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對俄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及當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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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AftertheOctoberRevolution,LeninmountedapainstakingtheoreticalandpracticalprobeintoRussiansocialistconstructionfromtheperspectiveofhistoricaldialectics.SuchaprobeprovidesChinawithreferenceinformationonhowtorecognizeandconstructsocialisminaculturallyandeconomicallybackwardcountry.
【關鍵詞】列寧/歷史辯證法/社會主義道路/當代意義Lenin/socialistthought/contemporarysignificance
【正文】
十月革命的勝利，使社會主義由科學開始變成實踐。馬克思、恩格斯只是闡明了這一理論由科學變成現實的必然性和一般規律，不可能解決實現這種轉變的具體途徑和方法。如何結合俄國國情，探索和開創落后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成為十月革命后列寧面臨的重大時代課題。列寧把對這一課題的探索比作“攀登一座還沒有探測過的非常險峻的高山”，其艱巨性和歷史意義不亞于十月革命，二者一起共同構成了列寧一生的兩大貢獻。
列寧對俄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深受其哲學思想指導的。把握列寧對俄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最重要的是抓住其深層的哲學方法論。《論我國革命》就是一篇體現其哲學方法論的論文，是列寧最后著述中的“哲學篇”。可以說，列寧“探索”的過程，走的是由一開始注重“書本的公式”到逐漸注重“生活的公式”的過程，是運用一系列歷史辯證法的過程，沒有這些歷史辯證法的運用，就提不出“新經濟政策”和“落后俄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總體構想”，也難以應對反對者的挑戰。這些歷史辯證法，很大程度上是由《哲學筆記》奠定并發展而來的。沒有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對唯物辯證法一般理論的研究，就沒有晚年他對俄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探索。
首先，列寧運用一般和個別的辯證法、理論和實踐的辯證法，使他得以從“書本的公式”走向“生活的公式”，注重把科學社會主義的書本理論同特殊國情相結合，從而注重把“俄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而小農經濟占優勢”這一基本國情，作為探索俄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出發點。由此出發，列寧認識到俄國直接過渡到純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是行不通的，必須采取間接過渡的辦法。
其次，列寧運用對立和統一的辯證法、目的和手段的辯證法，深刻認識到，必須通過利用“國家資本主義”這一形式和途徑，來改造小農經濟、小商品生產和私人資本主義而向社會主義過渡。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有對立的一面，但列寧在對立中看到了二者也有統一的一面，并且在所有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途徑、形式即可利用的手段中，國家資本主義是最有效的手段，因為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如租讓制、租借制、合作社和代購代銷），可以充分利用資本家的資金、技術、商業經驗和經營管理方式等，來改造小農經濟、小商品生產和私人資本，來發展社會生產力，從而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提供物質基礎和人才準備。目的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但根據俄國當時的國情，只有采取“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手段才能更有效地達到目的。
正是由于列寧懂得并熟練運用歷史辯證法，才使他走出和揚棄了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模式，糾正了在俄國社會主義實踐中被證明了的錯誤，制定了“新經濟政策”，尋找到由小農經濟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有效形式。“新經濟政策”并不是列寧的一種權宜之計，也不是從書本公式出發得出的結論，而是從生活公式即俄國現實國情出發而取得的一大成果。“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利用“國家資本主義”改造小農經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力，并向社會主義過渡。
第三，列寧運用革命和建設的辯證法，制定出了落后俄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總體構想和行動綱領。列寧在探索過程中終于發現，新經濟政策正是符合俄國特殊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所以他試圖結合實踐經驗進一步對這條新路提出更為完整的總體構想和行動綱領。列寧認為，經濟文化落后國家要走向社會主義道路，首先必須從政治上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為建設社會主義創造政治前提。但在這一前提下建成社會主義卻是十分艱巨的，只有在經濟上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在文化上大力提高國民的素質，才能鞏固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才能真正使社會主義在落后國家取得勝利。而在落后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必然會遇到以下困難：
