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戰國動亂550余年，其間戰火連綿，諸侯爭霸，生靈涂炭，人民遭殃，社會長期處于兵燹和混亂之中。

春秋時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將首都從鎬遷到洛陽。之后，鄭莊公首先稱霸，平王時“周鄭交質”，各以太子住在對方作為人質；桓王時鄭伯祝聃射中王肩，周王的軍隊被鄭國打得大敗，從此，“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鄭國之后，齊桓公在管仲的輔佐下打著“尊王攘夷”的旗幟對外擴張，形成很大的霸業；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以至于自己死而無葬；后宋襄公短暫稱霸，晉文公、楚莊王繼而爭霸幾十年，發生過多次大戰，最后在宋國大夫向戌的調停下晉楚弭兵，共為霸主，齊、秦與之結盟，其他國家還要朝貢；中原的烽火暫息，但東南的戰火又燃起來了，吳王首先稱霸，隨后越王勾踐成就了春秋時最后也是最大的霸業。到公元前474年，春秋時代結束。

進入戰國時期以兩件事為標志，一是魏、趙、韓三家分晉，三個大夫瓜分了晉國；二是田氏代齊，田姓長期居于相位，終于稱君。戰國之后，只剩齊、魏、趙、韓、秦、楚、燕七個大國，大家力量相當，誰也無法稱霸。不過，實力還是有相對強弱的時候。始則經李悝、西門豹等改革的魏國力量最強，后來齊國的孫臏圍魏救趙、減灶誘敵，在桂陵之戰、馬陵之戰大敗魏國的龐涓，同時，秦國打敗了勢力不斷擴張的楚國，這樣，齊國與秦國形成雙雄并立的局面。但是隨后樂毅率領六國軍隊打敗了齊國，齊國差點亡國，只剩莒和即墨兩地，最后田單用火牛陣收復了一些失地。但齊國還是衰落了，只剩強秦。長平一戰，秦國打敗了六國中實力稍強的趙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終掃平天下，結束了戰國紛爭的局面。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各倡其說，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陰陽家、兵家、縱橫家、農家、雜家等紛紛登臺亮相，中華文化處于鼎盛時期。

秦始皇當政后，建立郡縣制，也就是層層施控、上級命令下級的人治官僚制度（現代政治文明是法治分權的制度），同時，他采取法家的消滅文化的愚民治國態度，焚書坑儒，苛刑酷政；結果，秦祚短促。漢朝初時，吸取秦亡教訓，“與民休息”，蕭規曹隨，采納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大大增強了國力。但到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進入了漫無止境的意識形態獨尊的時代，文化趨于毀滅，民族的活力和創造性被窒息。

蘇聯文學理論自上個世紀20年代后期傳入中國以后，成為革命文學的主導思想；以后，蘇聯文學理論又中國化了，形成了文藝思想。蘇聯文學理論與文藝思想之間既有共同點，又有差異，這導致二者之間由合作到對抗，直至發生“反修”、“”。這一段歷史經驗尚沒有加以總結，有必要進行嚴肅的學術考察。

一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蘇聯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

蘇聯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扎根，有其社會的和文化心理的土壤，這就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任務以及對國家烏托邦的想象。在蘇聯文學理論引入之前，存在著學習西方文明的五四傳統。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爭取現代性的啟蒙運動，這場運動并沒有完成自己的歷史任務，而被爭取現代民族國家的革命運動取代。五四傳統的中止，存在著深刻的歷史根源。在中國，爭取現代性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存在著沖突，由于中國的現代性缺乏本土文化傳統的支援，只能從西方引進，而中國作為半殖民地，為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必須進行反帝斗爭。這樣，就產生了歷史的悖論：要建設現代性，就必須學習、引進西方現代文化，而要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就必須反對、批判西方現代文化。救亡的緊迫性，決定了中國由啟蒙轉入革命。五卅之后，中國的社會走向發生重大轉折，現代性神話讓位于國家烏托邦。歷史在此處迂回。重建民族自信心，尋找一條中國化的革命道路，建立一個東方式的民族國家，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的夢想。正當此時，蘇俄這個新興無產階級國家正從東方冉冉升起，使他們從中獲得革命的靈感。文學也開始了歷史的迂回。從“革命文學”時期開始，蘇聯文學理論就涌入中國，拉普派的理論成為激進左翼的文學團體“創造社”、“太陽社”的綱領。在蘇聯革命文學理論的指導下，對五四文學及其代表人物魯迅、茅盾、胡適以及葉紹鈞、冰心、郁達夫、周作人等人進行了批判，五四被認定為資產階級的文化運動，其代表人物被指斥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革命文學論爭以雙方和解，共同接受蘇聯文學理論收場。這標志著五四開辟的爭取現代性的啟蒙主義文學運動的中止，由革命文學運動取而代之。左聯成立之后，蘇聯文學理論全面引入，被蘇聯闡釋了的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理論，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盧那察爾斯基、波格丹諾夫等人的文藝思想得到大力譯介和推廣，很快取得在中國文壇的主導地位。蘇聯文藝理論的凸起和獨霸，與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需要密不可分。當時國民黨雖然取得了國家政權，但在文化上依然遵循準儒家式的民族表述方式，既缺乏最廣泛的民眾基礎，又無法提供關于國家未來的烏托邦式的想象空間，注定了其在意識形態爭奪中的劣勢地位。五四文學思想作為啟蒙時代的歷史回聲，與新的歷史要求發生沖突，它必然隨著現代性的落潮而遺落在空漠的歷史時空中。中國傳統文學思想，已經難以承載民族國家的文化想象。唯獨蘇聯革命理論包括文學理論，憑借著本國的成功經驗長驅直入，一路播灑國家理想主義的理想，適時填補了中國人的心理空缺，故而很快取得文化陣地的制高點。

