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服務出口結構模式及策略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本文作者：楊玲1吳根寶2作者單位：1.上海大學經濟學院2.上海市國際服務貿易行業協會

測度方法

在全球化浪潮中，技術作為高級要素在決定一國貿易競爭力過程中成為關鍵要素，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除中國以外，這里選取另外22國作對比量化分析，具體包括：美國、英國、德國、奧地利、日本、瑞士、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亞、法國、比利時、荷蘭、西班牙、捷克、匈牙利、挪威、希臘、馬來西亞、巴西、新加坡、俄羅斯、印度。其中英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法國、比利時、荷蘭、西班牙、捷克、匈牙利、希臘為歐盟成員國。歐盟作為OECD重要組成部分，絕大多數國家生產性服務業起步早，總體較發達，在國際貿易中具有明顯比較優勢。因此，選擇以上11國對于研究中國與歐盟各國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關系具有代表性；除此之外，選擇美國、加拿大作為北美生產性服務業最發達的國家，對于研究我國與國際最高水平的差距具有典型性；澳大利亞代表大洋洲生產性服務業發達的國家之一，在研究中也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同時考慮到我國與新興經濟體間出口生產性服務業的競爭或互補關系，選擇金磚國家①，如印度、俄羅斯和巴西作為比較國；日本是OECD國家中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在東亞乃至世界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中均具有一定的權重，由此被納入比較范圍之內。另外，馬來西亞、新加坡作為發展起來的東亞國家與我國的比較，有助于研究與我國有相似文化、環境、產業基礎的亞裔國家優化生產性服務業結構的差異化策略。考慮到非洲各國生產性服務業相對欠發達，這里的研究重點主要設定在比較我國與生產性服務業相對發達國家間的趕超②研究上，所以暫時沒有選定非洲國家。

下文將緊緊圍繞我國與22國間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結構作深入研究。借用樊綱等（2006）和董直慶等（2010）計算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各項指標來測度我國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結構。文中涉及的我國數據皆來自1999~2010年間《中國統計年鑒》。22國的貿易數據來自UNCTAD網站。

這里借鑒董直慶等（2010）方法先構建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含量測度指標。假定發達國家提供的生產性服務貿易技術含量高，而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生產性服務貿易技術含量低。將權重定義為出口該種生產性服務產品的各國收入水平的加權和，權數為出口生產性服務業國家的出口額占該種服務世界總出口額的比重，k項服務貿易的技術含量用公式表示為：（略）。通過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含量測度指標可以將全世界各國出口生產性服務業中各細分行業技術水平并進行分類。為深入研究各國出口生產性服務貿易技術水平優化程度，并明確我國與以OECD國家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金磚各國的水平差異，在此采用樊綱等（2006）提出的技術結構優化水平指數ESTC來測度：（略）。

考慮到研究我國在優化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結構優化過程中，分析我國與22國間這一產業出口的競爭互補關系和競爭壓力關系，引用樊綱、關志雄、姚枝仲（2008）構建的競爭互補指數和競爭壓力指數。在圖一中先設定曲線A、B分別代表A國和B國的出口技術分布曲線。曲線的高度表示出口額。分布曲線相交的部分表示兩國都出口的產品，因而在這些產品上表現出競爭關系。如果兩國曲線相交的面積越大，說明其在同類商品上的競爭越強。如果圖一中的L、N分別代表曲線A和B所覆蓋的區域，用M表示陰影部分的區域，則M的面積相對于L和N的面積就表示兩國貿易品的競爭互補程度。如果將顯示技術附加值的步長設定為1，則可以得到一個用面積比表示的競爭互補指數：（略）。

