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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特朗普的經濟增長目標充滿“功利色彩”，他在競選期間承諾通過經濟新政復蘇美國經濟。本文從共和黨傳統價值觀視角分析特朗普經濟新政所面臨的黨派內分歧，從維護選情需要、真實利率主張、經濟學邏輯和現實阻力四個方面出發，分析特朗普競選期間承諾經濟新政的實現可能性，認為特朗普不僅難以擺脫奧巴馬政府遺留的現實經濟困境，亦難以復制里根主義，最后針對特朗普激進的對華態度和“試探動作”行為提出了中國的應對建議。

關鍵詞：特朗普；經濟新政；“民粹”競選策略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于2016年11月9日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面對美國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差距拉大、不同群體之間社會矛盾激化、反恐安全等一系列國內和國際問題，特朗普任職之后的當務之急就是推行新政。在沒有經過國會授權和引進立法的情況下，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任職之后就密集簽署總統行政令，包括退出TPP、“廢除奧巴馬醫保政策”、削減對美國制造業的監管規則、批準輸油管道建設項目、修筑“美墨邊境墻”、“禁止中東北非七國人員90天內入境”、“重新審查華爾街監管規則”等，繞開國會推行新政。然而缺少法律支撐的新政引發的爭議越來越大，反對行為也越來越多樣化，如移民旅行禁令遭到多家法院駁回；參議員、共和黨立法者、立法者公開反對部分行政令；企業高管、協會會員、普通民眾發起抗議活動等，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所承諾的經濟新政在未來充滿不確定性。

一、特朗普“功利色彩”的經濟目標及其競選期間承諾的經濟新政概要

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為其新政的核心原則，2016年9月15日，特朗普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發表演講時提出為美國人民大量增加就業、工資、收入和機會的“美國經濟復興計劃”，通過實施改革措施刺激經濟增長，將美國經濟總體目標定位為“未來十年的經濟平均增長率至少維持在3.5%，或達4%，創造2500萬新的就業崗位”。回顧美國歷年來經濟增長情況，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如圖1所示，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約為2.117%，其中2015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426%，遠遠低于特朗普制定的總體經濟目標3.5%（或4%）。而距今最近任期內實現3.5%以上經濟增長率的總統為總統克林頓（任期：1993-2001年）和共和黨總統里根（任期：1981-1989年），因此，特朗普提出3.5%（或4%）的經濟增長目標顯著帶有“功利色彩”，必須要配合經濟新政來擺脫目前低速增長的困境。

（一）大規模減稅與降支相結合的財政政策特朗普的稅收改革政策是經濟新政的重磅計劃之一，也是大幅選票來源之一，減稅計劃涉及企業和個人。在企業稅收方面，將最高聯邦企業稅率從35%降至 15%，將一致適用企業稅率縮減至15%，對遷回海外利潤的美國企業一次性征稅10%。在個人稅收方面，一是提高標準扣除額，個人申報者及已婚聯合申報者分別提高到25000美元和50000美元，提高了4倍，將使美國7500萬人不必納稅；二是廢除遺產稅；三是將股息及資本利得稅稅率最高限制在20%；四是把現行的個人所得稅累進檔從10%／15%／25%／28%／33%／35%／39.6%簡化為12%／25%／33%；五是14歲以下美國少年兒童享有托兒費免稅。大規模減稅必將大幅度降低聯邦財政收入，為了緩解財政赤字問題，特朗普提出“一分錢計劃”，即每年削減1%的支出，削減項目包括廢除奧巴馬醫改，削減海外軍事投入等。但是特朗普的降支計劃不包括基礎建設投資支出和國內軍隊建設支出，特朗普宣稱將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預算投資5000億美元以上，并且要求基礎設施建設必須采購美國制造的商品，甚至有意發行“基礎設施債券”，開放民間購買，刺激民間資本參與；大幅增加國防預算開支，增加國內軍費支出，加強美國軍事建設，增加戰機和軍艦采購，擴大陸、海、空軍和海軍陸戰隊規模，要通過“無可置疑的軍事實力”來阻止沖突。

