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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政治文明”以政治活動從人類生活分化出來，形成一個獨立的領域作為前提?！?a href="http://www.zhsheng.cn/lunwen/sxzz/sxzhsec/200908/173861.html" target="_blank">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之所以可能，是由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決定的。它既不同于共產主義社會那種“作為非政治”的政治文明，也不同于資本主義政治文明。必須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時空限度內考慮“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

【關鍵詞】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既有文明的二分法，也有文明的三分法和四分法。我國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二分到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三分，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何以可能、其限度何在，這些問題如果不先行解決，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研究就會陷入誤區。因此，必須一方面根據歷史發展的過程和趨勢，另一方面梳理馬克思和恩格斯等經典作家對無產階級政黨和人民群眾關系、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政體問題、以及共產黨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的關系等方面的論述，借以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理清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相關的一系列問題。

一、“文明”的劃分與“政治文明”的歷史定位

眾所周知，文明是人類創造出來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的一切成果的總和。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尚未實行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工，因而文明并無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分。所有文明成果都帶有渾沌未分的性質。但是，個人需要有“肉體”和“精神”之分，因而在原始公社中，在所有人都參與體力勞動的前提下，逐漸出現了一些在工作之余偶爾從事祭司、軍事訓練等工作的人員。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人類需要的多樣化和滿足需要的活動的多樣化，必然會出現分工。“分工不僅使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享受和勞動、生產和消費由不同的個人來分擔這種情況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盵1]（P83）由此形成了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剝削和被剝削、統治和被統治之別。從此，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劃分就出現了。

由于人類的政治活動一開始并未從其他活動中分離出來，所以政治文明的出現要晚得多。在中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思路，說明“治國、平天下”之類的政治活動并未被當作與“修身、齊家”之類的家庭活動、乃至個人道德修養本質上不同的活動。在西方，所謂“人是政治的動物”，實際上是說“人是城邦的動物”，而“城邦”并不單純是一個政治實體，它還是一個倫理實體、精神實體。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政治學與倫理學不分。在西方，從古典古代（古希臘羅馬）到中世紀，理想政治與“美德政治”一直都是同義詞。西方政治活動獨立的萌芽是隨著古希臘城邦的瓦解出現的。正如美國政治學家薩拜因所指出的那樣，城邦的瓦解不僅是一個政治事件，而且是一個精神事件。古希臘人失去了家園，變成了一個個孤立的個人。羅馬人為世界提供了一套調整人與人之間人身和財產關系的私法體系，規范了人們的物質關系。中世紀則把基督教信仰推廣到整個歐洲，為失去城邦的人們提供了精神家園。到資本主義興起，當經濟活動越來越顯出其在人類生活中的核心和基礎地位的時候，政治活動就從對精神生產的依附轉向對物質生產的依附，從而為它的完全獨立打下了基礎。

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既是政治學從倫理學獨立的標志，也是政治活動從其他人類活動獨立出來的標志。從此，人類活動由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二分變成了經濟活動、政治活動和文化活動的三分。獨立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政治文明體系開始出現。這一體系一方面以資產階級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為核心，另一方面以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為基礎。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個界于經濟、政治、文化之外的領域開始出現，并逐漸獲得自己的獨立地位。這一領域在西方被稱為“公共領域”，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則被稱為“社會生活”領域。與此相應，“社會文明”的萌芽開始出現。由此，物質文明、社會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文明四分體系終于浮出了水面。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真正的社會文明只有到共產主義社會才能成為可能。在此之前的社會實際上只是“市民社會”，而不是“人類社會”。由于市民社會建立在商品拜物教的基礎上，它與經濟活動不僅不可能分開，反而把經濟原則推廣到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眾所周知，同政治契約一樣，資本主義的社會契約也是以經濟契約作為自己的范本的。因而，資本主義不可能建立完全獨立的社會文明體系，只有到共產主義社會，“物化”為“社會化”所代替，建立在物的依賴性基礎上的人的獨立性為人的完全獨立和自由發展、自由聯合所代替，完整的社會文明體系才能最終形成。

同以前的私有制社會一樣，在資本主義時代，市民社會構成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層建筑的基礎，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鄙a力的發展必然要求變革已經過時的生產關系和建立在這一經濟基礎上的龐大的上層建筑。于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霸谫Y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盵2]（PP32～33）

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從“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即“市民社會”，到“真正的人類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整個人類生活包括經濟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將發生根本的變革。那時候，個人將既擺脫人的依賴，又擺脫物的依賴，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相應地，政治生活將失去其政治性質，真正實現“作為非政治”的政治文明。