測度結果及實證分析

依據上文引用的STC指數測度2000~2008年間全世界各國生產性服務業的出口技術含量，以便對生產性服務業作進一步的結構分析。從2000年到2008年世界各國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含量測度結果來看，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中的各細分行業技術含量呈動態變化趨勢（見表1）。2000~2002年專利和所有權業是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結構中技術含量最高的行業，金融業次之。但與金融業年均7.96%的漲幅相比，專利和所有權業的增速較慢，僅為3.16%。自2003年起金融業的技術含量就開始超越專利和所有權業。雖然2009年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這一產業的技術含量有所下降，但總體而言金融業仍是世界各國近10年來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中平均技術含量最高的行業，STC均值達到41419.85。保險業作為知識密集的生產性服務業，2000~2008年以年均7.96%的技術含量增速向上發展，并于2008年超過專利和所有權業，成為僅次于金融業的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見圖二，下頁）。作為傳統觀念中最新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專利和所有權業，因為研發周期長、見效慢、風險高的行業特點，其技術含量提升速度慢于金融保險業。與之不同，金融保險業具有附加價值大、利潤豐厚、商業運作快以及資金杠桿擴大效應，成為世界各國競相爭奪的關鍵領域。隨著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等信息通訊產業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各國出口通訊業、計算機信息產業STC略高于運輸業和其他商業。由此，依據STC技術水平不同，可將生產性服務業分為三類：高技術生產性服務金融業、保險業、專利和所有權業；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通訊、計算機信息業；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運輸及其他商業。

（一）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技術結構比例分析

究竟各國在出口生產性服務業過程中，生產性服務出口技術結構是否優化，優化的程度如何？這里應用上文引入的生產性服務貿易優化指數來研究我國與22國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結構優化程度的差距，以便下一步為提出切實有效的加快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出口以及合理布局、優化產業的相關對策建議。從圖二中可以看出，世界發達國家中美國、英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技術結構的優化程度非常明顯。與22國相比，我國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水平屬于中等偏下，2000~2008年間的均值達到54879.28，在研究的23國中居第16位。依照我國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技術結構優化指數的平均值來看，其僅為美國均值的4.41%、英國的8.43%、德國的14.68%、瑞士的26.48%以及印度的29.63%和日本的33.24%。與世界上生產性服務發達的國家相比，中國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優化程度尚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與此同時，也要看到，中國是金磚四國以及經濟發展相對較快的東亞國家馬來西亞、新加坡中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技術結構優化增速最快的國家，平均達到12.89%。作為崛起中的新興經濟體，中國出口生產性服務業雖然起點低、基礎差，但趕超速度快、效率高，具有明顯的后發優勢。除中國外，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俄羅斯、印度和巴西也都顯示出強勁的增長勢頭，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結構優化指數增速分列23國中的第一、第五和第六。由此，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雖然目前世界上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結構最優化的國家仍然是美國、英國、德國、瑞士、加拿大等傳統發達國家，但也要清楚地看到發達國家中已經有部分國家如澳大利亞、比利時等表現出生產性服務業出口增長乏力的跡象，在2000~2008年間出現平均增速-2.78%和-1.26%的下滑趨勢。雖然德國是發達國家中生產性服務業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年漲幅達到11.85%，高于美國的5.03%、英國的7.24%、加拿大的0.96%和日本的3.84%等。但總體而言，當前全球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結構還是為我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實現趕超計劃提供了廣闊空間。我國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結構優化程度相對不高。這與我國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中的三大分類是否直接相關？為了進一步細分我國與22國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結構分布比例，以下分別就三類生產性服務出口比例作橫向和縱向比較分析。

