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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人性的獨到理解以及與之相關的對技術的廣義理解，以“巨機器”概念為標志的對現代技術之本質的揭示以及對現代技術之起源的獨特歷史闡釋，是芒福德技術哲學最重要的兩大貢獻。

關鍵詞：芒福德；技術哲學

Abstract:TwoofMumford’smostimportantcontributionstothephilosophyoftechnologyarethesuggestionsofanewunderstandingoftechnicswithanovelrecognitionofhumannature,andatheoryofthenatureofmoderntechnologyasMegamachinewithahistoricalinterpretationofitsorigination.

Keywords:LewisMumford;PhilosophyofTechnology

美國城市理論家、社會哲學家、技術思想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1895-1990）是一位全才作家，畢生出版了30多部著作，涉及城市建筑、城市規劃、城市歷史、生態學、社會學、文學評論、藝術批評、技術史與技術哲學等多個領域。他的視野寬闊、思想獨到、文筆生動，有深刻的人文關切，被認為是當時最偉大的人文主義者，生態運動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技術史與技術哲學研究別具一格，是20世紀后期興起的技術哲學的重要先驅之一。

早期的芒福德是一個技術樂觀主義者、溫和的技術決定論者，認為技術可以不斷創造新文化，可以給人類帶來光明的未來。30年代美國經濟大消條時期寫作的《技術與文明》（TechnicsandCivilization,1934）一書是一個轉折，對從前技術樂觀主義有所反思，其所持的技術樂觀主義更加謹慎，溫和的技術決定論轉變為價值決定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芒福德喪失了唯一的兒子，原子彈的使用、戰后的核軍備競賽使他開始進一步反省技術的本質。60年寫作作并陸續出版的兩卷本《機器的神話》（TheMythoftheMachine,vol.1,TechnicsandHumanDevelopment,1967;vol.2,ThePentagonofPower,1970）對30多年前寫作的《技術與文明》進行再詮釋，表達了對現代技術的失望和擔憂、對科學技術的嚴厲批判態度。主要在這三本書中，芒福德展開了一個技術哲學思想體系。我認為，對人性的獨到理解以及與之相關的對技術的廣義理解，以“巨機器”概念為標志的對現代技術之本質的揭示以及對現代技術之起源的獨特歷史闡釋，是芒福德對當代技術哲學最重要的兩大貢獻。本文依次予以評述。

一、人性與技術

自始至終，芒福德把技術的問題與人的問題結合在一起進行思考，是人文主義的技術史與技術哲學的典范。不同的人文理念導致不同的技術哲學。“沒有對人性的深刻洞察，我們就不能理解技術在人類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1］p.77）在芒福德的人性理解之中，重視心靈勝過工具，重視有機體勝過機械。

芒福德所面臨的是一個技術越來越占據支配地位的世界，而這個世界所包含著的對人性的理解就是：人是工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homofaber,atoolmakeranduser）。這一人之本性的定義由弗蘭克林提出，受到19世紀學者的高度認同。托馬斯•卡萊爾（ThomasCarlyle）也把人描述成“使用工具的動物”（tool-usinganimal）。一般歷史學家都或多或少地認同這一規定，并以此編寫人類的文明進化史特別是史前文明史。我們非常熟悉的史前分期，遵循的就是工具標準：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等。人類的歷史被認為是一部金屬工具的歷史。

芒福德對這一人性標準進行了革新，提出了“心靈首位論”(ThePrimacyofMind)，認為minding比making更重要、更基本。因此，在他看來，人不能首先被規定為Homofaber，而應該規定成Homosymblicus（manthesignifyingandself-creatingsymbol），即人是符號的創造和使用者。把工具制造作為人的基本規定性，這只是我們機器時代和功利主義時代對工具普遍認同的產物，是對這個時代無批判性的、無意識的認同。而且，帶著這種時代性的無意識，我們對史前時期的人類進化做了非常不恰當的敘述，漏掉了許多至關重要的東西，反而把不太重要的東西作為進化史的主角。“對工具、武器、物理器械和機器的高估已經模糊了人類發展的真正道路。”［3，p.5］

