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態(tài)批評與生態(tài)思想的介入

傳統(tǒng)的英美文學教學一般遵循以下模式:其一，文學史串講;其二，作者及其創(chuàng)作介紹;其三，作品的閱讀體驗;其四，運用文學批評方法解讀作品。這種傳統(tǒng)的程序極大地限制了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忽視了學生批判性思維的培養(yǎng)。學生直接得到的是“魚”，而非“漁”，致使作家用靈魂和生命書寫的經典作品成為一堆需要死記硬背的基本常識、一串符碼、一項智力游戲，文學的趣味和其傳遞的生命觀、自然觀、社會價值蕩然無存。略薩說:“文學是一個人、一個公民成長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內容。好的文學作品為我們搭建了橋梁，拉近了同其他文化、思想、宗教的距離，我認為這是文學非常重要的職能之一。一個現代、民主、公正、自由的社會，文學是完全必要的。”由此看來，不是文學無用，而是教的人和學的人需要重新審視文學這門崇高的學科，重新將文學拉回現實軌道，正視社會問題。生態(tài)危機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之一。自古以來，在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中，人并非自以為是的主宰者，而是依賴自然而存在并循環(huán)往復的。敬畏與禁忌是人在自然面前的唯一態(tài)度。然而，從笛卡爾時代開始，人類確立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定勢之后，便將自然物質化為可以征服并加以利用的對象。于是，人類開始高舉理性的大旗，駕馭科技的戰(zhàn)車對自然進行無盡蹂躪與索取，企圖創(chuàng)造人超越自然的神話。終于，我們的大自然進入了危機四伏的時代，全球變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變，海洋過度捕撈，沙漠擴展，淡水資源匱乏，物種加速滅絕……人類行為正在使自身和賴以生存的自然加速走向滅亡。而于20世紀末漸成顯學的生態(tài)批評，則試圖對處于自殺困境中的人類進行重新探索，重新梳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以消解人類中心主義的自閉樊籬，為人類和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尋求新的路徑和可能性。

王諾認為:“生態(tài)批評是在生態(tài)整體主義，特別是生態(tài)整體主義思想指導下探討文學與自然之關系的文學批評。它要揭示文學作品所反映出來的生態(tài)危機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時也要探索文學的生態(tài)審美及其藝術表現。”生態(tài)整體主義強調一種和諧的、整體的、多樣化、互蘊共生的關系，是人類重新認識自然、定位自己的一種方法論。生態(tài)批評作為理論是新興的，但是文學從一開始就是和生態(tài)聯(lián)系在一起的。從神話時代到宗法時代，再到現代時期，人類在世界整體結構中的角色始終是貫穿文學的一個主題。在神話時代，人是渺小的，只不過是宇宙世界最微小的造物而已。而每個民族的創(chuàng)世神話都是以神為本，講述作為自然象征的神的故事，人對于自然世界不可窺知，不可操縱，只有頂禮膜拜。這個時期的文學樣式如祈禱詞、頌歌，甚至詩歌和戲劇等都講述了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故事。在宗法時代，自然只不過化身為圣人、上帝、耶穌甚至真主等，而人與這種最高秩序之間依然延續(xù)下與上的關系。即使人類社會過渡到了以工業(yè)文明為主的現代社會，浪漫主義田園精神依然成為人類的理想家園。在我國有“采菊東籬下”的情懷，在英美有梭羅和華茲華斯對樸素田園生活的追求。由此可見，用文學的思想武器來重塑人們的自然觀是非常可行，而且勢在必行。當代大學生面臨的是一個日新月異卻又危機四伏的時代，他們或許無暇顧及那些與生活相去甚遠的諸如新批評、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等理論，但卻不得不正視自己賴以生存的環(huán)境。生態(tài)問題已成為我們不得不認真對待的迫切問題。生態(tài)文學可以促使人們重新認識自己的現狀，重新發(fā)現自然的崇高與瑰麗，修正人類中心主義的虛妄觀念，從而實現人類的長遠發(fā)展。作為在教學活動中起主導和引導作用的教師，應該將生態(tài)理念貫穿教學的始終。首先，教師要在介紹文學課程的過程中將文學的社會價值、文學作品的生態(tài)內涵灌輸給學生，并簡要介紹關于這門嶄新理論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常用術語，如“生態(tài)批評”“生態(tài)文學”“生態(tài)文本”“人類中心主義”“二元對立”等概念;其次，教師應不斷更新知識，了解生態(tài)批評新動態(tài)，熟讀生態(tài)文本，在教學過程中，旁征博引，理論與文本結合，有目的性地培養(yǎng)學生的“綠色”思維。再次，為了使文學適應社會，加之文學課時量的削減，教師可以對傳統(tǒng)的內容，如作者簡介、小說要素分析、文學理論少講或省略不講，而應選擇一些比較典型的生態(tài)文本，引導學生品味鑒賞，仔細琢磨，用心感悟，從而啟發(fā)其智性，陶冶其情操。

