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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般發展規律來看，工業部門的擴大會造成城市人口的上升，這種情況在工業化的早期更為明顯，因為工業的成長要靠增加勞動力來完成。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城鄉之間生活水平上的差異，農村人口遷往城市的動機是很強烈的。因此，一國的工業化將對該國人口城市化產生導向作用和重要影響。社會主義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同樣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但由于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基礎的戰略不同，使社會主義國家的人口城市化具有自身的特點。首先，可以看一下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策略。歸納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特點，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高積累率及高增長率。由于可用的外部資金有限，高積累率只有通過大力壓縮國內消費來實現。

2.以重工業為主。

3.犧牲農業。工業投資主要依靠農業部門的積累來支持并通過犧牲農業來達到降低工業產品成本和維持工業高速增長的目的。

為了保證工業的迅速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城市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因為城市化會使國家總的消費水平提高，這主要表現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需求、城市“最低可行”的生活水平都較農村要高。降低城市化速度與“成本”的主要措施如：

1.限制城市消費的增長，壓縮服務性行業的發展，以集中發展工業。

2.嚴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長，主要表現為控制人口流入城市。

3.鼓勵農村工業化，這樣既可達到工業化的目的，又可避免城市化。實施上述發展模式的結果的影響是顯著的。從城市勞動力就業結構上看，普遍存在著隨城市發展工業人口比重上升，服務人口比重不變甚至減少，不在業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傾向。在城市勞動力的產業結構上表現為農業和第三產業薄弱、工業突出的“鼓形”結構。

城市化水平的波動主要通過人口遷移和自然增長速度的差異來實現。關于中國城鎮人口中由農村人口遷入的部分，沒有確切的統計資料可資使用，只能通過間接資料估算。這種間接估算是相當復雜的，因為其中受到大量行政區劃變動以及統計口徑變化所產生的影響。國內外不少學者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工作，這里我們將總結幾種有代表性的資料。馬俠(1987)根據1986年中國74城鎮人口遷移調查的結果，首先匡算出1949至1986年由農村遷入城鎮的凈遷入量累計達7300萬人，占全部增量的39.5%；關于新建擴建城鎮而劃入的人口數，通過從市鎮新增人口總量中，減去市鎮自然增長數、凈遷入數及間接遷移量三項，得到因新建擴建而增加的人口數為5008萬人，占27.0%；關于間接遷移人口，他用歷年累計遷入城鎮人口數與相應年份的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率相乘，從而得出歷年遷入人口的自然增長量，結果是748萬人，其余的29.4%屬于城鎮人口自然增長。

該方法主要采用1986年抽樣調查數，一方面存在抽樣誤差，另一方面，由于采用的回溯性調查方法，對過去遷移數的調查由于死亡、遷出、多次遷移等因素影響，因此存在一定的誤差，而且誤差隨遷移年份與調查年份的延長而增加。

辜勝阻(1991)利用人口統計資料，對中國城鎮人口增長來源作了一個估計，結果是：1949～1960年城鎮人口共增加10583.0萬人，其中自然增長3246.0萬人，機械增長7337.0萬人；1961～1965年是負增長，凈減少432.8萬人，其中自然增長1233.0人，機械增長-800.2人；1966～1976年共增加1621.7萬人，其中自然增長1922.3萬人，機械增長-300.6萬人；1976～1987年增加7649.4萬人，其中自然增長1689.4萬人，機械增長5960.0萬人；以上合計，在城鎮人口增加的19421.3萬人中，自然增長占41.6%，機械增長占58.4%。該測算沒有從機械增長量中析出由行政區劃變動所引起的城鎮人口增量，因此估計的城鎮人口機械增長量可能偏大。

四、中國城市化的主要觀點

廣義的城市化研究內容極其廣泛，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討論狹義的城市化��即主要運用人口學理論和方法展開的對人口城市化過程的研究，特別將重點放在對中國城市化道路的探討方面。

從近20年來的研究看，就中國獨特的城市化道路，是否構成一條新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對中國是否需要走城市化道路特別是中國應選擇什么樣的城市化道路，學者們展開了持久、不懈的爭論，本文以下著重就以下問題加以討論。

