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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修辭批評的內(nèi)涵與外延

在人文社科領域，“批評”顯然不是取其字面的普通意義，在“吹毛求疵”，而是有著相對比較嚴格的定義。這種定義的規(guī)約，在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批評”術語在人文社科領域的“形式范疇化”與“意義范疇化”。順其也就有了“文學批評”，甚至更為細化的分支，“文學修辭批評”。不僅如此，語言學、藝術學等都有相關的“批評”研究，如“批評語言學”等。依據(jù)澳大利亞悉尼大學馬丁教授的觀點，“批評”是種評價(appraisal)。又可稱之為“三特”理論，即在特定的視角下，針對特定的對象，依據(jù)特定的標準進行評價。特定的視角有諸多選擇，如邏輯、美學、文化、倫理等，非一言可以概之;當論及人文領域的“標準”話題，首先它是種規(guī)約，這種規(guī)約本身又形成于約定俗成，如基于某社團的歷史或文化等，因此，本質(zhì)上的人文“標準”又是相對的。特定的對象，可為人，可為事，也可為媒介。若以文學域為例，可以為作者，也可為讀者，更可以只針對作者生產(chǎn)的文本。因此，概述之，文學修辭批評是以修辭為視角而進行的文學批評。類似的觀點，高萬云(2007)、泓峻(2004)皆撰文闡釋過。文章認為，文學作品的意義與效果，需通過“語言”媒介生產(chǎn)，以文本研讀為基礎，最后升格為社會批評、文化批評，這在文學修辭批評中應作以重點強調(diào)。若對文學作品批評只是泛泛而談，則失去其應有之意，甚至丟掉寶貴的學術品質(zhì)。

二、文學修辭批評近當代史的縱觀特征

若以微觀與宏觀的兩極化來定義，宏觀或廣義上的文學批評，個體在文學作品閱讀過程，或閱讀行為終結(jié)后，由閱讀的文本而觸發(fā)的評價，包括感想、判斷等，都可視為文學批評。若從微觀或狹義上而言，文學作品的評價則要力求客觀與精確。這種學術活動，既可以針對某一具體文本，也可為一系列，即與某既定文本有“互文性”的文本。這時，文學理論或觀念的選擇支撐就變得舉足輕重，關鍵字眼落在了“學術性”。批評理論的選擇也就是批評視角與批評手法的選擇。論及批評手法，西方近當代文學承受過比較流行的，當屬社會批評、意識形態(tài)及文化批評。從宏觀切入，從宏觀著眼，從宏觀入手，對文學作品進行評價的操作，是這些手法的共有之處。坦誠地講，宏觀視野下的文學作品審視，有其過人之處，即透過現(xiàn)象，直取本質(zhì)，對文學作品的認知可以直接由感性而上升為理性。這種審讀，留下的，是對原文本折射出來的哲理、現(xiàn)實最佳的評價。然而，事物總有兩面性。宏觀文學批評對原文本內(nèi)容的脫離，及對原文本滲透出的美學意蘊的漠視，也是其短視之處。美學是個體閱讀過程中情感觸發(fā)的火線，而美學的接收，又離不開語言技術手段及語篇結(jié)構(gòu)的分析，只有以此為保障，文學文本或文學語篇，其概念意義、社會意義、文化意義等語言表達效果的生成機制，方能為作為讀者的個體所捕捉。可以斷言的是，文學修辭批評既注重了文本表達的意義與效果，即作為產(chǎn)品的文本效應，也揭示了這種效果與意義生產(chǎn)的過程或機制。從這種意義上而言，文學修辭批評可視為一種微觀近距離下的文學批評。論述至此，有必要對這種文學批評手法的必要性做進一步的闡釋。杰姆遜，作為美國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的倡導者，曾經(jīng)直言，個體對既定文本的接受，有層次之分。即描述層、分析層和價值判斷層。所謂描述層，是指文本以語言為媒介，帶給閱讀者的經(jīng)驗認知，甚至身臨其境般體驗作者生產(chǎn)文本時，字里行間的某種快感。分析層面，則意圖打開文本構(gòu)造的神秘，包括了文本生產(chǎn)的理論支撐與手法。這個過程，邏輯思維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最后一層，也是文本分析最為高級的一層，當屬對閱讀文本的價值評判。如一般意義上的劃分，保守抑或激進，有意義與否等。文章認為，修辭批評應屬于第二層面，即杰姆遜理論中的“分析層”，也是意識形態(tài)、社會批評等第三層面價值評判的根基。這就是文學修辭批評在文學批評中的不可或缺，也是避免與其他手法沖突的過人之處。可以這樣推理，語言解讀衍生文本解讀，并催生社會及文化解讀，程度可謂逐級攀升。確認這個過程，會讓文學修辭批評的結(jié)論言之鑿鑿，從而使學術性的文學批評客觀性、說服性得以保證。反之，缺乏具體文本分析的文學批評，其主觀性可見一斑，更難免落入“形而上”的思辨窠臼之中，或許也可能意味雋永，但總有一種漫無邊際之感。

