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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09年，中國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承諾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比2005年下降40%~45%，自對外承諾以來，中國面臨來自國內碳減排與國際碳減排轉移的雙重壓力，基于消費視角的對外貿易隱含碳的探討有助于我們清晰認識國際碳減排轉移的外部壓力與應對策略。國際貿易隱含碳的研究領域屬于國際貿易與氣候變化的一個分支，文獻主要集中在對外貿易隱含碳的測度方面。國外最早運用投入產出法進行測算的是Machado對20世紀90年代巴西對外貿易隱含碳的實證分析，研究發現，截止1995年，巴西為隱含碳的凈出口國，且單位美元出口隱含碳的排放比單位美元進口高出56%[1]。隨后，投入產出法在不同國家或區域對外貿易隱含碳的測度方面得以廣泛運用：Ahmad等對OECD國家[2]、Mongelli對意大利[3]以及Maenpaa等對芬蘭的測算等[4]。近幾年的研究重心轉向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隱含碳排放方面，Davis等對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與發達國家之間[5]、Xianbing對中日間[6]、Yinghua及Huibin等對中美之間貿易隱含碳變化趨勢的測算[7,8]。生命周期評價法（LCA）是另一種測度方法，該方法適用于特定商品的量化評估，而大規模的測算應采用投入產出法[9]。國內運用投入產出法對對外貿易隱含碳的研究起步較晚，最早的文獻追溯到馬濤和陳家寬對1994年-2001年中國工業進出口產品的污染密集度進行核算[10]。隨后代表性的文獻有齊曄等估算了1997年-200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隱含碳[11]；閆云鳳等對1997年-2005年中國出口隱含碳排放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衡量了出口量、出口結構、排放強度對隱含碳排放增長的影響[12]；王媛等采用平均D氏指數分解法進行了隱含碳排放結構分解分析[13]。而涉及fdi對碳減排影響的文獻主要在FDI對國內二氧化碳排放績效方面，成果集中在最近兩年，自趙曉莉等首次從FDI對東道國低碳經濟發展雙重作用的角度展開了定性分析后[14]，隨之展開的研究由于樣本選取與實證方法的不同，各研究結果存在較大的差異，其中，持環境負效應觀點的有牛海霞等、劉華軍等認為FDI通過規模效應或結構效應促進了中國二氧化碳的排放[15,16]，持環境正效應觀點的有宋德勇等、謝文武等認為FDI能明顯減少中國碳排放[17-18]，與上述研究不同，持折衷觀點的有鄒麒等認為當期外商直接投資會惡化中國碳環境，而其滯后項的碳排放效應呈現清潔作用[19]。綜觀上述研究文獻，缺少FDI對貿易隱含碳影響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運用指數因素分解法，將影響貿易隱含碳排放的FDI分解為FDI數量、FDI行業結構、投資的隱含碳強度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探討FDI與對外貿易隱含碳排放的相關關系，為制定合理的引資政策提供相應的科學依據，引導FDI的產業流向，以減輕國際碳減排轉移的壓力。

2FDI與中國對外貿易隱含碳排放情況分析：1997年-2009年

2.1中國對外貿易隱含碳的測算隱含碳是指一種物品在生產過程中直接或間接的CO2排放，具體包括整個生產鏈各種化石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隱含一詞最初起源于1974年國際高級研究機構聯合會（IFIAS）的能源工作組會議，會議提出了隱含能的概念，隨后隱含的概念被廣泛運用到土地資源、水資源、勞動力、環境污染等領域，發展出生態足跡、虛擬水、物化勞動以及隱含污染物等新的概念與研究領域。同樣，隱含碳也是隱含能概念的衍生品[20]。從對外貿易的角度來看，對外貿易隱含碳排放與國際碳轉移排放的含義接近，出口隱含碳排放是指出口商品在滿足進口國消費需求的同時，其生產過程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生產國，進口與此類似[21]。依據歷年投入產出表，對中國各行業出口、進口及凈出口貿易隱含碳進行測算。首先，部門i的直接能源消耗系數為：式中各能源碳排放系數θk可借鑒黃敏等的測算結果；Eik為i部門第k種能源消耗量；Xi為i部門的總投入[22]。部門i的完全碳排放系數為：式中r為部門i的直接能耗系數；cij為j部門生產單位最終產品對i部門產品的完全需求量。在此基礎上對部門j的出口、進口以及凈出口隱含碳排放量計算如下：式中EX、IM、NX分別為出口、進口、凈出口數額，且ECEXjt、ECIMjt、ECNXjt分別代表第t年j部門出口、進口、凈出口隱含碳排放量。由于我國是典型的加工貿易國家，進口中的一部分作為加工貿易的原材料，包括一般來料加工與能源，因此，現有文獻關于對外貿易隱含碳的測算可區分為含加工貿易與不含加工貿易兩種情況，后者從進口國消費的角度如實地反映了貿易隱含碳排放的真實值。目前我國歷年投入產出表編制中只有2007年分行業統計了進口中來料加工貿易額，缺少其他年份的真實數據，參考王媛等的做法，通過假設進口商品等比例用于中間使用和最終使用來編制簡化的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剔除用于加工貿易的進口部分[13]，所測算的各行業貿易隱含碳排放變化趨勢與依據競爭型投入產出表的變化趨勢基本相同，不影響本文對FDI的貿易隱含碳排放效應的結論，所以本文僅選擇競爭型投入產出表來測算并反映貿易隱含碳排放的變化趨勢。以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2007年、2009年數據為樣本，其中，2009年投入產出數據是以2007年為基準運用RAS方法反復迭代得到，該方法是利用目標年常規統計數據對基準投入產出表進行更新，以實現目標年投入產出數據獲得的及時性。由于分行業FDI統計口徑、投入產出統計口徑與能源統計口徑不一致，出于本文研究的目的，經調整后將行業類型劃分為農林牧漁業、采掘業、制造業、電力煤氣水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業、其他服務業等八個行業。能源統計數據來自各樣本年《中國統計年鑒》。測算出的數據如表1所示。

