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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當一度風靡的整理國故開始走向衰歇之時，"國學"本身的學科定位或學術認同也產生了問題。有的學者試圖用"國故學"來取代"國學"，有人根本主張"國學"不是"學"。實際上，從19世紀末的甲午戰爭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對于久處外患壓迫下的中國士人來說，20世紀20年代可能是中外"國家"實體競爭最為淡化的時段。此時與清季的最大區別是"學術"與"國家"的疏離:對強調"國無學則不立"的清季士人來說，國學既不能"無用"，也不能不是"國粹"；但對提倡"科學無國界"的新文化人來說，"學術"與"國家"可以無關，至少關系不密切。1正是在這樣一種立場之上，"國學"本身成為可以比以前遠更輕松地進行討論的題目。

拘束的減少往往伴生著隨意性的增加，朱熹曾說:"屈原之賦，不甚怨君，卻被后人講壞"。章學誠以為，此語"最為知古人心"。2與清季相類，民初反對與支持國學者多少都有從自己"成心"出發而將其"講好"或"講壞"的傾向，后者尤甚；不同的是，清季人如此更多是無意中受到"成心"的影響，未必出自立言者有意識的動機；民初人則更明顯地是在意識層面為了某種目的將國學"講壞"。胡適等人對整理國故態度的轉變即是一例，但其轉變態度的主要原因又是認為"國學"妨礙了"中國"這一國家實體的發展，即鄭振鐸擔心的會"有阻礙于中國民族的進步與發展"、特別是阻礙"中國國力及文化的發展"，無意中仍回到"國家"立場之上。3

結果，在較少受到外患直接壓迫的情形之下，一度疏離的"學術"與"國家"再次凸顯出其緊密的關聯，4體現了民初對清季的思想繼承。或者說，在意識層面力圖區分"學術"與"國家"的民初趨新學者在下意識層面仍相當注重"學術"與"國家"的關聯，兩者間顯然存在著某種心態緊張。在這樣的語境之中，從新文化運動后期開始，不少趨新學人對于"國學"和"國故學"的定義和學科認同產生疑義，有的學者更試圖將兩者區分開來，本文即簡單探討這一現象。

晚清中西學戰的結果是中學已被認為"無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說，國粹、國學、國故等詞匯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說之中，恐怕就因為"中學"已經失去吸引力和競爭力，尤其"國學"明顯是"中學"的近義詞。當章太炎鼓吹"以國粹激動種姓"時，他(以及主張以歷史激發愛國心的梁啟超等)有意無意間不過是換一個標簽而試圖將在時人思想言說中已經邊緣化的"中學"拉回到中心來；但正由于國粹與中學的接近，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說基本是不成功的。認為中國沒有國粹、只有"國渣"的觀念在清季已出現，到民初更越來越得到強調。

對已經邊緣化并被"證明"無用的中學來說，即使是一個中立的態度也已相當親切。其實多數中國讀書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一直動蕩于胸中，"國粹"當初確曾較有吸引力，在20世紀最初幾年一度風靡；惟不久即被其主要的倡導者棄用。這部分也因為他們本不認為中國傳統一切皆"粹"，而提倡將傳統區分對待，曾重建出別于"君學"的"國學"。且其在試圖區別于日本"國粹主義"之時已隱約覺察到"國粹"這一新名詞有些問題，也在探索可否以其他更恰當的方式來表述"國粹"。5

章太炎在1906年曾提倡"以國粹激動種性"，在其1908年的《規新世紀》一文中已將國粹、國學和國故三詞并用，那時基本是作為互換的同義詞而避免文字的重復；但一年多后他將其重要著作命名為《國故論衡》時，則意味著在意識層面對"國粹"的正式棄用，且多少隱含著"反戈一擊"之意:"國故"當然比"國粹"更中性，而"論衡"則義本王充，明顯有商榷批評之意。6換言之，即使這中性的"國故"也是可以且應該商榷批評的。

不過，對"國故"這一略偏消極的隱含之義也不能太過強調，就在出版《國故論衡》的1910年，太炎又與其弟子錢玄同等發行了面向大眾的《教育今語雜志》，其宗旨便明確首列"保存國故"。7以"保存國故"取代稍早流行的"保存國粹"，似提示著對"國故"之中性意義的強調雖已到意識層面，然基本仍在較隨意地替換使用，尚未嚴格地界定和推敲；蓋"保存國粹"要"粹"者乃保存，而"保存國故"則可以是未必"粹"者也要保存，實隱喻著凡國之故皆當保存，倒更像張之洞提倡的存古取向，對即使"不盡適用者，亦必存而傳之，斷不肯聽其澌滅"。8

