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迄今是考古發現極為繁盛的時代，利用考古發現來解決古代文學的相關問題，拓展研究視閾，是學術研究的重要途徑。這一方面，唐代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胡可先、孟國棟、武曉紅《考古發現與唐代文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書，集中于考古發現對唐代文學研究的意義和作用、新出石刻文體學研究、新出石刻文獻個案研究、唐代詩詞相關名物研究、摩崖碑刻研究五個方面的研究，標志著唐代文學研究視閾的新拓展。

梳理與歸納結合，揭示了考古發現對唐代文學研究的價值和作用。《考古發現與唐代文學研究》系統總結了唐代考古發現的四大類型及總體價值，著重從詩人事跡的輯考、文學背景的鉤稽和文學作品的解讀三個方面論述了考古發現對唐代文學研究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獻與中古文學研究》認為，地下文物的出土扭轉了區域文學研究史的薄弱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區域文學的空白，如長沙窯瓷器題詩，為唐代湖南地域文學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為研究唐詩地域分布提供了對比空間。《新出墓志與唐代文學研究的拓展》論述了墓志在拓展文學名家研究視閾、重新發現被埋沒詩人詩作、展現傳記文學特殊形態、提供文體研究重要載體等方面的重要價值。《新出石刻與唐文創作研究的思考》則涉及了唐代墓志這一應用文體對唐代文章學研究的意義。

考證與發覆并舉，解決了唐代文學研究中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書中有對新出土單篇墓志的專門解讀，如《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釋讀與價值論衡》《新出土唐代詩人〈廖有方墓志〉考論》《新出土唐代詩人〈楊收墓志〉考論》；有通過新出碑志引發對唐代經典詩人的研究，如《出土碑志與杜甫研究》《從〈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隱逸》；有通過出土碑志展開對特定家族文學群體的研究，如《唐代詩人盧綸家族新出墓志考論》；有通過摩崖碑刻展開特定時期文學環境和背景的研究，如《武則天君臣石淙詩碑考論》。這些論文或提出了前人未及之新見解，或糾正了前人認識之偏頗，或揭開了前人未發之覆。如利用《楊收墓志》，還原了楊收家族世系、婚姻、科舉仕歷、貶死、昭雪的情況，論述了楊氏家族包括楊收、楊發、楊乘、楊鉅、楊檢、楊凝式等人的文學成就，考察了《楊收墓志》撰寫者裴坦的情況；通過考證嵩山石淙武則天君臣唱和的摩崖石刻，探討其道教內涵，考察了武則天時期政治、宗教、文學創作背景，為七律演化過程提供了重要證據。

思路與內容創新，開拓了唐代文學研究的新視野。首先對新出石刻文獻文體學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新出石刻與唐文創作研究的思考》對唐代石刻文研究進行了價值重估與文體定位；《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體的成立》著重闡述了墓志這一應用文體的起源和早期演進；《論墓志文體志文和銘文的特點、功用及相互關系》主要從特點、功用、區別與聯系等角度對墓志志文與銘文進行了探討；《碑志所見唐人合作撰文現象研究》全面清理了唐人碑志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文現象，研究了唐代文章的作者身份、創作淵源和發展演變等復雜情況；《文學自傳與文學家傳：新出土唐代墓志文體的家族因素》主要從文學自傳與文學家傳對比融合的層面探討了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其次利用實物影像對比印證文學作品中的制度名物，解讀作品的深層內涵和多元意蘊。《“蹙金”考──一個唐五代詩詞名物的文化史解讀》借法門寺地宮出土的蹙金實物影像，考察了唐五代詩詞中常出現的“蹙金”名物的文化史意義及其與“盤金”“縷金”“貼金”在詩詞中的不同表現作用；《金銀飾品與唐五代詩詞》考察了唐五代詩詞中金銀飾品名物屬性及其文學表現特點；《杜甫〈麗人行〉名物考釋圖證》從名物和圖像的視角對杜甫的傳世名篇做出了新的解讀和詮釋。

總體來說，作者在利用考古發現進行稽考的過程中，注重以唐人的眼光看待唐代文學，努力尋找唐代文人自我呈現的特定空間，盡力還原唐代文學得以產生的原生狀態。始終做到出土文獻、文物與傳世典籍并重，重視利用傳統金石學所積累的優秀成果，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可靠材料進行整合研究，最終做到從史料實證上升到學理概括，已達到運用出土文獻進行唐代文學研究的較高境界。