（二）加息主張和弱勢美元相結合的貨幣政策特朗普關于利率政策取向的態度搖擺不定，從2015年6月開始在“抨擊美聯儲低利率政策”與“支持當前低利率政策”之間發生了兩次轉變，最新立場是不干預當前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放任加息。在匯率走向方面，從特朗普批評歐元、日元、人民幣等貨幣幣值低估的態度就能看出特朗普傾向于施行弱勢美元政策。

（三）激進反全球化和孤立主義的貿易保護政策特朗普以美國貨物貿易逆差造成國內資源和工作崗位流失為出發點，鼓吹貨物貿易逆差僅有利于貿易伙伴，卻損害美國經濟復蘇，宣揚激進的反全球化、孤立主義貿易，包括指責中國通過操縱匯率形成美中巨額貿易逆差，要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征收45%的關稅；企圖重新與加拿大和墨西哥談判1994年就簽署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要求墨西哥出資在美墨邊境修建高墻，對從墨西哥進口的商品征收35%的關稅；退出TPP，甚至揚言要退出WTO等。

（四）制造業回遷和重振的產業政策特朗普號召美國跨國公司回遷，通過重振制造業為國內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如2016年1月特朗普在利伯緹大學演講時稱“我們將讓蘋果在美國生產他們的電腦，而不是在其他國家”，直接表達他要求制造業回遷的主張。除了延續奧巴馬政府提出的“購買美國貨”措施外，特朗普重振美國制造業的手段集中體現在“稅改”和“去監管”兩方面，承諾縮減至15%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改革將使美國成為與愛爾蘭、新加坡一樣的低稅收國家，美國企業不再需要跑到國外低稅收國家避稅；承諾對企業的監管減少75%甚至更多，鼓勵企業在美國擴大投資；反之對在海外生產并將產品銷往國內的美國制造商征收高額“邊境稅”。

二、特朗普經濟新政所面臨的黨派內分歧

共和黨是美國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之一，與相比，共和黨主張“有限政府”、“分權”、“個人自由”和“法制”，主要支持者來自宗教組織、大企業、退伍軍人，尤其是男性白人，代表著資產階級利益和社會保守勢力，也被視為社會保守主義、經濟古典自由主義，在外交、國防問題上采取強硬態度的“右派”、“鷹派”、“保守派”政黨。在經濟思想方面，大多數共和黨人支持對商業有利的自由市場政策，倡導經濟自由主義，限制政府支出和政府管制，也被認為“自由”、“市場經濟”、“財政保守”的政黨。特朗普作為一個從未有過任何從政經歷的商人參與競選，他的競選之路遭遇共和黨精英的各種質疑和反對，如前共和黨總統選舉候選人米特?羅姆尼（共和黨“建制派”人士）在2016年3月就公開警告“如果特朗普當選總統會制造危險局勢，可能觸發美國新一輪經濟蕭條”，2016年10月與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等20多人公開要求特朗普退選。在質疑和反對的困境中，特朗普善于利用“民粹”作為競選策略，吸引邊緣化的勞動者和憤懣的中產階級等人群的支持，這些工資長期停滯和對收入不平等不滿意的選民是美國經濟衰退的最大受害者，他們對聯邦政府非常憤怒，對未來美國經濟狀況非常擔憂，認為共和黨精英背叛了他們，迫切希望能有個“反建制派”的人來當選總統。特朗普的“民粹”競選策略出奇制勝，成功贏得總統選舉，然而卻激化了共和黨內黨派矛盾，特朗普經濟新政與共和黨傳統價值觀之間的爭端將影響其經濟政策的實現可能性。