2.2FDI與進出口隱含碳排放的相關性描述分析：

以制造業為例依據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2009年實際FDI數據，FDI主要流向制造業，自1997年至2005年，FDI中制造業所占比例持續上升，最高達2005年的70.4%，2005年-2009年所占比例降至51.9%，仍吸引了半數以上的外資，說明在短期內制造業仍是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行業選擇。由此，以制造業為例，比較制造業FDI與中國制造業進出口隱含碳排放的變化趨勢，以初步反映FDI與貿易隱含碳排放的相關性。從圖1可以看出，中國制造業FDI從1997年-2005年間呈現穩中有升的趨勢，2005年-2009年略有下降。與貿易隱含碳排放量相比，制造業出口隱含碳排放1997年-2009年一直保持上升的趨勢，2005年-2009年增速放緩，而制造業進口隱含碳排放1997年-2005年持續上升，2005年-2009年相對穩定。另外，從升幅的變化程度來看，2000年-2005年間制造業FDI無論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比例增幅均較大，相應制造業2000年-2005年進出口隱含碳排放同期也呈現出較大幅度的上升。因此，制造業FDI與制造業進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存在較為明顯的內在關聯，意味著FDI行業結構與中國貿易隱含碳排放可能存在正相關關系。

3FDI對對外貿易隱含碳排放影響的指數因素分析

3.1研究方法與數據說明

運用指數因素分解法，將上述中國各行業對外貿易隱含碳指數分解為FDI數量效應、FDI行業結構效應以及投資的貿易隱含碳強度效應，分別從三個方面來考察FDI對中國各行業對外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影響。

3.1.1中國各行業對外貿易隱含碳指數運用貿易隱含碳排放的環比指數來反映各期貿易隱含碳排放相對于上一期的變動程度：式中INECt為第t年中國各行業對外貿易隱含碳指數；m為相鄰年份的時間跨度；ECt與ECt-m分別代表第t期、第（t-m）期貿易隱含碳排放量，包括隱含碳出口、進口以及凈出口；FDIjt代表第t期j行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額；AIjt代表第t期j行業的總投資額；ECjt代表第t期j行業的隱含碳排放，包括隱含碳出口、進口以及凈出口；則AIjtFDIjt為第t期j行業占總投資的比例；ECjtAIjt為投資的貿易隱含碳強度；分母中的變量為相應的第（t-m）期各變量對應的值。對外貿易含碳量變化指數可以分解為FDI數量效應、FDI行業結構效應及投資的貿易隱含碳強度。

3.1.2對外貿易含碳量變化的絕對值運用貿易隱含碳的環比增加值來反映各期貿易隱含碳排放量相對于上一期的絕對數額的變動值，能較為直觀地展現貿易隱含碳排放的變化量，是對環比指數分析的有益補充：

3.1.3數據說明FDI行業劃分為上述八大行業類別，各行業實際FDI投資額來自樣本年《中國統計年鑒》，按當年人民幣平均匯率進行換算后用固定資產價格指數調整為實際值。各行業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來自《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用固定資產價格指數進行調整。各期對外貿易隱含碳的數據見表1。

