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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理性主義自來是經濟學家的信條，“經濟人”假設正是以理性算計為基礎的。但是這一信條愈來愈受到人類社會實踐的挑戰。就對社會學而言，緣自古典的“社會何以可能”的基本問題，正在與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即“什么是理性行為”日漸密切地結合起來，融會為一個問題，即“統一理性是否可能”，并以現代性問題的轉換形態擺放在整個社會科學的面前。這或許為打破18世紀以來在社會科學專業化過程中形成的學科壁壘提供了某種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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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經濟學家們都承認，經濟學的各種現代版本，除了新增加的數學描述，基本上是從阿爾佛萊德·馬歇爾（AlfredMarshall）那里傳承下來的。這一百多年的經濟學發展大致可以看做“經濟學中的理性主義運動”，①并且由于二次大戰（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問世）以來各國經濟學家介入政治經濟政策的程度大大提高，經濟制度的演變也在一定程度上沿著經濟學理性主義的思路行進。除了韋伯研究過的例子外，一個最近的例子是目前正在各國（包括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過程中迅速興起的期權交易制度。在期權市場上，人們幾乎完全按照伯萊克－肖爾斯（兩位沿襲了經濟學主流學派的金融理論家，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定價理論來買賣期權，偏差一般不超過理論價格的5％。相應地，1997年以來，其它衍生工具交易制度也圍繞這一理論迅速發展（汪丁丁，1997a）。一般說來，市場社會里各種經濟制度的創設，總是由企業家們發起，然后由經濟學家們加以“理性化”闡釋（有時需要理性化地修正），從而得以推廣到其它地方。由此可以聲稱：理性主義至今仍是主流經濟學家們的信條（大部分制度經濟學家，雖然站在經濟學主流之外，也仍然抱持著理性主義信條）。字串9

由于對“理性”一詞的諸多不同理解，我必須在闡釋“經濟學理性主義”的涵義之前，簡要地把這一解釋按其推理步驟列舉出來：（1）經濟學是英國經驗主義的產物，而不是歐陸思辨哲學的后代。經濟學家必須把自己的理論置于實證研究的基礎上。（2）經濟學是“經世之學”，不是書齋里的學問；經濟學家必須對每日每時發生著的“日常事件”作出解釋，而這些事件的基本描述只能是統計性的，只能是那些服從“眾數原則”的事件。（3）在對所有那些服從“眾數原則”的日常事件起了支配作用的力量中，最重要和持久的兩種力量是：（甲）人的自利本性；（乙）人的宗教傾向。（4）經濟學理性主義堅持人的自利本性是一切經濟行為的（至少是經濟行為研究者的）出發點。這是亞當·斯密（A．Smith）《原富》的核心思想，也是被認為是“經濟學帝國主義”里程碑的貝克爾（G．Becker）1976年著作《人類行為的經濟學看法》的核心思想。字串6

然而，在過去二十年里，人類社會的演進發生了與經濟學密切相關的三大重要變化，迫使經濟學家們（為了使經濟學仍然有存在的理由）必須提出足以解釋這些變化的理論。這些變化是：（1）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方式、動力、以及相應的政府政策有了極大的改變；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資而不是物質資本投資，正在成為各國經濟發展和增長的主要動力，人類社會正在進入所謂“知識社會”（汪丁丁，1994）。經濟學家必須解釋由此而來的問題：教育，家庭，婚姻，移民，技術演變路徑，知識產權，…；（2）前社會主義經濟以及非洲和亞洲經濟不發達地區各國普遍向自由市場經濟過渡，而構成這一“過渡”的不僅僅是經濟制度，還有，甚至更主要的是整個社會（經濟、政治、心理、社會組織以及文化結構）的大范圍變遷（汪丁丁，1992）。經濟學家必須（或試圖）解釋發生于這些社會制度文化背景下的、以提高經濟效率為主旨的人們的社會實踐及社會整體變遷過程，必須研究此類問題：新的行為規范的形成，心理偏好的演化，企業家能力的積累，政府的合法性基礎，社會自組織過程，革命與宗教行為，…；（3）首先從發達市場社會里提出來的，并正在成為所有市場社會（發達的和不發達的）不得不思考和處理的“未來學”（關于“市場經濟”的未來）問題，如環境與增長極限的問題（汪丁丁，1991，1997b），經濟學家必須（或試圖）理解這一人類基本生態過程的前景，并研究相關的問題：礦產以及包括“環境”在內的各種可再生資源的“合理使用”，人口代際間的“公平”，對個體“理性”的重新理解，對“人性”本身的重新理解，對“幸福”概念的重新界定，以及與道德和審美問題有關的“權利”界定。這些問題大部分已經超出經濟學傳統的研究領域，但是由于它們的提出或發生是基于上述三個經濟發展方面的問題，人們自然要求經濟學家給出某種經濟學的字串6

解釋。

當經濟學家給出某種“經濟學的解釋”時，這一解釋的實質必須是經濟學理性主義的，否則就談不上是“經濟學解釋”。于是，當代經濟學面臨著這樣一個困境：要么堅持經濟學理性主義，但是也許不得不放棄對上述許多重大問題的解釋；要么修正經濟學理性主義，而由此不得不導致對經濟學基礎的懷疑甚至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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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社會學理論來說，胡塞爾（E．Husserl）畢生與之糾纏而不得解決的哲學問題———“主體性與主體間性”，始終以其社會學形態折磨著社會學家們———“人類行為的私人性與社會性”。古典社會學家們（黑格爾，迪爾凱姆＇E．Durkheim，韋伯M．Weber，帕累托V．Pareto）發現了現代社會（道德共識方面）的危機；近代社會學家們（帕森斯T．Parsons，米德G．H．Mead，舒茨A．Schutz，高夫曼E．Goffman）提出各種“主義”（行為主義，功能主義，現象學符號交流主義）以圖解釋社會危機的各個方面；而當代社會理論家們（哈貝瑪斯J．Habermas，吉登斯A．Gid－dens，以及法國學派諸家）則宣稱“本體”消解之后，“社會”（各種制度的集合）本質上應當被理解為在個體與其他個體交往的過程中不斷產生和再生產的“歷史形態”。正如吉登斯以“反唯物主義宣言”姿態宣稱過的那樣，馬克思所說的“人創造歷史，但不能選擇自己的歷史情境”（《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對當代社會的人來說不再有效。當我們轉向當代思想家們從“認識論過渡到新本體論”的視野時，我們無法忽視麥金太爾（AlasdairMacIntyre）的批評：任何理性都是在具體思維傳統之內的理性。就西方傳統而言，至少存在三個不同的思維傳統：（1）亞里士多德傳統；（2）奧古斯丁傳統；以及（3）蘇格蘭啟蒙傳統。此外，有各種各樣的東方思維傳統（印度吠陀學派，佛教，禪宗，伊斯蘭，波斯，…）。處于不同傳統的個體所得出的理性判斷，在許多方面是沖突的，是被處于其它理性傳統中的個體認為“非理性”立場的。因而，在“文化研究”的論域里研究文化沖突固然有意義，卻無法提供給我們整體性的（盧曼式的但不是“設計性的”）解決框架，也許哈貝瑪斯的“交流理性”顯示出最光明的前景。但是正如我在第三節里要討論的，社會交往或博弈過程的“多均衡”可能性使得上述麥金太爾的批評具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至少“多均衡”意味著現代社會的高度不穩定性。于是，在我看來，社會學家們，至少是那些理論社會學家們，不得不像當代經濟學家們（或者理論經濟學家們）一樣，再次追問黑格爾和韋伯反復追問的那個古典問題：什么是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