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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類社會的各種倫理關系是空間分區的重要依據，從世俗與神圣、性別與尊卑、隱私與監控三個方面論述了空間分區的倫理學意義。

在人類社會中，空間分區和領域設定的一個重要依據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各種關系，如人—神關系、人—人關系、人—自然關系，它們構成了一定社會倫理價值的主要內容。從這層意義講，空間的分區本身就是一定社會條件下倫理價值的體現。正如當代法國哲學家米切爾•福柯所言“：我們所居住的空間，把我們從自身中抽出，我們生命、時代與歷史的融蝕均在其中發生，這個緊抓著我們的空間，本身也是異質的。換句話說，我們并非生活在一個吾人得以安置個體與事物的虛空中，我們并非生活在一個被光線變幻之陰影渲染的虛空中，而是生活在一組關系中，這些關系描繪了不同基地，而它們不能彼此化約，更不能相互疊合。一世俗與神圣從精神角度劃分空間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動物學家的研究告訴我們，動物界的空間劃分是以食物或性為目的的領地劃分，基本上不存在精神意義上的劃分。

考古學家的研究發現，人類早期居于山洞時，就有了朦朧的精神空間意識，當時人類主要生活在可透進陽光、靠近洞口的地方，而把黑暗的深洞處當做神秘的彼岸世界。在人類早期，神話是人類描述時空經驗的載體和通向精神解釋的中介。人類學及考古學的研究，都向我們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與幾何空間概念的同質性不同，在神話空間中每一個位置與方向都具有一定的情調、一種特殊的情感價值。卡西勒認為這一點源于早期最基本的神話情調劃分：神圣與世俗。他說“：神話意識確立了一條界線，并通過它獲得了空間和理智的描繪。這條界線不同于幾何學中的界線，不是建立在感覺印象流中固定形狀世界被發現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人與現實的直接關系中、人的自我限制面上。它是一種意愿和行為的主體。這就是說，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它確立了一個具體的界線，并把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寄托在上面。原始空間的劃分就是存在的兩個領域之間的劃分，即一個共同的、普遍可接近的領域與另一個神圣的領域的劃分。

后者被從周圍環境中劃分出來，被包圍，同時被設防。卡西勒同時認為：盡管通過個人情感把這種空間的神話直覺與認識的抽象空間區分開來，但神話的空間仍然具有某種普遍的功能。空間區域的劃分以及整個神話空間中各種連接方式，都與光明和黑暗、晝與夜的感覺對立有關。當這種對立加入了生命內容，便出現了神圣與世俗的對立，于是空間意識又與生命崇拜、神話宗教情感和倫理道德結合起來，得到進一步的確立。當一個特殊區域被從整體空間劃分出來，用作祭祀神的場所之時，神圣與世俗的情感區別便被體現在空間劃分的方向與位置上。正因為如此，無論在什么地方，神圣的概念與一般空間觀念或空間界線都有著密切的聯系。根據比較宗教學權威埃莉特對傳統社會人類如何處理環境問題的研究，發現人類傾向于將環境區分為“未開化”的和“神化”的兩類。神化的和未開化的是人類兩種存在于世的方式，對于有宗教經驗的人來說，空間并非勻質的，是有中心和邊緣之分的。中心空間是有意義的神化的空間，而邊緣空間則是混沌的、未開化的。

傳統社會的人們區分有秩序的空間與混沌的空間時，有效的也是普遍的方法是確認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我們的”環境居于世界中心對初民具有深刻的意義，并且往往與宗教的基本教義相關聯。對“中心”和“邊緣”進行分區的思想在環境和空間組織中是普遍的，世界各地的人類均試圖在宇宙圖式和地理等方面將自己置于環境的中心，如美洲印第安人、西伯利亞的奧斯特克人、早期基督教文明、中國傳統文化和佛教文明等。并且人們按離中心的遠近決定價值，使空間層次化，賦予空間以倫理意義。西方的中心式空間，從宇宙觀的角度來解釋，它強調的是豎直感，暗示人間與天堂的聯系。因此就產生了一種“尖塔式”文化，許多宗教建筑強調這種豎直感，是為了顯示它們的高貴與雄偉。歐洲中世紀的城市，與教堂毗鄰的往往是陵墓區，如巴黎城中心。中心區是人們心目中最接近天國的地方，城墻則被當做是區分混沌與秩序的界限。這里，宗教將空間層次化為神化的空間—中心區的有秩序的空間—環繞中心區的空間和未開化的空間—邊緣空間，而后兩者則是對世俗空間的進一步劃分的產物。空間被分化為神圣空間和世俗空間，表間層次化概念的形成，折射到社會層面則是神—人關系的空間定位和空間倫理化的初步形成。人們的生活位置是在“邊緣”還是在“中心”，是在“化內”還是在“化外”，其差異，絕不僅僅再是空間地理上的差異，而是一定社會文化環境下的倫理關系的空間反映。二性別與尊卑空間的性別劃分和尊卑定位是人類維護社會秩序的一種工具，它是建立在一定的人與人或群落與群落之間的關系之上的。

