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莫言文學論文：淺談莫言對文學教育的價值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本文作者：張西芳作者單位：周口師范學院

敘述視角

莫言筆下的中國鄉村世界是那么真實，真實得極端殘酷，他的語言是悲傷的土地中蹦出來的帶著泥土腐味的語言。如果說他具有“民間”色彩的話，那也是中國特色的民間，而不是巴赫金筆下的中世紀歐洲的民間。莫言的小說敘事，是中國土地上的語言奇跡，是白話漢語文學經歷了100年的操練，在敘事文學中結出的最新果實。更具有特色的是，面對如此殘酷的傷痛記憶，莫言并沒有使自己的小說變成“傷痕文學”，而是一種充滿了民間性的“歡樂文學”。莫言的文體，是一種生長在真正的“民間”土壤上的“歡樂文體”。他對民間悲苦的生活的表達和講述，既不是哭訴，也不是記賬式的恐嚇，沒有給人制造壓力，沒有給人心靈投下陰影，而是給人一種“歡樂”的、繼續活下去的力量。真正的文學形式，就這樣既凸現了生活的殘酷性和荒誕性，同時又消解了殘酷生活帶來的陰沉、死亡的氣息，或者它的片面的“嚴肅性”，從而體現了文學的“民間性”中最本質的歡樂精神。小說在敘述人稱上也很有特色，主要以“我爺爺”“我奶奶”來展開敘述，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相迭合，敘述者與被敘述者緊密結合起來。這種方式使敘述的主觀性得以實現，小說中的“我”是操縱和控制敘述的主體，通過“我”之口把“我爺爺”余占鰲伏擊日寇以及和“我奶奶”戴鳳蓮之間的愛情糾葛講述出來，這就使故事的敘述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不可靠性，而且這種敘述又使“我”的處境與“我爺爺”“我奶奶”的處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逼真的細節帶上了虛幻的色彩，幻想和想象的成分融入敘事，理想和想象與現實的沖突就很明顯的表現出來，從而使小說獲得了“喧嘩自嘲”的反諷效果[2]。作者巧妙的運用了這樣的敘述方式，獲得了雙重收效，這種敘述方式值得我們去學習和借鑒。《紅高粱》塑造了許多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如“我奶奶”戴鳳蓮﹑劉羅漢大爺﹑孫五等，這些人物形象都是農村普通勞動人民的代表。特別是“我奶奶”戴鳳蓮16歲被高密東北鄉富甲一方的單廷秀看中，被迫做了麻風病人的媳婦，三天回門路上，與“我”后來的爺爺余占鰲在高粱地里野合，后來又與“我爺爺”余占鰲一起經歷了許多風風雨雨，并且還支持“我爺爺”去抗戰，最后她自己也壯烈犧牲了。她雖是一個苦命的女子，但勤勞善良，敢愛敢恨，敢做敢當。

人物形象

這部小說塑造了許多性格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如“我爺爺”余占鰲、“我奶奶”戴鳳蓮、冷隊長、劉羅漢大爺等。本文挑選其中兩個比較典型的人物對其進行分析，男主人公余占鰲、女主人公戴鳳蓮。男主人公余占鰲具有土匪、英雄、情人三種身份，粗野﹑狂暴﹑激情和狹義集于一身；女主人公戴鳳蓮她豐腴﹑熱烈﹑她果斷﹑潑辣﹑敢愛敢恨﹑敢作敢當，表現出無所拘束，自由自在的生命存在，以較弱之軀擁抱愛與自由，崇尚力與美，承受著全部的疼痛與歡愛。他們都是來自高密東北鄉，都是土生土長的農民，他們有著同樣的粗野不馴的個性與行為。他們集善惡于一身，作者也并沒有因其濃厚的“土匪味”與離經叛道的行為而對其進行肯定性或是否定性的評價，作者旨在對生活原生態的還原，對人物的生命力的張揚，并歌頌那些奮勇殺敵，流血犧牲的另類英雄們，同時又說明英雄也有其復雜的一面[3]。作者筆下的人物雖是農民，但在面臨外敵入侵時，他們卻奮起反抗，將生死置之度外，積極同敵對勢力作斗爭，這都表現出了他們英雄的一面，他們身上那些看似原始的不合理世俗倫理觀念的“野性”，也自然成了作家對自由生命﹑原始生命力的追求，更是對血性和力量的呼喚。

語言特色

在語言運用上，《紅高粱》追求一種富有感染力的表達，切都服從主體的自由創造和審美快感，而不惜偏離常規，不管是政治﹑文化的約束，還是美學﹑道德的框架。按照莫言自己的說法是，“為了要寫大的氣魄，在很多地方都不管語言是否規范，情之所系，任其自然的寫法”，以致“披頭散發，枝葉橫生”。這部小說使用驚聳的語言，描述暴力、偷情﹑野合、酷刑等，使其極富感染力。并且還注重感覺的呈現，文中大膽運用豐富的比喻、夸張、通感，色彩鮮明而豐富，努力表現意識的流動和心理的跳躍，從而意象紛呈。同時莫言還注重對語言色澤的選擇和氣勢的營造[4]。此外，這部小說在很多地方還使用了方言，看起來給人一種土里土氣的感覺，卻給人一種親切感，表現出那里最淳樸的鄉土民情，更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也是對高密東北鄉人民性格的真實寫照，通過人物的話語，我們可以了解到高密東北鄉人那種粗獷﹑豪爽﹑狂蕩不羈的性格。例如：余司令對大家說：“丑話說在前頭，到時誰要草雞了，我就崩了他”。

追憶

整部小說都是以一種追憶的形式在展開故事情節，即把故事置于“過去”的時空里，又映照在敘述者“當下”的時空里，讓故事情節在“過去”與“現在”的時空之間交替出現，讓“我爺爺”“我奶奶”的敢愛敢恨，驚天動地，活力沛然與“我”這一代人生機萎縮，活得局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而表現出作者對現代“種”的退化的擔憂，對“過去”先輩生命輝煌的尋求，即回望過去先輩的輝煌成就又反思現代人的不足之處。小說中的“故事”是以“非故事”的方式呈現出來，它通過敘述者“我”在現實與過去的“追憶”之間的自由穿梭，將完整的故事情節肢解開來，情節的邏輯結構就最大程度上得到了淡化，從而使敘述顯的自由散漫，了無拘束且生機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