二、生態(tài)文本的挖掘與重讀

1．英美文學作品的重讀當前，英美文學課程普遍面臨課時削減、內容壓縮的現狀，而文學課程的性質決定其必須進行外延的擴展。筆者所任教學校英美文學課每周2課時，且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各開設1學期，實際授課中只能挑選其中一部分作品進行講解，對于其余作品都要求學校以觀看電影或課外閱讀的方式進行。比如筆者在講授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時，引導學生重點欣賞總綱里的環(huán)境描寫:“春雨給大地帶來了喜悅，送走了土壤干裂的三月，……美麗的自然撩撥萬物的心弦，多情的鳥兒歌唱愛情的欣歡。”自然催生萬物復蘇(包括人)，而萬物相互依存，和諧歡快，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由此可見，喬叟是一位具有自覺生態(tài)整體觀的詩人。莎士比亞作品繁多，思想深刻，但一般只重點講授《哈姆雷特》，引導學生閱讀欣賞主人公的“獨白”是重中之重，以此認識人文主義者宣揚的虛妄的人類中心主義和自視為“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的幻象最終只能導致報復和悲劇。彌爾頓《失樂園》中對地獄丑陋不堪、悲苦絕望的描述難道不是人類失去家園后的預言嗎?人類豈不是真正需要敬畏上帝、敬畏自然嗎?而魯濱遜的經歷卻又一次讓我們目睹了人類如何占有土地，挖掘自然，利用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神話。及至最親近自然的浪漫主義作家，“自然崇拜”被“視覺化和原型化”了，讀者通過閱讀欣賞以自然為主題和意象的詩作，可以真正體悟自然作為人類向導和保姆的功能，體驗自然的瑰麗與偉大，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重續(xù)被工業(yè)文明割斷的本真的關系。從奧斯汀以后的文學主要以小說為主，無論是《傲慢與偏見》還是《簡愛》，雖然都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環(huán)境審美，但依然可以凸顯自然之美對故事發(fā)展的重要性。現代主義作家基本都具有反現代文明傾向，勞倫斯筆下的男女主人公都是自然之子，只有在和自然的交融中人才能流露出其本真完美的狀態(tài)，而工業(yè)文明束縛下的人都是畸形扭曲的。美國文學雖然只有400年歷史，卻因獨特的經驗，從一開始就呈現出濃郁的生態(tài)或反生態(tài)氣息。在超驗主義作家愛默生和梭羅筆下，生命與自然、自然與精神合二為一。

雖然兩者審美取向不同，愛默生更傾向于借助自然表達思想，而梭羅卻是將自然本身視為生活的本質，視為他的親人和朋友，他的《瓦爾登湖》不單是為在物質文明中迷失方向的人指明道路，也傳遞著和諧的生態(tài)主義整體觀。《紅字》中的丁梅斯代爾和海斯特只有在森林里、在河邊才不需要清教主義的遮羞布，表現的是真實的自我，而代表文明和科學的齊林沃斯卻是虛偽、狂妄、靈魂的謀殺犯。《白鯨》和《老人與海》兩部小說都可以作為反生態(tài)文學中的經典，并且交相呼應，盡管兩部作品在最后都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虛妄做了毀滅性的預言，但其立場和主旨卻基本是反生態(tài)的———人類都企圖通過征服生養(yǎng)自己的自然的方式來彰顯其價值和尊嚴(亞哈對白鯨的瘋狂報復，圣地亞哥老人與馬林魚和鯊魚的搏斗歸根結底都是為弘揚“人”的價值，是人類違背自然規(guī)律、企圖主宰世界的妄想)。馬克•吐溫和維拉•凱瑟都映射了人與自然應該相融相契。《荒原》更是將現代文明的荒蕪推到極致，人類面臨的不單單是賴以生存的家園的喪失，更是精神世界的支離破碎，艾略特為現代文明奉上一曲挽歌，更為生態(tài)破壞后無處依存的人類進行了預言。“文學和批評的功用絕不僅僅是局限在人類內部，它還可以通過人而作用于非人類，作用于整個世界。”文學就是要通過其語言魅力和思想內涵喚醒人類沉睡的靈魂，啟迪人們的智慧，實現文學與社會接軌。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國的生態(tài)文學批評(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環(huán)境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huán)境的關系。美國生態(tài)文學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和發(fā)起人徹麗爾·格羅費爾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說女權主義批評從性意識(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語言與文學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批評把生產、經濟、階級的意識納入文本閱讀，那么，生態(tài)文學批評是把以地球為中心的思想意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huán)境之關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將首先簡述美國生態(tài)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然后在闡述其發(fā)展的三個階段基礎上，探討美國生態(tài)文學批評意圖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美國生態(tài)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