作者：楊瓊單位：浙江大學中文系

一從全球視角重新審視我們的研究

這些年元代文學研究方面，文獻整理有一些成果，研究著作多了。應該說，取得很多成績，隊伍也壯大了。但元代文學研究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應該注意到，我們的整個學術研究處于一個大的轉型期。古代，在中國為中心的地域內是以中國學術為主導的時期。近代，中國是以西方理論為依歸的時期。現在，應該是重新審視學術研究走過的歷程，以全球視角進行研究的新時期。2011年，中國史學界的研究熱點問題之一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道路的重新思考。2011年3月，《光明日報》開辟了“中國路徑”專欄，先后發表專文論述侯外廬先生、錢穆先生關于中國路徑的探索。2012年7月，《中華讀書報》刊登了清華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的跨語際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坊學術交流會議的文章，提出：反省過去二百年的知識結構，西方的文明等級論、殖民史學理論以政治無意識的方式運作，早已潛移默化，必將影響人們對于過去、現在、未來中國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上，發動對文明論和殖民史學的檢討不僅很必要，而且勢在必行。中國理論界傳統學術思想的影響仍在，西方理論影響更甚。美籍華裔教授余英時說，從20世紀初年學者崇拜西方社會理論開始，“理論上的西方中心論和實踐中的西方典型論構成了中國史研究中的主流意識”，“但牽強的比附則只能在中國史研究上造成混亂與歪曲而已。但這一削足適履的史學風氣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三聯書店，2005，4頁）。在20世紀50年代，西方已出現關于全球視角的著作。英國巴勒克拉夫的論文集《處于變動世界中的史學》于1955年出版，算作“全球史觀”理論的先行者。美國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著《全球通史》1970-1971年問世，至1999年出版第七版。書中說：中國可以為擁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中國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獨特的。直到現在，中國文明依然是獨特的、唯一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國地理上的封閉性。中國位于歐亞大陸的東端，因巨大的山脈、沙漠和草原而與大陸的其他部分相分隔。中國東臨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凍的西伯利亞干草原。（《全球通史——從史前到21世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這些論點并非這本書首先提出，這里引用只是說明這已是公認的看法。2014年4月，清華國學院出版《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國》一書。其中有兩位元史專家的文章，劉迎勝的《全球化視角下的古代中國——古代中國與其他文明古國及周邊世界的交流與互動》和姚大力的《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國邊陲》。世界史界也在探討世界歷史的新寫法。在全球化視角下探討中國自己走過的路徑，是我們應該做的事。但所謂“全球化視角”，并不是說一句話就能做到的，而是一場學術重建的長期工程，需要重新審視過去的研究成果，繼承中國舊傳統的優長，兼顧西方新優長。不是說大家都要來做同類型的題目，研究者都應該立足自己的研究方向，進而從全球視角重新思考自己的研究工作。

二目前我們的學風已嚴重影響學術的發展

學術界不少朋友談到學術界和高校存在的問題，也談到學風問題。當前中國學術確實面臨危機的問題：盲目強調與國際接軌；學術壁壘沒有改觀跡象；行政化領導學術；學術商業化推動；學術腐敗嚴重，道德淪喪；把學術之作看作易事。據報導，全國論文公司的年收入以億計，一篇論文，不過花幾百元，從計算機中搜索有關數據，簡單用些套語編排即可。呂叔湘先生說：“竊以為一切科學工作都是在紛紜中求條理。如果目中無紛紜，只是在二二得四、三三得九上做文章，到頭來有何結果？”有的人卻認為寫文章很容易，計算機打開，中外數據一引，“杰作”就寫好了。引用二手材料，絕不查對，根本驢頭不對馬嘴。讀書只看要引用的那幾句話，不看首尾，妄下批評。陳垣老師說：“考尋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言，人實誑汝。”余英時說：“獻身于學術思想的人永遠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們必須從熱鬧場中退下來，走進圖書館或實驗室去默默地努力。”（《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三聯書店，2004，441頁）只有“根據原始史料所透露的內在脈絡，去研究中國史任何時代的任何問題，其結果必然是直接呈現出中國史在某一方面的特殊面貌，因而間接加深我們對于中國文化傳統特色的認識”（《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5頁）。我到了八十歲，回想做學生時老師的教導，我現在想老老實實按當年老師的教導寫幾篇文章。鐘敬文老師說：“不是寫成文字，發表了，就是科研成果。是要在所研究范圍內，有進一步說明的問題。”陳垣老師講授史源學，要求學生擇名著一二種，逐一追尋其史源，因其考證而考證之，觀其如何發生問題，如何搜集證據，如何判斷結果，由此練習讀史書的認識能力及方法，并糾正其中的疏漏錯誤，增強自己的科研能力。我選擇蕭啟慶先生的關于儒戶的權威文章，依老師的教導，也寫了一篇關于元代儒戶的文字，發表在北師大古籍院主辦的《元代文獻與文化研究》第一輯。我又選擇夏承燾先生、葉嘉瑩先生關于王沂孫的大著，寫了一篇關于王沂孫的文字，發表在《國學研究》第三十三卷。我現在想好好學習，希望有所進步。

