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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數據時代背景下企業日漸增加的IT投資對審計環境產生了深刻影響，為此我們考察企業最重要的ERP類IT投資與外部審計決策之間的關系。本文以361家IT投資企業與配對樣本進行研究發現：企業IT投資后被出具清潔審計意見的概率沒有顯著變化，企業IT投資后的內控有效性水平無顯著變化，但IT投資使企業外部審計費用顯著提高。這表明我國上市公司IT投資對外部審計決策的影響機理在于：當IT投資改變審計環境后，審計師面臨的重大錯報風險與會計盈余信息質量無顯著變化，因此，在IT審計環境下審計師出具的審計意見類型無顯著變化；審計收費提高不是由重大錯報風險變化引起的，而是由于追加審計程序與學習成本提高導致審計效率降低造成的。

關鍵詞：IT投資；審計決策；審計意見；審計收費

一、引言

隨著信息化浪潮推動市場經濟主體快速步入大數據時代，企業日益注重信息技術（informationtechnology，IT）的投資與運用，其中企業資源管理計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是企業重要的IT投資之一。ERP技術融合了先進的IT技術與管理思想，針對企業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對企業業務流程進行再造，運用IT技術整合協調貫穿于企業經營過程中的信息流以提高管理水平。企業ERP類IT投資不但改變了企業經營管理方式，還使得審計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IT審計環境可能對審計人員面臨的審計風險產生影響，其采取的審計方法、審計范圍也隨之發生變化，從而對其審計決策產生影響。對于事務所而言，最重要的外部審計決策表現在審計收費與審計意見兩個方面。IT投資對外部審計決策產生了什么影響？究竟會通過何種路徑影響審計收費與審計意見？本文對此展開研究。已有審計理論主要從企業和審計師特征這兩個層面來構建審計費用和審計意見模型，而在企業特征層面很少有研究將企業信息技術因素納入其中。本文把企業IT投資作為企業層面的信息技術特征，將其納入審計費用和審計意見的模型中，能夠豐富IT審計環境下的審計理論研究，拓展對審計師決策影響因素的研究。此外，在風險導向審計模式下，審計師的風險識別能力以及決策行為會對審計質量產生重要影響，通過研究我國企業IT投資對審計師決策的影響，有助于了解我國審計師在面對IT審計環境時的風險識別能力與風險管理戰略。本文的后續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第三部分是研究設計與數據來源，第四部分是實證檢驗與分析，最后是研究結論與啟示。

二、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設

（一）文獻綜述現有關于IT投資對企業運營管理影響的研究文獻較多，一方面主要考察IT投資達到預期效果的重要影響因素，另一方面則主要考察IT投資對公司業績的影響。較多證據表明企業IT投資不僅能夠改善經營業績與加強成本管理，而且能夠改善管理層經營決策所需要依賴的信息環境，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和精確性，增強高級經理人投資決策行為的科學性［1］。Morris和Laksmana（2011）發現IT投資企業報告了更少的內控缺陷［2］。IT投資會提高企業日常管理業務活動所需信息的及時性、完整性和透明度［3］，改善管理層對未來的盈余預測質量［1］。然而，關于IT投資對上市公司會計審計活動影響的研究仍然較少。Brazel和Dang（2008）發現實施ERP類IT投資企業的會計盈余信息質量下降［4］，但Morris和Laksmana（2010）在研究設計中控制了內生性問題后，發現IT投資企業盈余信息質量有所提高［5］。張子余等（2016）在控制內生性問題后，發現沒有任何證據反映我國企業IT投資會降低會計盈余信息質量，有微弱證據表明盈余信息質量有所提高［6］。關于ERP系統對審計費用與審計意見的影響，Han等（2015）認為IT投資增加了審計風險，提高了風險溢價；以CI（computer　intelligence）數據庫2000～2009年的美國公司為樣本，他們發現企業IT投資與審計費用正相關，在IT審計環境下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的概率降低［7］。綜上，我國企業IT投資對外部審計決策影響的實證研究較為匱乏，不利于理解IT投資對我國企業外部審計決策的影響路徑與機理，不利于理解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在面臨IT審計環境時所采取的風險管理策略。為此本文展開相應研究，本文與以往研究的顯著不同之處在于：國外相關研究認為IT投資會增加審計風險，從而提高風險溢價與審計收費；而本文則揭示了我國企業IT投資對審計決策行為的影響路徑與影響機理在于：IT審計環境下外部審計收費的提高不是由于重大錯報風險變化引起的，而是由于追加審計程序以及學習成本增加，造成審計效率降低引起的。