（一）“減稅”迎合共和黨傳統價值觀，“降支”面臨財團利益再平衡大部分人共和黨人奉行的財政政策是“減稅降支”，因而共和黨也被稱為“財政保守黨”。在減稅方面，共和黨堅持供應學派理論，認為減稅會刺激供給，增加消費和投資，雖然短期內減稅會減少財政收入，但長期而言消費和投資的增長會帶來稅基的擴大，從而增加稅收總額，擴大財政收入。代表性的共和黨總統是里根，當時美國經濟面臨財政赤字、管制過多、稅率過高和通脹這四大問題，里根在1981年執政后立刻向國會提出“30%減稅計劃”并被國會通過，在實踐過程中雖因財政赤字不斷增加而被打折，最終將個人最高累計稅率從70%降低到28%，公司所得稅率從46%降低到34%，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雖然降稅幅度小于原計劃的三年減少30%，卻也使美國成為當時西方工業化國家中稅率最低的國家。其次，里根政府通過大量發行中、長期國債籌資，以吸引國際資本流入的方式配合減稅政策來抵消短期內因減稅而帶來財政收入減少的影響。里根的減稅政策效果是積極的，成功幫助美國經濟擺脫了“滯漲”的泥潭，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然而契合共和黨傳統價值觀的減稅政策效果是受宏觀經濟環境影響的，減稅政策并不是任何條件下都能促進經濟增長。以共和黨總統小布什的減稅政策為例，小布什在2001年執政時向國會提交了十年內大幅減稅1.6萬億美元的減稅計劃，以兌現競選總統時向選民許下的承諾。

但是小布什的第一次減稅計劃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應，加之“9?11”恐怖襲擊和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美國失業率不斷上升，如圖2所示，2002財年小布什政府不僅花光總統克林頓時期連續四年的財政盈余，還出現了1578億美元的財政赤字，占GDP的1.49%。2003年小布什向國會遞交第二次減稅計劃，由于巨額的財政赤字問題，受到社會各界普遍質疑，雖然國會最后通過減稅計劃修正案，卻將減稅額縮減一半（十年內減稅額預計為3500億美元），減稅計劃在執行期間由于財政赤字的問題阻力重重，美國經濟沒有實現穩定增長，相反在2007年遭遇次貸危機，2008年遭遇國際金融危機，出現負增長。BenjaminM.Friedman（2007）評價小布什政府減稅政策的效果是屢創財政赤字紀錄、失業率居高不下、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等，對美國經濟造成長期威脅。在財政支出方面，大部分共和黨人都支持削減政府開支、精簡政府機構、減少政府管制。以里根政府為例，里根在執政期間提出少政府、少開支、少福利的政策，公布一項削減800億美元預算赤字的計劃，主張削減財政開支，尤其是削減社會福利開支，改革社會福利制度，然而里根的減支計劃不包括軍費，為了在軍事上對蘇聯保持絕對的威懾優勢，里根政府大量增加軍費開支，保證共和黨軍工財團的利益。也有部分共和黨總統主張增加財政支出，以小布什政府為例，小布什在執政期間大幅增加聯邦支出，軍事支出也不斷增加，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統計數據，2003財年聯邦政府的實際支出為8260億美元，同比增長11%，其中國防預算支出為3930億美元，同比增長16%，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就耗費了580億美元，由于小布什在執政期間美國財政赤字不斷創新高（圖2），2009年財政赤字達到歷史最高點，赤字額為14137億美元，占GDP的比重9.47%，共和黨也被批評不再是提倡“保守財政政策”的政黨。而無論是里根政府的財政減支還是小布什政府的財政增支，其共性在于聯邦政府都增加軍費支出，這是由于共和黨代表著資產階級和社會保守勢力的利益，背后的財團是石油巨頭、軍工巨頭、大銀行家，軍費支出意味著保障共和黨財團的利益，是不可撼動的。因此，特朗普“減稅”政策主張迎合共和黨傳統價值觀，卻將遭遇現實主義困境；特朗普“降支”政策主張面臨財團利益再平衡，需要審慎衡量削減項目。