1，心智技術、身體技術和社會技術先于自然技術而不是相反

在我們時代的一般意識中，人作為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被認為首先需要滿足的是衣食居住等物質的方面。在馬斯洛所給出的分層次的人類動機理論中，低層次的是生理需要，再往上才是安全、愛與歸屬、尊重與自我實現的需要。芒福德認為，無論就人性的結構而言，還是就人類的史前進化歷程而言，最基本的需求都不是物質上的生理上的需求，而首先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求，即使最簡單的認知過程，都滲透著心理上的預期；物質的、生理的需求的背后是精神和心理的需求做支撐。心靈不是進化后期的產物，而是最先出現的東西。

芒福德構造了一個人類史前進化的詮釋方案，即人類的進化動力不是外在的生存競爭，而是內在的心理調適與意義創造。原始人類是一個心理能量和性能量都十分充沛，大腦活動過度，無時無刻不在受著夢魘和內在欲望的折磨，無意識的沖動是人類進化的主要動力，而控制這些無意識沖動的種種措施便是人類的文化。自由充沛的心理能量是人類進化之源，同時也規定了人的本性：好奇心、探險的欲望、無功利的制作、游戲的心態，符號和意義的創造，是人之為人的根本特征。

最基本的文化形式是“儀式”。儀式基于重復、秩序和可預見性，是秩序和意義的創造者，是開啟我們人性的關鍵步驟。在我們的孩提時代，我們都喜歡重復的講同一個故事，不厭其煩；在藝術作品里，比如音樂作品里，重復是一個重要的表現手法；重復也是機械化的基本特征。因此，芒福德認為，藝術與技術具有共同的起源。即使是現代工業機械技術，它令人討厭的單調重復的特征，根本上也是來自原始儀式的范導作用。使人類成為人類的早期文化包括跳舞、表演、歌唱、模仿、儀式、典禮、巫術、圖騰，顯然先于工具的制造和勞動分工，并賦予之后出現的工具和勞動以意義。對于人類的起源而言，游戲比勞動更重要、更基本。人們很容易厭惡單調勞動，卻對重復的禮儀活動不厭其煩，就證明了這一點。通過儀式的規范作用，人類得以引導內在的心理能量和性能量，避免單純沖動的毀滅性后果。人類既是非理性的，又是理性的。非理性是動力，理性是自我控制的文化機制。

除了儀式之外，語言的進化也比工具的進化更重要。儀式和交往共同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基礎，而工具是第二位的。芒福德解釋說，考古發掘發現，墓葬里置于人身邊的是裝飾品而不是工具，表明“裝飾”這種文化活動對人來講比工具這種物質活動更重要。礦石在早期的爐膛中被首先熔煉成指環而不是武器，珠寶對早期的人類而言比機械和軍事器具更重要。人類在馴化動物、栽培植物之前，需要將自己馴化和安置好。輪車最早是靈車而不是馬車或戰車。大規模的殺人最早不是因為戰爭而是為了獻祭。自原始人類以來，心靈技術、身體技術和社會技術總是先于自然技術，為后者準備條件。人類在制造第一個工具之前已經必定已經制造出了他自己，因此，對于理解史前人類文明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單純的尋找物理遺跡，而是發掘心靈的歷程。