在一定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這種關系約定俗成為倫理關系，所以在有性別和尊卑差異的地方，空間的符號性是倫理意義上的。性別差異是生物同一物種之間的最基本差異。人類學家的研究告訴我們，世俗空間的最早分化就是以性別為依據的。這種劃分的基本目的是建立必要的家庭和社會秩序，特別是在父系社會建立以來，男權在社會和家庭中的支配地位更是以空間的約定俗成而被強化的，并以文化的方式不斷地演化、豐富和重現。鄂倫春的“仙人柱”和蒙族的蒙古包都是非常簡單的單一住宅空間，但區域方位被賦予尊卑和性別的差異。在“仙人柱”中尊卑是以前后排列的方式表達的，在蒙古包中既有前后又有左右。探求這種精神空間劃分的根據，往往會發現與其社會和家庭的人倫關系密切相關#$%。在鄂倫春社會男子的地位遠高于女子，在一般情況下女子不參與家庭決策；比起鄂倫春社會，在蒙古傳統社會女子的地位要高一些，所以兩者的差異正在于兩個民族家庭倫理的不同。在大家庭中，男和女、已婚和未婚的關系，往往是一些民族家庭倫理中刻意強調的內容。在穆斯林的住宅空間劃分中這一點最為典型，住宅空間首先被劃分為已婚和未婚兩個區域。

在已婚空間內，性別看得不是很重要，而在未婚空間中，不同的性別被嚴格分開。根據沙姆帕•梅祖達和桑喬伊•梅祖達）對伊朗和印度穆斯林住宅中公共和私密空間的研究，在一個家庭中，女性有自己空間，她們可以在自己的空間中會見她們的同性朋友，而這個家庭的男性成員通常回避。空間被賦予尊卑和性別的差異，還與各個民族早期形成的方位經驗相關。這些經驗或是來源于防衛，或是受大自然的啟發，成為一種習俗固定下來。所以住宅內的精神分區模式與人們平時集會或禮儀活動的分區是完全一致的。這進一步說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是空間與空間的關系。南非班圖人（6(17.）的家族住宅群落的圍合中心是牛棚。牛棚通常為處于中心的一個半徑很大的圓環，其周邊圍合著用于小家庭居住的若干個圓形棚屋。這些圓屋內部為一單一空間，其中同樣有著嚴格的精神分區：男子和男客在右側，女子和女客在左側。根據人類學家弗里斯卡的研究，這種分區來自古老的民間信仰：戰士用他的右手揮動長矛，左手握盾。因此他們認為右高于左，右邊代表“積極”和進攻，左側代表著“消極”和防御。這種信仰到了住宅上，體現為以象征的方式在空間中區分男女空間的不同。在這些圓屋組成的群體布局中，第一個妻子的住屋位于主要入口軸線的上端，以顯示其在家庭中最有權利。