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何以可能

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具體說來，我們正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期。這一現實決定了我國的文明狀況正處在由文明的二分向三分過渡的時期。

改革開放初期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溫飽問題，這在當時表現為“物質文明”建設。以后，隨著經濟發展所造成的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精神文明的建設提上了日程。中共“十六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表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中國實際上在用幾十年時間走西方用幾百年時間才走完的路程，從這一意義上說，提“政治文明”建設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問題在于，我們要建設的政治文明，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文明”，而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那么，“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何以可能？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語境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其原因在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中，“作為政治”的政治已經消失，作為其社會成員的個人之間是一種“自由聯合”的關系。原來意義上的主體分工已經消滅，存在的只是各種對象物的客體分工。在這種情況下，對人的管理必將為對物的管理所代替。既然連“政治”都沒有了，何來“政治文明”？

因此，首先必須判定，“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是在經典作家的意義上使用的。不能根據加在“政治文明”前的“社會主義”這一修飾詞，就斷定“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一定比“資本主義政治文明”高明。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并不是在消滅了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前提下產生的。恰恰相反，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它不僅不排除分工，反而以政治領域剛剛從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分離出來作為前提。

政治生活的分化，是與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過程交織在一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后，黨的經濟職能、政治職能和文化職能并未分化，人民群眾的全部生活處于泛政治化狀態。但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的加快，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社會的結構和功能必然會產生分化。鄧小平同志提出“黨政分開”，是這種分化趨勢的客觀要求?！笆蟆碧岢錾鐣髁x政治文明范疇，則表明傳統的文明二分法（即把文明分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已經變為文明三分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這是社會進步的確鑿表現。

衡量社會進化或退化的標準，是看社會形態的結構和功能越來越復雜，還是越來越簡單。一個結構和功能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必定是一個進化的社會。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二分法，到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三分法，表明中國社會無論在結構上，還是在功能上，都變得日益復雜了。從結構看，社會結構被分成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個層次的社會形態，與社會結構被分成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層次的社會形態相比，少了“政治生活”這一層次。這當然不是說二層次結構的社會形態沒有政治生活，而是它的政治生活尚未從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領域獨立出來，沒有形成一個單獨的層次。從功能看，在二層次結構的社會形態中，政治功能與經濟功能、文化功能是混在一起、不能分離的；三層次結構的社會形態中，政治功能則已經從經濟功能和文化功能中分化出來。

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斷定：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從其他領域分化出來的結果。這離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明四分法，還有相當一段距離，更不用說“作為非政治”的共產主義政治文明了。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本質上是前共產主義文明的表現，它并不處于比“資本主義政治文明”更高的經濟生活和精神生活階段上。

這是不是意味著加在“政治文明”前的“社會主義”這一修飾語，僅僅是我們黨的一種退卻策略，我們并沒有打算認真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只不過借“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之名來行“資本主義政治文明”之實？

當然不是這樣。正如同志曾經分析的那樣，我們并不是處于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而是處于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我們不能把資本主義國家正在拋棄的東西當作最先進的文明成果接受下來，否則就會一直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跑，一直被動挨打。在經濟上，我們已經用幾十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幾百年的道路，在政治、文化諸領域，我們必須也這樣做，才有可能與西方社會一起，進入“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

因此，所謂“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意義上的政治文明。這一政治文明要吸收人類政治當然也包括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同時努力培育共產主義文明的萌芽因素，以便在條件成熟時，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政治文明都為一種嶄新的、“作為非政治”的共產主義政治文明所代替。

三、“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限度

從“政治文明”的歷史定位來看，“文明”是與社會分工、社會結構和功能的復雜化聯系在一起的。只要政治活動還沒有從其他人類活動中分化出來，那就談不到政治是否“文明”。因為在政治活動不獨立的情況下，人們不可能找到政治文明的獨立判斷標準。人們只能根據其他標準，比如道德標準，來判斷政治，說一種政治是“美德政治”，或者不符合美德標準的政治。換句話說，政治的文明與否，并不是對其中的個體行為做出判斷，而是對人類生活中分化出來的一個獨立的領域——政治領域做出判斷。一種政治，即使其中的個體具有文明行為，由于這種政治體制本身的落后，它仍然可能是不文明的。

之所以把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作為一個歷史標志，就是由于它第一次把政治作為一種社會活動領域，與個人的行為區分開來。需要強調的是，馬基雅維里的政治論是非道德的，而不是反道德的。他所要實際指出的是，國家政治與個人道德有不同的判斷標準，不能以此代彼。他所說的“君主”，并不是宗法制下面的某一個人，而是職業分工中的某種符號。比如，君主不是某個家庭成員，而是國家元首，因此不能用做父親的標準來衡量他。