（二）“加息”迎合共和黨傳統價值觀，匯率手段調控宏觀經濟在利率政策方面，大部分共和黨人支持里根經濟學，即貨幣學派的以控制貨幣供應量來抑制通貨膨脹理論，認同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來復蘇經濟。以里根政府為例，1980年美國通貨膨脹率為13.58%，里根政府支持美聯儲加息，以提升銀行利率減縮貨幣供應量來抑制通貨膨脹，1989年通貨膨脹率降至4.83%，美國成功度過經濟衰退，迎來經濟增長。大部分共和黨人認為寬松的貨幣政策會給經濟帶來隱患，以小布什政府為例，2001年美聯儲先后11次降息，至2001年12月11日，聯邦基金利率降至1.75%，放松銀根的低利率貨幣政策在金融市場上為次貸危機埋下隱患，并蔓延至全球形成國際金融危機。在匯率政策方面，匯率成為共和黨人調控宏觀經濟的手段。里根在執政期間充分利用資本“逐利”的特性和“美元特權”，通過提高利率來吸引全球資本（包括滯留于海外的美國資本）流入美國以提振美國經濟，高利率導致美元的高匯率，高匯率導致高外貿赤字，高外貿赤字形成高利率預期，推動美元利率進一步走高，“高利率+高匯率+高赤字”現象吸引全球資本進一步流向美國，強勢美元政策取得奇效，迅速提振了疲軟的美國經濟。小布什在執政期間推行的是弱勢美元政策，美元貶值有利于抑制經常項目逆差的擴大，而小布什最主要的意圖是通過弱勢美元刺激出口來促進經濟回升和就業增長，美元在2002-2004年連續三年貶值，貶值幅度近50%，縮減了美國的對外債務。短期內弱勢美元的政策發揮了作用，美國經濟很快開始了復蘇，進入了恢復性增長階段。但是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擴大的趨勢并沒有得到抑制，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經濟分析局數據，2004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5.7%，巨額的貿易赤字支撐著小布什政府巨額的聯邦預算赤字，美國經濟好轉完全依賴于國外資金的注入，而美國政府早已喪失了清償美元債務的能力，匯率的幣值反映經濟基本面，市場形成美國經濟放緩的預期，反過來影響經濟增長。

（三）“激進的反全球化，孤立主義貿易”悖離共和黨派傳統價值觀大部分共和黨人奉行“自由貿易”，以里根政府為例，里根在競選美國總統時提出一個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及加勒比海諸國在內的“北美共同市場”設想，在任期內簽署和推動國會批準了《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布什在任期內通過了WTO烏拉圭回合談判，建立世界貿易新格局；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推動立北美自由貿易區建立；公布“美國貿易法修正案”，將美國的戰略目標定位為“開放市場、建立一個不斷擴大的國際貿易體系”。2001年小布什執政后，提出“競爭性自由化戰略”，采取主導雙邊自由貿易談判推動地區貿易談判參與世界多邊談判，包括提出了“美洲自由貿易區”的設想等，積極推動WTO多哈回合談判，單邊、雙邊、區域和多邊貿易并行，大力擴展全球市場。因此，特朗普倡導的高關稅貿易保護、重新協商、甚至退出經濟組織等“激進的反全球化，孤立主義貿易”行為完全悖離共和黨派傳統主張。

（四）對華政策迎合共和黨“鷹派”傳統，需在“合作雙贏”現實中妥協共和黨在外交上被稱為“鷹派”，表示強硬派或者好戰派，歷任總統在競選期間對華態度都不友好，包括孤立敵對中國、“承認”但不“接受”“一個中國”、抨擊中國操控匯率等，但在執政期間共和黨總統越來越重視與中國的關系，認識到中美經貿“合作雙贏”，對待中美關系也是慎之又慎。如共和黨總統尼克松，他在就任美國總統前是有名的“鷹派”，帶頭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就任總統之后公開宣布與中國共產黨保持敵對關系，并不時派飛機、軍艦侵入中國的領海、領空進行騷擾，而正是共和黨總統尼克松，1972年訪華簽署中美第一份聯合公報《上海公報》，打破新中國成立后中美隔絕的局面。共和黨總統里根的對華政策表現為“承認”但不“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雖然里根在1982年8月17日簽訂了表面上限制對臺軍售的“八一七”公報，實際上卻源源不斷對臺軍售，并辯駁說美國的對臺政策是“美國必須確保臺灣應對大陸‘威脅’的軍事防御能力”，里根雖質疑“一中政策”，但由于中、美、俄復雜的國際環境，并沒有人為的引發貿易爭端制造貿易摩擦，中美經貿在里根任職總統期間持續增長。共和黨總統小布什執政后曾一度把中國視為戰略對手并采取預防性遏制的對華戰略，2005年小布什連任美國總統后，提出“要以建設性和坦誠的方式與中國接觸”，“美國的目標不應當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國，而應當幫助它在目前的國際秩序范圍內實現其合理的抱負，成為亞洲和國際政治生活中的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中國責任論”，中美經貿在其任職總統期間也保持穩定增長。總體而言，共和黨執政下的中美關系雖然時有小波折，但是執政后的共和黨總統并沒有選擇競選時期的嚴厲態度，人為地割裂中美關系，發起貿易制裁點燃貿易戰，而是審慎對待，在“合作雙贏”和“斗則俱損”的現實中妥協，互惠互利穩定發展中美經貿關系。

