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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名篇《傷逝》展示了子君、涓生在特定時代生活中的愛情悲劇,關于這悲劇的根源,多年來人們作出了種種不同的揭示。一種意見認為,這一悲劇的根源在于他們囿于個人小家庭的狹隘愛情,這種狹隘性使得他們不能把個人的解放和全民族的解放統一起來,從而局限于個人小天地而不能投身于變革社會的革命洪流之中。不能改變扼殺愛情的社會環境,他們的愛情自然也就難有美滿的結局。此說著眼于社會環境及其改造,揭示了悲劇根源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并不是決定性的方面。這一結論流露出這樣一種偏頗,即似乎沒有完滿理想的社會環境就沒有幸福美滿的愛情,不成為改革社會的斗士就不配享有幸福美滿的愛情;另一種意見以為缺乏物質財富的困頓是二人愛情悲劇的根源。這固然指出了愛情與物質財富的緊密聯系,但它亦并非決定性的一面。雖然家庭的性質和形式歸根到底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但它并不是影響家庭的唯一因素。倘若如是,則幸福美滿的愛情就應僅為富商大賈的專利了。還有一種意見認為,二人愛情悲劇的根源在于他們性格的歧異及沖突,源自涓生的自私虛偽和子君的平庸怯懦,這種注重二人自身性格的眼光顯然較之上述兩種社會學角度的揭示更為切近悲劇根源的實質。因為它是從當事人內部來探尋原因的。但是這種歸諸于性格缺陷的簡單結論又尚欠深入,它難以解釋二人當初何以又會熱烈地相愛,難以解釋二人性格在同居前后的不同及其變化,因而亦是差強人意的。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涓生子君愛情悲劇的真正根源呢?
愛情觀!正是二人不同的愛情觀,決定了二人的不同的性格心態及行為方式,同時,也決定了他們在社會壓迫和金錢困擾的沖擊下,終于難免分離的悲劇結局。
涓生子君初始雖然真誠熱烈地相愛,但他們愛的內涵是不相同的。“我愛子君,仗著她逃出這寂靜和空虛”。不難看出,這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本能的欲求和情感的需要。對涓生而言,愛乃是找一個可愛的人來愛并以此使生活充滿意義和色彩,愛不過是生活的一種點綴,是手段而非目的。所謂男女平等,戀愛自由,在涓生看來,則是男女間交往分合來去的平等和自由,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下,掩蓋著一種不愿負責任或不敢負責任的自私、怯懦與虛偽,流露出一種特有的中國式大男子主義的心態。正是這一愛情觀使得他以真摯熱烈之情開始的自由戀愛最終轉化成“始亂終棄”這一古老的男人風流勾當的變種。對子君而言,愛則乃是找一個愛自己的人以托附終身。男女平等,戀愛自由,在
她看來僅是擇偶權利的自主而非擇偶行為的自由,這就是“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一令人振奮的宣言的實質。子君把愛視為生活的全部,是目的而非手段,把自己的全部身心和幸福寄托在一個愛自己的男人身上,這種折射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古老婦道觀的愛情觀念,使得她這樣一個實踐自由戀愛的新女性亦難免逃脫由尤物到累贅,最終被遺棄的悲劇命運。
涓生的愛情觀是浪漫的,子君的愛情觀是實在的,這種不同決定了戀愛過程中二人心態行為的不同。涓生愛子君不可不謂真誠熱烈—一時不見則惶惶不可終日,僅僅一見心中便極大地快慰。但浪漫的,為生活要求點綴的愛情觀則使他難有應具的堅強和勇敢,“我覺得在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狠裹和輕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有些瑟縮,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驕傲和反抗來支持”。而實在的,為生活找歸宿的愛情觀則使子君“卻是大無畏的,對這些全不關心,只是鎮靜地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實在的愛情觀使子君易于滿足,同居后她每每反復回味涓生真誠求愛的情景并陶醉于被愛的幸福之中。而浪漫的愛情觀則使涓生難免失望,那含淚下跪,使子君幸福陶醉的真摯求愛得逞之后,涓生帶有悔意地以為那是“可笑甚而可鄙的”了。他自白:“我也漸漸清醒地讀遍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隨著新鮮感和神秘感的消失,尋求愛情點綴生活的涓生不無他意地體會到:“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而視愛情為歸宿的子君卻陶醉于小家庭的幸福之中,她“逐日活潑起來”,“胖了起來,臉色也紅活了,可惜的是忙,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這種滿足使她最終難免趨于平庸,和官太太為油雞和“阿隨”而無謂地爭吵了,這無疑會使他們間的思想感情難以溝通,最終出現差距及至隔膜。