生態(tài)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tài)學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學生態(tài)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論文《文學與生態(tài)學：生態(tài)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這一批評術語，提出“把生態(tài)學以及和生態(tài)學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隨后，有人提出“生態(tài)詩學”(ecopoetics)、“環(huán)境文學批評”(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綠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綠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術語，但大多數人傾向用ecocriticism這一提法，因為它不僅很容易被轉變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這一前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關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編輯出版《講授環(huán)境文學：資料，方法和文獻資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該書收集了十九位講授生態(tài)環(huán)境文學課程的教師寫的“課程簡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學領域促進人們對生態(tài)文學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國自然文學創(chuàng)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創(chuàng)辦使有關學者得以發(fā)表生態(tài)文學研究的短文、書評、和課堂筆記等。隨后，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術刊物相繼開辟了生態(tài)文學批評的增刊或專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評論》、《俄亥俄州評論》等美國著名的學術刊物。(注：根據徹麗爾·格羅費爾蒂的統(tǒng)計，自1986年至今，美國人文學科出版過20多期關于生態(tài)環(huán)境文學的專刊。具體內容請參見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tài)批評讀者：文學生態(tài)學的里程碑》，第32頁。)同時，一些大學開始把生態(tài)文學列入課程，作為現當代文論的一部分，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在1991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羅德·費羅姆(HaroldFromm)發(fā)起并主持了名為“生態(tài)批評：文學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學術討論。1992年，“美國文學協(xié)會”專題報告會上，格倫·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題為“美國自然作品創(chuàng)作：新環(huán)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專題討論。同年，“文學與環(huán)境研究學會”(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該學會的宗旨是“促進人類和自然世界關系的文學思想與文學信息的交流”，“鼓勵新的自然文學創(chuàng)作，推動傳統(tǒng)的和創(chuàng)新的研究環(huán)境文學的學術方法以及跨學科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國的生態(tài)文學批評(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環(huán)境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huán)境的關系。美國生態(tài)文學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和發(fā)起人徹麗爾·格羅費爾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說女權主義批評從性意識(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語言與文學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批評把生產、經濟、階級的意識納入文本閱讀，那么，生態(tài)文學批評是把以地球為中心的思想意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huán)境之關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將首先簡述美國生態(tài)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然后在闡述其發(fā)展的三個階段基礎上，探討美國生態(tài)文學批評意圖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美國生態(tài)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

生態(tài)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tài)學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學生態(tài)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論文《文學與生態(tài)學：生態(tài)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這一批評術語，提出“把生態(tài)學以及和生態(tài)學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隨后，有人提出“生態(tài)詩學”(ecopoetics)、“環(huán)境文學批評”(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綠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綠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術語，但大多數人傾向用ecocriticism這一提法，因為它不僅很容易被轉變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這一前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關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編輯出版《講授環(huán)境文學：資料，方法和文獻資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該書收集了十九位講授生態(tài)環(huán)境文學課程的教師寫的“課程簡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學領域促進人們對生態(tài)文學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國自然文學創(chuàng)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創(chuàng)辦使有關學者得以發(fā)表生態(tài)文學研究的短文、書評、和課堂筆記等。隨后，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術刊物相繼開辟了生態(tài)文學批評的增刊或專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評論》、《俄亥俄州評論》等美國著名的學術刊物。(注：根據徹麗爾·格羅費爾蒂的統(tǒng)計，自1986年至今，美國人文學科出版過20多期關于生態(tài)環(huán)境文學的專刊。具體內容請參見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tài)批評讀者：文學生態(tài)學的里程碑》，第32頁。)同時，一些大學開始把生態(tài)文學列入課程，作為現當代文論的一部分，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在1991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羅德·費羅姆(HaroldFromm)發(fā)起并主持了名為“生態(tài)批評：文學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學術討論。1992年，“美國文學協(xié)會”專題報告會上，格倫·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題為“美國自然作品創(chuàng)作：新環(huán)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專題討論。同年，“文學與環(huán)境研究學會”(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該學會的宗旨是“促進人類和自然世界關系的文學思想與文學信息的交流”，“鼓勵新的自然文學創(chuàng)作，推動傳統(tǒng)的和創(chuàng)新的研究環(huán)境文學的學術方法以及跨學科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一、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女權批評與生態(tài)批評

對于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來說，女權批評可謂是一個不能不提及的文學批評思想，而生態(tài)批評誕生于20世紀末，且從誕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眾多人的關注，故而筆者以這兩個文學批評思想來探討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在英美作品中的運用。