芒福德自己承認，他所構建的這個史前進化的“心靈優先”方案，只是一個新的“神話”，并沒有充分的考古證據。但是，一切關于人類起源的理論都是神話，都不可能最終找到排它的、物質的硬證據，因此，讓我們選擇這套“神話”而不是別的“神話”的理由只能來自我們對人性的認同。基于這個新的人性認同，芒福德把技術置于文化的制約之下而不是相反。對于歷史來說，制造和使用工具這種狹義的技術并不是人類發展中占據首位的因素，通過語言發展精致的文化，是更重要的。“如果將過去5000年的技術發明一下子都消除的話，對生活而言當然是一個災難性的損失，但人還是人，但如果將人的解釋能力消除的話，那么人就將沉淪于比任何動物都更加孤立無助和更加野蠻的境地。”（[5],pp.8-9）工具技術并不是人特有的，許多動物有技術發明。如果人只有他的工具技術，那是不值得一提的。在語言符號、社會組織和審美設計出現之前，人類的技術并不比任何動物高明。恰恰是符號－價值體系的出現，為人類特有的技術能力提供了條件。“人的發明和轉化，較少是出自增加食物供應或控制自然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了利用其自身巨大的有機資源、展現其潛在的潛能以更充分的實現其超有機的要求和渴望。”（［3］,p.8）

在芒福德的著作中，“技術”一詞始終用的是technics而不是technology，這里包含著他對技術的素樸和廣義的理解。在英語語境中，technology容易指向大工業的機器系統、基于現代科學之應用的技術成就。芒福德關注的更多是歷史的人類在不同時期所使用的不同水平的工具，現代技術只是這些工具的一種極端的使用和極端的版本。每一種技術，都根源于人類心靈的某種模式，現代技術也不例外。“工具和我們引伸出來的機械技術，都不過是生活技術的特定化的碎片。”（［1］）正因為不是技術決定心靈，而是心靈決定技術，芒福德才會在充分意識到現代技術的嚴重困境時，也不對未來感到絕望，因為通過心靈能力的重新激活，人類有能力走出現代技術為之設置的絕境。

2，技術多樣性：好的技術與壞的技術；有機技術與機械技術

由于心靈決定技術，健康的好的心靈形態就導致健康的好的技術，惡劣的心靈形態就導致惡劣的技術。芒福德經常據此對技術進行區分。早先，他區分了“machine”與“themachine”，前者指的是具體的機械工具，如印刷機、動力織機等，后者則是指一種以某種特定的方式將機械工具加以組織和運用的觀念體系和制度體系，特別是，他指的是與近代的資本主義制度、大工業體系與近代科學的運用相關聯的機械技術系統，以及由此派生或隱含著的知識、技能、工藝和器械。他認為，后者只有近代的歐洲才有，而前者，則各個文明都有。像中國、印度這些東方國家之所以沒有工業革命，不是因為缺乏前者——相反，東方古老的文明國家有比歐洲豐富得多的機械發明，許多關鍵技術發明都來自東方——而是因為缺乏后者，即缺乏一個特定形態的“機械觀念和機械制度”。這個“themachine”后來被芒福德命名為“巨機器”（Megamachine）。很顯然，對他而言，前者是較好的，而后者是較壞的。

構成芒福德人性規定的另一個方面是有機論思想。價值與有機論內在相關，而機械論中沒有價值的地位。基于有機論的立場，芒福德把技術分成兩類。一類他所贊賞的技術是簡單的、家庭作業的、民主的（democratic）、多元的（polytechnics）、生活化的、綜合的，一句話，“有機技術”；后一類他不喜歡的技術是大工業的、專制的（authoritarian）、巨大的、復雜的、一元的（monotechnics）、權力指向的，一句話，“非有機技術”。

按照這種分類和分級的標準，很自然就可以分出多種類別的技術，分出好的技術和壞的技術來。比如：生活技術優先于權力技術，身體技術優先于制造技術，內在技術優先于外在技術。手的有意義的動作優先于手的工具性運作：它打手勢，抱孩子，撫摸愛人的身體，在舞蹈中分享儀式，表達感情。原始技術主要不表現在工具方面，而在身體技術方面，因而不能因為原始工具的原始簡陋而認為原始技術就很簡陋。由于原始技術的目的不在于對外部環境進行控制，而是對身體進行規訓和裝飾，以達到性別強調、自我表現或群體識別等更高級的目的，因此原始的身體技術豐富而復雜。正是通過原始的身體技術這個至關重要的環節，我們的身體才成為真正人類的身體：它本身就是表達心靈的語言和符號。