蘇聯文學理論是特殊地緣文化的產物，具有兩重的文化身份。一方面，俄國文化受到歐洲文學傳統的影響，形成了認識論傳統。歐洲文學傳統包含人道主義和認識論兩個方面。蘇聯文學理論繼承了歐洲的認識論傳統的“摹仿自然”說，經“別、車、杜”闡發，形成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形象認識”觀點，后來在列寧的反映論的基礎上，最終確立起“文學是現實的形象反映”的經典論斷。反映論強調主體對現實的摹寫和鏡映，摒除主觀性，突出文學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另一方面，俄國文化屬于東方文化，帶有“東方****主義”的特征。蘇聯文學理論繼承了東方文化傳統，強調文學的意識形態本質和教化作用，具有群體本位主義的性質。它提出文學對現實的反映是受歷史條件、階級條件決定的，文學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性。作家只有擁有正確的世界觀、進步的階級意識，才能如實地反映現實，揭示現實的本質，達到真實性與革命性的統一。這是典型的意識形態論，它與反映論構成了內在的悖理。可見，蘇聯文學理論本質上是一種認識論和意識形態論的二元論。蘇聯文學理論雖然繼承了東方文化傳統，中斷了人道主義的西方文化傳統，但又不可能完全清除西方文化的影響，它潛伏在文學思想的深層，頑強地影響著文學的發展。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在“非斯大林化”以后，“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得到肯定，文學的人道主義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復。

蘇聯文學理論的引進，顛覆了五四文學思想，使中國文學思想史發生重大轉折。

首先，對文學本質的認識發生改變，由文學獨立轉向文學依附意識形態。五四文學雖然主張發揮文學的啟蒙功用，但仍然反對“文以載道”，主張文學獨立，“文學本非為載道而設”。而蘇聯文學理論則強調文學屬于意識形態，具有階級性，是革命的武器。

一、舞蹈中精神內涵的創造

1．以蘊涵文學思想內涵的形態為標志

文學和舞蹈有著緊密的聯系，每一件舞蹈作品所反映的文學意境幾乎都是從文學作品中得來的，文學意境的情景交融、虛實相生和韻味無窮，都是舞蹈藝術追求的目標。舞蹈作品如果缺少了文化底蘊的充實、文學意境的展現，那么它怎么能夠揭示人物深刻的內心，又用什么來打動我們呢?事實上，舞蹈作品不立足于觸及人們的內心世界，就難以進入更高的藝術層次，只能成為缺乏舞蹈獨立意識的藝術附庸。舞蹈作品創作者要堅持以文學作品和現實生活為基礎，努力創作以蘊涵文學思想內涵的形態為標志的舞蹈。以古典舞《庭院深深》為例，舞蹈以一個古代年輕婦女為主線，以其豐富的歷史底蘊和美麗感傷的舞蹈意蘊打動了觀眾。這種意蘊就像詩一樣，讓人擁有慢慢賞讀的興趣，使人漸漸走入那個婦女的內心世界，去體會她的心酸、她的憧憬和她的無奈。觀看后，我們會思考她生活的那個時代，處于被壓迫地位的婦女們，在自己的漫漫人生中，壓抑著自己的情感、消損著自己的紅顏，但是他們依然對未來有憧憬、有期待，可是這也許只是幻想，回到現實中還要繼續煎熬。從這個舞蹈中，我們能夠深深地感受到作品滲透的文化內涵和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文學意境。

