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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的三個階段

1978—2001年間，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33．57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長16．7倍。其間農產品供需格局從短缺為主向過剩為主過渡，農民收入增長從依靠家庭經營為主到依靠勞務經濟為主。隨著我國加入WTO及改革開放的深化，城鄉一體化步伐將進一步加快，人力資本對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越來越大。我們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收入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1978—1982年間，從集體經營向家庭經營過渡時期的農村經濟。

農村聯產承包變革在全國各地逐步推廣，實際上是我國長達20多年的農村體制的最終解體階段。由于農村居民重新獲得了身份和擇業自由，人力資源優化配置成為可能，為我國農村勞務經濟發展迅速奠定了基礎。農民收入超常規增長是分配格局調整的結果。此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33．57元增加到270．11元，年均遞增18．2％。

（二）1983—1993年間，市場從短缺向過剩轉型時期的農村經濟。

我國國民經濟生產格局的轉變給予了農民難得的發展機遇。農產品和輕工業品旺銷，刺激了家庭經營從單一糧食種植向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發展，鄉鎮企業更是異軍突起。進入了一個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鄉鎮企業為主導的農村經濟發展階段。此間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從309．77元增加到921．62元，增長速度處于頻繁波動狀態。

（三）1994—2001年間，從通貨膨脹到通貨緊縮循環時期的農村經濟。1994—2001年間，我國國民經濟經歷了一個從通貨膨脹到通貨緊縮的急劇變化，特別是1997年以后，在主要經濟領域，短缺經濟基本結束。此間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220．98元增加到2366．4元，增長93．8％，增長速度卻從32．48％下降到2000年的1．9％，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增長幅度最為低迷的時期。2001年產業結構調整初見成效，農民家庭經營和農業收入開始扭轉了連續三年下降的局面，農民家庭經營純收入增長幅度達到4．79％。勞務經濟已經成為農民增加收入的主要來源。1994—2001年間，全國農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從262．98元增加到735．6元，占純收入比重從21．11％提高到31．1％，工資性收入對純收入增加額的貢獻率從22．87％提高到2000年的165．8％。

二、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

1978年以來我國農民收入的影響因素，既有宏觀因素，又有微觀因素；既有制度因素，又有經濟因素。本文主要定量分析農民家庭特征對中國農民收入的影響，所以，我們剔除了經營制度不同的1983年以前的數據，主要研究1983年普遍實行家庭經營以來的中國農民收入增長問題。同時，我們分別測算了1983—1993年和1994—2000年兩個階段的收入影響因素。

我們分別以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YC）、工資性收入（YG）、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純收入（YN）、家庭經營非農業純收入（YF）為因變量；家庭經營戶均勞動力（XL）、職工人數占常住人口比重（LZB）、鄉鎮企業職工占常住人口比重（LXB）、常住人口中外出打工人員比重（LWB）、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XW）、人均生產性固定資產（XG）、人均生產性用地（耕地、山地、水面）（XD）、人均家庭經營生產費用（XJ）、第一產業生產費用支出（XN）、非農業生產費用（XF）為自變量。

為了解決數據的可比性問題，我們統一以1978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指數對純收入進行了價格調整。即以商品零售價格指數調整人均純收入，以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處理工資性收入，以農產品收購價格調整第一產業純收入，以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指數處理非農業純收入，以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處理家庭經營費用及其農業和非農業生產費用；以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處理當年固定資產增加值，并加上上一年的不變價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從而將價值指標調整為不變價格數據。

我們利用SAS統計分析軟件，對1983—2000年全國農民收入及其家戶特征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我們對模型進行了經濟意義檢驗和統計檢驗，所有模型均通過了檢驗，并且模型的擬合程度較高，自變量對因變量具有顯著性影響。下面分別研究各種因素對純收入的影響程度。

（一）農民純收入

農民純收入是綜合性指標，是多種來源共同作用的結果，農民收入結構隨著經濟發展而變換，在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的生產要素對收入增長的貢獻不同。

1．家庭小型化是增加農民收入最有效的措施

勞動力是最重要的農業生產要素，勞動力數量的變化對收入有一定影響。戶均勞動力數量受家庭規模和勞動力負擔系數兩個因素影響。全國農民家庭勞動力數量變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978—1985年間家庭承包經營使得戶均勞動力數量增加0．68人，此間家庭規模減小和勞動力負擔系數降低的幅度相當，但仍以負擔系數的降低為主。努力增加勞動力數量和就業機會是這個階段的特征。1985—1990年間戶均勞動力數量基本穩定在2．95人，家庭規模減小和勞動力負擔系數降低的幅度均有所縮小，但家庭規?？s小的影響超過了負擔系數的影響。1990—2000年間，戶均勞動力數量減少幅度不大，負擔系數相對穩定，家庭規?？s小的影響大大提高。從降低勞動力負擔系數以增加勞動力數量，到通過分家、外地就業等使家庭規模小型化從而減少家庭勞動力數量，說明勞動力的需求水平和結構發生了變化。