在史前制造技術中，芒福德推崇器具（utensil）甚于工具，認為容器（container）優先于工具，重視器具制造(utensil-making)、編織籃子(basket-weaving)、染色(dyeing)、制革(tanning)、釀酒(brewing)、制罐(potting)、蒸餾(distilling)等活動。他認為，過去的人類學家過分關注進攻性的武器和掠取性的工具，而忽視了容器在文明史上的地位。像爐膛、貯藏地窖、棚屋、罐壺、圈套、籃子、箱柜、牛欄，以及后來的溝渠、水庫、運河、城市，都是文明的盛載者。語言，這個文明最大的容器，同樣被芒福德高度贊揚。“語言的出現，是人類表達和傳達意義的基本形式，與手斧相比，對人類的發展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只有當知識和實踐能夠被以符號形式存貯起來，通過語詞傳遞，一代又一代，才可能有新鮮的文化成就。馴養動植物才成為可能。這一工藝成就并不需要挖掘的棍子和鋤頭。犁和車輪是在大規模的收獲谷物之后才出現的。”（［1］）由于容器技術多為女性所發展，芒福德可謂女性主義技術史的先驅。

將工具獨立出來予以格外重視是巨機器時代的一種現象，而在巨機器統治人類之前，工具的角色既不獨立也不突出。希臘文里的techne既指技術也指藝術，審美表達與技術發明并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甚至在最早的時期，誘捕和喂草所要求的更多的是對動物習性和動物棲息地的敏銳觀察而不是工具，所依靠的是廣泛的植物試驗，以及對種種食物、藥物和有毒物對于人類機體的諸種影響的精明解釋。在那些園藝發現——如果奧克斯•阿姆斯（OakesAmes）是對的話，一定比植物的馴化要早數千年——中，氣味和形式美與其食用價值同樣重要。最早的栽培物，除了谷物外，人們經常關注的是它們花朵的顏色和形態，以及它們的香味、質地、香型，而不只是營養。埃德加•安德森（EdgarAnderson）提出，新石器時代的花圃像今天許多簡單文化的花圃一樣，可能是食用植物、染料植物、藥用植物和觀賞植物的組合，它們對生命同樣必要。”（［1］,pp.80-81）新石器時代的馴養得益于主體方面對性的關注，通過宗教神話和儀式強化了這種關注。育種、雜交、施肥、播種、閹割，都是富于想象的性之教養的產物。（[1],p.81）

原始技術優于現代技術，因為原始技術是生活中心的（life-centered），而不是狹隘的工作中心（work-centered），更不是生產中心（production-centered）或能量中心（power-centered）。生活的技術適應環境的有機性質，限制任何個體的過度增長。它是均衡的、有限的、和諧的。

二、現代技術的本質：巨機器

作為有機論者和生態主義者的芒福德始終信奉“小的是美好的”，對巨大工程、巨型建筑、巨型城市有本能的恐懼和反感。對他來說，現代技術的主要問題是對于有機世界的系統性背離，其標志就是“巨機器”（Megamachine）成為時代的主角，而現代技術的本質也被芒福德稱為“巨技術”（Megatechnics）。

所謂巨機器或巨技術，就是與生活技術、適用性技術、多元技術相反的一元化專制技術，其目標是權力和控制，其表現是制造整齊劃一的秩序。芒福德認為，現代巨機器主要體現在極權主義政治結構、官僚管理體制和軍事工業體系之中。美國國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樓（Pentagon）、幾層樓高的巨大的登月火箭、核武器，都是芒福德所謂巨機器的典型。

1，巨機器的起源

在反思現代性的起源方面，不同的思想家有不同的做法。胡塞爾把歐洲科學的危機的根源追溯到伽利略的數學化思想，海德格爾把現代性歸于由柏拉圖發起的西方形而上學傳統。芒福德則把巨機器的起源追溯到了古埃及。