傅斯年在1928年即明言，"國故本來即是國粹，不過說來客氣一點兒；而所謂國學院也恐怕是一個改良的存古學堂"。9他到1940年更總結說:"''''國學''''一詞，本與國醫同其不通。清季有所謂存古學堂，本是呫嗶咿唔之化身，不待論矣。以后章太炎談國故，似勝于前矣。然國故一詞，本為習用，即國朝之掌故也。乃太炎盡改其舊義，大無謂也。清末民初，人以國學二字為不妥，遂用國故；自國學專修館之勢力膨脹，此名詞[指國學]更通行，然此館者，私塾之放大也。"10

無論如何，相對比較中性的"國故"在民初得到采用，部分即因為"國粹"不能得到比較廣泛的認可。傅斯年自己在1919年的態度便稍緩和，他那時以為"國粹不成一個名詞(請問國而且粹的有幾?)，實在不如國故妥協。至于保存國粹，尤其可笑。凡是一件事物，講到了保存兩字，就把往博物院去的命運和盤托出了。我們若真要做古人的肖子，也當創造國粹(就是我們自己發明點新事物)，不當保存國粹。天地間事，不進就退，沒有可以保存得住的。"11問題在于，即使這更"妥協"的"國故"，在很大程度上仍不過是一個涵蓋寬泛的虛懸名號而已，使用這一名詞的各類人等其實未必具有共識。

毛子水當時就置疑道，"什么是國故呢?我們倘若把這個問題問起那些講國故的人，所得的回答恐怕沒有相同的。有些必定說國故就是''''三綱五常''''；有些必定說國故就是''''四書五經''''；有些必定說''''學海堂經解''''是國故；更有些必把''''駢體文鈔''''''''古文辭類纂''''''''鐘鼎款識''''……等東西當作國故。"可知"國故這個名詞，沒有很清楚很一定的意義"。他根據章太炎《國故論衡》的內容，以為"國故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并增加章氏此書未專門論及的"歷史"，提出"國故就是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若"不把學術史從民族的歷史里分出來，我們簡直可以用''''中國過去歷史的材料''''代替國故這個名詞"。12

他特別解釋"國故的大部分是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的材料"一點說:"國故的大部分，實在就是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但是從前人所做的從前人的歷史，我們現在不能用他；因為現在人的歷史的眼光，十分之八九不應當和從前人的相同，所以我們現在的歷史，大部分都應當從我們自己的歷史的眼光新做出來，方能合用。因此，我們把國故的這一大部分，不看作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看作中國民族過去的歷史的材料。"這里所說的"歷史"，主要是"歷史學"的意思；因前人眼光不同而做出的歷史便可以"不看作歷史"，正是清季中國"無史"論的"現代表述"。惟"國故"既然是歷史的材料，則治此材料的"國故學"自然便成為歷史學了。

幾年后胡適整合并進一步系統闡發傅斯年和毛子水的觀念說，"''''國學''''在我們的心眼里，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可知胡適對"國故"這一詞匯的選擇正因為它不含褒貶的中立性。他進而明確提出"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13

不過，胡適注意到的，在以北大為中心的整理國故運動開始之前，已有類似的"運動"出現:古學界青黃不接造成的學術寂寞使許多人產生古學將要淪亡的悲觀，結果"很自然的發出一種沒氣力的反動的運動來"，包括夢想孔教復興者、試圖通過保存古文古詩以達到古學保存者、甚至靜坐扶乩者。胡適宣布，"在我們看起來，這些反動都只是舊式學者破產的鐵證；這些行為，不但不能挽救他們所憂慮的國學之淪亡，反可以增加國中少年人對于古學的藐視"。正因此，整理國故運動的推動者總思有別于已"破產"的舊式學者，"國學"/"國故學"正是他們區別于破產的"古學"的新認同，而"國學的將來"也因此充滿希望。

胡適對國故學這一"領域"做出了更具體的界定:"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支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于國學研究的范圍。"而"國學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他具體列出"中國文化史"的系統則包括民族、語言文字、經濟、政治、國際交通、思想學術、宗教、文藝、風俗、制度十種史。換言之，"國學"就是系統的中國文化史。

