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女性主義發展的日益迅速，女性爭取自主的聲音得到了回應，與此同時，我們同樣渴望聽到更多的男性聲音，男性研究不應被女性主義的浪潮而淹沒，要以獨特的視角展示男性群體的利益需求。

在文學藝術等各個表現領域，男性也不應該以女性附屬的形象存在，同時也需要多樣化、充實化。本文通過對性別研究理論成果的收集和整理，從男權中心文化、商業心理、大眾傳媒表現三個角度來探討男性所處的境遇及其帶來的影響，得出以下結論:

1.研究發現，男權中心文化的長期存在是導致男性集體失語的直接原因。男權中心文化直接作用于男女兩性之間，規定男性必須作為強者去支配資源(包括女性)，在傳統的性別期待壓力下，現代男性寫作碩士論文承受著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從某種程度上講，女性主義的單純文化批評同樣使男性背負“歧視女性”的惡名，因此，男性也同樣是男權中心文化的受害者，“第一性”的地位使男性承受太多無需去承受的壓力，這也直接導致廣告中男性形象僵化，形成刻板印象。

2.通過研究數據分析顯示，男性在消費領域并沒有作為主體而存在，他們只是支付者而并非消費者。傳統營銷學將女性作為主體，而將男性劃分于消費者的邊緣，因此男性市場并沒有得到很有力的挖掘，存在非常大的消費空間。這也影響了男性的廣告表現，廣告中男性出現頻率少，男性產品廣告少，針對男性的品牌少等等，男性只是女性消費的支付者，并沒有以消費主體形象出現。

3.廣告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媒介，它重構了現實生活，也重構了兩性關系。中國廣告中仍然是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式，并且將男女的角色固定化。廣告的目的是銷售，由于女性是備受青睞的消費主體，因此廣告直接作用于女性的傾向非常明顯，更多的調查數據表明，廣告中男性并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同時也說明了針對男性的廣告有很大發展空間。

綜上所述，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并沒有像女性那樣，在文學、藝術、大眾傳媒等領域得到相同的重視和關注，實際上已經不再是傳統觀念中的“第一性”，而是作為女性附屬地位的“第二性”。其實“第一性”“第二性”的說法本身就帶有性別不平等的意味，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并不期待兩性之間誰會成為“第一性”，或者“第二性”，兩性的平等才是寫作碩士論文最理想的狀態，這直接關系到女性主義、大眾媒介生存、消費文化等多方面的社會和學術問題。

【內容提要】網絡社科信息資源包括：電子期刊資源、圖書信息、報紙資源、學位論文資源、電子論壇和電子會議、網絡數據庫等。可直接進入網站或數據庫、利用搜索引擎、利用專業信息資源導航系統獲取信息資源。參考文獻6。

【摘要題】實踐研究

【【關鍵詞】網絡/社科信息資源/檢索策略

隨著全球信息化的不斷深入，網上社科信息資源日益豐富。但由于網上信息資源高度分散、數字信息的易拷貝等特點導致信息重復率高，無序性更為突出。所的社科信息沒有統一的管理和規范，加之現有的檢索工具智能化程度較低，導致信息查詢困難，大大影響了網上社科信息資源的利用效率。了解目前網上社科信息資源的分布情況，加快和擴大網上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進度和規模，利用信息網絡共享社科信息資源，彌補目前普遍面臨的信息資源短缺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1網絡社科信息資源的分布

1.1網上電子期刊資源

摘要：電視廣告是繼報紙廣告、雜志廣告、電臺廣播廣告之后一個獨特的廣告媒體。簡單地說，電視廣告就是在電視媒體上進行傳播的廣告形式。與傳統廣告相比，電視廣告的歷史并不長。人類第一條電視廣告的誕生至今僅有60余年的歷史，由于它融合了日益發展的傳播技術，搭乘了“最有效的商業運輸車”電視，因而具有了其它傳播媒體寫作碩士論文無法比擬的優勢和影響力，成為電視節目中的精品。歐美發達國家的電視廣告業在20世紀60年代進入了成熟期，在中國內地，1979年1月28日，上海電視臺播出了第一條電視廣告片。畫面和聲音是電視廣告的兩大要素，它將聲光效果與藝術表演集為一體，將視覺、聲音、動作、時間、色彩、文字等融為一爐，具有極強的傳播功能。商業廣告和公益廣告是電視廣告的兩種主要類型。