（二）研究假設如果外部審計的重大錯報風險加大，出于法律與自身信譽風險的考慮，審計師在出具審計意見時會更加謹慎，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會提高［8］；反之，審計人員出具清潔審計意見的概率不會降低。因此，在風險導向型審計模式下，審計師要審慎評估企業的重大錯報風險，需要對審計的固有風險與控制風險分別進行識別與評估。首先，需要對控制風險進行識別和評估。如果在業務流程再造過程中，IT系統中恰當植入關鍵控制點，會降低外部審計的控制風險；反之，如果ERP系統沒有較好整合系統與植入關鍵控制點，IT投資企業存在較多內控缺陷，外部審計控制風險將可能提高。Morris（2011）發現ERP類IT投資企業報告更少的內控缺陷［2］；曾建光（2012）發現IT投資能降低兩種內部控制實施成本———企業管理層與員工之間以及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監督成本［9］；張子余等（2016）認為我國企業IT投資能提高財務報告內控有效性［6］。據此我們傾向于認為IT投資并沒有提高我國上市公司的控制風險。其次，評估重大錯報風險還需要對固有風險進行識別和評估。企業IT投資能通過對被審計單位的經營環境以及舞弊動機產生影響，從而影響審計固有風險。第一，當被審計單位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較差時，其固有風險水平較高；反之，當IT投資改善了企業經營業績時，其固有風險會隨之降低。而有較多經驗證據表明企業IT投資會對其經營業績改善產生積極影響［10］［11］。第二，當被審計單位存在有提供虛假會計報表動機時，固有風險相對較大。企業IT系統投資不僅為財務報告編制提供基礎，還為各部門業績考核與評價提供重要業績數字，數字篡改會引發企業內部業績評價部門相關人員的激烈爭議。此外黃志忠和張娟（2012）還認為IT系統中數據更改需要高層授權，不精心設計容易導致系統崩潰［12］，對系統崩潰的擔憂以及業績考核相關部門對業績數字的高度關注，這兩種力量有利于制約被審計單位提供虛假報表的動機。因此，我們傾向于認為企業IT投資不會提高審計的固有風險。最后，如果IT系統本身存在明顯系統缺陷，在ERP系統設計與運行過程中，操作者有意或無意造成的缺陷所產生的安全漏洞會增加外部審計的固有風險，某一環節問題可能波及其他相關聯的諸多環節，此時被審計單位的固有風險可能增加。但我們不傾向于認為現在較為成熟的ERP類IT投資會存在明顯安全漏洞與系統缺陷。盡管如此，基于上述諸多方面的分析，我們謹慎提出下列競爭性假設：假設1：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對于實施ERP類IT投資企業，審計師出具清潔審計意見的概率會降低（不會降低）。外部審計的審計收費首先會受到審計人員可接受的檢查風險變化的影響。當其他條件不變時，如果IT投資使得企業的重大錯報風險增加，此時審計人員可接受的檢查風險程度降低，需要增加審計程序，審計費用增加。反之，如果IT投資使得企業的重大錯報風險減少，此時審計人員可接受的檢查風險程度提高，不需要增加審計程序與審計費用。外部審計的審計收費還會受到審計效率的影響。當IT系統提高了數據輸入的及時性，降低了數據輸入錯誤率時，審計工作效率提高，審計費用降低。然而，當企業進行IT投資時，審計師需要擴大審計范圍，增加新的審計程序，這將降低審計效率，增加審計費用；審計師在面對IT審計環境時需要學習新的IT審計知識，學習在IT審計環境下專業審計判斷的能力，增加的學習成本降低了審計效率，提高了審計費用。基于以上分析，我們提出下列競爭性假設：假設2：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我國企業IT投資會提高（不會提高）審計收費。

三、研究設計、數據來源與模型設定

（一）研究設計與數據來源為控制其他不可觀測因素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我們采用對照組方法進行研究，給IT投資企業尋找配對樣本，將沒有進行IT投資的配對樣本與進行IT投資的上市公司樣本混合在一起進行檢驗，對照組研究方法能夠解決遺漏重要變量帶來的內生性問題以及估計偏誤問題。譬如，近十幾年來審計監管逐漸加強，對事務所審計決策產生了影響，如果只運用IT投資樣本進行檢驗，很容易將審計監管變化因素與企業IT投資帶來的變化混為一談。運用對照組方法進行研究，首先選取2003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在年報中首次公開披露實施ERP類IT投資的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然后給每家當年實施IT投資的企業尋找沒有進行IT投資的配對樣本。本文按照不放回抽樣方法抽取配對樣本，給IT投資企業按照行業相同、年度相同、總資產規模最接近原則尋找配對樣本，每個配對樣本的總資產在IT投資企業資產規模的正負20％以內。表1列示了成功配對的361組IT投資公司與配對樣本的描述統計量，IT投資公司與配對公司資產規模的描述統計量非常接近。我們保留IT投資企業與配對樣本在IT投資企業投資前三年與后三年的數據，研究樣本時間的跨度是2000～2013年。其中，年報來源于巨潮資訊網以及新浪財經公告，內部控制指數來源于迪博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數據庫，其他變量數據均來自CSMAR數據庫。本文使用的統計軟件是sta－ta12．0。為了避免極端值的影響，對連續型變量在上下1％水平上進行了Winsorize處理。