三元代文學學會的學術使命

面對元代文學史重建的任務，面對中國學術危機問題，我們籌建元代文學學會，我也想說兩句話，供大家參考：希望不是走江湖黑道，而是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提倡嚴謹的學風。大家交流信息，精誠團結，互相尊重，創建一個合作平臺，切實推進元代文學研究。元史界是一個值得學習的對象。他們的理論走在前面，已取得很多成果。元代文學研究與他們比較，相對落后。但他們已有的研究成果，偏重于民族、邊疆、考古發現等，現在也開始重視中華民族文化研究。我的想法是：我們以當時文化最高水平的地區為中心，聯系不同地域、族群，研究他們如何在元代文化環境中互相影響、沖突、交流，促使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中華傳統文化是中國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不只是漢族。漢族本身融入不止一個民族。從古代至現代，中華文化的發展有一條自己的路徑。我們元代文學研究是這個文化的一部分。我們要加強研究，創造新的成績。

1.在對文學外部研究的興盛及對“真實”的訴求的研究

最常見的是其與馬克思主義的聯系，這代表了追溯這種傳統的一種思路，即從西方舶來的理論資源中尋找提供了支撐的部分。然而應該指出，這是對于龐大的西方理論的簡單化處理。這種傳統的西方理論支柱，應該是更寬泛而又更準確的一種文學觀念，即歷史主義觀念。盛行于19世紀的西方的歷史主義觀念，雖然是個寬泛概念，然而其核心即在于將文學與外部原因，如時代、種族、社會等緊密關聯起來并對比關照。而由于其傳入的時代（20世紀初）對于思想發展的需要、以及其與進化論的糅合傳播，歷史主義觀念對中國此后的文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中也包括了馬克思主義的文論。在此同時，歷史主義觀念的傳入、沿襲與作用，并不是單一的原因。仍然從西方理論引入的角度看，在對整個西方文學的研究中，對其歷史悠久的“摹仿”論傳統的接受，必然也對此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這種影響無疑是與歷史主義觀念糾合在一起的，在此不多贅言。而從中國自身的文學傳統來說，必須要提及的是“文以載道”的傳統觀點的深遠影響。文以載道，體現的就是強調社會性、功能性的文學觀。而又因為“道”的模糊性與可寫性，在歷史沿革中，這種觀點不停地被革新，也不斷地被沿襲。到了作為新文學開端的五四時期，“文以載道”作為一種舊思想受到排斥，然而與此同時興起的將文學與種種社會思潮、救國思想聯系起來的趨勢，卻恰恰變式地沿襲了“載道”的傳統。至此，“載道”便于傳入的西方文論一起，對中國以后的文學研究造成了深遠的影響，而本文所提及的外部研究興盛、熱切追求文學的“真實”，即是其中一個顯著的結果。