（五）“民粹”競選策略激化了特朗普與共和黨黨內精英之間的矛盾共和黨“建制派”原先指共和黨中比較傳統、溫和的保守派，他們長期在共和黨中掌握黨政系統，擁有較大的權利，包括共和黨高層大佬，全國委員會、國會議員、參眾議院，以及共同黨背后的財團，他們決定選舉章程、控制資金分配，是共和黨精英階層。特朗普作為一個從未有過任何從政經歷的商人參與競選，在共和黨“建制派”質疑和反對的困境中善于運用“民粹”作為競選策略獲得中下階層選民的選票贏得選舉，最終與共和黨“建制派”決裂，特朗普的經濟新政如“反對美國軍事安保擴張，主張削減海外軍事投入”的經濟計劃大大削減了共和黨軍工財團的利益；“激進的反全球化，主張貿易保護”的貿易政策縮減了共和黨資產階級的銷售市場和利潤來源。特朗普無論在競選期間還是在任職之后都廣泛遭遇共和黨派高級立法者的公開反對，激化了共和黨黨內矛盾，不僅影響其執政支持率，也影響其經濟政策的實現可能性。

（六）特朗普不僅難以擺脫奧巴馬政府遺留的現實經濟困境，亦難以復制里根主義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117%，經濟復蘇乏力；根據美國勞工部勞動統計局統計數據，2016年美國的失業率為4.8%，接近充分就業；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統計數據，2016財年美國的財政赤字為5873億美元，占GDP的比重為3.2%。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為其新政的核心原則，以“民粹”為其競選策略，輔以大規模減稅計劃，提出具有“功利色彩”的3.5%（或達4%）經濟增長目標，希翼美國再現里根時期繁榮。在奧巴馬政府遺留的現實經濟困境下，根據美國稅務基金會的測算，特朗普的大規模減稅計劃將在未來十年內損失10萬億美元的財政收入，特朗普2016年9月15日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發表經濟計劃時稱其減稅方案總規模4.4萬億美元，特朗普團隊經濟顧問摩爾稱未來十年內降稅對財政收入的影響將被控制在3萬億美元以內。無論最終數額如何，特朗普的減稅計劃都遠遠超過之前共和黨總統的減稅規模，而特朗普政府所面臨的負債率也遠遠超過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聯邦政府債臺高筑，巨額的財政赤字猶如懸在共和黨減稅政策上的一把利劍，嚴重限制美國政府未來的融資能力和開支能力，減稅削支將使經濟陷入衰退，減稅擴支會使財政赤字飆升。特朗普選擇“抨擊挑釁中國”實施其貿易保護政策，不僅損害了共和黨資產階級的利益，還面臨與中國“合作雙贏”或“斗則俱損”的選擇。因此，如表1所示，選擇共和黨總統里根和小布什為參考，在共和黨傳統價值觀視角下對比特朗普經濟新政，特朗普的經濟經濟新政不僅難以擺脫奧巴馬政府遺留的現實經濟困境，亦難以復制里根主義。

三、特朗普經濟新政的內在邏輯和實現可能性分析

特朗普的經濟新政不僅面臨的黨派內分歧，以內在邏輯為核心，從維護選情需要、真實利率主張、經濟學邏輯和現實阻力四個方面出發，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承諾的經濟新政能否真正實施在未來還存在很大變數。