1.城市化的定義和口徑：和人口遷移一樣，城市化在概念和口徑上出現混亂，關于城市化，至少有城市化、城鎮化、都市化三種叫法，而關于城鎮人口統計口徑則變化更大。在1982到1990年8年間，全國的市由236個增加為456個，增長了93%，其中設區的市由104個增加到188個，增長了80%；不設區的市由129個增加到268個，增長了1倍多；縣轄鎮由2664個增加到9322個，增長了2.5倍，即小城市及鎮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小城市的發展很多是通過“撤縣建市”而設的，其中一些城市“市區”人口的迅速增長主要歸因于政區的擴展。據測算，在湖北省小城市的人口增長中，約有60%是由政區擴展而增加的。有些縣級市市區人口由政區擴展而增加的部分甚至占到80%左右。市區的迅速擴展，甚至使有的地區出現了“城市鄉村化”的傾向(楊云彥1994)。如果按照1982年人口普查時的口徑計算，1990年中國市鎮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高達53%(喬曉春等1991)，這一數字顯然不能真實反映中國當時的城市化水平。

中國城鎮人口統計的口徑歷經多次調整，加之行政區劃調整和縣�市、鄉�鎮管理體制的調整，導致目前行政性的城鄉劃分與研究意義上的城鄉劃分相去甚遠。如何建立一種具有連續性、科學性和可比性的城鄉人口統計口徑，從一開始就是伴隨中國城市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胡開華等1984)。

2.關于城市化是不是共有規律：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反城市化思想在很長時間內占據上風。對此，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長期的反駁。有學者從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相互關系的角度，指出人口向城市集聚是勞動分工逐漸完善和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必要前提，城市化過程是和工業化相伴隨的一個客觀歷史過程，中國也必須遵循這一普遍規律，走城市化的道路(周一星1982；高佩義1991)。有人從西方國家“逆城市化”現象來證明中國可以跨越城市化階段，進入“城鄉一體化”階段。

有學者從中國人口的長期發展戰略角度論述城市化在中國經濟發展和人口現代化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曾毅(1987)論證了通過城市化實現人口控制的方案。從控制人口的效應方面來看，農村人口在遷入城鎮后，其生育行為向城鎮趨同，能起到降低生育率、有效控制人口的效果；從老齡化趨勢看，農村勞動力遷入城鎮將緩解城鎮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諸多問題。楊云彥(1994)運用多區域模型進行了詳細測算，方案I假定城鄉之間完全隔離，沒有相互間的人口遷移。按該方案，中國總人口最高可達15.55億，人口負增長將在2035年后出現；城鎮人口比重不斷下降，城鎮人口迅速老化并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方案II假定每年由農村遷往城鎮的人數占農村人口總數的1%，其他參數與方案I相同，預測結果表明，按這一方案，中國總人口最高可達14.81億，并于2030年后出現人口負增長，城鎮人口比重在2035年前超過50%，城鎮和農村人口同步老化；方案III假定每年由農村遷往城鎮的人數占農村人口總數的2%，其他參數與方案I相同，這一方案總人口最高可達14.39億，并于2025年后出現人口負增長，城鎮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超過50%，人口老化的程度高于方案II，且農村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高于城鎮。通過三個預測方案的比較，不難看出人口城市化對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控制人口增長，緩解城鎮人口老化的重要作用，但是過高速度的城市化可能加劇農村人口的老化并導致人口過快收縮，而且也受到多種因素制約，這就要求在長期發展戰略中采取溫和漸進式的城市化模式，以保持社會經濟的協調和均衡發展（劉家強1998）。這其中特別要注意協調城鄉關系，辜勝阻(1991，1993)和孟立聯(1992)對此進行了有意義的探討。

3.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在中國城市發展戰略選擇上，一直存在兩種主要的爭論：一種主張大城市優先發展，理由主要是大城市具有較高的效率，在國家資金約束嚴重的情況下，應充分利用稀缺資源，將資金優先投入大城市；另一種主張優先發展小城鎮，他們認為，要轉移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只有依靠眾多小城鎮的迅速發展(關鍵1997)。

主張優先發展大城市的主要依據綜合效益的對比，認為“以大中城市為主導”的城市化可以實現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等綜合最優，不贊成以“農村病”為代價來避免“城市病”(廖丹清1994；周天勇等1989)。而一篇文章更是尖銳指責“大城市有害論”的荒謬性，認為人口學家誤導了這樣一個應由經濟學家來回答的問題(伍曉鷹1986)。