(一)女權批評理論20世紀，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僅批評內容發(fā)生了重大的改變，就連批評方法也發(fā)生了重大的改變，但是不管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多么的波詭云譎都不能忽視女權主義，因為其在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中，影響最為廣泛，活力最強。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理論是隨著婦女運動的開始而開始的，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將西方的婦女運動分為“自由女權主義”“差異女權主義(激進女權主義)”和“平等與差異”這樣的三個階段，可以說女權主義的興起，是隨著社會的改變而改變的。左金梅認為，作為婦女運動在學術領域的延伸，女權主義也可以相應地分為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為:抨擊男性的性別歧視，揭示文學作品中對女性形象的歪曲(《為女權辯護》，1792);將女性文學作品作為一個特殊的領域，分析其文學作品的情節(jié)結構和作品(《女性奧秘》，1963);女性主義思潮與后現代思潮想碰撞———“后現代女權主義流派(《她們自己的文學》，1977)”。就文學領域來說，女權主義文學批評理論有社會女權主義、符號學女權主義、心理分析學女權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女性同性戀女權主義、黑人女權主義、生態(tài)女權主義、后殖民女權主義以及后女性主義。可以說女權主義覆蓋了西方文學作品的每一個領域。

(二)生態(tài)批評理論“生態(tài)批評”理論產生的時間相對于女權主義來說較晚，其出現于20世紀20～60年代，它一出現便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并在20世紀末成為了一套極為系統(tǒng)的理論，不下于任何一種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相對于其他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來說，它的內容有著根本的轉變，那就是從“以人為中心”變成了“以自然為中心”，其主要是為了喚醒人的生態(tài)意識與保護環(huán)境意識，打破了以往的文學理論研究傳統(tǒng)。“生態(tài)批評”理論脫胎于“生態(tài)倫理”思想，其主要的精神食糧是史懷澤的“敬畏生命”倫理與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生態(tài)批評”理論以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角度來研究各種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和各種文學文本，以此來探索人類生存方式和人類文明的發(fā)展方式，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對于各種發(fā)展過程對生態(tài)所造成的影響進行反思，尤其是對于“現代性”的反思，得出了人與自然必須和諧發(fā)展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以此作為追求的終極目標。雖然“生態(tài)批評”理論出現的時間較晚，但是也出現了許多關于生態(tài)理論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比如1996年佐治亞大學出版了有格羅費爾蒂與費羅姆主編的《生態(tài)批評讀者:文學生態(tài)的里程碑》，1999年洛蘭•安德森和斯科特•斯洛維克主編的《文學與環(huán)境:自然與文化讀本》，這些著作都推進了“生態(tài)批評”理論的研究。

二、女權批評理論與生態(tài)批評理論在英美作品中的運用

文學批評理論在文學作品中的運用，主要是利用相應的文學批評理論去分析文學作品，在文學作品的人物或者文本之中，找出其與文學理論的相應因素，并以此為視野，對文本進行解讀。

內容提要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獲得正式命名和系統(tǒng)闡釋的主體論文藝學曾經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其誕生意味著中國文藝學基本上完成了現代性轉型。然而，由于以生態(tài)危機和人文危機為主要表征的現代性危機的加劇，主體論文藝學所隸屬的現代性理論家族成為反思和超越的對象。本文通過分析主體論文藝學的諸多欠缺后認為其根本局限在于它所堅持的人類中心主義圖式，未能意識到文學藝術從根本上說是天—地—人三元運動的產物。主體論文藝學的根本欠缺注定了它是必須被超越的文藝學樣式，代替它的將是三種形態(tài)的新整體論文藝學：生態(tài)文藝學，新道論文藝學，存在論文藝學。因此，二十一世紀的文藝學家承擔著重寫文藝學的使命。

關鍵詞

主體論文藝學局限超越新整體論文藝學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藝學承擔著重新建構自身的使命。正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藝術，一個時代也應有一個時代的文藝學。要建構真正屬于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藝學，就必須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文藝學進行系統(tǒng)的反思和總結。在二十世紀中國本土學者所提出的文藝學體系中，主體論文藝學無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種，它的誕生使中國文藝學的主流形態(tài)由自然本體論和社會本體論轉向以人為中心的主體論，意味著中國文藝學基本上完成了現代性轉型。但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對于對現代性的反思在中國學術界漸成潮流，主體論文藝學作為現代性理論家族的成員也成為反思的對象，在更廣闊的理論視野中顯露出其局限。本文將通過分析主體論文藝學的局限來證明超越它的必要性，并探討新的文藝學體系的可能形態(tài)。

一、主體論文藝學的局限與超越主體論文藝學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