1．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比例分析

歐美等發達國家是世界高技術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業的關鍵供給者。在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國中，新興經濟體印度、俄羅斯、巴西、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的出口比重雖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長，但總體比重還比較小，在這一領域尚不具有競爭優勢。2000~2008年，23國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比重最高的國家是美國（均值40.80%），其后依次是瑞士（39.14%）、英國（36.86%）、日本（29.59%）和加拿大（22.30%）。除此之外，其他OECD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國家的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比例相對較小，均低于20%。尤其德國作為技術興國的典范，自2006年開始的“高科技戰略”不斷加強了國內的研究能力，也提高了研發效率。但2000~2008年間德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的平均比重僅為14.96%，甚至低于比利時和俄羅斯。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德國作為歐盟成員國中的核心國家之一，對于國內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設限的表現之一。雖然美國也在一貫強調限制高技術產業產品出口，但從表1的分析來看，德國對于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的限制力度更大，效果更明顯。這一產業出口比重同時表現出下降趨勢的國家還有比利時（平均降幅11.95%）、奧地利（平均降幅2.41%）、希臘（平均降幅3.75%）、捷克（平均降幅13.90%）和匈牙利（平均降幅3.59%）。也就是說，與德國、比利時等歐盟國家相比，雖然美國、英國、日本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年均增幅分別為2.66%、1.45%和2.17%，但這一產業出口仍總體呈擴大趨勢。基于當前國際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現狀，中國要實現在引進、消化、吸收基礎上加快自主研發，實現“趕超”計劃，仍然要以歐美等發達國家為中心，將美、英、日視為主要的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進口國。中國在與歐盟申根國家①進一步談判放寬高技術生產性服務貿易對華出口限制的同時，仍然要以美英日三國為突破口，加大技術引進力度。一方面，我國企業可以借助政府的外交途徑爭取更多機會從美、英、日進口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另一方面，應該繼續試行針對外商投資企業以市場換技術的招商引資策略，尤其加大國際研發中心落戶中國的激勵措施，吸引美、英、日等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來華投資、經營。在這方面上海已經有一些成功經驗值得國內其他省份借鑒。

2．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出口比例分析

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產業出口已經成為一國信息化發達的重要標志。與中國和22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貿易出口情形不同，各國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貿易的主要供給者不再是美、英、日以及部分歐盟發達國家，而是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據世界銀行對計算機軟件出口國能力的調查評估顯示，印度班加羅爾的軟件業經過20年的快速發展，目前已經擁有世界第一的計算機軟件出口規模，是世界上5大軟件供應國之一，其產品出口至世界130多個國家和地區，年出口量僅次于美國。俄羅斯2000~2008年間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實現年均34.68%的出口比例，而我國同期這一產業的出口比重僅為7.16%，與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9.06%的出口比例相當，說明我國在高技術和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方面尚不具有比較優勢。同為新興經濟體的印度和俄羅斯在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上的崛起值得學習。與之不同，美、英、日三大主要的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國輸出中高技術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業的比重遠遠小于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僅為5.69%、9.03%和2.43%。相對而言，德國、捷克、匈牙利、荷蘭、西班牙等歐盟申根國家雖然不具有高技術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業的出口優勢，但與美、英、日相比，在中高技術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業方面擁有相對較高的出口比重，說明歐盟申根國家對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限制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松動。因此，下一步我國要繼續加大自主研發力度。關鍵要根據我國國情，集中精力選中、選好具有發展潛力的優勢產業，同時結合政府的支持與配套政策，逐步做大做強高技術、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業務，這對于我國優化整個貿易結構，實現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以及帶動國內產業轉型均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3．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出口比例分析