通過計量分析，1983—2000年間戶均勞動力數量的減少是影響農民

收入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其彈性系數遠遠高于其他兩個因素。

模型1：LnYC＝8．47－2．75LnXL＋0．63LnLZB＋0．2LnLWB

（8．227）（－2．874）（4．463）（3．229）

R2＝0．9632F＝122．317括號內數據是t檢驗值

即：農民家庭戶均勞動力數量減少1％，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2．75％。勞動力在生產中收益遞減。

2．人力資本積累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越來越大

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形式包括：教育、在職培訓以及提高健康水平。教育是增加就業、提高勞動力掌握應用新技術、提高生產率的主要手段。1983—2000年間，全國農民平均文教娛樂用品和服務支出從5．72元增加到186．71元，醫療保健支出從4．4元增加到87．57元，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從3．76年增加到7．71年。近期隨著主要物質產品的收益遞減和生產過剩，文化程度較高的農民能夠及時捕捉到新的就業和發展機遇。全國農民收入主要增長因素正在從耕地、資金、勞動力等物質資本到教育等人力資本的轉變。

教育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顯著提高，從1983—1993年和1994—2000年兩個階段對比，各項收入對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彈性系數，農民純收入從0．32提高到4．44，工資性收入從0．63提高到5．32，第一產業純收入從1．33增加到4．56，非農業純收入1994—2000年彈性系數為9．29，即教育對農民收入近期影響程度從大到小依此為非農業純收入、工資性收入、第一產業純收入。

模型2（1983—1993年）：

LnYC＝6．62－1．72LnXL＋0．32LnXW＋0．44LnXD

（10．307）（－2．702）（4．799）（1．972）

R2＝0．8595F＝14．280

模型3（1994—2000年）：LnYC＝－2．58＋4．44LnXW

－8．272）（28．394）

R2＝0．9938F＝806．217

（二）工資性收入

工資性收入主要包括農民在鄉村組織中等非企業組織中勞動得到的收入、在企業勞動得到的收入、常住人口外出務工收入和其他單位勞動得到的收入。

1．農業生產性用地的持續減少是勞務輸出的重要推動力

我國人口眾多，耕地稀缺是基本國情。我國農民人均生產性土地面積從1983年的2．35畝增加到1993年的2．95畝，糧食等農產品短缺刺激了土地面積及其復種指數的增加；隨著過剩經濟的來臨，部分邊緣地劣等地推出農業生產領域，生產性用地減少到2．29畝。一方面是生產性用地面積相對于人口增加的短缺，農村剩余勞動力較多；另一方面是農業收入的減少降低了勞務輸出的機會成本，收入的地區差距、城鄉差別刺激了勞務輸出。從而促進了農村勞務經濟的發展。

從模型來看，生產性用地的減少是家庭經營以來農民工資性收入增加的最主要原因。生產性用地減少1％，工資性收入增加1．21％。

模型4（1983—2000年）：

LnYG＝4．97＋0．91LnLZB＋0．3LnLWB－1．21LnXD

（13．887）（4．518）（4．124）（－3．232）

R2＝0．9522F＝93．056

不過，生產性用地的增加是1983—1993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的較為顯著的一個影響因素。生產性用地增加1％，農民純收入增長0．44％。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同渠道的收益率不同

1983—2000年間，全國農民每戶常住人口中，職工人數比重從0．92％提高到1．91％，比重穩步提高；外出勞動人員比重從1．5％提高到6．71％，1993年以來提高迅速；鄉鎮企業從業人員比重從1983年的2．21％提高到1993年的3．05％，又下降到2000年的1．89％。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方式從以鄉鎮企業為主轉變為勞務輸出為主，表示勞務經濟的范圍的擴大和方向的轉變。

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收益率較高。1983－2000年間，全國農民常住人口中職工人數比重和外出打工人員比重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按2000年現價計算農民人均純收入可分別增加707元和％元；工資性收入分別增加218元和48元（見模型5—6）。職工收入穩定，工資水平近期提高幅度很大，收益率較高；而外出打工雖然近期人數增加較多，但收益率還相對較低，拖欠、克扣農民工工資現象普遍存在。