關鍵詞：電視廣告、相關名詞

本文所研究的電視廣告是指在中國內地電視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各種商業廣告。青年與青年期青年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群體和一段充滿希望的時期。在英語中，與“青年期”意義最為接近的詞語是adolescence，這個詞來源于拉丁文的adolesecere，意思是向成熟發展。對于青年階段的劃分，各國政府及研究機構所持標準不同，因此對于青年階段的劃分，對于青年群體的認知，差異也較大。

關于年齡段的劃分，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標準是：44歲以下為青年人。聯合國關于《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動綱領》中，確定15至24歲為青年階段，這一標準基本屬于國際社會對于青年定義所達成的共識。

在中國，有據可查的，關于青年的年齡目前至少有7種不同的界定：（1）共青團在團章中規定，“年齡在14周歲以上，28周歲以下的中國青年”可以申請加入共青團，團員年滿28周歲，如果沒有擔任團內職務，應該辦理離團手續；（2）我國的人口統計，關于青年人口有兩種計算法：一種為15—24歲，一種為15—29歲；（3）機關、學校、企事業等單位，多將30周歲以下員工歸于青年，列為青年工作的對象，并按此人數給本單位團委劃撥活動經費；（4）全國各級各類杰出青年的評選，年齡上限一般都劃到39周歲，“十大杰出青年”、“優秀（杰出）青年企業家”以及“五四獎章”獲得者，幾無例外；（5）全國青年聯合會，入選委員的年齡上限為40周歲，入選常務委員的年齡上限為45周歲；（6）企業界、科技界、文學界和藝術界等不少界別，對冠名為青年企業家、青年科學家、青年作家、青年藝術家的年齡上限，一般都到了45周歲，有的甚至高達49周歲；（7）公安部門的統計標準，青少年的年齡界限定在13周歲至25周歲。它既包括一部分18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法學界關于青少年犯罪是界定于此年齡段）；也包括一部分19—25周歲的已成年人（統計青少年犯罪率即界定于13—25周歲）。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群眾健康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對青年年齡的界定也有所不同。建國前，青年年齡為15～25歲，建國初至1978年改革開放初青年年齡為15～30歲，改革開放后至20世紀末青年年齡為15～35歲。以上是關于青年的多種定義，關于青年這一定義，眾說分蕓。在此，本文所研究的青年人是指19至30歲的社會大眾。除青年外，本文中所出現的青年人、年輕人均指這一定義下的青年。

形象與青年形象關于“形象”這個詞，《辭海》中的解釋有兩種——“1，形狀相貌。《三國志·魏志·管寧傳》：‘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2，文學藝術把握現實和表現作家、藝術家主體思想感情的一種美學手段；是根據現實生活各種現象加以藝術虛構所創造出來的負載著一定思想情感內容、因而富有藝術感染力的具體生動的圖畫。社會生活和自然界都是文藝作品的描寫對象，但文藝作品中的形象主要是指人物形象。文藝作品是通過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以及人與環境的關系來描寫人物形象的。由于各種文藝作品塑造形象的材料和手段不同，形象的構成與特點也不相同：文學用語言來塑造形象，音樂用音響、旋律來表現，他們的特點是具有間接性；戲劇除語言外，還和舞蹈一樣借助形體來表演，繪畫運用色彩、線條來表現，因此它們的形象具有直觀性。”