2.在吉林大學老一輩學者的早期研究

既然處于那樣的時期與環境下，這種特色自然是并不難見得的。如劉柏青老先生的《魯迅與日本新思潮派作家》一文。在對新思潮派作總括與介紹的時候，劉老先生并未太多地從日本古典到近代的文學發展、以及新時期文學吸納革新來著手分析，而是更多地以社會條件為著眼點，也即是采取了以外部研究為主的研究方法，強調“這樣的事實，決定了明治文學的面貌”，因而“它缺少那種強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也缺少積極的浪漫主義的風采”。而在論述“同魯迅有了文字之交”的芥川龍之介時，也多從其小說的敘事內容出發，與其生平、所處年代、環境相聯系，并作出了非常富于社會道德意味的結論：“作為一個人生的戰士，他是失敗了，而他的文學也就成了‘失敗的文學’。”在此同時，我們應該指出，劉老先生的論文里也有著豐富的文學內部研究的成果，是不應該被刻意無視的，比如在論證芥川與魯迅的歷史小說時，更多地是從文學趣味、小說文體的演變著眼的。然而此處關注的是，外部研究如何成為中心，并且左右著文學評價的最終定論。而且，劉老先生的此文絕非孤例。那一年代的吉大學者們的研究，作為全國主流研究的一個局部，顯現出對外部研究的偏重，以及與此密不可分的對文學“真實”的追求。再如劉柏青教授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藝所受日本無產階級文藝思潮的影響》、金訓敏教授的《論魯迅的“拿來主義”》、劉中樹教授的《漫談老舍的創作的民族化和大眾化》等皆對此有所體現。而在思想解放文壇革新的歷程中，這種傳統雖然依舊有其強力的影響，卻無法不受到強烈的沖擊。正如馮友蘭《新理學》中提出的“照著說”、“接著說”，乃至于“對著說”，在文學研究進一步發展之時，如何面對偏重外部研究、“真實”追求的傳統，如何在此上做到吸收與超越，又一次成為了學者研究中無可避免的問題。那么，傳統的重外部研究的方式從一種絕對主流變為相對主流，并且帶上了“舊”的文化標簽以后，學術界是如何繼續研究、發展的呢？作為作者對于文本的自我把握的直觀表現，題目中的要素開始豐富了起來，并且明顯地形成了一種更“復雜”的標題構造———即形成了一種更專屬于“文學”的標題形式，其中文學作為主體與許多新的美學、文藝學、社會學理論結合起來。如張福貴、馬麗玲《人類思想主題的生命解讀———張資平小說主題論之二》，張叢皞的《“大團圓”與中國現代小說創作的主體意識變遷》等等。從文本來看，在新時期的學者研究中，超越舊傳統的努力是不難尋見的。一方面，從接繼的角度來說，舊的通過外部研究拓寬文學研究的方法，通過對更大的主題的探究被延續下來，文學獲得獨立性前提下，被置于一種大視野之中進行分析。如張叢皞、韓文淑的《詩意難尋的生命寓言———重讀<憩園>》,在對經典作品的重新解讀中，延續了作品的外部研究的傳統。然而這里應該注意，外部研究已經不再處于中心地位，而是在文學作品內部分析的延伸中得以被提及。這是與以往“從外而內”的外部研究絕不相同的，文學的自主性得到了更大的關注。但仍有一種延續的趨向，即對文學“外部意義”的追求。簡而言之，是對文學意義的延伸。如張福貴、馬麗玲的《人類思想主題的生命解讀———張資平小說主題論之二》，即是從文本分析著手，進而延伸到外部，提出一個廣闊的生命主題。這種研究方式與舊傳統的關系是十分微妙的：一方面它繼承了舊傳統，體現了舊傳統的在“真實”以外的追求，即文學的廣義性，以及對“意義”的追求。而如今，這當中的“意義”在社會性與功能性上已經變得不再單一，體現出了一種非文學性和拓展性。另一方面，它并不使文學在延伸的意義中成為附庸，也不在拓展性的追求中因為“真實”與“公用”而使文學成為工具。