第二個妻子住在她的左側，隨后而來者按左右順序布置于牛棚兩側，每一個住屋的設置既是一種進入家庭的先后順序的體現，又是家庭地位的表征。在中國儒家傳統文化下所形成的漢族建筑空間中的性別與尊卑空間更為嚴謹和豐富，由于大家比較熟悉，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三隱私與監控空間的隱私與監控是人類對生活空間安全的需要，是人類價值體系中公與私關系的空間體現和人類空間控制與管理方式的表達形式。而其空間的內容則是一定時代的倫理價值的體現。對空間隱私及隱私權的提出，表明人們已把空間分為“公域”與“私域”兩個領域。從“社會—歷史”的角度看，原始社會中不存在公域與私域的雙重領域“，生活世界與系統大體范圍相同”。公域與私域的區分主要是在已得到充分發展的古希臘城邦時期，體現為城邦與家宅兩個獨立的領域。自然組織的中心是家庭，城邦國家的興起意味著人們獲得了除其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種生活，這里，城邦對于自由民是共同的，而在家宅的領域中，每一個自由民都有自己獨立的領域。在學術史上，是亞里士多德首次把城邦與家庭區分開來，認為城邦就是公域。黑格爾卻在《倫理學》一書中區分了三個術語：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完整地講，市民社會可以一分為二，即包括私域與公域兩部分。在私人領域被發現以前，隱私的一個特征就是，在這一領域中，人不是作為真正意義上的人，而僅僅是作為動物種類———人類的一個樣本而存在的。公共領域的出現表明了人們對共同利益的肯定，而私人領域的出現則顯出了人的利益不一致。

利益不一致的最終原因乃是人本身的差異性。當代社會，特別是后現代主義哲學，認為尊重個人的隱私不僅是法律層面的事，更是社會倫理道德建設的目標。“私域”空間中隱私是通過建筑空間的組織來實現的，具體的手法就是應用各種建筑方式避開社會公眾或他人的監控。西方國家對于空間的規劃著重于“私密性”，利用對空間的規劃創造了“個人距離”“、親密距離”“、社會距離”“、公眾距離”等人際心理安全距離。“距離學”也提出：通過空間的規劃可獲得緩沖距離，使人與人之間免于物理、心理上的威脅與侵犯。!"世紀#$年代美國人類學家赫爾是這方面研究的先驅。其后“空間關系學”的創立，揭示了我們每個人就像被一個“氣泡”包圍著，這個氣泡依各人的年齡、性別和心理特性的影響而膨脹或縮小。“擁擠”是“私域”空間被侵犯的現象，擁擠容易造成疾病、高犯罪率、貧困、戰爭、暴動、藥癮、生活品質下降等現象，每個人的平均活動空間不宜低于這樣的空間才具有緩沖的作用。因此即使是出于利益上的考慮，小區在總體的居住設計上樓盤數也不宜過于密集。心理學證明，從小生活在擁擠空間的小孩，對于生活壓力常習慣用“放棄”來解決，也就是所謂的無助感，這明顯對于孩子的健康成長是不利的。但在許多情況下，空間的隱私是與權力和金錢聯姻的，可以說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人與人的空間隱私從來就沒有平等過。超級秘書網

一些擁有權力和金錢的人，其隱私的范圍和空間的限定是很大的，以至影響他人的隱私和空間。同時“，公域”空間的公共利益和秩序的獲得必須通過必要的空間監督，對此紐曼的《防御空間》從建筑空間形態角度闡述了保證公共空間安全的建筑策略。雖然電子技術的發展，使人類監控手段有了長足的進步，但電子手段并不能產生空間環境的心理行為互動效寫作論文應，所以利用建筑空間手段仍然是今天維持“公域”空間安全的重要方式。然而空間監控的作用還不僅僅如此，當空間監控被用于政治統治和空間管理時，它的倫理意義更為突顯。在中國古代唐朝及唐以前的城市空間布局中的里坊制度和擊鼓入市制度，是封建政治倫理的最佳解讀。在)"世紀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杰米尼•邊沁設計的全景監獄（又稱圓形監獄，4305416750）中，將建筑空間的監視作用發揮到了極至：在當時技術有限的條件下，既要求在安排好的封閉受控空間中被監視者的親自在場，也要求監視者在場。

獄卒在中心塔樓里，可以看到所有囚犯的牢房，這些牢房組合成圓形空間環于塔樓周圍，窗子全部朝向塔樓，窗子的位置使囚犯不能確定獄卒是否在監視他。而空間的心理暗示則為這種監視提供絕佳的效率。在《監督與懲罰》一書中，福柯則認為，這種全景式的空間監控已遍布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學校、精神病院、工廠、軍營等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模仿全景監獄，盡管有很大的變異89:。由此看來，無論是隱私還是監控均應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否則真要引發一場倫理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