2．以高雅文化品味和意趣為依歸

中國的舞蹈藝術與中國古老的歷史一脈相承，源遠流長。榮獲荷花獎的《踏歌》，以其輕靈曼妙的舞蹈動作和蘊含的中國古老舞蹈形態備受觀眾喜愛。它所展現出來的意向是意味深長的、是抽象的，需要我們從歷史文化對人的心理影響談起，因此我們有必要理解舞蹈背后特殊時代的中國文化。中國的歷史有繁榮也有衰敗，有統一也有分裂，就是這樣的歷史造就了中國的文化，成就了國人對人生的感悟。現如今，我們的社會處在大變革、大轉折時期，人們的觀念在轉變、社會機制也在改變，但是歷史是延續的，一脈相承的，文化是不會變的，當人們看到反映歷史的舞蹈作品時同樣會產生共鳴。《踏歌》反映了中國的動亂年代，用一種寫意的方式展現出了人性的美好，這種意象是對人生的贊美和追求，是歷經磨難之后感悟出來的人生真諦，展現的是深厚的中國文化底蘊，所以說舞蹈的美學和史學價值是難以言說的。因此，舞蹈作品的創作要基于高雅的文化品位和意趣，以中國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為依托，充實作品的人文性和歷史性。

3．以精神審美規范為主旨

［摘要］中華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沒有文化斷層的民族，中國古代的文化典籍積累至今可謂汗牛充棟，極其豐富。孟子“知人論世”說作為一種認知的方法，其主要研究對象是文學作家作品，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同樣以文學作家的作品為研究媒介。二者在研究對象上有共通性，因而知人論世成為文學研究的一種基本的方法，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影響深遠。這篇文章僅以實例為證，簡析孟子“知人論世”說作為一種認知方法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運用價值。

［關鍵詞］“知人論世”;文學研究;文學鑒賞;文獻辨偽

一、“知人論世”的提出與發展

孟子的“知人論世”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中國的古典文學研究過程中地位可謂舉足輕重。關于“知人論世”這一說法的來源，有文章認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而卿大夫們在引《詩》的時候經常斷章取義，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語，而忽視了詩句在整首詩中的意義。孟子認為這種截取詩句表達思想并不是對詩文本義的正確詮釋，歪曲了原意，正是對這種行為風氣的不滿，他提出了知人論世的觀點。”以這種說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論世”說是為了矯正曲解文義的錯誤行為，達到正確理解詩文的目的，但是仔細探源“知人論世”這一說法的出處，我們發現這種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論世”的提出并不是為了找出一個文學批評的準則。我們且以此說法的出處《孟子•萬章下》為證:“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譯成現今通行的說法，這段話的意思是鄉里的優秀人物就和鄉里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國家的優秀人物就和國家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天下聞名的優秀人物就和同樣是天下聞名的有識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聞名的優秀人物交朋友還覺得不夠，便可上溯古代的優秀人物與之交朋友。但吟詠他們的詩，誦讀他們的書，卻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么人，這樣可以嗎?因此要研究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并了解其人，這是與古人做朋友。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孟子在這里認為，不同層次的人交友范圍不同，層次高的人更需要溝通古人與古人做朋友，但與古人做朋友，只讀其詩書是不夠的，還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們的生存環境，這樣才能讀懂古人的詩書與其進行心靈的溝通，繼而成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論世”的本來意圖是闡釋尚友的方法，“頌其詩，讀其書”只是一種手段，由“知人論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尋味的是，這段話同時也客觀提示了一種對詩書的讀解方法，并且后一種的意義為后世之人不斷闡釋發展，它的影響已遠遠超過了本意。

“知人”與“論世”是兩個相互獨立卻又聯系的概念。“論世”是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須“論世”。所謂“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經歷、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論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處時代，了解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因素對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還有了解激發作者產生創作欲望的臨時動因等等。文學作品在創作過程中，作者會有自己一定的動機。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會因為作者情感體驗、生活體驗、生活環境和時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藝術風格方面，不同的藝術道路，不同的審美風格和不同的個性心理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正如魯迅先生曾說:“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樣才較為確鑿。”［3］如果要論文，最好是能夠在通篇考慮的基礎上顧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跡、處世為人，更要顧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狀態，兼顧了作者的“全人”和“社會狀態”兩個方面再談論文，才更為全面和確鑿。魯迅先生的觀點實則就是肯定了“知人論世”的重要性。