埃及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專制王朝國家，而這個國家本身就被芒福德看成一部最早的巨機器，也是之后一切巨機器的原型。這部巨機器的基本特征就是令人驚嘆的組織秩序，它的主要物質成果是金字塔。在那個物質工具水平并不十分發達的年代，制造金字塔這樣龐大的工程之所以可能，完全靠的是對人力的高度組織。近十萬的勞工以一種鐘表般的精確性被組織起來從事勞動，只使用石頭、木頭和青銅工具，就造出了吉薩金字塔這樣巨無霸的建筑。沒有一個巨機器是造不出這樣的“巨無霸”的，而這個巨機器恰恰不是由機械零件組成，而是由高度組織化了的人所組成。因此，這個一切巨機器的原型消失在歷史之中，未留下任何考古證據。

這個原型巨機器是如何可能的呢？芒福德從文字、宗教、天文學等幾個方面揭示了埃及巨機器的起源。通過祭司階層的堅持不懈地努力，埃及人的宗教和宇宙論被融合在一起，共同鑄造了絕對的宇宙規則和絕對權威的概念：法老是太陽神阿蒙－拉在人間的代表（[4],p.28）。由于文字的發明，文書書寫者和傳抄者組成了最早期的官僚階層，通過他們，這種普遍的宇宙秩序得以在人間實現，那就是一個在政治威權統治下的嚴格的社會秩序。這種社會秩序由軍事強制和神性力量相結合組成的國家機器來維持，百姓則從事重復的單調勞動。在這種單調重復的規則和秩序中，個人達到自我控制的心理均衡。

巨機器在歷史上的存在有它的合理之處。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巨機器創造和維系了埃及3千年的文明歷程。正是巨機器使得洪水控制、糧食生產和城市建設等我們稱之為文明的東西成為可能：埃及文明恰恰是我們今天能夠追溯得到的最古老的“文明原型”。但在芒福德看來，這個事實只能解釋為我們今天恰恰又生活在一個巨機器的時代，我們的文明或多或少與埃及文明同類。他認為，金字塔與登月火箭相類似，差別只在于前者靜態，后者動態，但它們都崇拜死亡：一個是存放木乃伊的墳墓，一個指向無生命的月球。埃及巨機器與現代技術相類似，今天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就是那時的祭司和僧侶，他們一樣的維持著他們時代的社會基本秩序，同樣的壟斷他們時代最神圣最神秘的知識，同樣是最高統治力量的大腦和神經系統。

自軸心時代以來，埃及巨機器被人們拋棄了，只在軍隊里保存著其原始范型。直到中世紀，一個新的巨機器時代開始孕育，它首先表現在“求序意志”（willtoorder）的出現。這種求序意志最先出現在修道院、軍隊、賬房里，最后在現代科學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得到確立和保障。

修道院為近代世界奉獻了一樣最重要的機械：鐘表。教士們為了有更多的時間沉思和祈禱，發明了不少機械以代替勞動。教士們規則而又刻板的生活節奏，為機械鐘的發明提供了溫床。這個精確的時間機器規定了現代人整齊劃一的生活節奏（[7]，第100頁），使得“效率”的概念成為可能，為大工業標準化、流水線生產提供了先天的時間方案。鐘表的出現以及流行，創造了一個客觀的、數學的、純粹量的世界概念，一個科學的世界概念。從前的時間經驗與生活經驗緊密相關，牧民和農民依據自己的勞作對象和勞作方式來確定自己的生活節奏。如今，時間與有機的生活經驗相分離，受制于機械的節奏。節省時間成為新的時代性要求，守時成為美德。所以芒福德說：“鐘表而非蒸汽引擎，是現代工業時代的關鍵機器。”（[2],p.14）

