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經濟制度創新問題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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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區制度創新問題分析筆者對除重慶市長壽經濟技術開發區、廣西欽州港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新疆庫爾勒經濟技術開發區、“奎屯一獨山子”技術經濟開發區以外的22個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與北京市等地的47個東部經濟術開發區在2009年和2010年的各項經濟指標作了直觀的比較研究。(1)從地區生產總值看，2009年和2010年，東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無論是在總量上還是平均值都顯著高于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在總量上，前者分別是后者的6．4倍和6．5倍；從平均值看，前者分別是后者的3倍和3．O3倍。這說明，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生產總值除了在數量上與東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存在明顯的差距外，在增長速度上也略遜一籌。另外，在工業增加值方面，從總量上看，前者分別是后者的6．63倍和6．2倍；從平均值看，前者分別是后者的3．11倍和2．9倍；而第三產業增加值，前者分別是后者的7．02倍和8．12倍和3．3倍和3．8倍。(2)從財政收入和稅收收人看，東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同樣高于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尤其是在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收入方面，東部同比增長了24．16％，西部卻同比下降了37．82％。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從外資企業的數量看，東部明顯多于西部；另一方面，從外資企業的創稅能力看，東部明顯優于西部。不論哪一方面，都說明外資企業更青睞于東部經濟技術開發區。(3)從進、出口總額看，東、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差距都在十幾倍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方面，東部同比增長了21．34％。西部同比下降了69．25％；高新技術產品進口額，東部增長了39．38％，西部的增長也高達102．33％。由此不難發現，東、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都需求大量的高技術產品，但是，由于西部地區的基數較小，所以隨著高新技術產品需求的增多其增長率較高；而增長率較高的背后是西部高新技術產品的生產能力不足、供給能力不足，只能依賴進口，即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遠遠落后于東部經濟技術開發區。這意味著，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對先進技術的創新、引進落后于東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即東、西部相比，西部在技術方面不具有任何優勢。(4)2009年和2010年，東部47個經濟技術開發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歷年累計合同利用外資金額、歷年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分別是西部22個經濟技術開發區的10．6倍和15．06倍、19．64倍、11．87倍；19．09倍和18．49倍。說明西部在利用外資總量上與東部的差距巨大；歷年累計合同利用外資金額東部分別是西部的19．64倍和11．87倍，說明西部在吸引外資方面有所進步，但是，歷年累計實際利用外資金額西部同比只增加了18．37％，2009年、2010年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卻同比下降了15．17％，說明西部近兩年留住外資的能力在下降，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即使是能夠吸引外資進入，但由于種種原因卻不能留下外資。在完成固定資產投資方面，雖然西部增速稍快于東部，但在東部強大的基數下，平均看來，東部依然是西部的1．88倍和1．84倍。總地來說，相較于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東部經濟技術開發區更能吸引外資。(5)平均來看，東部近兩年新批準設立的企業數量分別是西部的1．38倍和1．8倍，尤其是外商投資企業的數量，前者同比增長了6．3％，后者卻同比下降了28．7％。從表面上看，東部比西部更能吸引資本投入，但其實質是東部的市場比西部更為活躍、制度更為完善。(6)從年末地區從業人員數量看，東部近兩年來就業人數分別是557．3萬人和612．38萬人，同比增長了9．88％；而西部則分別是112．79萬人和121．49萬人，增長了7．71％。這一方面說明東部的市場容量大于西部；另一方面則反映出東部更能吸引人才。從整體規模上看，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相較于東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在資本、技術、市場、人才等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方面都明顯處于劣勢。
無論是在地區生產總值，還是財政、稅收，或者企業數量、市場容量、人員數量等基數上，西部都明顯落后于東部。從增長率看，西部也落后于東部。雖然在增長率上西部高于東部，但是在影響經濟增長的外商投資企業、實際利用外資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等方面的增長率上，東部明顯高于西部，西部甚至出現了嚴重的負增長。從發展趨勢看，東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而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在利用外資和高新技術方面卻越來越差。東、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發展出現了好的更好、差的越差的“馬太效應”。