與主導高技術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出口的美、英、日、瑞等發達國家以及主宰中高技術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出口的印度、俄羅斯不同，中國與22國都在競相搶占中低技術運輸和其他商業的出口市場，目前中國是這一領域年均出口比重最高的國家，達到90.69%，并保持著年均0.63%的增速。在涉及的22國中有相當一部分歐盟申根國，如奧地利、挪威、希臘、捷克、匈牙利、法國、荷蘭、西班牙、意大利在運輸和其他商業上的年均出口比重也相當高，平均超過80%。除此之外，新興經濟體也是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的主要出口國，如馬來西亞、巴西、新加坡等也達到年均出口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80%的比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技術見長的德國沒有大量出口高技術和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而是把出口的著重點也放在中低技術運輸和其他商務上。在各個國家爭相分搶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國際市場的環境下，美、英、日等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大國在逐漸緩慢地減小這一領域的出口比重。印度、俄羅斯、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出口比重也表現出下降趨勢。雖然中國暫時擁有這一領域的比較優勢，但應該清醒地看到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市場異常激烈的國際競爭，不僅有發達國家的“質”爭，更多是發展中國家間的“量”拼。面對來自世界各國從品質競爭到價格競爭的轉變，這一領域的利潤在日益減小。因此，美、英、日等發達國家已經逐漸表現出抽身的趨勢，即減小這一產業的出口比例。我國作為出口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的主要國家，要仔細分析這一行業的發展趨勢，著眼于我國國內的要素稟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我國勞動力密集的比較優勢，但另一方面尤其要注意不能陷入“貧困化增長”的怪圈。基于我國生產性服務業起步晚、基礎差、發展落后的現狀，在中低技術運輸和其他商務的比較優勢要繼續保持。但與此同時，未來我國出口生產性服務業的目標不能就此定格在中低技術這一層面上，而是要抓緊時機向中高技術、高技術方向轉化，即優化我國生產性服務出口技術結構。要注重生產性服務業空間聚集、人才密集、商務環境好、基礎設施要求高等行業特點，從現在起就著重培養發展這一產業所需的人力資本，營造健全的法制體系，完善公共基礎設施以及塑造豐富的人文環境等。這一方面可以借鑒印度快速發展中高技術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產業出口的成功經驗，在充分發揮企業人力資本優勢的基礎上，印度政府也將這一產業列入國家戰略性重點產業給予扶持，為今天的印度擁有全世界第一的計算機軟件出口規模所作的前期產業定位以及相關配套措施的跟進。

（二）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技術結構競爭互補指數

和競爭壓力指數為相對全面了解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結構，分析我國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地位，研究高技術、中高技術、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與22國間的競爭互補和競爭壓力關系，對于我國制定更加有效的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結構優化策略將會產生有效的導向作用。一般認為，我國生產性服務業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較落后，這一產業出口的主要競爭壓力應該來自發展水平與中國類似的發展中國家。但實際上，從我國與22國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競爭互補指數的結論來看，我國在這一產業主要的競爭壓力不是來自新興經濟體或經濟發展較好的亞洲國家，而是來自歐盟申根國家，如奧地利、匈牙利、比利時、意大利等國以及亞洲生產性服務業發達的國家如新加坡等。美國、英國、瑞士以及印度比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發達得多，因此與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出口主要表現為競爭互補關系。這一結論也提醒我們，在加快生產性服務業出口過程中要充分利用我國與美、英、瑞、印等國貿易互補關系，努力突破各種貿易壁壘從這些國家多進口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來彌補我國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的缺失。與此同時，我國在開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市場過程中，要根據與歐盟國家間的競爭壓力關系，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避免與競爭壓力過大的國家，如奧地利、比利時、荷蘭、西班牙等國間的直接沖突，回避因為過度爭奪市場而造成的不必要損失。我國可適度選擇以希臘、法國、挪威等競爭壓力不大的國家為突破口，引進適用的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以優化我國生產性服務業技術結構。