修道院不僅奉獻了機械鐘表，而且也培育了宇宙秩序的觀念。懷特海在《科學與近代世界》里說：“中古世紀在規律的見解方面為西歐的知識形成了一個很長的訓練時間。當時也許缺乏一些實踐。但這觀念在任何時候都沒有被沖淡。這個時期十分明顯地是一個有秩序的思想的時期，完全是理性主義的時期。”（［8］，第12頁）經院哲學所培育起來的宇宙秩序的概念成為現代物理學的基本哲學前提。

除修道院之外，資本主義商業的興起對現代巨機器的形成也是必不可少的。由實物經濟到貨幣經濟，由有形財產到無形財產，由實體經濟到抽象的虛擬經濟的轉變，慢慢培養了人們抽象和計算的習慣。金錢價值越來越取代了生活價值的位置，而追求金錢理論上是永無止境的。于是，通過抽象、通過計算來無休止的追求權力，成了新時代的資本主義精神。對芒福德來說，歐洲資本主義最后通過技術革新實現了自己的輝煌成就，但資本主義先于現代技術，而且并不必然依賴現代技術，因為資本主義本身才是現代技術得以可能的巨機器。芒福德不無嘲諷的說：“機器承擔了資本主義的罪惡，而資本主義取走了機器的美德。”（[2],p.27）他認為，現代技術的問題并不在于機器，而在于機器背后的巨機器。

2，巨機器的克服

芒福德提出巨機器的概念，其目的就是為了揭示巨機器的反有機的本性，從而引導人們克服巨機器。他強調要區別“機器”與“巨機器”。東方文明有著歐洲文明難以企及的“技術”和“機器”，但他們因為沒有“巨技術”和“巨機器”，因此不能夠與現代西方的技術文明相抗爭。同樣道理，現代技術文明導致的種種問題，不能夠單純從技術的角度來處理。“在技術的領域里來尋求由技術所引起的所有問題的答案，這將是一個十足的錯誤。”（[2],p.434）。對他來說，克服巨機器的主要路線還是回歸人性的正確規定，回歸生活世界和生活技術。

如果把我們的人性就規定成工具制造者和使用者，那么我們就完全無法逃離巨機器的陰影，因為這兩者享有共同的邏輯。唯有我們意識到心靈的優先性，我們才能真正克服巨機器。“從工作中解放出來”（freefromwork）是機械化和自動化的能夠做的事情，但事情的要害在于“為了工作而解放”（freeforwork），而這只有以人的心靈為本，充分開發人的潛能才有可能，機械化并不能真的使人獲得自由。徹底的機械化將會使人類徹底的失去自由。只有把目光轉向人性的全面發展，而不是圍著機器的革新和使用打圈圈，才有可能真正擺脫巨機器的控制。(免費論文網)

由于始終強調心靈優先性，技術服務于心靈的需要，甚至巨技術也是服務于某種不健康的心靈需要，因此，芒福德始終對技術時代抱有樂觀主義的態度。他沒有技術自主論者通常會有的悲觀主義。但是，對現實生活中每每占據支配地位的巨機器，芒福德自感并沒有行之有效的辦法來對付。他用他的筆反復歌頌生命的多樣性、豐富性和創造性，強調生命是意義世界的不竭源泉。通過對有機生活的一再回溯，他指出了逃離巨機器的基本方向。

參考文獻

1，LewisMumford,“TechnicsandtheNatureofMan”,inCarlMitchametaled.,PhilosophyandTechnology,TheFreePress,1983

2，LewisMumford,TechnicsandCivilization,Harcourt,BraceandCompany,INC.,1934.

3，LewisMumford,TechnicsandHumanDevelopment,AHarvest/HBJBook,1967

4，LewisMumford,ThePentagonofPower,AHarvest/HBJBook,1970

5，LewisMumford,ManasInterpreter,HarcourtBrace,1950

6，芒福德：《城市發展史》，宋俊嶺等譯，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年版

7，吳國盛：《時間的觀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8，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