文學批評的最低標準，或通俗地稱為合格的前提，在周國平(1999)看來，可從下列幾處入手。其一，批評者闡釋與評判的動機，首先緣于自身對待評價文本的興趣。這種愿望是激發(fā)的，而非完全自發(fā)的，即待評價的文本本身是外界刺激物，是施為者，令批評者產(chǎn)生了進行評判的沖動。這種沖動的迫切，不是出于對某種文學理論的應用。換言之，批評者無可厚非地首先是某個文本的消費者。其二，批評者自身的能力定向。他并非一名普通讀者，而應是巴赫金筆下的高級闡釋者，具有文學或藝術上的內(nèi)在修為，具有一定程度的鑒賞力與判斷力。在描述其評判之際，對文本要有一定程度的把握與見解，知道自身的評判要把“鋼”應用到哪塊“刃”上。這個過程，當然要有學術性理論的支撐。概括地講，周先生的觀點認為，真正的批評家需具備的兩大基本素質(zhì)，首先要為待評價的文本所吸引，并對其有熱情感。其二，批評者本身需有審美感、鑒賞力。若不具備這兩個基本條件，可以想象的是，一個不喜歡閱讀文本的“批評者”以何資格去評判文本?文本不僅是評判對象，也是依據(jù)，或是批評闡釋的發(fā)端。道理雖淺顯，卻又易于忽視。

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為時間點，基于這樣的考慮，西方文學修辭批評出現(xiàn)了幾點顯著的特征。其一，批評家理論試驗意圖明顯，即憑借國外某種文學批評的形式主義理論來評判文學作品。在文中分析闡釋的，不是原作者創(chuàng)作的描述，也不是作者自身主觀性的思想追求，而是在馬原作品中體現(xiàn)出來的文學敘事及語言問題，是典型的對文學文本的解構(gòu)主義，打破了傳統(tǒng)文學批評中的“作者中心論”。其二，文學修辭批評的視角愈加開拓，方向也更加細化明晰。傳統(tǒng)文學修辭批評一直囿于語篇結(jié)構(gòu)、語言特色等分析，但在80年代中期及以后，文本性的修辭評判，以一種新鮮的血液，融入到此行列中來。敘事分析這一修辭視角，是這一先鋒代表。變化的對比性在于，新穎的敘事分析不僅出現(xiàn)在新潮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即使采用傳統(tǒng)敘事手法的文學文本，也在運用這一先鋒理論。

三、文學修辭批評的價值與趨向

先審美，再闡釋修辭意義，這種基于修辭學原理的認知過程，常被視為修辭解讀。傳統(tǒng)文學批評界比較一致的聲音是，文本接受是對作品的逆向還原。但正如譚學純(2000)教授所言，接受又有程度區(qū)分，不僅有等值接受，還有減值、增值和改值接受。因此，事情遠未有想當然之簡單。正如一款產(chǎn)品，如果只是上市，但卻永無消費，與廢物無異，產(chǎn)生不了任何價值。因此，文章認為，文學文本的真正創(chuàng)作終點，應以文學批評者的創(chuàng)造性接受為標志。文學文本生產(chǎn)者與消費者之間應當有某種“預先契約”，即作者生產(chǎn)時會有預設的讀者群，而批評者進行文本解讀時，又盡可能吻合貼近作者原創(chuàng)主旨，這種“主體間性”就是一種隱性的“契約”約束。修辭，作為一種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手法，在這份隱性“契約”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也唯有如此，文本才會產(chǎn)生其應有的效果與意義，否則，借助語言媒介的交流，就形同虛設。具體而言，文學文本的修辭解讀就是力求文本意義的各種可能，包括了文學文本的實指與虛指、單指與復指、他指與自指等。因此，文學修辭批評的理論或應用價值其中之一，文章認為，應是對修辭本性的哲學反思，將修辭視為話語實踐，對真理的認知和體現(xiàn)，更有助于人們重新認識文學及文學與語言學的跨學科問題。

文學修辭批評的研究視野應有跨學科的開拓。文學本身既是語言建構(gòu)，也是修辭審美，更彰顯了創(chuàng)作主體的辛勤。文學創(chuàng)作的過程，首要遵循語言學的理論規(guī)范與指導，又在規(guī)約中體現(xiàn)能動，尋求突破。所謂文學批評的跨學科解讀，需要的不僅僅是語言學理論和文學理論的融合，還應有更多的學科理論作支撐基礎，只有具備如此廣袤的視野，中國文學修辭批評才能彰顯自己的特色。然而，語言學界偏重修辭技巧，文學界青睞修辭詩學，卻是中國當代學術走向?qū)W科分化的趨勢。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二者的優(yōu)勢相長，必然蘊涵學科融合的可能性。但催人反思的是，響亮口號的背后，往往是實踐的匱乏。

作者：耿維峰單位：東北電力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