革命容易建設難。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敵人是可以明顯識別的，且已經腐朽，無產階級具有高昂的革命熱情，無產階級政黨可以充分利用這種熱情把他們組織起來，推翻舊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新政權，革命自然比較容易。但建立新政權并不等于建成社會主義，還需要進一步開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這將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俄國的社會基礎即經濟、文化十分落后，多種經濟成分并存而小農經濟又占優勢，國民對社會主義建設以及解決其中的一系列難題還缺乏經驗，整體素質不高，而且，社會主義建設在很大程度上是革整個社會的命，其阻力和難度之大是不難想象的。
開始容易完成難。革命的勝利使人民大眾獲得政治解放，他們為剛剛取得的勝利所鼓舞，具有高昂的政治熱情，并把這種熱情立即轉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由這種解放所帶來的政治熱情和建設熱情，使俄國初期在抵御國內外敵人的戰爭中，在剛剛開始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中，取得了顯著成果。然而在進入和平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由解放感帶來的政治熱情和建設熱情會逐漸退去，新的問題和困難又會逐漸暴露出來，人們對個人利益的要求被提到日程，“建設難”的事實也被凸顯出來，因而要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就需要經過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國有化容易社會化難。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無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以后，會憑其政治革命熱情動員群眾，把生產資料收歸國家和人民所有，國有化自然比較容易。但要把已經國有化的生產資料變成為每個勞動公民所有，即建立勞動者個人所有制，則需要一個艱難的過程。難就難在觀念束縛，難在一些人不愿意自覺放棄既得利益，難在一時建立不起一種新的經濟秩序。
此外，還有唯書容易唯實難，集權專權容易分權督權難。
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進行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政治建設，從經濟、文化和政治上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
在《論合作制》中，列寧提出了經濟建設的構想。在經濟建設上，需要著重注意的有三點：一是俄國戰爭結束后，列寧對社會主義整個看法的根本轉變、工作重心的轉移及其意義。列寧指出：“這種根本轉變表現在：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應該放在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轉到和平組織‘文化’工作上面去了”。二是列寧特別關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列寧針對當時俄國一些共產黨人和領導干部政治“熱情”有余而建設“方法”不足的問題，一針見血地指出：“全部問題，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在于找到正確的方法”。這里的“方法”，主要指建設社會主義或發展生產力的方法。三是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問題上，列寧提出在商品經濟建設上實行六種“分離”：(1)商品貨幣關系同資本主義分開；(2)政企分開；(3)經濟行為同政治行為分開；(4)社會主義同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經濟形式分開；(5)把社會主義目的同社會主義手段分開（可以利用資本主義手段）；(6)把農民同小生產分開，過去把農民等同于小生產者，現在把農民看做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重要主體。
在《日記摘要》中，列寧提出文化建設的構想。在文化建設上，需要著重注意的也有三點：第一，社會主義建設應既見物又見人，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和實質，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一代社會主義新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經營管理的本領。列寧說：“俄國無產階級既有政權，也有各種資源，所缺少的一是文化，二是經營管理本領。因此，加強文化力量，提高管理本領，現在全部工作、全部政策的關鍵在于此，全在于此，僅在于此”。第二，辯證地對待資本主義的文明和文化，既要反對資本主義國家在文化上的“全盤西化”，又要反對俄國內部敵視資本主義發達的文明。第三，文化建設在進程上要循序漸進，不可急于求成。這些思想對我們有兩點啟發：其一，要培養“專家型”、“思想型”和“管理型”的人才；其二，文化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不宜采取兵團式、殲滅戰式、群眾運動式和急風暴雨式的方式，要堅持做好經常性的工作，平等對話，促膝談心，感情交流，從容討論，深入細致，循序漸進。
在《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和《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兩篇文章中，列寧提出政治建設的構想。在政治建設上，其中心內容及其實質，是要從制度與人的關系入手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新型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列寧注重對干部進行思想教育，但更注重對其進行制度管理。法律制度高于權力，組織制度大于“人情關系”。這給我們的啟示是：應防止狹隘的人情關系向社會公共領域滲透以及對制度規范的破壞。我國現在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既激發了人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能力，也誘發和滋長了人的貪欲和物欲，所以，我們既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追求創造的最大化，還要追求制度規范的最嚴格化。