模型5（1983—2000年）：

YC＝1172．96－392．12XL＋199．44LZB＋27．03LWB

（2．782）（－2．695）（3．763）（2．678）

R2＝0．9648F＝127．794

模型6（1983—2000年）：

YG＝92．68＋50．17LZB＋11．17LWB－42．45XD

（2．743）（3．383）（4．662）（－3．478）

R2＝0．9650F＝128．683

分階段來看，1983—1993年間我國農民工資性收入主要取決于戶均勞動力數量和受教育年限；1994—2000年間我國農民工資性收入主要取決于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和外出打工人數比重。

模型7（1983—1993年）：

LnYG＝5．49－2．3LnXL＋0．63LnXW

（5．174）（－2．255）（6．362）

R2＝0．8379F＝20．679

模型8（1994—2000年）：

LnYG＝－6．24＋5．32LnXL＋0．26LnLWB

（－4．505）（6．867）（2．200）

R2＝0．9895F＝187．675

（三）第一產業純收入

農業純收入受自然和市場因素影響很大，家庭因素對其解釋程度在80％左右，在各項收入中擬合程度最低。

1．近期農業生產費用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

我國農民人均家庭經營第一產業生產支出從1983年的77．28元增加到1996年的652．03元，又下降到2000年的571．66元，可見經濟緊縮已經使農業投入減少，扣除價格因素以后的實際支出的增長趨勢也基本一致。

1994—2000年間，全國農民人均第一產業生產費用支出每增加1元，農民人均第一產業純收入減少0．9元。

模型9（1994—2000年）：

YN＝－641．93＋137．42XW－0．9XN

（－14．857）（25．813）（－3．368）

R2＝0．9946F＝369．919

但1983—2000年間，全國農民人均第一產業生產費用支出每增加1元，農民人均第一產業純收入增加0．35元。

模型10（1983—2000年）：

YN＝1495．15－471．87XL＋0．35XN

（6．808）（－6．314）（2．964）

R2＝0．8238F＝35．074

2．農業從依靠減少剩余勞動力到依靠提高文化程度

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是農業生產率和收益率較低的主要原因。我國鄉村第一產業勞動力從1978年的2．85億人增加到1999年的3．29億人，占鄉村勞動力總數的比重從93．1％降低到70．1％，從1991年開始第一產業勞動力絕對減少。1983—2000年間，戶均勞動力每減少1％，農民人均農業純收入增加5．96％。 模型11（1983—2000年）：

LnYN＝9．7－5．96LnXL＋0．37LnXN

（6．192）（－4．997）（3．587）

R2＝0．8357F＝38．140

模型12（1983—1993年）：

LnYN＝13．63－5．7LnXL＋1．33LnXW－1．04LnXN

（6．051）（－4．518）（3．308）（－2．668）

R2＝0．7918F＝8．875

模型13（1994—2000年）：

LnYN＝－3．68＋4．56LnXW

（－10．1）（24．946）

R2＝0．9920F＝622．321

勞動力文化程度的提高，一方面提高了農業科學技術的接受能力，另一方面增加了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機會，使得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農民人均農業純收入增加幅度從1983—1993年的1．33％提高到1994—2000年的4．56％。

（四）非農業純收入

家庭經營非農產業的發展，改革初期主要依靠家庭或家族勞動力的整合、固定資產投資，如今已經取決于勞動力文化程度和科學技術水平。

1．勞動力供給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對非農產業影響最大

非農產業對家庭勞動力數量的有著特殊的關系。1983—1993年間，戶均勞動力數量每增加1％，農民人均非農業純收入增長6．08％，是農民收入中彈性系數最大的項目，也是勞動力數量唯一一個與收入有正影響的項目。即此間較多的家庭勞動力數量有利于非農產業的發展，而且主要是有利于非農產業的發展。外出打工也有利于家庭經營非農產業。

模型14（1983—1993年）：

LnYF＝－7．44＋6．08LnXL＋0．3LnLWB＋0．84LnXG

（－9．366）（8．147）（4．643）（22．641）

R2＝0．9916F＝274．662

1994—2000年間，戶均勞動力數量每減少1％，農民人均非農業純收入增長1．41％，勞動力數量對非農產業收入變為負影響。而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非農產業收入增加9．29％，彈性系數也是最大的。說明農村勞動力文化程度的提高對非農產業發展的影響最大。