（一）部分激進“民粹”政策目的是為維護選情需要特朗普作為一個從未有過任何從政經歷的商人，屬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的“草根”，在美國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差距拉大、不同群體對立和社會之間的矛盾激化的環境下，隨著美國社會的民粹主義開始滋生，特朗普善于利用“民粹”作為競選策略，提出通過增強中產階級的富有和競爭力“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吸引憤懣的中下層階級的支持。EvenOs-nos指出“自從茶黨2010年的高潮逐漸衰落，美國極右的公民———愛國者民兵、自發邊界糾察隊、白人至上論者———在不斷地尋找他們典型的化身，他們現在找到了特朗普。”特朗普的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孤立主義政策主張正是美國右翼民粹主義的意識形態，更多的是出于維護選情需要，然而，孤立主義更多地基于利益再分配的沖突和折衷，如果孤立主義并未能實現特朗普“功利色彩”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特朗普任職后必定會對其出于維護選情需要的政策主張進行調整修改。

（二）搖擺后的利率政策取向掩蓋了其真實的利率主張特朗普雖然多次在公開場合批評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并表示支持美聯儲加息，但是特朗普也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支持當前低利率政策，因此，分析特朗普的真實利率主張需要從其出發點和經濟主張方面綜合考量。特朗普抨擊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的出發點主要有兩個：一是借低利率抨擊美聯儲貨幣政策受奧巴馬政府控制，即喪失獨立性又催生資產價格泡沫，帶來經濟的虛假繁榮；二是低利率政策嚴重損害了美國儲戶的利益。這兩個出發點都帶有競選拉票的政治意圖，前者用于抨擊競爭對手，后者用于拉攏美國選民。而特朗普支持低利率政策的真實意圖體現在舉債大興基建這個經濟主張上，特朗普預算投入5000億美元以上重建基礎設施，希望通過發行長期國債的方式來進行債務再融資，低利率有利于長期融資，并可以通過發行更便宜的新債來償還高息的舊債，考慮到特朗普的商人背景，作為地產商人，他曾經瀕臨破產被銀行團監管，低利率更符合他的個人偏好。因此，可以認為特朗普支持加息的立場大概率僅為競選拉票策略，任職總統后真正符合其刺激經濟增長的主張依然是維持低利率環境。根據美國的法律，美聯儲是獨立運作的，特朗普任職總統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會對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產生溢出效應，或者一定程度上需要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配合，即維持低利率環境配合其刺激經濟增長的主張，美聯儲有可能會適度地為聯邦政府的赤字提供便利。然而，美聯儲加息的預期和影響早已經被市場消化，甚至是過度地消化，2016年12月14日美聯儲的25個基點加息是時隔一年后的再次加息，如果美聯儲遲遲不加息，那么其信用會受到比較嚴重的質疑。因此，從長期來看，雖然特朗普搖擺后的利率政策取向掩蓋了其真實的利率主張，但是美聯儲的加息不會加快也不會止步，美國貨幣政策仍會處于寬松狀態。

（三）制造業回遷違反經濟學邏輯，激進的貿易保護政策容易誘發貿易戰特朗普宣稱美國貿易逆差僅利于貿易伙伴，卻造成美國國內資源及工作崗位流失，主張通過制造業回遷解決美國國內失業問題，并通過關稅來限制進口，甚至對貿易逆差嚴重的國家如中國、墨西哥征收懲罰性關稅。單從國際貿易理論上分析，美國制造業在全球范圍內布局是各個經濟體通過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結果，各個經濟體包括美國通過資源稟賦優勢參與國際分工，降低生產成本，產品內分工更使得商品不再有國別的概念，參與分工的經濟體能夠以更低的價格獲得產品，消費者最終獲利。美國的資本和技術要素稟賦豐裕，國內集中資源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符合要素稟賦理論，美國國內制造業就業占總就業比重的下降亦是長期趨勢，反映出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制造業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符合產業結構升級換代趨勢，而特朗普所主張的制造業回歸的經濟政策顯然違背了比較優勢理論，違背了產業結構發展規律，造成美國國內商品生產成本提高，對于美國國內的消費者而言購買“美國貨”需要支付更昂貴的價格，最終是讓美國的消費者補貼了制造業，加重了美國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其次，由于美國國內生產的制造品價格更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必然被勞動力要素稟賦豐裕的經濟體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所替代，因此特朗普需要用激進的貿易保護政策來保護這種讓制造業回歸的扭曲政策。然而，特朗普激進的貿易保護政策如果僅對中國產品征收高關稅，服裝、鞋類和低端電子產品等就業崗位也不會回到美國，只會轉移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如果特朗普把所有低工資國家的產品都拒之門外，將只會造成美國開放貿易體系的終結。最后，貿易保護政策是相對的，美國限制他國產品進口，必然會導致其他國家的貿易報復，對于想要復蘇增長的美國經濟而言只會適得其反，陷入更差境地。

