實現財富的保值與增值，這是符合現代公司治理價值取向內涵的。利益相關者財富最大化是指企業通過最優的財務政策來實現最優的經營方案，使以少數股東為代表的利益相關者獲得企業穩定發展基礎上的財富最大化。這是因為企業的利益不僅與大股東直接相關，而且與以小股東為代表的利益相關者息息相關，只關注大股東利益而置其他利益相關者于不顧的行為必將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二者價值理念的沖突是當前我國股權分置形成并發展的內生原因。一方面，我國資本市場的建立要求上市公司的發展必須符合最大多數股東的利益并使其財富最大化。然而，由于我國上市公司多數是由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轉制而來，股份制改造后的最大控股方是帶有濃厚行政色彩的政府，因此，股東財富最大化原則下的國有上市公司必然要體現行政集團的利益訴求；另一方面，以小股東為代表的利益相關者其要求財富最大化的現代公司治理理念也要在上市公司的運作中得以體現。然而，上市公司僅出于大股東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并沒有將占股東人數多數的中小股東利益納入其考量的重要范疇，這導致了上市公司大股東侵占小股東利益行為的發生。可以說，這種不顧中小股東利益訴求的行為必然會與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理念發生激烈的沖突，而股權分置的制度安排正是在上市公司這種理念的作用下產生并在實踐中不斷得到鞏固與發展的。
第二，從外生因素來看，政府在資本市場中經濟倫理的不健全是股權分置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外在推動力。根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論述，政府的職能主要有三項：第一，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暴行與侵略；第二，為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負與壓迫，設立一個嚴正的司法行政機構；第三，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7]而現代政府的經濟職能就是如何更好地為社會大多數公共利益服務，這不僅體現為一種物與物之間的關系，而且更多地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利益關系，一定的經濟倫理問題也必然蘊含其中，政府的倫理規范也必然會影響到政府的行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運行過程中，市場對優化資源配置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市場是流通領域本身的總表現”。[8]這就是說，經濟主體利益多樣化的發展態勢只要是合理的都應該得到保護，對此，政府應以最大多數的公共利益為出發點來協調不同利益集團間的矛盾，而非從政府自身的特殊利益出發來宰割社會公眾利益。然而，政府在實際運作中卻經常違反經濟運作規律對市場進行無效或有害的干預。在資本市場中，政府一直處于絕對強勢地位，這對經濟周期性變動產生了巨大甚至決定性的影響，這種現代經濟倫理意識的不健全是造成股權分置的重要原因之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下的某些政府部門還沒有完全意識到市場才是優化資源配置的最優選擇，而是習慣性地利用行政手段來參與資本市場的管理，這就不可避免地會“越位”干預市場的正常運轉。這種經濟倫理意識既可以滿足某些部門的經濟利益需要，又有利于政府對資本市場進行便捷的行政化管理，這也成為我國股權分置改革的難點所在。可以說，政府狹隘的經濟倫理意識使得股權分置這一制度安排形成和發展壯大，并最終構成對資本市場大多數參與主體的經濟利益的巨大威脅，這嚴重阻礙了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及其國際化進程。在非公平關聯交易中，由于上市公司多數來源于國有企業改制不徹底的企業，許多行政主管部門既是執法部門又是國有股的多數股股東，因此，強烈行政色彩的影響力必然會在經營方式及利益取向上傾斜于大股東及關聯人，造成了披著合法外衣侵犯中小股東利益的非公平關聯交易現象的發生。總之，經濟倫理因素既是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產生并危害社會的重要原因，也是其股權分置根源的直接思想動因。只有不斷提高資本市場各參與主體的經濟倫理意識，才能逐漸破解股權分置狀態下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的低效率與不公正，真正實現上市公司與社會經濟事業的良性互動。
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的經濟倫理選擇
符合道德規范的經濟行為通常能夠將個體道德與制度文化進行有機結合，實現道德價值與經濟價值在組織規范條件下的統一。庫柏指出，符合道德的行為是不可能在孤立的情況下形成并得以有效維持的。[9]我國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的大量存在不僅反映了資本市場的真實運轉狀況，也反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建設的缺失。因此，只有加強資本市場各參與方經濟倫理長期化及制度化的建設，才能從根本上杜絕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的發生。
首先，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都需要不斷增強經濟倫理意識。經濟倫理要求股東財富最大化與利益相關者財富最大化實現有效統一，必須要通過教育、實踐、獎懲等方式來增強少數非流通股股東的經濟倫理意識，使他們認識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與多數流通股股東利益的實現有著直接的關系，只有后者利益得到保證才能使其自身利益實現最大化。與此同時，多數流通股股東的利益在受到少數非流通股股東損害的情況下，也要改變過去經濟倫理意識不強的做法，要及時通過經濟及法律手段來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這樣上市公司的非公平關聯交易就會在二者利益的不斷博弈下逐漸減少并最終消失。
其次，要不斷培育和完善政府的經濟倫理意識。作為公共管理的載體，政府所持有的一般倫理準則在面對利益日益多元化的格局時已顯得力不從心，這就要求政府不斷更新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經濟倫理意識，使其管理活動滿足經濟增長效率提高的需要。在治理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方面，相關管理部門必須端正自身在資本市場中的位置，以服務型政府代替管理型政府，不僅要從資本市場發展的大局出發來保護上市公司中小投資者的利益，而且要通過教育引導的方式向上市公司宣傳非公平關聯交易的危害，以此來抑制市場上有此沖動的上市公司，為最終改變非公平關聯交易創造客觀條件。
最后，要加強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的制度治理。經濟倫理意識的培育與完善是制度建設的前提，而制度建設則是經濟倫理實現的保障。為此，我們要做到以下兩點。一是完善公司內部治理機制。上市公司自身制衡機制的發揮將有效彌補外部監管的不足，防范非公平關聯交易的發生。對此，要完善法人治理結構，通過定向配售、股轉債、股票回購、折股流通等方式減持國有或非國有大股東的股份并配合新股增發來改變其“一股獨大”的局面，保證上市公司形成相對分散的股權結構，即社會法人投資者、機構投資者和社會個人投資者之間形成相互競爭與制衡，達到防范與減少非公平關聯交易的目的；要充分發揮獨立董事制衡控股股東的作用，明確和強化獨立董事的一票否決權，加強以獨立董事為主的審計、提名和薪酬委員會的職能作用，并強化公眾對其的監督；要有效發揮監事會的監督職能，提高監事會的獨立性，可使監事選舉采取累積投票制，保證代表小股東利益的股東有可能出任監事并設置外部監事制度。二是加強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機制建設。在保證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獨立性的前提下加大其對上市公司的審計力度并逐步確立政府監管、行業自律和社會監督三位一體的監管模式。總之，我國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問題的解決既要從深入地挖掘上市公司及政府相關部門經濟倫理觀的缺陷出發，也要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條件出發，構建出既充分體現各方利益訴求的又符合現代市場經濟倫理要求的制度體系，這才能破解當前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的諸多困局，實現上市公司與資本市場乃至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結束語
上市公司非公平關聯交易從長期來看會對企業自身乃至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而對經濟倫理認識的模糊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非公平關聯交易。因此，只有端正資本市場各參與方經濟倫理認識并以此來設計相應的制度，才能真正實現上市公司與資本市場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才能得到不斷的完善與發展。
作者：牛文浩單位：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