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魯迅最后自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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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1881年出生于紹興城一沒落家庭，十三、十四歲后因家道衰落而生活日益艱難。盡管童年天真無邪的生活里有著許多溫馨、柔和而美麗的體驗——這種溫馨、柔和而美麗的體驗以及對這種體驗的溫馨、傷感的詩性懷憶與追往，曾在《吶喊》、《彷徨》、《野草》和《朝花夕拾》等集子內的一些文章里有所流露和體現——但舊社會里丑陋而險惡的東西（包括科舉），尤其是自己家族所表現出來的丑惡而險惡的東西，加以家道中落所帶來的艱難、辛酸特別是他人的卑視和輕蔑，給魯迅童年、少年時的心靈蒙上了一層陰影，也給他的性格注入的堅強、堅韌和反叛。1898-1902年，魯迅離開家鄉遠走他處，“去尋求別樣的人們”[1]。在南京新式學堂對自然科學技術的學習，以及維新思潮影響下對《時務報》、《天演論》、《譯學匯編》等進步書刊的閱讀，使他接受了進化理論，接受了承認和主張社會變革的社會政治思想，開始對社會歷史的發展問題尤其是社會的思想文化的問題產生興趣，并形成自己的各種看法。
1902年東渡日本在東京弘文學院就學后，他在學習預科的同時喜歡閱讀哲學和文藝方面的書，并尤其注意起人性和國民性的問題。魯迅說，“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治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2]由于在日本看到中國人“賞鑒”中國人被殺頭的電影鏡頭，由于在日本耳濡目染了日本人與中國人的思想和性格的差異，特別是由于他對文藝的濃厚之興趣，他決定放棄學醫并最終退學返回東京。他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3]
1906年退學返回東京后，魯迅開始聯合一些人提倡文藝，創辦刊物，撰寫稿子和翻譯外國的文藝作品，但是他提倡文藝以改造國民和挽救國家的夢想又終因沒有人理會而失敗了。醫學夢想的破產，文藝夢想的破產，魯迅陷入了無比的失落、孤獨、寂寞和悲哀。“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4]現實對有著遠大報負的青年魯迅其醫學夢想和文藝夢想的粉碎，使他開始失卻作為青春少年魯迅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之激情和報負，也開始認為“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5]，現實主義以及他對世事、時事的冷峻、冷酷之看待，開始在魯迅的心中攀升……
恰在此時，因為母親和兄弟等在經濟上的需要”，魯迅便在1909年返回中國，開始在杭州、紹興和北京等地從事教育部門的工作，并沉于研究和整理古代的有關文獻資料。雖然魯迅曾目睹辛亥革命之光來到杭州和紹興一帶，但辛亥革命戲劇性的曇花一現和革命前后中國社會的實質性之依然一致，不但沒有把魯迅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意志主義的東西“召喚”回來，反而大大促進了他對這場“革命”的思考，對中國社會尤其是下層社會，對中國民眾尤其是下層民眾的思考。魯迅飽含“地火”、“熔巖”的心，帶著中國社會的苦難，帶著自己人生的苦難，走進了孤寂而冷峻的思維之城堡……
就在這樣的寂寞與冷峻中，魯迅度過了他1909-1918年這10年在教育領域的時光，這10年主要心向古代文獻資料的思維時光。辛亥革命曇花一現，并沒有對下層民眾（這是中國社會構成的主體）產生什么實質性的影響，封建軍閥對“民國”政權的竊取和封建主義的倒行逆施，“民主”、“科學”旗幟下反對舊政治、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學、舊藝術而主張新政治、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學、新藝術的“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起來。陳獨秀、、魯迅、胡適等激進的民主主義分子或初步的共產主義分子，利用《新青年》等陣地開始對君主專制制度和封建思想道德以及舊文學舊藝術等核心內容展開了進攻；而舊的倫理道德，舊的倫理文化，則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批判對象，主要攻擊對象。
魯迅大量的小說和雜文批判了中國社會的黑暗面，尤其是批判了中國“國民性之陋劣”，并且是“尖刻的”和“不留情面的”。而讀者如果就以此來判定魯迅是一個尖酸刻薄、逞勇好斗、胸量狹小的人，那只能說那只是讀者自己的淺簿與尖刻。長期生活在專制主義政治之下以及長期沐浴專制主義思想文化的中國大眾，又豈能人人都理解魯迅的良苦用心（也許總處處矯枉過正）？又豈能人人都領悟魯迅的上下求索？
“魯迅與其稱為文人，無如號為戰士。”[6]從某種意義上說，魯迅的確是戰斗的一生，批判的一生。魯迅在批判中國社會的黑暗時，也間接地展示了他對中國社會的未來光明的預想，這些都直接顯示了他的內心精神世界，他的個性心理品格。因而說，魯迅在批判中國舊道德的同時，也真實顯現了魯迅自己的道德品行，顯現了魯迅自己的人生精神。
“我其實是知識階級中最末的一個，而又是最頑強的。我沒有照著同階級的人們的意志去做，反而時常向他們挑戰，所以舊的知識分子如此恨我。”[7]“魯迅度著戰斗的生活，處處受著紳士們的壓迫，大學教授中紳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教書；批評家中紳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創作。”[8]有的人罵他尖酸刻薄，有的罵他冷酷毒辣，有的人罵他陰賊、多疑、善妒，有的人罵他胸量狹小，愛復仇，喜報復，有的人罵他虛榮好頌，領袖欲強烈。總之，“他逝世前的幾十年，備受國粹派、現代派、保守派、革命派、左派的諷刺、笑罵、詛咒，攻擊；逝世后的半個世紀也不得安生，無意的誤解，有意的曲解，只責他罵人，不提人罵他……至于視魯迅為異類，為絆腳石，為怪物，為落伍，為反動，為封建余孽，或以青年名義、或以革命名義、或以無產階級名義，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事，更是史不絕書。”[9]