一、大學語文教材建設研究

面對琳瑯滿目的大學語文教材，不少教育專家和從事大學語文的教師對當前高校大學語文教材建設問題進行了積極思考和研究。劉年喜在《大學語文教材的世紀變革》一文中對現行的幾套大學語文教材的特色進行了評介。文章指出上海交通大學夏中義教授主編的《大學新語文》是人文主題的弘揚，東南大學王步高教授主編《大學語文》是文學史編排體例的新探索，北京大學溫儒敏教授主編的《高等語文》是文化專題講座形式的嘗試，南開大學陳洪教授主編的《大學語文》是美文薈萃與數字化教學資源的導入。這些教材的編撰出版彰顯了編寫者銳意變革精神和勇氣，對創新大學語文教材的編寫有著重要啟發和示范意義。李小瓊在其碩士論文《中國大學語文教材選文問題研究》中對我國大學語文教材選文現狀、影響因素、編選原則等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闡述。姚莫詡則從大學語文教材建設的方向闡述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21世紀大學語文教材的建設方向要注重人文性、時代性和地域性，要堅持“文學思路”與“人文思路”的統一，堅持傳統文學文化與現當代文學文化的統一，堅持總體規范與文化特色的統一。李康德對大學語文教材的地位及價值追求進行了探討，他認為大學語文教材與文化之間是一種雙向建構性的天然存在關系，而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這種雙向建構性關系是文化不斷地建構教材，教材不斷地建構文化，教材與文化呈整合方向發展，當代大學語文教材的定位是由“實體性”“關系性”到“建構性”的轉變。對于我國大學語文教材的編撰體例問題，喬根在《對大學語文教材編寫模式的思考》一文中做了較好的歸納，“大學語文教材，其編寫模式大致有以下幾種：第一種是主題•文選模式。以徐中玉主編的大學語文為代表，體例上強調以主題為線索，較為全面地介紹我國語言文學的知識、理論與方法。第二種是專題•文選模式。以溫儒敏主編的高等語文、夏中義主編的大學新語文和周金聲主編的大學人文語文為代表，體例上以不同專題來編排文選，較之前一種模式更為細致，從不同角度增強對學生人文素養的培育。第三種是作家•文選模式。以錢理群主編的大學文學教材為代表，體例上完全突顯個人化的語文主張，以文學替代語文，創新性極強。第四種是文史•文選模式。以王步高主編的大學語文和彭光芒主編的大學國文為代表，體例上打通文史，回歸傳統。第五種是對象類型•文選模式。以溫儒敏主編的中國語文為代表，體例上根據學生、學校、專業等對象類型來確定文選，因材設教，適應性廣，選文難度較大”。在眾多的大學語文教材中，廣西師范大學黃偉林教授主編的《大學語文》是一部值得關注的特色教材，該教材分為《大學語文》（大學版）、《大學語文》（高職高專版）兩種版本，教材“教材中植入了大學教育、中國文化、廣西元素、通識理念、語文技能五個元素，力圖使大學語文名副其實，以滿足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大學語文教育教學的需要”，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將本土文化中最優秀的因素提煉出來融進教材建設中去，讓學生在感受學習漢語言文化魅力的同時樹立愛國、愛鄉、愛人的美好情懷”。在高校大學語文教材中，高職高專大學語文教材也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高職高專院校與重點大學和普通本科院校相比，其辦學理念和人才培養模式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高職高專院校是以就業為導向，以培養“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應用型高素質人才為目標。高職高專院校開設大學語文課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著眼于對學生的“通識教育”，是為了學生的文化修養和人文素養。因此，高職高專大學語文教材建設也是以適應高職高專的“職業性”、“實用性”基本特征。高職高專大學語文教材在教材的命名、編排體例、作品的選擇等方面也凸顯出了自身的獨特性。如很多大學語文編寫專家為區別高職高專大學語文教材與本科院校大學語文教材的區別，將高職高專大學語文教材取名為“大學語文”（高職高專版）、“高職語文”、“實用語文”等；在教材編排體例上打破傳統以“文學史”或“文學體裁”為教材編撰邏輯的慣例，而是選擇以“人文主題”或“文本模塊”為編撰體例；在教材作品的選擇上，其內容和難度也盡量契合高職高專學生的實際和水平。對于高職高專大學語文教材建設問題，不少研究者也進行了積極的探討。如彭新竹在碩士論文《高職大學語文教材建設新思路——與專業相結合》中較為全面的分析了目前高職高專教材中存在的問題，探討了高職高專大學語文教材與專業相結合具有必要性以及高職大學語文教材的編寫原則、編寫體例、內容選擇等問題。周文在《對高職語文教材編寫的反思》一文中，從高職大學語文教材的編寫的理念、體例、選文等方面進行的思考，認為高職大學語文教材編寫應以培養高職學生語文操作能力為主線，以模塊組合為框架。舒立輝則指出了當前高職高專大學語文編寫存在著“重古輕今”、“重經典輕發現”、“重共性缺個性”等問題；韓向陽從教材編寫的原則、體例、內容設計等方面探討了高職《大學語文》教材的改革問題。