3.2數據結論分析

3.2.1環比指數分析根據公式（6）、公式（7）、公式（8）、公式（9），表2中列出FDI與中國隱含碳出口、進口、凈出口關系的環比指數分析結果，FDI影響因素包括FDI數量、FDI行業結構以及投資的隱含碳強度的變化。表2中的數據為1997年-2009年期間各樣本年中國各行業貿易隱含碳排放與FDI關系的環比指數，即報告期與前一期的比值。數據顯示：（1）中國出口隱含碳排放持續增加，其中數量效應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在1997年-2009年間反復波動，說明FDI數量變化對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影響是不穩定的，兩者之間不存在穩定的內在聯系；FDI行業結構效應除2000年-2002年間略有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穩步提高，尤其在2002年后增幅較大，表明FDI行業結構變化促進了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增加；投資的出口貿易隱含碳強度效應一直在減少，且降幅不斷增大。因此，中國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是由FDI行業結構效應所導致的。（2）中國進口隱含碳排放除2005年-2007年略微下降外，其余年份均保持明顯的增長，其中數量效應表明1997年-2009年外商直接投資歷經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個階段，說明FDI數量變化對進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影響不穩定，沒有明顯的內在關聯；FDI行業結構效應除2000年-2002年稍有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明顯提高，2002年后增幅顯著，表明FDI行業結構變動導致進口貿易隱含碳排放增加；投資的進口貿易隱含碳強度效應1997年-2000年間基本保持穩定，自2000年后持續下降，且降幅呈逐步增大的趨勢。由此可知，中國進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是由FDI行業結構效應所導致的，而碳排放的下降主要來自強度效應。（3）中國凈出口隱含碳排放凈值1997年-2002年間大幅下降，而2002年-2009年間開始大幅上升，表明最初中國進出口隱含碳排放差距不斷縮小，而2002年后不平衡程度逐步加劇。

3.2.2環比增加值分析進一步根據上述公式（10）、公式（11）、公式（12）、公式（13），表2中列出受FDI影響的中國各行業進出口貿易隱含碳排放的絕對值變化情況。表3中的數據為1997年-2009年間各樣本年中國貿易隱含碳排放與FDI關系的環比增加的絕對數值，即報告期相對前一期絕對數值的變化。數據顯示：（1）中國出口隱含碳排放持續上升。2000年出口隱含碳排放與1997年相比增加1.7851億t標準煤，其中FDI行業結構效應導致增加4.6200億t標準煤，而FDI數量效應與投資的出口貿易隱含碳強度效應分別導致減少1.7283億t、1.1066億t標準煤，2007年的情況與此類似；2002年相比2000年出口隱含碳排放增加1.5821億t標準煤，其中FDI數量效應導致增加3.5123億t標準煤，而FDI行業結構效應與投資的出口貿易隱含碳強度分別導致減少0.8963億t、1.0339億t標準煤；2005年相對于2002年出口隱含碳排放增加17.6276億t標準煤，其中FDI數量效應與FDI行業結構效應分別導致增加1.5681億t、17.2495億t標準煤，而強度效應導致減少1.1900億t標準煤,2009年與之相似。由此可知，FDI行業結構分布是影響出口隱含碳排放的主導因素，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除2000年-2002年外其余年份FDI結構效應均為正值，說明其對出口隱含碳排放的增加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二是從2000年、2005年、2007年、2009年的數據比較來看，FDI行業結構分布的變化使出口隱含碳排放同上一期相比分別增加4.6200億t、17.2495億t、19.1152億t、9.8963億t標準煤，表明這種促進作用有增強的趨勢。（2）中國進口隱含碳排放1997年-2005年明顯增加，2005年-2009年變化幅度較小，相對保持穩定。2000年進口隱含碳排放相對于1997年增加2.4462億t標準煤，其中FDI數量效應、行業結構效應以及強度效應分別導致增加1.6739億t、4.0379億t、0.0822億t標準煤；2002年相比2000年進口隱含碳排放增加1.9938億t標準煤，其中FDI數量效應導致增加3.4467億t標準煤，而結構效應與強度效應分別導致減少1.0076億t、0.4454億t標準煤；2005年與2002年相比大幅增長15.8073億t標準煤，其中FDI行業結構效應導致增加17.5693億t標準煤，而FDI數量效應與強度效應分別使之減少0.4217億t、1.3403億t標準煤，2007年的情況與此類似；2009年進口隱含碳排放比2007年增加2.4834億t標準煤，其中數量效應與結構效應分別增長1.8604億t、8.4840億t標準煤，而強度效應減少了7.8610億t標準煤的排放。由此可知，FDI行業結構是影響進口隱含碳排放的主導因素，且2005年-2009年的影響程度有逐步減小的趨勢。（3）1997年-2002年間中國的貿易隱含碳排放凈值不斷降低，2002年后進出口隱含碳排放量差距大幅上升，2009年達到最高。結合以上環比指數與環比增加值，進一步分析可知：FDI行業結構的變化促進了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增加，相對于其他行業而言，制造業為碳排放強度較大的行業，隨著1997年-2005年間制造業FDI份額的上升，FDI結構效應持續上升達到最大值，期間結構效應持續增加的原因可初步認為是FDI產業向碳排放強度較大的制造業轉移所導致的，然而，2005年-2009年間制造業FDI份額的下降并沒有減少貿易隱含碳排放，只是增長的幅度有所減緩，前面的初步解釋缺乏說服力，從投入產出的角度來看，較為合理的解釋為，FDI行業結構效應包括直接碳排放效應與間接碳排放效應，其中，直接碳排放效應為在出口產品生產過程中FDI產業本身的碳排放，可依據貿易隱含碳計算公式將完全需求系數替換為直接消耗系數得到，間接碳排放效應為出口產品生產過程中與FDI產業相關聯的其他產業的碳排放，當制造業FDI份額上升，直接碳排放效應與間接碳排放效應均正，反之，當制造業FDI份額下降，直接碳排放效應為負，間接碳排放效應有所降低，但仍為正值，兩者的綜合效應為正，這意味著與FDI產業相關聯的國內其他產業碳排放強度遠大于FDI產業本身，可從圖2制造業出口直接與間接碳排放量的對比看出，具體原因有待深入分析。另外，投資的貿易隱含碳強度效應說明投資的貿易隱含碳強度在持續下降，且降速不斷加快，可能原因在于外資企業進入能提升中國能源利用效率[23]。而我國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自本世紀初以來工業重型化的發展使煤炭消費比重不斷攀升，能源結構的變化不利于強度效應的下降，而FDI數量變化對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影響不穩定，說明吸收外資數量的增長并不必然導致碳排放量的增加。