這一關于"國故學"界定雖明顯可見毛子水的影響，其傾向性卻相當不同:毛氏在討論"材料"時帶有明顯的不屑意味，而胡適在強調"不含褒貶"的基礎上又提出"國學的使命"，顯然相當肯定其存在的價值。14這不久即引起青年讀書人的置疑，鄭伯奇以為:"本來''''國學''''二字是很籠統的名辭，而國學運動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是一種勸人研究古籍的運動呢?還是勸人研究一切中國的--不論古今新陳，只要是中國的--文化、思想、學術、文學歷史、地理、政治、經濟，乃至中國的國民性、各地方的風俗習慣的一種運動呢?"兩者的范圍廣狹不一，尤其前者"頂好不過勸人用新眼光讀古書罷了"。15鄭氏的確看出了以"國學"代"國故學"的問題:有沒有"故"的存在，可以有相當大的差異。

前引毛子水所言說明，前后時人對"國故"的概念原乏共識。這一現象到北伐前仍無大的變化，曹聚仁發現:"吾人一提及''''國故''''，則龐雜紛沓之觀念交集于前。若就各觀念而一一考訂之，則一切觀念皆浮泛空虛，枵然無所有焉。此燁然于外而羌無其物之''''國故''''，即今日國內一般守舊學者所以支撐門面之工具，亦即偏激者流所等之于''''抽鴉片裹小腳''''者也。"盡管"國故"已如此"臃腫不中繩墨"，當時不少人援用國故之名，"從未計及其實；其意蓋以為''''國故''''之名，盡人而喻之"。16

曹氏觀察到:"''''國故''''、''''國學''''、''''中學''''、''''古學''''、''''國粹''''、''''國故學''''等歧異名詞，在近頃學術界已成一異文互訓之慣例；筆之于著作，見之于制度，習焉相望，莫知其非。"他以為,"''''國粹''''一名，當別為解釋，與他名相去甚遠。''''國學''''、''''中國[學]''''、''''古學''''三者，與''''國故''''、''''國故學''''各不相應。"蓋"''''國故''''者，五千年間中華民族以文字表達之結晶思想也"；而國故學與中國文化也不能等同，文化指全體，國故僅指以文字表現于紙片者。

與鄭伯奇相類，曹聚仁也認為，胡適說國學是國故學的縮寫，"斯言妄也。胡氏之說，殆遷就俗稱而為之曲解耳。抑知''''國故''''二字之重心在''''故''''；于''''故''''，乃知所研究之對象為過去文化思想之僵石、乃知此研究之對象已考終于''''''''之際、乃知此研究之對象與化學室之標本同其狀態"。如果"去''''故''''而留''''國''''，則如呼''''西瓜''''之為''''西''''、''''太陽''''之為''''太''''，聞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為國故學必當稱為''''國故學''''，決無可省之理"。

當時一些人以國學為中國學術，遂"以國故學為中國學術史之別名"，也不成立。蓋"國故與中國學術史之內容與范圍非完全相同"，國故僅限于中華民族,"而中國學術史則凡在中國地域所曾有之學術，皆所必載"；且"國故以''''''''為終點，后乎此皆無與于斯學；中國學術史則與時間以俱存，可延長至無限"。曹氏以為，"自有文字以至，可成為一大段落；以后，舊有結晶思想皆完全崩壞"，中國已進入新的階段。國故學所研究的，只是以前這一大段落。

他主張"國故學"才是"科學"，并據此否定"國學"的正當性說，"科學之研究，最忌含糊與武斷，而國學二字，即為含糊與武斷之象征"。本來"各科學之命名，當合論理之規范。如天文學，吾知其研究之對象為天文；地質學，吾知其研究之對象為地質"。而"國學定名之初，非經長期之考慮，但見陳吾前者為隆然之遺產，漫名之曰''''國學''''而已(夸大狂白熱時，則名之曰國粹，以傲四夷)"。故國學"不但不足代表其對象，且使人因名而生誤會"。這樣的國學"但有一名足矣，實之存否不計也"。因此，曹氏提出"轟國學"的口號以安頓"國故學"，他指出，"國學"的含混造成"人莫解國學之實質，而皆以國學鳴其高。勢之所趨，國學將為國故學之致命傷。國學一日不去，國故學一日不安"，解決方式只有轟而去之一法。

許嘯天則根本連"國故學"也否定，他說，"''''國故學''''三個字，是一個極不徹底極無界限極浪漫極渾亂的假定名詞；中國的有國故學，便足以證明中國人絕無學問，又足以證明中國人雖有學問而不能用"。然相對說來，國故學"還算是比較的頭腦清晰的人所發明的；有的稱''''國學''''，有的稱''''舊學''''，有的稱''''國粹學''''。在從前老前輩嘴里常常標榜的什么''''經史之學''''、''''文獻之學''''、''''漢學''''、''''宋學''''；那班窮秀才，也要自附風雅，把那爛調的時文詩賦，也硬派在''''國粹學''''的門下。種種名目，搜羅起來，便成了今日所謂的''''國故學''''。"17