北方地區的關中、河南文學衰落，大都、河北一帶則開始興盛。南方地區以江浙和江西為最主要文人聚集區[1](P245-287)。

梅新林在此基礎上，將各行省、府州、縣的具體人數統計了出來，并引入“今屬省籍”進行比較[2](P124-134)。《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遼金元卷》專設“元代之區域學術精神與詩文風貌”一章[3](P439-459)，按照前中后三期的時間線，論述了前期北方的北宗學術與中州文風、南方的學術融會與文風融通，中后期極具代表性的江西、江浙、吳中文壇實績，對元代地域文學做出了整體勾勒。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4]涉及南宋遺民的地域分布、遺民類型及群體心態、詩歌主題取向等內容，該書將遺民群體按地域分布劃分為：故都臨安群、會稽山陰群、臺州慶元群、浦陽群、嚴州群、江西群、福建群、東莞群等。唐朝暉《元遺民詩人群研究》[5]以江南浙西道遺民詩人群、浙東遺民詩人群、江東建康道遺民詩人群、江西湖東道遺民詩人群、福建閩海道遺民詩人群、海北廣東道遺民詩人群及其下屬各路等行政單位為劃分單元，對其境內的元遺民詩人進行了系統考述。查洪德《元代學術流變與詩文流派》[6](P61-71)將元代詩文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六大流派，三個階段指前期的南北抗衡，中期的東西并峙，后期的吳越對立。六大流派則指前期的北方和南方，中期的江右和浙東，后期的吳中和浙東。這一分類大體符合歷史事實。顧世寶《元代江南文學家族研究》[7]簡單介紹和描述了江浙、江西、湖廣、福建等地的27個文學家族，并對宣城貢氏作了重點討論。元末明初的詩歌流派異彩紛呈，相當繁盛，明人胡應麟對此有精辟概括“：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高啟），越詩派昉劉伯溫（劉基），閩詩派昉林子羽（林鴻），嶺南詩派昉于孫蕡仲衍，江右詩派昉于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8](P342)王學泰《地域分野的明初詩歌派別論》，廖可斌《地域文人集團的興替與元末明初文學思潮的變遷》，李圣華《初明詩歌研究》[9]都是聚焦此段文學史實的研究力作。后者為專書，以越中派、吳中派、江右派、閩中派、嶺南派五個詩歌流派為主要研究對象，全面系統地對其群體構成、詩歌創作成就和詩歌發展狀況進行了探討。具體地域研究方面，江浙、江西、大都作為元代文學最發達的區域，匯聚了學界最集中的關注和最高的研究熱情。

江浙元末明初的五家詩派中，吳中派是學術研究的熱點，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周明初、程若旦《元末明初吳中文學研究綜述》[10](P37-42)從綜合性研究、文學思想研究、社會文化研究等宏觀方面，以及作家作品、詩社研究等微觀方面入手，對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吳中文學論述進行了整理和總結。該文未嘗涉及的重要研究成果還有廖可斌《論元末明初的吳中派》，晏選軍《元明之際吳中地區士人群體與文學思想研究》[11]。元代浙東地區文化鼎盛，文人輩出，特別是在元明之際，浙東文人階層因其與朱明政權的緊密聯系而備受關注。董剛《元末明初浙東士大夫群體研究》、王魁星《元末明初浙東文人群研究》、魏青《元末明初浙東三作家研究》[12]關注浙東文人的生平出處與政治選擇，都將文人命運放在元明易代大環境下考察。后者主要選取劉基、宋濂、戴良三人進行研究，分別考察了他們的生平交游和文學創作。饒龍隼《元末明初浙東文人擇主心態之變衍及思想根源》[13](P73-79)通過浙東文人擇主心態的變衍，反溯其根源在浙東“正學”：將“正學”施之政治，陷入天下是否為公的悖論，終使擇主失敗。江浙郡邑文學研究方面，歐陽光《論元代婺州文學集團的傳承現象》[14](P380-400)粗線條勾勒了婺州作家群的傳承情況，并扼要分析了形成這一文學集團的歷史原因。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體研究》[15]以浙江婺州地區的文士和文學為研究對象，描述了當地的詩文創作情況，并為黃溍、胡助、吳師道、宋濂、王祎五人編制了年譜。楊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詩文研究》[16]分析了宋元之際四明文士的心態及其文學理論與主張，并對舒岳祥、戴表元、袁桷的詩文活動分別設章進行了研究。崔志偉《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體研究》、朱傳季《元末明初杭郡文人集群研究》[17]兩篇學位論文則關注了元末明初松江和杭州的文人群體和文學現象。