二、大學語文課程性質與定位研究

有關大學語文課程的性質與定位問題，一直以來是我國學術界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也是大學語文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不少研究者結合自身的學科背景和教學實踐體會，對大學語文課程的性質與定位問題做出了深刻學理闡釋。南開大學的陳洪教授對目前高校大學語文課程性質和定位的研究境遇，曾這樣描述到：“目前開展大學語文教育還遇到一個困難，甚至是尷尬之處，就是其學科歸屬問題。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學理方面的，即就其學術內涵而言，‘大學語文’無疑要提高學術水準、教學水準，但朝哪個方面努力，似乎比較模糊，沒有定論。二是從實際處境來說，一位高校教師，如果沒有一個‘法定的’學科作依托，似乎就沒有明確的專業歸屬感。”徐中玉先生指出，“大學語文”決不是大學中一個可有可無的課程，更不是中學語文的“補課”課程。“大學語文”課程是大學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養不可或缺的課程，它在培養和提高大學生的品格素質與人文精神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他強調在注重大學語文工具性的同時更應該“兼顧文學性、藝術性、審美性、創新性乃至深刻的人生哲理性”，“大學語文課程在大學階段應是重要的‘通識’性課程，貴在以學生的需要為中心，力求引導學生，使他們確立自覺、積極學習的態度”。北京大學的溫儒敏教授則強調大學語文教育重在培育大學生的語文素養。朱恒則認為學術界將大學語文學科定位以提高學生語文能力為目的的“能力說”和以提高學生人文素質的“人文說”，都是不準確的，“前者看輕了大學語文的應有作用，后者又過于沉重，大學語文無法承受，真正的定位是在這兩極之間取其中，即以提高大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為主要目標”。李景強認為，根據《大學語文》的改革趨向和大學課程設置原理，當前高校大學語文教學應淡化“語文”的工具性，突出文學、人文或文化的理論知識性，“《大學語文》應以人文思想為學科基礎，以人文基礎理論為課程定位”。賈瑩對大學語文課程定位問題進行了多維度的全面研究和思考，她認為從大學語文課程性質的定位來看，大學語文具有基礎性、工具性、人文性和審美性；從大學語文的課程類型定位來分析，大學語文應既是一門公共基礎課也應是一門必修課；從大學語文的功能定位來考察，大學語文不僅傳承中國文化和延續民族精神的橋梁，而且也是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是培養學生文化素質和人文素養的重要工具，也是啟迪智慧，實現感性與理性平衡發展的重要途徑。對于我國高職高專院校而言，大學語文課程性質與定位問題也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楊定明在《高職院校大學語文課程定位問題研究》一文中認為，由于長期以來大學語文在高職高專院校課程體系中并未有明確的定位，導致了當前高職高專大學語文課程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尷尬地位，并從高職高專大學語文課程在整個語文學科教學體系、職業教育體系、不同學科專業素質培養體系、公共課程體系以及在高職院校教育功能上的定位等五個方面全面闡述了高職高專大學語文地位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陳嫣嫣則認為高職高專大學語文課程應該具有人文性、職業性、母語性等學科品質和復合型教育功能。縱觀學術界對大學語文課程性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通識性、工具性、人文性、母語性，職業性、綜合性等性質特征的探討與研究；對大學語文課程定位的論述，研究者主要認為大學語文是培養學生文化修養和人文素質的“通識教育課”、“公共課基礎”、“公共必修課”、“母語教育課”等。研究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大學語文課程性質與定位問題進行多維度的探討與研究，對進一步深化大學語文的學理研究和學科建設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