第四，列寧運用一般和特殊的辯證法、統一和多樣的辯證法，認為落后的俄國完全可以選擇一條具有俄國民族特色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列寧的心路歷程是：鉆研唯物辯證法的一般理論（《哲學筆記》）——分析帝國主義時代的本質特征（《帝國主義論》）——探索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列寧指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是通過歷史發展的特殊方式表現出來的，各國走向社會主義應有不同的“走法”，俄國具有自己的民族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固然不能越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共同路線，但卻使俄國走向社會主義有自己特殊的“走法”，這就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既體現著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如“從封建主義經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這一歷史發展順序上的一般規律，內在要求俄國必須利用資本主義。俄國利用資本主義成果來發展生產力，調整生產關系，在社會歷史發展階段上實行“退卻”，即經歷國家資本主義過渡階段，承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復雜性、曲折性和艱巨性等，都是這一一般規律的具體體現），又體現著俄國的民族特色（國家資本主義并不完全是資本主義，而是受蘇維埃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控制的資本主義）。
最后，列寧運用前進和倒退的辯證法、原則性和靈活性的辯證法、書本原則和實踐效果的辯證法，對“姓社姓資”的爭論作出富有哲學智慧的回應。列寧制定的新經濟政策及其具體實施，實際上意味著可以充分接納資本主義一切于俄國有用的東西。無疑，這是對他過去刻意追求的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根本否定。對此，俄國一開始就存有不同意見，引起了不同爭論。用我們今天的話說，當時俄國也出現了一場關于新經濟政策是“姓社姓資”的爭論。
對這種爭論，列寧采取的態度和辦法是：少爭論些字眼，多積累些實踐經驗；不能根據舊書本理解社會主義，而應根據俄國國情和實踐效果理解社會主義；肯定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性和利用資本主義積極因素的必要性，同時應通過無產階級國家政權規定和限制資本主義因素起作用的范圍；社會主義的目標不能忘記，這是原則性，但可以靈活運用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的倒退，而是為了更好地向社會主義前進。當然，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和時間短暫，列寧還沒有完全解決俄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的許多難題。如未來發達的社會主義是否消滅市場經濟、實行計劃經濟等，列寧未明確回答。
列寧一生比較注重運用哲學思維總結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晚年病重的列寧被迫離開日理萬機的工作，但卻“因禍得福”，能夠冷靜地對十月革命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經驗教訓加以哲學反思和總結。“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這一石破天驚之語，集中反映了列寧對俄國如何建成社會主義進行全面反思和總結所取得的成果，也體現他深刻總結了十月革命后從奪取俄國到管理俄國、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到“新經濟政策”的理論和實踐的經驗教訓。這種哲學總結，對經濟文化落后的我國如何認識和建設社會主義問題（列寧當時所面臨和思考的問題，今天在我國同樣存在），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我們應從尋找社會主義改革之路的高度，進一步深入理解這一“總結”的當代價值。
1.在認識社會主義問題上，應根據實踐生活經驗，而不能根據書本。
列寧在領導俄國人民第一次把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實踐時，碰到的首要理論問題，是一般和個別的矛盾。十月革命后，他根據多年的哲學探索和社會實踐逐步深刻認識到，生活的公式高于書本的公式，任何一般都不能完全包括個別的全部內容，因此，不能把認識停留在抽象的一般上，而應注重把握個別的特殊性、復雜性和豐富性，探尋一般的特殊表現方式。由此，應注重研究由人民群眾的實踐生活所創立的生氣勃勃的的社會主義，應根據實踐生活經驗來認識和理解正在建設的現實的社會主義，應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揚棄和糾正原有過時的結論，勇于突破原先的認識水平，從而不斷作出新的結論，而不能根據書本爭論社會主義和理解現實的社會主義，不能固守原有的書本結論不放，不能“為死教條而犧牲活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列寧認識和理解現實社會主義的根據和出發點的改變。由于列寧正確解決了一般和特殊、實踐和理論的關系，所以為正確認識社會主義以及相關的問題找到了科學的方法論。鄧小平則強調，社會主義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應從中國國情和人民群眾的實踐生活出發，來認識由人民群眾的實踐所創立的或正在實踐中的現實的社會主義。（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2.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據、出發點和模式上，應堅持觀察的客觀性和辯證性的哲學思維方法。
列寧運用觀察的客觀性（從俄國國情出發）和辯證性（從小農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對立中看到統一）這一思維方法，反思和總結“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新經濟政策”，逐漸悟出這樣的道理：后退是為了更好的前進，俄國不可能直接過渡到純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和分配，如果一意孤行，就有滅亡的危險。因為俄國的國情是生產力落后，經濟成分多元而小農經濟占優勢，文化也非常落后，這就決定俄國不能搞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而必須采取間接過渡的辦法，必須利用資本主義因素來改造小農經濟，搞“接受了資本主義一切優秀成果的那樣一種社會主義”，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原則和目標是社會主義的，但方式上應根據俄國國情來利用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并沒有改變社會主義，改變的只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這是列寧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模式和方式上的改變。正是由于列寧堅持認識的客觀性和辯證法，所以為選擇一種適合俄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提供了根據。