當然，并非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贊成優先發展大城市，就像并非所有人口學家都贊成優先發展小城鎮一樣。例如，一直到80年代中期，不少學者仍然把“離土不離鄉”的模式作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向，認為這樣可以避免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出現的城市過度繁榮、農村長期凋敝的問題(城市信息報1985)。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研究沒有考慮到巨大的地域差異性，要么強調發展大城市、或是有限發展小城鎮。對此，我們必須看到一刀切的方法很難照顧到各地具體情況的差異，應采取分類指導的原則，在不同地區實行不同的城市化政策，而且實施城市化戰略不能完全借用行政手段來直接干預，通過城市的開放，使其按自身的發展規律進行發展。事實上，我國城市化動力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發生轉變，國內外學者將這種動力機制的轉變總結為“自上而上”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轉變（辜勝阻等1998）。

4.城市規模：與城市化道路的選擇相聯系，大城市的規模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我國反城市化的思想表現得最突出的是對大城市的態度。

大城市的(人口)規模長期以來受到嚴格限制，各大城市均制定了明確的人口控制目標。其結果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城市人口不斷突破控制目標，如北京市“七五”期間規定的人口規模目標是在1990年控制在1000萬以內，而這個數字在1988年就被突破了(杜午祿1997)；另一種情況是導致嚴重的老齡化，如上海市。政府控制大城市增長的手段，主要就是行政手段，包括以增容費形式出現的辦法來抑制大城市的無限膨脹，其有效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疑要大打折扣。另外，大城市的結構特征也決定了其不可能實行過分嚴格的關門政策，否則將面臨包括老齡化問題在內的社會經濟問題(李若建1996)。通過功能調整來實現對城市規模的調節就變得十分必要。

為了控制大城市的發展，建衛星城曾經被作為一種重要手段。但是，衛星城建設似乎沒有產生應有效果，有的學者以“隕落的衛星”來形容衛星城建設是“得不償失”的(鐘榮魁1993)。

可以認為，城市增長及其合理規模有著其內在的發展規律，它不以人的意志轉移。我們對城市增長的規律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城市發展的規律以及相應的政策問題，如發揮級差地租作用、功能分區的形成、市場決定的收入機制等，尚有許多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5.對策研究：經過長期的理論論爭和實踐探索，加速中國城市化已經成為主流觀點，這其中就涉及復雜的政策性研究。

首先是就業問題：大量農村人口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必須有足夠的就業機會來保證。從理論上講，在要素市場成熟的情況下，當資本的稀缺程度真正地通過價格得到體現時，投資者必然在資本、勞動力和技術之間進行選擇，選擇的結果將最能反映各種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中國經濟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長，當資本供給真正形成制約時，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吸收速度將加大，是可以逐步吸收增長速度低得多的勞動力。從操作上看，通過農業內部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城鎮勞動力市場的充分開放，特別是城鎮第三產業包括非正規部門的發展潛力很大，如果充分發揮多種經濟成份特別是民營經濟在吸收就業方面的潛力，其前景相當廣闊。

其次是城鎮人口的膨脹問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城鎮人口過度膨脹的困擾。中國在城鎮放開之后是否會遇到這一問題呢？這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因為在中國農村不會出現像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那樣貧富不均、缺地少田的“赤貧”階層，在相當長時間內至少可以保證農民維持一個溫飽的水平，土地對人口的“推力”相對來說不足以使農村人口大規模脫離農村，除非在城鎮能夠得到明顯高于農村的生活水平，農村人口還是要回歸故里的。因此，在完全開放的條件下，只要國家采取有效措施確保農業的基礎地位，逐步改善農民的生活水平，就可在農村和城鎮之間維持一種相對平衡，不至于使農村人口對城鎮構成過大壓力。

第三是城市建設問題：農村人口進城當然要對城鎮基礎設施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延用過去那種由國家全部“包”下來的城市建設方法，國家在財力上確實有困難。但事實證明，過去的這種做法是行不通的，城鎮建設改革的方向勢必是由國家、集體、個人共同來承擔，如果理順這方面的關系特別是城鎮住房制度，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就不會成為城鎮化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

第四是戶籍制度問題：現行戶籍制度是中國城市化的主要障礙之一。有關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呼聲不斷加強(潘義勇1992)，并已促使政府部門開始探討具體的改革措施。

總的來說，城市化是與工業化相聯系的一種社會組織形態，它不僅是現代化大生產方式的要求，也是社會結構變遷的重要環節，是現代化的必然過程和表現形式。至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在排斥城市化的情況下實現現代化。城市化社會不僅僅是人類一種居住方式的改變，它是一種完全不同于農業社會的新的文明層次，是人類發展的必經階段。發達國家的經歷表明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動力，人口遷移是城市化的途徑。