（四）部分競選政策法案難以通過國會審議特朗普經濟新政不僅與共和黨的傳統價值觀存在爭端分歧，對其當選和任職也耿耿于懷，2016年11月9日美國大選結束后，聲稱計票器被黑客攻擊要求重新計票的社會新聞就不間斷，美國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也將重新計票這件事情付諸行動，用實際行動表現出了派的質疑和反對。美國實行三權分立制度，共和黨目前在國會參眾兩院獲多數席位，特朗普執政后的經費開支及法案通過等須由國會批準，會有各種勢力進行博弈，實際上僅是行政分支主管的美國總統提出任何政策都有被打折甚至駁回的可能，這也是特朗普任職之后繞過國會密集簽署總統行政令的緣由，然而缺乏法律支撐的行政令畢竟缺乏效力，特朗普競選期間承諾的大部分經濟新政還是需要經由國會授權和立法，最終付諸實施的法律有可能與特朗普競選期間承諾的經濟改革相距甚遠，這也是美國政治最大的不確定性。

四、中國應對建議

特朗普的3.5%（或4%）經濟增長目標充滿“功利色彩”，在競選期間承諾的經濟新政否能夠落實，不僅取決于其個人意志，更大程度上受到美國宏觀經濟現實的影響，在未來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尤其是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歷屆美國總統競選都拿美中貿易逆差說事，指責中國操控匯率，造成美國制造業失業率增加，要以貿易逆差“受害者”的身份引發貿易爭端，發起貿易制裁，事實上歷屆美國總統都明白美中經貿互惠互利，人為地割裂中美關系點燃中美貿易戰對美國經濟的發展都是弊大于利的，執政后對待中美關系也是慎之又慎。雖然特朗普的對華態度延續了共和黨的“鷹派”作風，在競選成功后不斷嘗試一些“試探動作”挑釁中國，如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與臺灣領導人蔡英文通話，公開違背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美臺領導人、高級官員不直接交流的默契；2016年12月11日接受FOX電視臺采訪時談到要把“一中政策”當成交易籌碼與中國交換貿易或其他事物，但是這些“試探動作”也正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嘗試尋找中美兩國交往的底線，也能推測出特朗普審慎對待在競選時期抨擊中國的言論。特朗普是繼里根之后第一個質疑“一中政策”的共和黨總統，在“里根時代”中國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地位都遠遠落后于現在亦能維護好自身權益實現中美共贏發展，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美國是最重要的雙邊貿易伙伴之一，中國完全有能力抗衡美國不公正的挑釁并積極反擊。中美經濟互惠共贏，合則兩利，斗則俱傷，特朗普如果堅持以匯率操縱為借口向中國征收高達45%的懲罰性關稅，中國必然會訴諸報復行動，局部貿易戰可能一觸即發，相信特朗普在充分了解、認識這一現實之后，也會審慎思考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方式。因此，特朗普新政后會落實哪些經濟政策以及會如何處理中美經貿關系的影響因素廣而復雜，但是可以預見的是，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承諾的經濟新政的可行性充滿著不確定。[作者單位：閩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廳社科項目“經濟增長的‘自貿區驅動’效應研究”（JAS160422）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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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斐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