而清華學生梁實秋則可以接受"國學"這一名詞，他論"國學的性質"說:"國學便是一國獨自形成的學問，國學便是所以別于舶來的學問的一個名詞"。這樣的"國學"，實際就是晚清人所說的"中學"。對此梁氏其實也有些保留，蓋他以為"學問這個東西，是不分國界的"；他也承認"中國在未開海禁以前，所有經天緯地的圣經賢傳、禍國殃民的邪說異端，大半是些本國的土產"。現在雖然"杜威羅素的影響也似乎不在孔孟以下，然而我們暫且撇開古今中外的學問的是非善惡的問題不論，為命名清晰起見，把本國土產的學問叫做國學，這卻沒有什么不可以的"。18

蔡尚思稍后總結性地將國學界定為:"國是一國，學是學術，國學便是一國的學術。其在中國，就叫做中國的學術。既然叫做中國的學術，那就無所不包了。既然無所不包，那就無所偏畸了。乃今之學者，或以國學為單指中華民族之結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國學為中國語言文字學(吳文祺)，還有以史學眼光去觀察一切的(如章學誠、章太炎等)，以及誤認國學為單指國文(其人甚多不易枚舉)與中國文學的(海上一般大學多以中國文學系為國學系)。"這些人"皆僅得其一體，而尚未得其大全。在吾卻始終以為，中國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國學二字范圍外"。19蔡氏所言不無隨意處，如將章學誠也納入"今之學者"，其對吳文祺的主張顯然誤讀(詳另文)，尤其他將"學術"與"文化"替換使用，皆可議；然其意在強調國學之"大全"，的確與多數人特別是曹聚仁的主張異趣。

不論"國學"是否"國故學"的縮寫，曹氏從學理上區分"國故學"與"國學"的努力顯然不夠成功；在多數時人認知中，兩者基本是一回事，許多人的確將兩者替換使用。總體言之，以上諸人大致都可納入當時的趨新一派，然其關于"國學"與"國故學"的觀念則相當歧異甚至對立，可知這的確是個使當時讀書人煩惱困惑的問題。

東南大學的《史地學報》在介紹北大《國學季刊》時說，"國學之為名，本難確定其義。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國學。分析為言，則中國原有學術，本可分隸各種學科，惟故籍浩博，多須為大規模之整理；而整理之業，尤以歷史為重要；而研究之中，莫不須用歷史的眼光"。20該刊關于國學的界定與梁實秋比較接近，并特別看出"整理國故"與史學的緊密關聯；但更重要的是,《史地學報》提出了"中國原有學術"分隸"各種學科"這一直接關系到"國學"認同的關鍵問題。這里的"各種學科"當然指的是西學意義上的"學科"，而"中國原有學術"必須經過"大規模之整理"才有可能"分隸"其下。21

從清季興辦學堂開始，西方學科分類逐漸在中國教育體系中確立，但這也有一個過程。在民初新舊學科分類俱存的語境下，中國固有的主流學術，比如"經學"，怎樣融入胡適所謂的"中國文化史"?有些學科如"中國文學"(雖然概念尚在界定之中)已大致取得依西洋分類的學科資格，從事此類研究者是否愿意承認他們是在研究"史學"的一種?那些尚未容納在胡適"中國文化史"范圍內的"中國原有學術"又是不是"國學"呢?很明顯，"國學"也好，"國故學"也好，均尚未能確立自身的學術典范，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過是一個涵蓋寬泛的虛懸名號，且與新舊中西的學科分類都有所沖突。

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之所以亟感有必要別于先已存在的挽救古學那"沒氣力的運動"，恰提示著立意標新的"國學"與"舊學"有著割不斷的聯系。在整理國故尚未風行之時，樊抗父曾主張"中國固有之學術"可"因世俗之名以名之"為"舊學"。22但那時若真名之為"舊學"，恐怕就沒有多少人愿意從事了；必以科學化的"國學"或"國故學"名之，方有吸引力。23整理國故的影響之一，便是各中學皆開設"國學"一課。時任中學教師的錢穆因教學所需而于北伐前后編撰《國學概論》一書，他在《弁言》中指出:"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其范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24

由于中西學科分類之間確有一些難以彌合的差異，而時人認知中新舊中西的對立和沖突使"調和"變得困難；且"國學"本身也有其內在的缺陷，從清季國粹學派開始就有排斥歷代學術主流而從邊緣重建"國學"統系的傾向(雖然其"國學"又以包容寬廣為特色)；25但一個并非枝節的原因是其風行時間畢竟太短，"國學"或"國故學"終未能形成自身的學術典范，在學科認同上缺乏一個廣泛接受的界定。而正是國學與西式學術分科未能成功銜接這一點，成為當時及稍后一些人主張"國學"不成其為"學"的立論基礎，這方面的發展只能另文探討了。