1．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競爭互補指數和競爭壓力指數

我國作為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相對稀缺，出口比重小的國家，如何適度定位這一產業？究竟我國與22國間的競爭互補關系如何？我國在制定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策略時是否有需要關注之處。整體來看，2000年至2008年間我國與新興經濟體間的競爭壓力有逐漸向OECD發達國家轉化的態勢。2000年與俄羅斯、馬來西亞等國間的競爭壓力已經開始向2008年的奧地利與澳大利亞等國轉移。這一現象一方面說明雖然新興經濟體中的俄羅斯、巴西、印度、馬來西亞以及OECD中的希臘、挪威、奧地利、澳大利亞等國間表現出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競爭壓力關系，說明我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競爭對手已經不僅僅局限于迅速崛起的金磚四國以及東亞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部分OECD國家已經成為我國高技術金融保險和專利以及所有權業出口的競爭對手。我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競爭力不斷加快，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平均增速達到19.42%。與新興經濟體的互補指數變化比率遠遠小于發達國家。如俄羅斯、巴西、印度與中國高技術金融保險及專利和所有權互補指數平均增速分別為-2.70%、6.18%和2.08%；而中國與美國、英國、德國、瑞士、比利時和奧地利互補指數增速各自達到了19.72%、17.83%、14.40%、26.59%、53.14%和20.25%。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與OECD中的歐盟申根國家間的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量大增，表明我國的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業起點低，但趕超速度很快。這與我國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間注重創新驅動、轉型發展、加快服務業增長，尤其與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出臺有很大的關聯度。提升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將是我國未來加快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為更清晰地研究我國與22國間高技術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業相互間的影響關系，以下運用競爭壓力指數分別測度①并得知，2000~2008年間我國與美國、英國、德國、瑞士生產性服務出口競爭壓力均小于10%，說明我國的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業與以上各國的差距還很大。在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方面中國尚不具備實力，對這些國家形成足夠的壓力。反過來看，美國、英國、德國、瑞士在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上對中國這一產業的競爭壓力都達到了最大，即1。美國、英國、德國、瑞士是我國進一步加快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趕超目標。除此之外，加拿大、比利時、奧地利、澳大利亞、挪威在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方面對我國的競爭壓力也是較大的，但隨著時間的變化有逐步減小的趨勢。一方面與歐盟申根國家相比，我國出口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趕超效果；另一方面我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與國際先進水平尚有較大差距。以美國、英國、德國、瑞士等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發達的國家為目標是我國未來加快這一產業發展的方向。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與新興經濟體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競爭壓力均小于發達國家，其中中國對俄羅斯、中國對印度的競爭壓力均值分別為0.7012和0.3206，而俄羅斯對中國以及印度對中國的競爭壓力各是0.7032和0.8136，兩者間的壓力逐漸呈現減小趨勢，這種變化態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與俄羅斯、印度兩國出口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間的差距在不斷增大。與此同時，中國對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巴西的競爭壓力呈上升態勢，而這些國家對中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的競爭壓力在不斷減小，說明與亞洲的這些國家與地區出口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的競爭力相比，我國的比較優勢正在逐步凸顯出來。因此，我國在出口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過程中，可以選擇從美國、英國、德國、瑞士等國進口相對稀缺的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加大向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的出口，并盡量避免與歐盟申根國家間的過度競爭。

2．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

我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主要表現出與美國、英國、德國、瑞士等發達國家間的互補關系。中高技術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業是互聯網時代需要著重關注的產業。那么，我國中高技術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業出口的情形又如何呢？①與高技術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出口不同，我國中高技術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業出口最主要的競爭壓力來自意大利、法國、澳大利亞、荷蘭、西班牙。日本、瑞士原本是我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的競爭互補國。但2003年、2004年和2005年時日本也成為我國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最重要的競爭對手之一，2006年和2007年瑞士是我國這一領域出口的主要競爭國。這一情形一方面說明我國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業的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在不斷縮小，彼此已經形成激烈的競爭關系。另一方面也說明，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將成為我國發展中高技術的互補國，其在這一領域的進步速度比我國快得多，尤其巴西年均增速達到65%。同時，美國、英國、德國作為國際上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技術水平先進的國家，與我國這一行業處于起步階段的發展狀態間表現為互補關系。也就是說，與歐盟國家相比，我國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業出口水平與之相近，但與快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巴西、印度以及發達國家美、英、德等國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從競爭壓力指數來看，中國對發達國家出口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的競爭壓力在不斷加強，而且壓力遠遠超過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以美國為例，2000年中國對美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的競爭壓力為0.0042，2008年這一指數增至0.0140，漲幅3.299倍；同一時期，中國對美國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競爭壓力是0.1745，2008年時達到0.4151，漲幅2.37倍。將中國對美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與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相比，中國對美國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競爭壓力分別達到同時期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競爭壓力的41倍和29倍。這一情形在英國、德國、瑞士、加拿大、比利時等發達國家較為突出。與之不同，中國對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壓力呈減小態勢，而新興經濟體對中國的競爭壓力逐漸增加。例如中國對印度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的競爭壓力從2000年的0.1793增加到2008年的0.1277，與2000年時中國對印度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的競爭壓力指數0.4321和2008年的0.3900相比，中國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競爭力與印度相距甚遠。同樣，巴西對中國的中高技術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業出口的競爭壓力由2000年的0.0410增加至2008年時的0.0838，與巴西對中國高技術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出口的競爭壓力（2000年的1.0000和2008年的0.7091）相比，我國在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業的發展落后于新興經濟體。總體而言，就縱向看，我國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的發達程度超出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但從橫向比較來看，我國中高技術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業出口的競爭壓力主要來自歐盟國家，而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這一產業的快速發展致使我國與之差距擴大。因此，我國在制定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策略過程中要盡量避免與歐盟國家發生過多同質化競爭。中國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業對歐盟等發達國家的出口要盡量尋找差異化市場。同時我國向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出口這一產業產品時要注重實現國家間的互補特性，進口短缺的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并出口我國具有特色的相關產品。