三、大學語文教學策略問題研究

“教學策略是教學設計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在特定教學情境中為適應學生學習需要和完成教學目標而診察作出的、并隨情境變化而進行調整的教學謀劃和采取的教學措施。教學策略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教學策略既包括教的策略，又包括學的策略；狹義的教學策略僅指教的策略。”大學語文的教學策略問題就是探討在大學語文教學過程中教師如何“教”和學生如何“學”的問題。朱媛指出隨著我國國際地位和經濟實力的日益提升，國外的“漢語熱”也日益興盛，然而在當前全球化語境的沖擊下，我國學生對語文學科的重視度卻呈現出日益下降的趨勢。在我國大學教育中，大學語文教學面臨著課程定位模糊不清、教材建設質量懸殊、師資構成參差不齊、學習主體過于功利等多重困境，面對“母語教學”日益式微的窘境，他認為當前我國大學語文教學要走出困境首先要明確大學語文課程的性質、功能和定位，完善大學語文教材建設，積極革新與整合大學語文教學方法，加快大學語文課程建設的改革力度。吳素萍認為在當前網絡文化語境下，高校大學語文教師要重新建構自己的知識結構，更新教學理念，注重網絡語言文學和規范的語言文學的比較分析，適時改變授課模式，豐富學生文學課堂形式，進而推進高校大學語文的有效教學。蔡繼蓮針對理工科對學生人文素養缺失的現實，認為大學語文教學應該從目標的確定、習慣的養成、學法的優化、閱讀引領的角度來提高高師院校理科大學生人文素養。楊坤道在碩士論文《論當前大學語文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辦法》中認為，當前高校大學語文教學存在著學科邊緣化、師資力量薄弱、教材陳舊缺乏特色、教學時間不足、教學方法陳舊、學生學習目的不明確、教育質量滑坡等問題，要妥善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進一步提高對大學語文教學重要性的認識；組織權威專家、資深學者和優秀教師重新編寫教學大綱、配套教材和教輔資料，做到教學大綱規范化，教材經典化，教輔資料科學化；大力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做到教師學者化；改革教學方法，優化教學手段；改革考查辦法，促進大學語文教學的良性發展。趙卓則認為大學語文教學應該立足于語言文學的基點之上，在知識積累、能力培養和素質育成三個層面實施教學策略，三個層面協調發展，大學語文才能完成教學使命。大學語文課程是高職高專院校培養學生人文素養的一門公共基礎課和必修課，具有人文性、工具性、職業性等特征。因此，如何在高職高專院校有效開展大學語文教學也是眾多研究者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劉春芳認為高職高專大學語文教學應該做到人文性與工具性的有效統一，高職高專大學語文課程應該走知識性和素質性平衡的考核之路。劉超認為高職院校大學語文存在學科定位模糊、教學理念落后、教學手段單一、師資隊伍不穩定等問題。高職高專大學語文教學要從學生實際出發，有針對性地改編大學語文教材，更新大學語文課程的教學理念，把大學語文定位為高職院校重要的人文教育課程；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不斷創新改革教學方法，構建多元高職高專大學語文課程教學體系，培養學生學習興趣。閻穎則認為要有效改善和推進高職高專大學語文教學，應該從改革教材、教法、考試方式三個方面入手，注重語文教學的實用性和多元性結合，使高職高專大學語文教學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總之，高校大學語文教學研究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系統工程，目前學術界從大學語文的教材建設、課程性質與定位、教學策略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深入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對進一步加強我國高校大學語文課程理論研究和實踐教學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我們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到對大學語文課程的研究和教學中來，為深化和完善我國大學語文課程建設和改革做出積極的貢獻。（本文來自于《柳州師專學報》雜志。《柳州師專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一、生源參差不齊