“那些對魯迅作品淺嘗輒止的人們常有一種誤解，認為魯迅尖刻、好斗，沒有包容慈善的胸懷。其實，魯迅待人是寬厚的，也很少無緣無故地發脾氣。倒是那些反對魯迅的人們，對魯迅采用的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的。”[10]魯迅的一生是復雜的（不管是思想還是其他），魯迅的被評價，自然也是復雜的，千奇百怪，光怪陸離，真如魯迅自己生前所言：“嗚呼，魯迅魯迅，多少廣告，假汝之名以行！”[11]那么，魯迅論戰而批判的一生，撇開對其著作和思想尚未登堂入室的誤解以及魯迅一些的確的不足與缺陷，他正面的，為我們今天仍有啟示與鑒照價值的道德品格或者人生精神又有哪些內容呢？
1、愛國愛民
魯迅批判中國舊道德的一大特點就是魯迅在批判中國舊道德時情感上時時洋溢著濃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孔子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12]又說：“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13]魯迅自己說：“茍奴隸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14]魯迅用了大量的筆墨來批判中國舊道德的“吃人”，就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魯迅用了大量的筆墨來描寫農村不覺醒的勞動人民和批判種種頑固不化的“國民性之陋劣”[15]，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對勞苦大眾，對國家前途，對民族命運，魯迅可謂是“愛博而心勞，而憂患亦日甚矣”。[16]
魯迅本來是抱著“革新古國的人民”[17]的追求而棄醫從文的，魯迅本來是自任以“精神界之戰士”[18]而翻譯介紹外國戰斗性的文藝作品和宣傳覺醒和啟蒙的。然而，在中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個特定的時代，死沉而無際的社會“荒原”或“沙漠”，讓“從別國里竊得火來”[19]的第一批思想開拓者，第一批文化開拓者，倍感了現實的無奈和事世的蒼涼；個性主義、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愛國情懷和救國情懷，在“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20]的寂寞與悲哀中，讓魯迅感到“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21]——這，是一個怎樣的愛國者的酸楚、悲戚之心聲？！
辛亥革命的失敗，中華民國的空招牌，革命先驅者不幸的血和古國人民不變的心，讓魯迅更覺沉痛、悲哀、凄涼和寂寞，使他開始拋棄了青年時期英雄主義的“慷慨激昂”，而沉入到對中國社會、對中國革命、對中國國民性更深層次性的思索中，使他對中國要真正實現變革與進步有了較之一般人更深邃的體認，真所謂“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者，獨‘魯迅’而已”。[22]
新文化運動爆發后，魯迅受邀加入《新青年》團體，從表面上平靜的研究工作和任職教育部的工作站出來，開始為“前驅的猛士”搖旗吶喊，寫作了大量批判中國社會黑暗面，批判中國舊道德的文藝作品。無論是批判北洋軍閥時期倒行逆施的尊孔復古運動，還是批判時期同樣為專制主義招魂的“八德四維”和“新生活運動”；無論是對國民劣根性不遺余力的直接批判，還是對中國農村勞動農民和城鎮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不幸命運的直接刻畫，魯迅都是出于對他們的愛，出于對國家的誠。“恨”只是“愛”的反面，魯迅恨一些“正人君子”，魯迅攻擊一些“旗幟外套”，何嘗又不是愛“正人君子”的反面，捍衛“旗幟外套”的反面呢？在社會大黑暗中首先覺醒起來的魯迅，“向野地里蹌踉地闖進去，夜色跟在他后面。”[23]
2、戰斗抗爭
“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24]出于愛，出于對自己的國家與人民的憂慮，魯迅對舊中國黑暗面的批判，才顯得那么鋒芒而溫情、尖銳而厚重。但戰斗與抗爭，卻是作為過程而存在的。而魯迅，也一直以戰斗者自居，以抗爭者自居，向“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等舉起了投槍！[25]他還在自已的散文詩中自抒性地寫道：“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將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滅盡，這些造物主的良民們。”[26]
魯迅從小就有叛逆意識，他熱愛遠離四書五經和遠離功名倫常的“百草園”；他向往自由自在、純樸天真的鄉村和鄉村童年……因為“流言”及其他，他離開了紹興去南京，然后又離開了南京到日本，他要尋找自己的天地，他要抗爭壓迫人的力量。魯迅崇尚“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摩羅詩人之“貴力而尚強，尊己而好戰”，并且不畏“為世所不甚愉悅”。[27]魯迅對中國舊社會、中國舊道德的批判，的確在“尊個性而張精神”的狀況下做到了威武、剛健、勇烈、雄桀、堅韌、堅毅、堅定。“托尼學說，魏晉文章”[28]，戰斗抗爭的魯迅，用他那冷峻、辛辣、銳利、簡潔、峭撥的文筆，刺向了中國社會黑暗的一切……
魯迅說：“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后者與時宜不合。”[29]他又說：“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學，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30]曾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31]為“無力無筆的弱者”而戰斗抗爭，其中自然“不得已的矯枉過正也是免不掉的事”。[32]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敬告青年》一文中說：自覺就是自覺自己新鮮活潑的價值與責任并不自卑，奮斗呢，就是奮其智能，力排陳腐朽敗的黑暗與反動，視之若仇敵，視之若洪水猛獸，而決不與之為鄰、共舞、同流、合污。魯迅“愛博而心勞”，他的戰斗與抗爭，他的批判與攻擊，固然常有“矯枉過正”之處；但時，他的確做到了陳獨秀所說的自覺與奮斗，并且一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哭罵……都不推辭”。[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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