“政治文明”的歷史定位決定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下限。同所有的“政治文明”一樣，“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也是一種制度層次上的文明，而不是個人層次上的文明。

在政治完全獨立的國家，這一點人們看得非常清楚。但在中國，政治領域的分化過程尚在進行中。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人們經常拿政治制度與個人行為作不恰當的比附，以后者是否文明的標準來判斷前者。這在理論上錯誤的，在實踐上是反動的。這是因為，在封建制度乃至奴隸制度下，個人的行為同樣可以是文明的，但由于政治尚未獨立，談論那時候的政治是否“文明”沒有意義。在實踐中，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與個人行為的文明與否混同起來，并以后者的建設代替前者，這實際上是回避問題。

相比之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上限比較容易確定。所謂“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與“共產主義政治文明”有著原則的區別。共產主義社會中的“政治”具有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完全不同的含義。它是“作為非政治”的政治。如同獨立的經濟生活一樣，獨立的政治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將會消失，每個人都成為全面發展的自由人。在一個所有人都可以做政治家的時代，是沒有政治家的。

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情況就不同了。一方面，由于階級已經消滅，國家政權逐漸失去其階級性質。國體問題已經解決，政體問題提上了日程。如何選擇人民的代表、賦予代表以什么樣的權利和義務，就成了保證人民民主的舉足輕重的大問題。這其中最重要的是作為人民利益代表的執政黨，與同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大和其他機構的關系。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社會主義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因此必須把打有階級烙印的資本主義民主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資源。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資本主義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3]（P753）資本主義的民主不過是一種機制，通過定期投票的方法來決定由資產階級中的哪一派來掌權罷了。這就決定了，我們在借鑒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時，注意不能把它的糟粕也一并吸收過來。

如果以上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上限和下限的規定能夠成立，那么，就可以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界定為從非文明到超文明的過渡。過渡時期包括兩個階段，一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二是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時期。在前一時期，共產黨要處理好與其他無產階級政黨的關系，在后一時期，要處理好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在前一時期往后一時期發展的過程中，要處理好政治體制問題。

對“共產黨人同全體無產者的關系”，以及共產黨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的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作了明確的闡述。他們指出：“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薄八麄儾惶岢鋈魏巫谂傻脑瓌t，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這就把共產黨人與其他無產階級政黨的關系揭示出來了：共產黨并不自詡是唯一的無產階級政黨，它要按照多黨合作的原則與其他工人政黨結成聯盟。“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1]（P285）目標的共同性導致行動的共同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作為自己的口號，不是偶然的。

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共產黨不是作為多個無產階級政黨之一，而是作為唯一的無產階級政黨掌握政權的。由此就產生了兩個問題：一是如何處理黨內各派的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共產黨與其他無產階級政黨的關系原理，可以用來指導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派別之爭、方針政策之爭。這是發展黨內民主的制度前提。而對于黨外民主，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論述也值得我們借鑒。拿黨和政府與群眾的關系來說，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是，人民群眾要能夠切實監督黨和政府。只有這樣，才談得上人民群眾“當家作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時唯一有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是巴黎公社。馬克思對巴黎公社那種議行合一的政體形式所進行的分析是眾所周知的，但馬克思也指出：“公社的市政委員……隨時可以罷免”，“法官和審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務員一樣，今后均由選舉產生，要負責任，并且隨時可以罷免”。[3]（PP55～56）恩格斯則分析了在這種新的政體形式背后的基本原理，這就是“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工人階級“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恩格斯還分析了無產階級專政與以往的國家政權的區別。他指出：“以往國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倍鞲袼箍疾炝恕氨緛碇粦獮樯鐣洚敼ぞ叩膰艺嘣鯓訑[脫社會而獨立化”，認為巴黎公社的最大優點就是通過限權委托書并限制最高工資，“可靠地防止人們去升官發財”。[3]（PP12～13）

如果說黨內民主的建設相對較為容易的話，那么黨外民主的建設難度就大得多了。中國有長期的專制傳統，幾千年間，人們一直把皇帝當作父親（君父）。建國以來，人們又習慣于把黨比作母親。對于政府，人民群眾也是被要求抱一種信任的態度。要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導，由信任和崇拜轉到“防范”、“防止”、提防，這種民主意識需要通過種種手段細心呵護和培育。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