（二）模型設定我們采用如下logit回歸模型對研究假設1進行檢驗。模型（1）中被解釋變量是表示清潔審計意見的啞變量CleanOpin，變量定義見表2。CleanOpin＝k1IT＿post×ERP＋k2IT＿post＋k3control＋εit（1）為了檢驗假設2，本文在Simunic（1980）、Ke等（2014）的研究基礎上構建了如下固定效應模型［13］［14］。模型（2）中被解釋變量是審計費用Ln（AF）。Ln（AF）＝β1IT＿post×ERP＋β2IT＿post＋β3control＋εit（2）另外，本文參考Simunic（1980）與Ke等（2014）的相關研究［13］［14］，控制了影響審計收費與審計意見的其他因素，最終將上市公司規模（SIZE）、業務復雜程度（ARINV、FOROPS）、財務風險（LIQ、LEV）、盈利能力（ROE、LOSS、CFO）、審計師特征（BIG4）等作為控制變量，各變量定義見表2。四、實證檢驗與分析（一）描述性統計表3列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統計量。與已有研究一致，將審計費用取對數，取對數后的均值為13．213，標準差是0．646。審計意見的平均值為0．953，說明絕大多數公司被出具了清潔審計意見（不附加任何說明段的無保留審計意見）。內部控制指數得分的最小值是0，最大值是999．75，均值是679．66，符合得分分布特征。應收賬款存貨與總資產的比值（ARINV）的最小值為1．4％，最大值為73％，樣本間差異較大。流動比率（LIQ）的平均值為1．743，表明樣本公司短期償債能力較好。資產負債率（LEV）的平均值為0．485，表明樣本公司資本結構整體合理。聘請國際“四大”事務所的樣本企業僅占6．7％。凈資產收益率（ROE）的均值為6．2％，表明樣本公司凈資產收益水平一般。

（二）回歸分析表4列示了我國企業IT投資對清潔審計意見影響的logit模型的回歸結果，（Ⅰ）為不考慮控制變量的logit模型估計結果，交叉項IT＿post×ERP的系數為0．387，在10％顯著性水平上大于0，意味著我國企業在IT投資后被出具清潔審計意見的概率提高。（Ⅱ）為考慮控制變量的logit模型混合回歸結果，（Ⅲ）為考慮控制變量的面板logit隨機效應模型估計結果，這兩種情況下交叉項IT＿post×ERP的系數雖然都大于0但并不顯著，表明我國企業在IT投資前后被出具清潔審計意見的概率無顯著變化。控制變量LEV與LOSS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小于0，與現有研究結果一致，資產負債率越高的企業以及虧損企業獲取清潔審計意見的概率顯著降低。總之，表4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變時，我國上市公司在IT投資前后被出具清潔審計意見的概率并沒有顯著變化。接下來利用模型（2）來檢驗我國企業IT投資對外部審計收費的影響。Hausman檢驗發現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因此采用固定效應模型來控制與被解釋變量相關的不可觀測的公司層面因素。表5列出了相應的檢驗結果。（Ⅳ）為不考慮控制變量時的估計結果，交叉項IT＿post×ERP的系數為0．072，在1％顯著性水平上大于0，意味著我國企業在IT投資后審計費用顯著提高。（Ⅴ）為考慮控制變量時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交叉項IT＿post×ERP的系數為0．052，仍然在1％顯著性水平上大于0。另外，表5兩種回歸中IT＿post的估計系數都在1％水平上顯著大于0，意味著對應的非IT投資企業審計費用也隨時間顯著提高。原因可能在于，對于沒有進行IT投資的配對企業，逐年的通貨膨脹物價因素也使得事務所審計收費顯著提高。在控制變量中，SIZE、BIG4的系數在1％水平上都顯著大于0，這表明被審計單位規模越大以及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時，審計費用顯著提高。