二人不同的愛情觀還決定了他們面對生活變故時的不同態度和行為,從而造成了他
們各自不同的最后結局。
社會環境對他們自由戀愛的排斥使涓生失業,他們不得不承受起環境和金錢的雙重壓迫。面對這種外來的打擊,涓生是樂觀而又堅強的,甚至反而還有一種終于脫出了牢籠的輕松,并對未來充滿了自信和希翼。涓生不把愛情和小家庭的幸福看作生活的目的或是不可或缺的東西,因而亦就并不太在意或是并不太懼怕這一切的失去。而子君則不然,由于她把愛情和小家庭的幸福視為生活的目的和歸宿,視為生命的支柱,因而面對外來的打擊,在自由戀愛的追求中曾經大無畏的她膽怯了,雖然她也說:“那算什么。哼,我們干新的。”可那聲音“卻只是浮浮的”。由于其特定愛情觀的作用,涓生在面對生活的變故時不僅不能煥發出原來就難有的自信與剛強,而且更顯出了其本來就有的虛偽和自私,他以為:“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現在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為她。”似乎子君已成為他前進路上的絆腳石,只要離開子君,便可以擺脫窘境,有所作為。他清醒而不乏勇氣地認識到:“向著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孤身奮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著一個人的衣角,即便是戰士也難于戰斗,只得一同滅亡”。面對生活的困境他認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同時冷酷地認為子君“應該決然舍去”,盡管他已經考慮到,子君可能會因此而死去。在涓生看來,這時的子君已然是自己的包袱,他不愿再對子君負責,只想盡快地拋棄她,于是懷念起自己在會館時的獨身生活,并勾起了一連串的抱怨,抱怨自己無力置一間書齋,抱怨子君及阿隨、油雞使自己不能安心做事,抱怨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飯打斷自己的構思,其實,這不過是他為自己欲拋棄子君而尋找的借口,充分暴露了他的卑怯與自私。面對生活的壓迫,曾持一種浪漫愛情觀的涓生在理想破滅后終于明白了人生的第一要義便是生活,明白了“人必須活聲,愛才有所附麗”的淺顯而現實的道理。而曾持一種具在的、滲透著傳統婦女心態的愛情觀的子君,面對生活的變故及由之而來的其愛情理想物質基礎的失去,則膽怯而不知所措,甚至于求助于溫習往事和索求溫存的自欺。隨著生活壓迫的加深,她終于“失掉了往常麻木似的鎮靜……時時露出憂疑的神色來”,這種憂疑,正流露了在理想破滅后子君面對生活的恐懼和茫然。如果說,愛情觀的不同使他
們的思想情感存在差異和隔膜,從而使他們之間難以長久地相愛,分離成為一種必然的話,那么,社會的壓迫和金錢的困擾則加劇了這種差異和隔膜,并導致他們思想情感的分歧乃至沖突,最終使他們的分離成為事實。在知道彼此已不相愛亦難再相愛的情況下,涓生希望能冷酷而自私地撇下子君在生活的道路上奮身孤往;而失去了作為人生和目的歸宿的愛和家庭的子君,則不得不向舊勢力屈服,回到舊家庭中,并且隨著作為其生命支柱的愛的失去,她的生命亦隨之很快地結束了。他們轟轟烈烈充滿生機的開始,最終卻為凄凄切切的悲劇結局,他們的悲劇是歷史的悲劇,社會的悲劇,因為特定的社會歷史環境作為外因誘發了他們悲劇的愛情,而他們不同的愛情觀以及由此而決定的情感、心態及行為方式,則作為內因決定性地造成了他們的愛情悲劇,因此,他們的悲劇更是他們自身的悲劇。
在愛情理想的追求過程中,涓生從浪漫走向實在,從幼稚走向成熟,而子君則從果決剛強走向平庸懦弱,從希望到滿足進而走向失望和絕望。在與生活所作的悲劇性抗爭中,子君是弱者和犧牲品,而涓生則作為一個強者終于站起來,“向著新的生活跨進第一步去,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作我的前導……”。不能說他一定會成功,至少,他還沒有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