江西元代的江西文學十分繁盛，取得了巨大成就，今人有以下研究成果：劉明今的《劉辰翁父子與宋元之際江西文壇》、《吳澄與宋元之際江西地區文學批評的風尚》[18]兩篇文章聚焦元代江西重要文人劉辰翁和吳澄，分析了圍繞在他們周圍的江西文人群體及其文學思想，并提出江西地域文學特質有異于其他地區。饒龍隼《南唐故家與西昌文學》《接引地方文學的生機活力———西昌雅正文學的生長歷程》[19]二文聚焦江西泰和（西昌），將該地獨有的文化氣質與南唐時期舊家古族遷居于此聯系起來，并發掘其深刻的文學意蘊，認為其雅正和平的文風與明初臺閣體的出現息息相關。唐朝暉、歐陽光《江西文人群與明初詩文格局》[20](P141-145)與饒文的結論頗為相似，該文認為江西文人群以其獨有的性格特征，在明初得以超越吳中、越中文人而成為文壇的主要力量。其典雅淳樸的詩風文風與明初政治文化需求趨向一致，從而成為文壇的主導風格，并深刻影響了臺閣體。劉建立《元代陸學與江西文壇———以劉壎、李存為研究中心》[21]以元代陸學與江西文壇的交叉為切入點，以劉壎和李存為重點研究對象，在介紹元代社會思想潮流和江西文壇風氣基礎上，分析了劉壎與李存的陸學思想，以及在陸學思想影響下的文學理論與詩文創作。

大都元大都是元代政治中心，也是文人墨客匯聚之地。辛夢霞《元大都文壇前期詩文活動考論》[22]主要考察了1215年蒙古攻占燕京至1315年元朝開科舉的一百年間，以燕京及大都為中心的文學圈內，文人群體的詩文活動。該文以準備、開端、融合、高潮前奏為次序描述大都文壇的歷史發展，全景勾勒出帝都文學的盛景。楊鐮《元代文學的終結：最后的大都文壇》[23](P96-103)例舉大量文人事跡，回顧了至正二十八年以前十幾年間大都文壇最后的繁榮和落寞，揭示了大都文壇在溝通南北文人聯系交流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最后無可挽回地曲終人散的結局。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學史》[24]分上下二編，上編為北京元代文學的基本內容，包括對社會背景和文化特征的描述及對北京元代文學狀況的簡要勾勒，上編的主要篇幅則是以作家介紹為主的大都雜劇、大都散曲、大都詩文三部分。下編為北京元代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雜論之作。

綜合上述，元代地域文學研究成果豐碩，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可以說，這些研究已經基本廓清了元代地域文學的創作實績。其中，江浙、江西、大都三個研究熱點的突出也表明相關研究已大致勾勒出了元代地域文學的歷史輪廓。筆者認為，今后一段時期，元代地域文學還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展開深入研究，取得進一步收獲。一是加強搜集元人自身和明清人對元代地域文學發展的觀點和見解，從“夫子自道”和“后人接受”兩方面著手，還原地域文學現象的歷史原貌和衍變線索。元人對其所處時代的文學實況已有清晰的認識和較為系統的總結。如劉詵論江西文學，胡助論婺州文學等等，就表現出顯著的建立學術傳承譜系的意識。又如清人顧嗣立在《元詩選》中對元代詩歌北方承金、南方接宋、西北弟子聯翩而至等現象的描述也帶有總結時代文學線索的意思。二是加強不同地域間文學交流和互動的研究。地域文學雖然具有較獨立的研究品質（如地域風貌與文學風氣的投合等），但并不意味著一定要進行排他性的研究。不同地域間的文人是在流動和互動中完成人際交往和文學交流的。這既包括文人的流寓和過境，也體現在相互酬唱和撰寫送別序方面。不同地域文學間的碰撞和融通往往具有特殊的文學史意義。三是加強縣域文學研究。地域文學根據不同的行政劃分形成了不同的分區單位。元代地域文學既可以簡單地以南方和北方為論述單位，也可以進一步以江西、江浙、大都等行省一級為單位，甚至再進一步以婺州、四明、杭州等郡邑一級為單位。這三種行政區劃級別上的地域文學研究都已為學界認可和重視。但實際上，我們還可以再具體細微地將研究觸角伸展到州縣一級，開拓縣域文學研究的“小”天地。如江西之豐城、南城、南豐、泰和、清江，江浙之天臺、黃巖、桐廬、浦江、上虞等地皆是人杰地靈的所在，詩文創作繁盛，在這一級別上進行的相關研究能更深地觸及文學最底層最本質的東西。況且文人在為文章署名時，常常自稱某縣域某人，這是他們對個人身份進行自我體認的表現，理應引起我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