（三）穩健性檢驗在穩健性檢驗中，我們將來源于迪博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數據庫的內部控制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考察企業IT投資對內控有效性的影響，檢驗結果見表6。表6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檢驗，是因為Hausman檢驗發現隨機效應模型優于固定效應模型。（Ⅵ）列示了不考慮控制變量時的回歸結果，交叉項IT＿post×ERP的系數為11．951，在5％顯著性水平上大于0，我國企業IT投資后內控有效性顯著提高。（Ⅶ）列示了考慮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交叉項IT＿post×ERP的系數不顯著，這表明當其他因素保持不變時，我國上市公司在IT投資前后內控有效性水平無顯著變化。除此之外，我們重新定義審計意見，設置變量OPINION：當審計意見為標準無保留意見時O－PINION取值為4，審計意見為無保留意見加事項段時OPINION取值為3，審計意見為保留意見或保留意見加事項段時OPINION取值為2，審計意見為無法發表意見時OPINION取值為1，審計意見為否定意見時OPINION取值為0。然后運用ordinal　logit模型進行檢驗，結論與表4保持一致，這說明我國企業IT投資后被出具更好審計意見的概率無顯著變化。另外，在前面本文是按照年度相同、行業相同、資產接近的原則進行配對，其中行業是根據字母行業編碼選擇相同行業，現在我們根據更加細分的字母加兩位數字行業編碼進行行業配對，為227個IT投資公司成功配對了227個沒有進行IT投資的上市公司。運用新的樣本，我們按照表4～6的分析順序再次進行相關檢驗，研究結論保持不變。

（四）對重大錯報風險的分析根據上述檢驗結論我們對重大錯報風險展開進一步分析，重大錯報風險分為財務報告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與認定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首先，考察我國企業IT投資是否會影響財務報告整體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通常，如果企業財務報告整體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顯著增加，此時出具清潔審計意見的概率會降低。該命題的逆否命題為“如果企業出具清潔審計意見的概率沒有顯著降低，則企業財務報告整體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沒有顯著增加”。由于原命題和逆否命題是等價命題，逆否命題也應當為真命題。根據本文發現的“企業IT投資后被出具清潔審計意見的概率沒有顯著降低”，可推斷我國企業IT投資后財務報告整體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無顯著增加，這與張子余等（2016）發現的盈余信息質量無顯著變化的證據保持一致［6］。其次，還需要考察我國企業IT投資是否會影響認定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認定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細分為控制風險與固有風險。控制風險取決于內部控制設計與運行的有效性，根據本文的分析結果———我國企業IT投資后的內控有效性水平無顯著變化，可知我國上市公司IT投資后的控制風險無顯著變化。王立彥等（2007）、張露等（2013）均發現企業ERP投資對經營業績改善有積極作用［10］［11］。當ERP類IT投資改善了企業經營業績時，其固有風險會隨之降低。因此，我們認為IT投資沒有提高控制風險與固有風險，沒有提高我國上市公司認定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綜上，本文認為我國上市公司的IT投資不會提高財務報告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也不會提高認定層次的重大錯報風險。我國企業IT投資沒有影響重大錯報風險，意味著我國企業IT投資后外部審計費用顯著提高的原因不在于重大錯報風險增加。外部審計面對企業新的IT審計環境時需要重新設計或追加審計程序以及增加IT審計學習成本，這會降低審計效率、提高審計費用。

四、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實證檢驗了我國企業IT投資與外部審計決策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1）我國企業在IT投資后被出具清潔審計意見的概率無顯著變化，與張子余等（2016）發現的我國企業IT投資后盈余信息質量沒有顯著變化的證據相吻合［6］。（2）我國企業IT投資后外部審計的內部控制有效性水平沒有降低，與曾建光（2012）發現的內部成本降低的邏輯保持一致［9］。（3）我國上市企業在IT投資后的外部審計費用有顯著提高。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可理解會計師事務所在面對新的IT審計環境時的風險管理策略包括：提高審計收費，調整審計程序，客觀出具審計意見。從對影響路徑的深入分析中可知，我國企業IT投資對外部審計的影響機理在于：首先，我國上市公司的IT投資沒有降低內控有效性水平，沒有提高外部審計的控制風險，重大錯報風險無顯著變化，企業在IT投資后被出具清潔審計意見的概率沒有顯著變化；其次，外部審計費用顯著提高的原因不在于重大錯報風險所帶來的審計風險提高，而在于追加審計程序以及IT審計學習成本的增加，兩者降低了審計效率，提高了審計費用。關于進一步的研究，我們認為可以運用調查問卷等形式，深入考察事務所對IT審計環境下重大錯報風險的分析檢查判斷過程。基于本文分析可得出以下啟示：第一，企業IT投資后在流程再造過程中需要合理設置內控關鍵控制點，將內部控制關鍵控制點合理嵌入ERP系統運行中，以進一步提高內控有效性，降低外部審計的控制風險。第二，與系統供應商保持緊密聯系，加強對IT系統缺陷的后期維護。系統供應商作為系統的生產者，對該系統的缺陷以及運作流程了解較多，系統使用者應該與供應商加強溝通，以降低IT系統的固有風險。第三，會計事務所需要不斷加強對IT審計人員的培訓學習，學習與研究如何運用大數據背景下的IT審計技術，提高審計效率，降低審計收費，以提高事務所的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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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子余 單位：安徽財經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