建國后，我們未能借鑒列寧關于探索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成果，更多是受“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結果走了很大彎路。列寧的探索對鄧小平有很大啟發。中國也曾是小農經濟占優勢且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并且是從封建經濟經過革命取得社會主義政權而進入社會主義的。那么，如何才能建成社會主義呢？過去我們走著與俄國社會主義建設相似的道路，采取“一大二公三純”的社會主義模式。實踐證明不成功。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鄧小平深刻認識到，按照書本上的公式建設社會主義，在中國行不通，我們應從中國國情出發來尋求“走法”，這就是使中國社會主義“退回”到初級階段，在這一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意味著：中國不具備搞“一大二公三純”社會主義的條件，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也將是長期和復雜的，因而中國要善于吸收資本主義一切于我有用有利的因素來發展生產力，而不應一味糾纏于“姓社姓資”的抽象爭論，必須把精力用在探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式上。20世紀后半期，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曲折或演變，這不是社會主義本身出了問題，而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某種不正確的方式或模式出了問題，同理，馬克思主義出現某種危機，并不是馬克思主義本身有了問題，而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某種不正確的方式（如教條主義）有了問題，問題大都出現在“方式”上。因此，關鍵的問題，是糾正對待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不正確的方式，尋求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正確實現方式或形式。迄今為止，中國的改革不是在“主義”層面上進行的，而多是在“方式”層面上進行的，它是對過去長期刻意追求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根本否定，同時也包含著不能直接過渡到純粹的社會主義而必須利用資本主義的某些因素來打好社會主義基礎的思想。
列寧的構想并沒有違背他關于“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的思想，反而是這一思想的特殊實現形式。社會發展總是以不同的方式體現為一種“自然歷史過程”，這是一種具有內在必然性的客觀規律。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內在必然的進程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列寧依據這一規律，在早期論證了俄國發展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在晚年論證了俄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必然性。某些國家，比如中國和蘇聯，跨越了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不僅不與這種一般“自然歷史過程”相矛盾，恰恰是這一過程的特殊實現方式。這是因為：
其一，中國和蘇聯跨越資本主義階段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屬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當這種反作用完成之后，由于資本主義是反封建的最有力武器，同時又積累了許多發展生產力的經驗和成果，所以又必須利用資本主義的積極因素和成果來發展生產力。這里，資本主義制度可以跨越，但利用資本主義的積極因素和成果來發展生產力則不能跨越。
其二，在一定歷史時期和歷史限度內，人們可以選擇這樣或那樣的生產關系，但這樣或那樣的生產關系最終必須與生產力發展的性質和水平相適應。這樣，在我國和蘇聯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就必然會出現在生產關系上“向后退”的情形，即確定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蘇聯處于“迂回過渡階段”，強調我國在初級階段必須實行市場經濟，努力尋求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允許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某種存在和一定發展，必須去完成在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中已經完成的任務——實現工業化與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和現代化。這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重復資本主義的某些特征。因此，在初級階段，我們建設的實際上是包含有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社會主義。這里，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可以跨越，但這一階段所應完成的任務以及為完成這些任務所采取的“退卻”則不能跨越。
其三，中國和蘇聯是先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奪取國家政權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這意味著中國和蘇聯只具備了社會主義的形式和前提，還不具備社會主義的內容和基礎，因而只能算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而要建成真正合格的社會主義，就必須具備雄厚的生產力基礎和人才基礎，為此就必須借鑒和利用資本主義的一切先進文明的成果和發展生產力的有益方法。換言之，中國和蘇聯必須在吸收資本主義一切先進文明成果的基礎上才能建成社會主義。列寧指出：“樂于吸收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這里，走向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走法”可以跨越，但必須吸收和利用資本主義一切先進文明成果和有益的方法則不能跨越。
