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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輿論監督是媒體的應有之義，它是決定一個煤體能否為主流媒體的關鍵要素；當然，輿論監督的開展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有利于解決實際問題。

關鍵詞：輿論監督；主流媒體

今年的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要深入推進政務公開，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和行政復議制度，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總理這番話體現了中央政府“進一步奉行以人為本理念、廣開言路、打造責任政府的決心。”。但同時也顯示了作為輿論監督的主要職能部門，尤其是主流媒體應當承擔起輿論監督的重任。

一、主流媒體觀

對于什么是主流媒體，有很多解釋。主要有以下幾類：

第一類，強調媒體的政治屬性。如復且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周勝林認為：“主流媒體是影響力大、起主導作用、能夠代表或左右輿論的省級以上媒體，主要是指中央、各省(市、區)黨委機關報和中央、各省(市、區)廣播電臺、電視臺，以及其他一些大報大臺。”新聞出版總署報刊司副司長王國慶：“主流媒體就是承擔重要的宣傳任務和功能，覆蓋面廣，品牌性強，影響力大的強勢媒體。”

第二類，注重對受眾的關照。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教授認為：“主流媒體就是關注社會發展的主流問題，成為社會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資訊來源和思想來源的高級媒體。”

第三類，突出媒體的社會影響力。浙江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邵志擇：“主流媒體就是依靠主流資本，面向主流受眾，運用主流的表現方式，體現主流觀念和主流生活方式，在社會中享有較高聲譽的媒體。”。玄洪友：“在我看來，主流媒體就是社會公認的，具備一定的規模，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主要的媒體。”。

此外，還有不少關于什么是主流媒體的討論文章，見仁見智，各有特點，但假以傳播學視角審視，則大多仍是以傳者本位觀來看待主流媒體。這在當下受眾本位觀的回歸環境下，有些定義顯然是值得商榷的。從本質上來說，一個媒體能否成為主流媒介，關鍵是看社會公眾是否認可。因此，講主流媒體就不能不把媒介的社會影響力作為考核衡量的首要標準。西方對主流媒體的理解大致有這樣幾個要素：嚴肅，報道政治新聞，能影響社會的政治進程。如英國的《泰晤士報》，美國的《紐約時報》。其實，對媒體要求以報道客觀公正的新聞也好，或是要求報道嚴肅新聞也好，抑或者宣傳主流價值觀也好等等，其終極追求不外乎是取得公眾信任，獲得良好的社會聲譽。以期在社會公眾中樹立一種良好的媒介形象。是故，一個媒體能否成為主流媒體關鍵看在社會中有沒有較高的社會影響力和社會信譽度。

二、主流媒體與輿論監督

媒體的社會影響力和信譽度主要源自于輿論監督。

1.從理論上講，開展輿論監督是媒介的基本功能，通過輿論監督，充當社會的“雷達”，社會風氣的“守望者”，輿論監督是社會體系之樹的“啄木鳥”，能起到祛邪去病之功效。梁啟超在1902年《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中就明確提出報館的兩大天職：“一日，對于政府而為其監督；二日，對于國民而為其向導者是也。”徐寶璜：“代表輿論，亦新聞紙重要職務之一。”“新聞紙欲盡代表輿論之職，其編輯應默察國民多數對于各重要事之輿論，取其正當者，著論立說，代為發表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輿論監督時，同樣主張拿起輿論監督的武器。1891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說：“要使人民不要過分客氣地對待黨內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總是把他們當作完美無缺的官僚，百依百順地服從他們，而不進行批評。”他和馬克思始終認為，批評和監督黨組織的領導機關是黨報的神圣權利。

2.從實踐應用上看，一個媒體能否成為主流媒體，還需要看受眾是否認可。實踐證明，那些在重大社會事件當中，在矛盾沖突的頂端，敢于進行輿論監督的媒體，往往是受眾最認可，最欽佩的媒體。譬如曾經以輿論監督而名聞當代的《南方周末》，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驟然暴起，與其強大的尖銳的輿論監督報道密不可分。如果在重大社會問題上或重大突發事件當中，出于某種利益的或者是其他原因，不能承擔起媒介的基本功能，不能進行有效的輿論監督，這樣的媒體，即使規模再大，發行量再多，也不能稱之為主流媒體。充其量只能成為“大”媒體或集團媒體，而不是社會所承認的主流媒體。社會的主流媒體在社會重大事件當中往往能言公眾之欲言、想言，站在社會公眾的立場上對社會問題進行及時的輿論監督。譬如央視的“焦點訪談”欄目，人民網首次揭發廣西南丹礦難的黑幕，新華社關于對中國“賭球”事件的監督，湖北巴東的鄧玉嬌事件，以及近年興起的利用網絡對眾多貪污分子、黑惡勢力的監督等。