2．固定資產投資對非農產業收入增加的影響由正變負

1983—2000年間，全國農民人均年末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從86．3元增加到1113．26元，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不變價）每增加1元，非農純收入人均增加0．49元。分階段來看，人均固定資產原值每增加1％，1983—1993年間非農純收入增加0．84％；1994—2000年間減少1．13％，固定資產投資收益遞減。

模型15（1994—2000）：

LnYF＝－6．28－1．41LnXL＋9．29LnXW－1．13LnXG＋0．15XF

（－90．243）（－40．265）（345．356）（－149．739）（78．3）

R2＝1．0000F＝718867

非農產業生產費用支出每增加1％，非農純收入1983—2000年間增加0．66％；1994—2000年增加0．15％。說明目前農民家庭發展非農產業應該盡量減少固定資產投資，充分利用目前的生產能力適當增加能夠適銷對路產品的生產。

三、結論與對策

我國近期農民收入的減少主要是農業收入減少特別是農產品價格下降引起的，農業收入可能會隨國民經濟周期復蘇而有所好轉；但我國加入WTO后，農產品市場的供需格局將長期保持過剩的局面，家庭經營風險會逐步加??；新一代青年農民許多人從來就沒有從事過農業勞動，那種兼業化的生存方式會逐漸被放棄；隨著城鎮化與工業化步伐加快，農村居民的構成逐步會分離非農家庭，形成家庭大農場。勞動力轉移和勞務經濟更加發展。雖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新的勞務經濟高潮即將來臨。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對中國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

（一）堅持土地承包制度長期不變的政策，保障農民基本收入水平

土地是農民保障生活與增加收入的重要來源。土地的福利性均分使農民具有比城市下崗職工更為有利的保障機制，農民不會輕易放棄土地這個最后的生活保障。然而，家庭經營制度的實行具有越來越大的交易成本。城市經濟參與農業開發加快了家庭經營分化的進程，農產品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我國農村將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農民負擔過重收入增長緩慢已經影響了家庭經營制度的穩定，造成了撂荒土地等現象。甚至出現流民化的苗頭。我們應該穩妥地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精簡基層組織和人員，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應該積極推進農村新技術革命，對農村產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逐步提高農產品的質量，發展優質、高效、高產農業。我們必須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揮我國農業比較優勢，增加優勢農產品的出口，提高農產品質量，按照“綠箱政策”等國際慣例，增加國家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增加反貧困和以工代賑力度，力爭將農民的損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三）發展教育產業，努力提高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

人力資本對農民收入增長的影響越來越大。教育資源的匱乏使得農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機會遠遠低于城鎮居民。農民改變身份與職業的主要途徑是接受高等或中等教育，這是被城鎮居民階層接納的基本條件。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的民工在城市中只能從事建筑業、飲食業、服務業等重體力勞動，倍受歧視，這是農民兼業化的主要原因。中國參與城鎮化的農民是以民工還是以學生的身份，對中國社會安定有著重要的影響。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提升，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多，對文化程度的要求越來越高，提高農民的文化程度，是增加農民社會流動的前提條件。各級財政應該加大對農村教育的轉移支付，特別是要加大貧困地區的教育投資，積極發揮“希望工程”等社會力量的作用，改善農村教育設施條件，增強師資力量。切實減輕農民的教育負擔。必須在保證九年義務教育的基礎上，開放中學社會辦學教育市場，形成一個充分競爭的高效的農村教育市場，降低農民接受教育的成本，力爭盡快普及農村高中教育，大幅度擴充高等教育的招生數量，為農民子弟真正融入城市社會奠定人力資源基礎。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三）加速城鎮化進程是解決農民就業問題和增加農民收入的關鍵

以“離土不離鄉”為特征的農村工業化模式缺乏城市應有的集聚效應，制約了基礎設施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目前城市化水平僅為30％左右，遠遠低于國際同等GDP的城鎮化水平。在我國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接近一半的人在本鄉內就業，2／3左右在本縣內就業，外出農民主要轉移地也是縣城。如何使農民真正融合到城鎮，徹底改變二元經濟結構，不僅僅是個戶籍制度改革問題。我國目前純農業戶約占全國農戶總數的53．5％，大量非農業戶蓄存于鄉村增加了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復雜性，造成了農村公共產品負擔的累退現象，影響了國家對農業的保護和支持力度，必須促進農村分工分業均衡狀態的形成。鄉鎮企業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制度績效已經逐步降低，必須擯棄傳統的農村工業化模式。城鎮化將成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形式。要改革戶籍制度，加快城鎮化進程，發展勞務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