3．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

中低技術運輸及其他商務是中國在23國中生產性服務出口比重最大的行業。我國與22國間主要表現為競爭互補關系或競爭壓力關系？傳統思想上認為，與高技術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業、中高技術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業相比，中低技術運輸及其他商務因為技術水平相對較低，我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應該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上。事實果真如此嗎？根據2000~2008年間中國與22國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競爭互補指數表明，我國與22國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的主要競爭壓力不僅來自發展中國家，而且主要以OECD中的歐盟國家為主。雖然運輸和其他商業相對技術水平較低，但發達國家并沒有放棄這一領域，相反絕大多數OECD國家不僅在維持，甚至在不斷擴大這一產業的對外出口。22國中，2000年至2008年間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對中國形成競爭壓力最大的國家依次是奧地利、加拿大、比利時、意大利、荷蘭、法國和西班牙等。日本原本是中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的主要互補國，但面對運輸和其他商業日本仍然加大了出口力度，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爭奪市場。從2000~2008年間22國與中國競爭互補指數增速最快的國家依次是美國（年均增速14.10%）、巴西（年均增速13.67%）、英國（年均增速9.99%）、日本（年均增速9.62%）和法國（8.43%）。與發達國家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增速不斷提升的情形不同，新興經濟體國家紛紛表現出下滑態勢，其中巴西、俄羅斯分別表現出年均5.81%和3.40%的降幅。也就是說，隨著中低技術運輸和其他商業的發展，中國主要的競爭對手越來越多集中在世界發達國家。就美國年均14.10%的增速來看，未來美國與中國在這一產業的競爭激烈程度并不亞于當下的日本，甚至更激烈。而新興經濟體更多將精力集中在加快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上面，例如印度、俄羅斯在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產業的成功就可見一斑。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在美、英、德等國緩慢加大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過程中，仍然表現出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尤其不愿放松對華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但針對技術水平不高的運輸和其他商業，各國都在競相爭奪，擴大出口，從而表現出較強的競爭壓力。從中國對美國、英國、德國、瑞士、日本等發達國家中低技術運輸和其他商務的競爭壓力來看，發達國家在這一領域的出口競爭力與高技術和中高技術類似，都比我國具有比較優勢。雖然與金融保險和專利以及所有權相比，運輸和其他商務的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相對較小，但發達國家并沒有忽視這一產業，而是在不斷做大、做強它。2000年至2008年間美國這一產業的平均產值達到1255.41億美元，而中國同期這一產業的平均產出為381.22億美元，是美國的30.36%。與之類似，中國也只達到同期英國、德國這一產業產值的45%以及日本的60%。與此同時，與新興經濟體的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在中低技術運輸和其他商務出口方面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如2000年至2008年間印度、巴西兩國這一產業的平均產值分別為118.73億美元和75.86億美元，僅為中國同期的41.36%和26.42%。因此，目前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是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但這一行業受到來自發達國家美、英、德、瑞等國強大的競爭壓力。中國要進一步加快這一產業的發展不能僅憑傳統的勞動力密集等優勢，還是要在技術水平提升、勞動力素質改善、與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等方面下功夫。