注釋：

1.學術超越的觀念在新文化運動前期甚得提倡，但顯然受到五四學生運動的有力沖擊；或正因此，在20年代初的"科學與人生觀之爭"中，學術超越的觀念反得到較前更有力的提倡，這一趨勢要到"九一八"之后才有較大的改變，詳另文。

2.章學誠:《史考摘錄》，收入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上海古籍書店，1993年，339頁

3.鄭振鐸:《且慢談所謂"國學"》,《小說月報》20卷1號(1929年1月)，12頁。詳細的討論參見羅志田《新舊能否兩立?二十年代〈小說月報〉對于整理國故的態度轉變》,《歷史研究》2001年待刊;《從治病到打鬼:整理國故運動的一條內在理路》,《中國學術》，2001年2期。

4."學術"與"國家"的關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實際存在的，多大程度上是人們認知中的，不是簡單說得清楚，本文相對側重后者。

5.參見羅志田《溫故知新:清季包容歐化的國粹觀》,《中華文史論叢》2001年待刊。

6.錢穆已注意及此，參見其《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岳麓書社，1986年，1頁。

7.錢玄同:《刊行〈教育今語雜志〉之緣起》,《錢玄同文集》，第2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312頁。

8.不過這也可能是章太炎和"宗旨"的實際撰寫者錢玄同的觀念差異，錢氏或真存此見，他在1908年9月30日的日記中說:"凡文字、言語、冠裳、衣服，皆一國之表旗，我國古來已盡臻美善，無以復加，今日只宜奉行"。他當時正主張"存古"，并確實將"存古"界定為保存那些因時勢不同而"不適宜于今者"，以使后人得以"追想其祖宗創造之豐功偉烈"。轉引自楊天石:《振興中國文化的曲折尋求--論辛亥前后至"五四"時期的錢玄同》，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科研局等編《與中國文化建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下冊，993-994頁。

9.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其《史料論略及其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46頁。

10.傅斯年致朱家驊［抄件］，(1940年7月8日)，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檔案"，承杜正勝所長惠允使用。

11.傅斯年:《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附識》,《新潮》，1卷5號(1919年5月1日)，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本，745頁。

12.本段與下段，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新潮》，1卷5號，731、733-735、743頁。

13.本段與下兩段，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文存二集》，亞東圖書館，1924年，卷一，11、14、1-2、20-21頁。胡適在《宣言》中對國學所下的定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同仁的看法，參見逯耀東:《傅斯年與<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報》，第20期(1996年11月)，243-244頁；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臺北政治大學，1999年，226-245頁。

14.按此時胡適正大力提倡"整理國故"，并希望青年參與；但幾年后他又改變了態度，轉而主張青年應多從事自然科學，不必走整理國故這條"死路"，說詳羅志田《新舊能否兩立?二十年代〈小說月報〉對于整理國故的態度轉變》,《歷史研究》2001年待刊;《從治病到打鬼:整理國故運動的一條內在理路》,《中國學術》2001年2期。

15.鄭伯奇:《國民文學論(下)》,《創造周報》，35號(1924年1月6日)，6頁。

16.本段與以下數段，曹聚仁:《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春雷初動中之國故學》(1925年12月)，許嘯天輯:《國故學討論集》，上海書店影印群學社1927年版，第1集，50-51、60-61、90-93、73-74、88、84-85頁。

17.許嘯天:《國故學討論集·新序》，第1集，3-4頁。

18.梁實秋:《灰色的書目》,《晨報副刊》，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1923年10月15日，1版。

19.蔡尚思:《中國學術大綱》，上海啟智書局，1931年，5頁，轉引自鐘少華:《試論近代中國之"國學"研究》,《學術研究》1999年8期，30頁。

20.《史地學報》2卷4號(1923)，139頁。

21.按后來不少學人正如此主張，但這樣一來，經整理而"分隸各種學科"之后，不論國學還是國故學都不復有存在的必要，對此各學者卻無共識，詳另文。

22.抗父(樊少泉):《最近二十年間中國舊學之進步》,《東方雜志》19卷3號(1922年2月10日)，33頁。

23.參見羅志田《走向國學與史學的"賽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24.錢穆:《國學概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63年影印1931年版，1頁。錢穆立論之時，"國學"本身已由高潮轉向衰歇，鄭振鐸等人的態度轉變即是一證。

25.說詳羅志田《清季保存國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觀念異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待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