最后，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都會對其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從而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呈現出長期性、復雜性、曲折性和艱巨性。這里，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可以跨越，但資本主義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廣泛而深刻的積極和消極影響則不能跨越。
以上四方面的“不能跨越”，可以說都是“自然歷史過程”的內在必然要求，是“自然歷史過程”的特殊體現或實現形式。
3.在發展生產力的方式上，應根據目的和效果來選擇手段，應根據在對立中看到統一的辯證思維，來利用資本主義一切有益的方法發展生產力。
列寧十分關注發展生產力這一目的，為此，他很自然地去關注發展生產力的有效方式和手段。采取何種手段決定達到目的的效果，而選擇什么手段達到目的，要依據當時的國情。在列寧看來，同社會主義比較，資本主義是禍害，但同小生產、同小生產者渙散性引起的官僚主義相比，資本主義則是幸福。因為資本主義在它產生發展的幾百年中，創造了極其豐富的文明成果。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要實現社會主義，大力發展生產力，就必須把大膽利用資本主義作為發展生產力的手段和方法，必須使勞動群眾學會從“按亞洲方式做買賣”（主要依靠政治熱情和行政手段，人情關系和行政權力干預商業活動），轉變到“按歐洲方式做買賣”（主要按商業化原則辦事，實行經濟成本核算，根據市場競爭、價值規律從事商業活動）。這是列寧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以及完成任務的方式上的改變。這里，由于列寧正確處理了目的、效果和手段的辯證關系，正確運用“在對立中看到統一”的辯證思維，所以才把大膽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作為發展生產力的手段和方式。在1958-1978年這20年，我國比較注重根據抽象的社會主義的一般“性質”來選擇發展生產力的方式，所以把“一大二公三純”看做發展生產力的主要形式，也把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相互對立起來。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根據是否有利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效果”（“三個有利于”），來選擇發展生產力的方式，由此，把市場經濟、股份制等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有效方式（即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看做是相互促進的：用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用社會主義矯正市場經濟的弊端）。鄧小平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設計以及實踐歷程，主要就是圍繞“發展生產力的方式”這一核心線索進行的，他所主張的改革開放，也主要是在“尋求發展生產力的方式”這一層次上展開的。可以說，探尋發展生產力的有效方式，是鄧小平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起點、出發點和核心，鄧小平全部社會活動的焦點及其理論突破和偉大貢獻就在這里，中國改革開放實踐及其發展歷程的焦點就在這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難點就在這里，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關鍵也在這里。
4.在對社會主義的評價和態度上，應依據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效果，而不能依據抽象的社會主義原則，應腳踏實地地建設社會主義，不能抽象空談社會主義。
在列寧看來，社會主義一定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否則，社會主義就沒有資格取代資本主義，“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這里，列寧是重社會主義建設之實，將社會主義之名建立在社會主義建設之實的基礎上，而不是從名稱上抽象地空談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這是列寧在評價社會主義的尺度上的改變。在我國時期，我們一味追求“一大二公三純”的社會主義之名，忽視社會主義之實；“”時期，“”主張“寧要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改革開放時期，有一種思維定勢是，凡事都要抽象地追問“姓社姓資”。鄧小平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深刻認識到這種重社會主義之名（抽象的性質、原則）而輕建設社會主義之實（實際效果、實際內容和實際水平）的危害，實現了思維方式的創新，明確主張“正名求實”和“以實正名”。他對中國的社會主義作了不同于傳統理解的新的理解，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種重新理解的社會主義是求實的社會主義，是把抽象的一般原則具體轉化為當今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動綱領和根本任務的社會主義。他還主張，我們要腳踏實地地建設社會主義，集中力量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以其實力來證明社會主義是合格的、受人民群眾歡迎的、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即以其“實”來正其“名”。這就要求我們做一切事情不能搞花架子，而應注重實際效果。總結我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其重要一條，就是反對在抽象的名稱概念上的爭論，訴諸于人民群眾的腳踏實地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行動。
由此不難看出，正是由于列寧運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才能夠解決落后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哲學在其中顯示出巨大的魅力。因此，要真正理解列寧對俄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就必須理解列寧的哲學，理解列寧的歷史辯證法。正確的哲學理論絕不是脫離現實的抽象無用的東西，而是我們行動的指南和思維的方法，是指導我們實踐活動的理論基礎，它對人們的思想水平、思維能力和改進領導工作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