3.這里依然顯示出傳統的強大影響

無論是歷史主義觀念還是文以載道，都在這種文學拓展性的追求中體現出來。文學的主體性與文學的非文學性追求，在這里依然小心地并行著。另一個引人注目的趨勢，在于對外部研究的反思與直接的擺脫。舊的傳統被視為文學研究的異質與偏向，被有意地擱置起來。這與第一種趨勢是不一樣的。文學研究在文本中展開，對于作者與讀者的方方面面的探討為文本的分析所規定。如張福貴、白瑋的《破壞與發現：現代漢語詩歌語言意識的覺醒及其實驗》就將關注的焦點放置在文學內部的詩歌語言上，并且聲明：“這種語言觀轉型的根本和內在原因，自然來自于詩歌創作本身，因為不斷解除眾多來自社會意識形態的外在清規戒律之后，創作本身的問題則依然存在甚至因而進一步凸現出來：我們已沒有理由再埋怨‘他者’的制約，我們只能直面詩歌‘自身’。”有趣的是，研究者自身的處境，與這里被探討的創作者的處境恰恰有很相近之處。傳統不再依靠文學以外的影響力束縛文學研究，然而也不再為文學研究提供一個簡單的評價體系，此時文學研究的走向是需要關注的。如何處理文學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的關系，依然是發展中的重要問題。綜上所言，在文學的外部研究與“真實”訴求的傳統在新時期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文學研究也以不同的形式追求著對舊傳統的超越，以及在文學自主性的注重中對于文學的重新認識與作品的重新解讀。無論是承繼舊傳統，試圖闡發文學更廣闊的意義；還是專注于文學內部，彌補傳統之下文學研究的偏頗不足之處，都是值得關注的。而在傳統中單一的評價體系變得多元之后，如何確定文學研究的價值，吸納更多的新生研究的領域與方式，更將是學科發展的關鍵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同時，文學的外部研究與“真實”訴求，并不應該被否定被棄絕，如何對待這個傳統，是值得深思的。

一、我國體育文學的發展現狀

（一）體育文學發展意識相對薄弱

無論是從遠古到現代還是從國內到國外，體育與文學之間都有著緊密的聯系，彼此在相互推動、相互促進的過程中發展。但是，近年來體育文學才以獨立形式出現，尤其對于我國而言，體育文學的起步時間更晚，各方面的探究依然處于萌芽階段，有關體育文學方面的形式、內容、媒介、傳播等都還不成熟與完善，相關的學者、作家以及廣大民眾等對體育文學的發展觀念還相對薄弱。常言道，意識是實際行動的先導，薄弱的思想觀念必然會成為體育文學發展的瓶頸。

（二）體育文學的交流平臺不夠發達

由于體育與文學分別歸屬不同的學科門類，無論是研究目標還是內容、屬性等都相差甚遠，因此，在實際社會生活中，針對體育與文學的交流平臺也少之又少。兩者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不到位，必然會影響體育文學的發展，因為體育文學的壯大離不開體育與文學這兩門學科中的任何一科，更離不開兩者之間的融會貫通。但長期以來，文學發展文學、體育發展體育的這種割裂的文化發展狀態，使得體育與文學幾乎成為兩個毫不相干的領域，兩者間的封閉性發展嚴重地阻礙了我國體育文學的健康發展。

（三）體育文學保障制度的缺失

一、后殖民時代英國文學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時代英國文學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發展的形勢是由多種原因推動而構成的。

（一）殖民時代的血腥工業時代

由于資本積累的需要，殖民主義隨之成為西方世界普遍認同的一種積累財富的手段。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學作品都對殖民主義的行為進行粉飾，甚至于為殖民主義搖旗吶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來看，殖民主義是一種對落后國家人民的血腥壓榨，但是從某些“精英”們的眼光來看，這種行為卻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義時代，不少“精英”仍然堅信，只有“殖民主義”才能推動國家迅速發展，因此，這些“精英”選擇了各種方法為新時代的“殖民主義”搖旗吶喊，而英國文學就成為了他們最喜歡的一種方法。因為通過文學將自己的思想進行傳播，不僅具有隱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夠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他們的觀點，從而實現“殖民主義”思想傳播的目的。因此，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時代”的英國文學去喚醒人們的警惕，更遑論對英國文學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義時代，英國都以隱蔽的方式對落后國家進行新型的“殖民主義”。為迎合這種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國的御用文人們也將開始為“殖民時代”的行為作出各種冠冕堂皇的解釋。例如，著名的文學研究學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細研究過英國文學研究傳統的形成史，論證了這一傳統緊抓不放的文化與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嬗變之間的鴻溝。盡管不少反對者爭相駁斥此類觀點，但是依舊有不少英國學者對該類英國文學出現困境的緣由深信不疑。這就使得不少英國學者認為對殖民時代的英國文學研究已經可以畫上句號，從而在思想上禁錮了其研究英國文學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