教育碩士有扎實的教學基本功，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他們具有差異大、時間緊、需求廣等特點。面對這樣一批先天條件不足的學員，研修工作常常處于尷尬的境地。從年齡結構來看，教育碩士大多處于30～40歲之間，也有的5O歲出頭的或30歲不到的。例如，上海師范大學2006級教育管理方向的學員中，年紀最大的已經52歲，是中學校長，而最小的僅26歲，是中學普通教師。由此看來，學員年齡差異較大，一部分年輕學員由于知識結構合理，往往能很快接受和理解授課內容，學習效果好；而一部分年齡偏大的學員，由于知識結構的老化，對于新知識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也比較差，影響其學習效果。這樣，知識的掌握參差不齊，一部分學員就要落后，這對于教學造成了較大困難。從職業身份看，學員們來自不同地區的教育崗位，從事著不同的工作，有的在教學第一線執教，有的從事行政管理，有的則從事科學研究。他們的學習帶有明顯的個人目的，有的是為了提高自身的業務能力，有的則是為了提高學歷層次。職業身份不同，所需求的知識也不一樣，希望研修的內容也不一樣。比如，教育行政、教育政策、教育法律之類的研修內容對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管理者來說是熱門話題，而學科教學法、課程管理、心理咨詢、以情優教等方面的研修內容對各科教師來說特感興趣。而現有的課程設置往往難以滿足不同層次學員的需求，因而很難培養一大批高素質的中小學教師和教育管理干部。

二、工學矛盾突出

從培養院校來講，根據課程要求，盡可能希望教育碩士生有比較充裕的時間進行研修。從教育碩士生任職單位來看，他們希望盡可能縮短脫產研修的時間，以減少對學校工作的影響。有關調查表明：鼓勵并支持自己的教師攻讀教育碩士的學校不N5％，任職單位大多不同意教育碩士脫產研修一年或半年，同意教育碩士研修的學校不N50％，并且還有將近30％的學校在教育碩士研修期間不同意減少工作量，不同意報銷學費，也不支持開展教研實踐活動，這樣的問題在縣級學校尤為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任職學校從眼前的實際利益出發，認為教師外出研修影響教學工作的安排。還有很多學校擔心教師學成后會跳槽走人。⋯從教育碩士自身來講，一方面表現出強烈的學習欲望，他們認為只有脫產學習才能靜下心來進行研修，而且脫產學習時間越長越好；另一方面，由于任職學校工作要求的壓力，他們又不得不服從學校的工作安排，在研修和工作這臺“天平”上，向工作傾斜，但在其內心深處，則陷入“欲學不能，欲罷不忍”的兩難境地。由此可見，我國的教育碩士缺乏寬松的研修環境。工學矛盾使他們承受研修和工作的雙重壓力。在研修的同時又要兼顧本職工作，經常往返于工作單位與高校之間飽受奔波之苦，身心疲憊。試想，一個人的精神如果經常處于高度緊張的狀態下，那么他的在職研修又怎么能取得成效呢?

三、目標偏差——培養院校認識模糊

目前全國已有57所高校承擔著教育碩士的培養T作。自1997年開始試辦以來，人們對其必要性、重要性的認識越來越深刻，但至今仍有一些認識問題不容忽視。一些培養院校認為教育碩士算不上正規碩士研究生，在很大程度上與在職攻讀學位的人等同；與學科專業型研究生相比，教育碩士入學考試要求較低，學位論文學術品位不夠高，對院、系的學科建設與發展無足輕重，培養教育碩士沒有多大經濟效益，積極性不高。也有一些高校甚至將教育碩士作為一個創收項目來開展。由于認識上的模糊，在培養過程中出現了種種偏差，導致了教育碩士教育發展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