4結論與啟示

4.1主要結論（1）自2002年后，中國對外貿易隱含碳排放不平衡程度加劇，且制造業對外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失衡最為顯著。中國對外貿易隱含碳排放不平衡程度的變化大致歷經兩個階段，1997年-2002年間進口與出口隱含碳排放差距逐漸縮小，而2002年后隱含碳排放的不平衡程度加劇。進一步分行業來看，隱含碳排放凈值的增加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其次以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等為代表的服務業碳排放凈值也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這說明中國作為一個對外貿易大國，所承擔的來自其他進口貿易國碳排放轉移的壓力越來越明顯，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所有國家和地區都必須共同面對與承擔的責任，因此，按生產者原則核算的一國或地區碳排放不能較好地衡量該國或地區在生產過程碳減排的努力程度，也不利于形成公正、有效的碳減排約束機制。（2）1997年-2009年間FDI對中國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影響主要來自于FDI行業結構效應。本文運用1997年-2009年間數據對制造業FDI與制造業進出口隱含碳排放進行對比分析，從變化的趨勢與升幅來看，制造業FDI與中國制造業進出口隱含碳排放之間存在明顯的內在關聯。在此基礎上，運用指數因素分解模型分別將中國進出口隱含碳排放環比指數、環比增加值分解為FDI數量效應、FDI行業結構效應以及投資的貿易隱含碳強度效應。其中，FDI數量變化對中國進出口隱含碳排放的影響不穩定，兩者之間不存在明顯的關聯；FDI行業結構的變化對進出口隱含碳排放的作用除2000年-2002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明顯提高，說明FDI行業結構的變化促進了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增加；投資的進出口貿易隱含碳強度一直在下降，且降幅不斷增大。這表明中國進出口隱含碳排放的增加主要是由FDI行業結構效應所導致的，與張為付等的研究結論相似，該研究從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失衡度的視角發現中國對外貿易隱含碳排放的增加是由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引起的[24]。

4.2政策啟示（1）建立公平、有效的碳減排合作的雙贏機制與執行機制。碳減排是中長期國家戰略，低碳技術與資金支持是關鍵。2005年正式生效的《京都協議書》明確了發達國家碳減排的目標與責任，近年來承擔著較大的碳減排短期壓力，而發展中國家在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還面臨資金與技術的挑戰。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可在短期內適當承擔來自發達國家碳減排轉移的壓力，以換取更多的CDM項目的跨國技術研發合作機會，用于彌補中國在低碳技術的資金投入與研發基礎方面的短板，因此，兩者之間存在碳減排合作的利益共贏基礎，并且建立雙邊與多邊碳減排合作機制是長期持續降低碳排放的關鍵。（2）通過FDI產業關聯渠道促進國內相關產業的低碳技術改進，實現產業鏈的清潔生產。短期內制造業仍是FDI的主要選擇，貿易隱含碳排放的減少需要限制加工貿易下FDI流入碳排放密集制造業的規模，更重要的是加強FDI產業關聯效應以實現低碳技術的垂直型外溢，提升與FDI產業相關的本土產業能源利用效率，因此，通過制定合理的引資政策，引導外資的產業流向，鼓勵外資企業優先選擇清潔供應商，或以低碳技術研發合作的方式改進產業鏈利益相關方的清潔技術，對于減少貿易隱含碳排放凈值、減輕國際碳排放轉移的壓力，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