三、媒體如何開展正確的輿論監督

輿論監督的開展要講究正確與否。開展輿論監督不是刻意“揭丑”，不是嘩眾取寵式的一哄而上，也不是利用手中的媒介公權進行打擊報復。它應該是一種社會正義的弘揚，是對社會丑陋的揭露，對罪惡進行鞭撻的有力武器，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

1.新聞輿論應對關系國計民生、社會重大影響的問題進行監督

那些關系國計民生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社會事件，是社會的敏感問題，同時也是最廣大社會群體關注的核心問題。利用新聞媒介對這些問題進行嚴格的監督，既符合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理論，又能較好的滿足最廣大群眾對重大事件的知情權的實現。能夠在年這一領域進行較為廣泛的輿論監督，既能體現黨和國家勇于面對社會前進中的挫折，又極大程度地調動社會群眾力量進行輿論監督，使社會形成合理監督的良好風尚。而且，對重大社會問題進行監督也往往具有示范的價值和效果。譬如對重慶打擊黑惡勢力的監督報道就具有非常顯著的示范作用。新聞媒體在整個的打黑過程中始終能夠進行合理的監督報道；同時，重慶市主要領導也能虛懷如，奮，勇于和敢于面對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意見和建議。這樣的監督對配合做好黨和政府的重大工作有百利而無一害。相反，那些只是在社會的枝枝葉葉上做文章，做些隔靴搔癢式所謂監督，不涉及社會的深層次的方方面面的利益的監督，是起不到真正的輿論監督功效，也體現不出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功能。

2.輿論監督要以能解決實際問題為要。

輿論監督是社會監督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所有的輿論監督最終都是為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服務的，是為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服務的。因此，輿論監督不能簡單化，不能為監督而監督，為此，在實際監督中我們要堅持兩點：

其一，是堅持輿論監督的“敢言”。所謂敢言，就是面對重大社會問題、社會現象，不為利益、權勢和黑暗所屈服，敢于伸張正義，言別人之不敢言，及時道出事實真相，還事實以本來面目。讓人民在解讀事實真相的過程中正確認識事件是非曲直，讓新聞當事人的丑態在社會公眾的監督之下昭然若揭，起到鞭打丑惡，扶正怯邪的功效，最終促使事件向好的有利于社會的方向發展。2009年的湖北巴東縣鄧玉嬌事件就是得益于新聞媒介的適時跟進監督，才使事件得到今天這樣的結果。

其二，要警惕“批評就是一切”的錯誤認識。輿論監督的最終目的在于促使問題的妥善解決，有些問題可能一時還無法解決，這就要求監督者能認清形勢，從政府的大局出發，進行適當的輿論引導，化解社會矛盾。我們反對那些只顧“為民請命”，不顧黨和政府的工作實際的做法，更反對利用輿論監督之便，對被監督對象進行打擊、報復，這樣的監督是對問題的解決是沒有任何的益處的，甚至是適得其反，造成黨和政府工作的被動局面，加深群眾的不滿情緒。超級秘書網

3.輿論監督應該得到相關領導部門的重視和確立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保護

一般來講，那些能引起媒介關注和進行監督的事件，往往是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或與老百姓利益密切相關的事件。這樣的事件，即使不報道、不監督，最終也會在社會上廣泛流傳、議論的。譬如“非典”事件，山西黑磚窯事件，山西礦難記者收受“封口費”事件等等。如果我們的媒體事事都要等到社會上廣泛流傳、謠言四起之時再來報道，那就不僅僅是疲于平息謠言，更多反映的是媒介和相關部門的無能。新聞輿論監督呼吁更多的關注，希望得到更多的理解，尤其是來自行政領導部門的理解。如果一地發生重大事件，當地的媒體反應平淡甚至無動于衷，那么就需要進行“異地監督”。但由于各種原因，異地進行的監督有時并不一定準確，甚至表現為不太負責任的“起哄”，而本地媒體又呈現持久的“缺席”時，社會的負面效應就會愈來愈大。

當然，也有許多地方的黨政領導，能坦然面對已經出現的帶有負面性質的事實，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之。并通過新聞傳媒及時有關重要信息，表現出令人欽佩的民主作風和政治智慧。譬如2009年7月和8月間，昆明市和佛山市分別出臺了《昆明市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條例》。和《關于明確市外媒體參與我市重大活動新聞報道有關事項的通知》。這些條例和通知明確規定了“干擾、阻礙新聞媒體依法開展輿論監督者，將被問責直至追究法律責任”，“新聞媒體應當對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及其國家工作人員履行職務的行為進行輿論監督”和“市外媒體可參與佛山重大會議、活動的采訪報道，原則上不得拒絕市外媒體采訪報道”等內容，對受眾的知情權和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權進行了保護，有益與營造良好的寬松的輿論監督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