二、進退維谷——西部經濟技術
開發區制度創新原因分析戴維斯和諾思認為，制度創新主體根據成本效益分析進行權衡，如果出現預期的凈收益超過預期成本，制度就會被創新，反之，則不會被創新。戴維斯和諾思把制度創新的全過程劃分為以下五個階段。一是形成“第一行動集團”階段。所謂“第一行動集團”是指那些能夠預見潛在市場經濟利益，并認識到只要進行制度創新就能夠獲得潛在利益的人，其中包括制度創新的決策者、首創者和推動人，他們中至少有一個成員是熊彼特所說的那種敢于冒風險的有敏銳觀察力和組織能力的從事創新的“企業家”。二是“第一行動集團”提出制度創新方案的階段。“第一行動集團”首先提出制度創新方案，再進入下一階段的創新活動。三是“第一行動集團”對提出的各種創新方案進行比較和選擇的階段。四是形成“第二行動集團”階段。所謂“第二行動集團”是指在制度創新過程中協助“第一行動集團”獲得經濟利益的組織和個人。“第二行動集團”既可以是政府機構，也可以是民間組織和個人。五是“第一行動集團”和“第二行動集團”協作努力，實施制度并將制度創新變為現實的階段①。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設置實際上是一項制度創新的過程。
筆者將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制度創新的主體分為以下四個。一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制度創新的“第一行動集團”，是打破“體制鎖定”和“路徑依賴”的外生變量，承擔著大部分的制度創新成本。預期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經濟能夠快速增長，從而帶動整個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縮小東西部的各種差距。二是地方政府。西部地方政府是介于“第一行動集團”和“第二行動集團”之間的特殊組織，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制度創新的成本。預期開發區的經濟快速增長，并帶動地方經濟增長。三是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是介于政府和企業間的特殊組織，是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實際管理者。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屬于創新的“第二行動集團”。預期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獲得較好的經濟利益。四是企業組織和個人。在預期從經濟技術開發區快速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基礎上，企業組織或個人愿意為開發區制度創新提供部分成本。按照戴維斯和諾思的觀點，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制度創新的過程首一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為“第一行動集團”在西部設立經濟技術開發區；其次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建立上給予一定的制度方案指導；再次是形成以地方政府、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經濟技術開發區內的各種企業組織和個人組成的“第二行動集團”，并幫助“第二行動集團”建設開發區，以期獲得各種利益。
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落后于東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行動集團”和“第二行動集團”基于各種利益的博弈在第五階段的協作上并沒有達成一致，其制度趨向均衡。其制度創新不會給改革者提供更多的利益或者不會提供更多的創造利益的機會，最終導致其失去制度創新的動機和力量。更深一步看，首先，作為成本承擔者的中央政府并沒有實現自己的各項預期；其次，地方政府在政績的誘惑下盲目發展，僅以GDP為目標，幾乎不考慮其他因素；再次，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發揮其企業特性；最后，企業組織和個人沒有任何發言權。事實上，中央政府、企業組織和個人的預期凈收益少于預期成本，希望進行新一輪的制度創新，而地方政府、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的預期凈收益則遠遠大于預期成本，希望保持本次制度創新，并希望制度趨向均衡。這樣，使得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制度創新陷入一種“進退維谷”的狀態。導致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經濟增長的制度創新問題，即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馬太效應”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創新的“進退維谷”，這也是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經濟增長的制度創新困境。也就是說，“進退維谷”是“馬太效應”的罪魁禍首。
三、結論
從發展地域上看，經濟技術開發區分為東、中、西三大區域并呈現遞減趨勢。據相關數據顯示，2010年，東部47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9138億元，平均為407億元；中部21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4756億元，平均為226億元；西部22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955億元，平均134億元①。東、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之間存在巨大差距，筆者結合具體數據，運用制度創新理論分析了西部經濟技術開發區制度創新的問題與原因，但問題的關鍵仍在于解決問題的方法即對策，這就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