結論與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相對而言生產性服務業起步晚、基礎差，出口劣勢明顯。利用STC指數將生產性服務業分為高技術、中高技術和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并分別從三大結構入手進行深入研究，結果發現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技術結構優化指數居23國中的第16位，屬于中等偏下水平，與美、英、德、瑞、日等國相比，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技術結構優化程度尚有較大差距。為進一步細化各項量化分析成果，對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技術結構分別進行研究：

第一，針對高技術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出口，我國面對的最主要競爭壓力來自歐盟國家，這與傳統理念是不同的。美國、英國、日本等國與我國主要表現為競爭互補指數，說明我國的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也在不斷加速發展，已經可以與部分歐盟國家實現競爭壓力關系；但與美、英、日等國仍有較大差距，主要表現為競爭互補關系。因此在制定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策略時，一方面要考慮擴大進口美、英、日等國先進的高技術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產品，從而帶動我國國內這一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要考慮與歐盟國家過度激烈的競爭可能會大傷元氣，畢竟我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時間短、起點低，可以選擇適度回避的方法轉而向新興經濟體和東亞部分國家出口。這樣不僅可以為我國已經有一定發展的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尋找海外市場，有利于實現這一產業的規模效益；同時可以通過進口此類國際先進產品，通過技術溢出和模仿、創新等過程逐步實現我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在加大這一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要注重采取適度的補貼和扶持政策，幫助一些有發展潛力、成長空間的高技術金融保險和專利及所有權企業成長。可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通過產業園區等形式實現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聚集。同時，要注重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等相關產業實現融合，發揮產業聯動和市場需求效應，共同推動這一產業發展，促進生產者服務業出口技術結構優化。

第二，針對我國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的主要競爭壓力來自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現狀，我國要借鑒印度、俄羅斯等國的成功經驗，加速這一產業人才儲備，創造更加寬松的競爭機制，鼓勵民營資本進入，推動智能電網、物聯網等新型信息技術發展，可以考慮采用中外合資、中外合作的形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基于印度這一產業的大量出口，可以加強與印度等國的橫向交流，學習先進技術，進口有特色的先進產品；同時要抓緊時機加快我國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新一輪的技術革新，為我國在新一輪產業競爭中爭取一席之地。為加大我國這一產業的出口，可以利用我國通訊、計算機及信息業的價格和勞動力優勢擴大向歐盟和美國等國的出口，在保持原有市場份額的同時加大自主研發力度，為掌握新一輪的計算機信息技術努力。針對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出口貿易技術結構現狀，要在短期內實現趕超美英等國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技術水平尚有較大難度，但以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為第一步追趕目標對我國來說可行性較強。我國可采取兩種途徑加快前進步伐，一方面擴大從印度等國的先進通訊和計算機及信息產品的進口；另一方面吸引和培育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技術結構優化所需的人力資本，通過部分領軍人才的引進與本土研究、技術人員的培養以及研發團隊的組建，借助創新型企業的孵化機制助其成長、壯大，通過健全科技創新型小微企業的競爭機制，利用市場法則促使一部分有競爭實力、掌握核心技術的企業脫穎而出，促使企業由小到大、協助此類企業的技術優勢向更大范圍的產業優勢轉變，為此類企業的成長和壯大創造良好的培育、發展內外部環境。

第三，針對我國在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出口領域的競爭優勢，一方面我們要繼續保持在運輸和其他商務的國際市場份額；另一方面，不能就此滿足，而是要有預見性地看到這一行業利潤空間的下滑以及由此導致的美、英、德等發達國家在搶占這一產業市場過程中增速下降的現實，冷靜思考未來中國發展中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出口的基本策略以及所采取的措施。我國要繼續發揮勞動力成本優勢，向印度、俄羅斯等競爭壓力相對不高的國際市場擴大出口。與此同時，更需要在當下著手培養和儲備更多具備高技術、中高技術水平的人力資本；通過優化市場法制環境和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為我國在鞏固中低技術運輸和其他商務比較優勢的同時，加快向中高技術和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方向轉變，通過創造良好的內外部環境，為優化我國生產性服務出口貿易技術結構創造更完備的發展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