長期以來，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過程被人為割離，習慣性地向農村、向土地轉移人口壓力。這種作法還應延續多久？中國人口對土地資源的壓力一直十分沉重，而轉移人口壓力的主要途徑主要是由人口密集地區向人口稀疏地區的擴散。從古代中原向周邊地區的移民，到近現代向東北、西北地區的移民，以及解放后對內地湖區、灘涂的大規模圍墾、開發等，還有多次大規模向農村轉移城市人口的嘗試。最后，這些嘗試包括多次農業移民，大多以失敗告終，不僅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而且還嚴重破壞了植被和生態環境。這是一個值得認真反思的問題。嚴酷的現實表明，向農村、向土地資源轉移人口壓力的做法利小弊大。受其生產方式決定，同等面積的耕地所能承載的人口遠小于其所能承載的非農人口數，這是一個基本常識。不計土地的農業承載力而進行農業移民，必然導致對土地的掠奪性經營，造成水土流失、生態失衡，導致生態環境出現不可逆的災難性后果。城市化不僅具有經濟、社會進步意義，而且對一個人口密集、耕地資源有限的國家來說，城市化還具有重要的生態效應。人們常常把城市看作為一個獨立的生態子系統，看到其在發展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現了環境污染、交通阻塞、社會管理成本上升等所謂的“城市病”。但從宏觀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城市不僅是“生產有效率”的居住方式，也是“生態有效率”的居住方式，這突出表現在城市人均占用的土地資源大大低于農村。城市化的發展只會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減少對土地的消耗，而不是相反。而且，城市的規模效應也使環境的治理更加有效。當前，加速城市化對中國刺激經濟增長尤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目前的國內外經濟形勢要求我們擴大投資，刺激內需。很多人把啟動“內需”的希望寄托在廣大的農村，但是啟動農村市場并非易事。目前農村基礎設施嚴重滯后，供電、供水等環節直接制約了農村消費市場的形成，農村市場的開拓十分艱難。農村相關基礎設施的建設不僅需要較大的投資和較長的時間，其維護成本也相對較高。基于此，農村市場的深度發育將是一個漸進和長期的過程，不能用靜態的眼光看農村市場，而應將農村市場開發的范圍擴大到正在或將要轉向城鎮的這部分農村人口上，加速農村消費潛力向各級城鎮的轉化。通過加速農村人口向城鎮的轉移，刺激城鎮房地產市場，擴大城市現實需求，同時為農村實現規模經營創造條件。五、評價與展望80年代以來的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在資料的積累和方法論的引入和創新上有明顯的進展，但目前的研究以描述性、政策性研究居多。相對于學科進展而言，在社會學和經濟學方法的運用方面似乎更有特色，而人口學者對人口遷移與城市化的研究，與其他學科包括人口學其他領域的進展方面，無論在規范化還是在理論建構和計量分析方法運用方面都顯得不足。我們至今甚至不能確定一些基本的定義，達成一個普遍接受的統計口徑和方法。對人口遷移和城市化所產生的復雜的社會經濟效應缺乏足夠深入的了解，全社會對外來人口的非理性排斥和對城市化的“畏懼”，就與我們研究的膚淺有關；對中國發展的長期性問題也缺乏必要的關注和判斷。要將中國人口遷移和城市化推向深入，首先在觀念上要有兩個突破：第一，要突破計劃經濟的束縛。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試圖用行政手段干預城市的發展，其結果，不僅總量控制無法實現，還導致嚴重的結構矛盾，城市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功能分區、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問題均十分突出。城市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具有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它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如何根據城市增長機制來設計調控手段，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個重要理論和現實課題（左學金1994）。第二，要突破短缺經濟的思維定勢。在經濟發展超越短缺條件后，消費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城市活動人口的增加、產生了商品和服務需求，將促進城市發展和就業人口，我們沒有理由對城市化心存“畏懼”。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學術規范應成為一項基本要求。近年來，有關城市化道路、流動人口等方面的論文可謂汗牛充棟，但其中絕大部分只不過是低層次的同義反復。這種狀況與缺乏必要學術規范有密切關系。為此，應充分總結現有進展，充分借鑒他人成果，才能不斷將研究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各項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將有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口加入目前主要由農村人口組成的人口移動大軍，匯為壯觀的城市化大潮。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時期。在這樣一個重要的國度和重要的時期，研究與發展問題密切相關的人口過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廣泛的研究內容，為人口遷移和城市化研究提供了一個最富生命力和最有發展前途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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