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春

一作為新倫理的科學

受晚清科學救國思潮的影響，青年魯迅除了學習自然科學外，還嘗試了科幻小說的翻譯。他在這方面的主要成績，是翻譯了凡爾納的《月界旅行》（1903）和《地底旅行》（1906）?！对陆缏眯小肥歉鶕锨诘娜兆g本轉譯的。該小說講述的是美國的一群天文愛好者在亞電等人的帶領下，克服重重困難，制造飛船并成功登上月球的故事。與同時代人相比，魯迅對“科學”有不同的理解。洋務派將中國的被動挨打歸因于科技的落后，提倡實業救國。維新派則認為，政治制度的落后才是主要原因，因此需實行君主立憲。在時代風氣的影響下，青年魯迅曾在江南水師學堂和南京路礦學堂學習自然科學技術，后又到日本學醫。然而，魯迅逐漸認識到，科學不僅僅意味著一系列的知識，“科學乃是倫理甚至精神問題了”。5在翻譯《月界旅行》時，魯迅的初衷并不是要普及科學知識，而是想要倡導一種新倫理、新精神。在《月界旅行•辨言》中，他便從這個角度來解釋這部小說。他指出，人類依靠理想、意志和科學技術，正逐步地征服自然，因此，是“有希望之生物也”。而小說作者正是“以其尚武之精神，寫此希望之進化者也”。魯迅希望通過這部小說來證明人的精神力量和認識能力的偉大，使讀者“獲一斑之智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導中國人群以進行”。6因此，魯迅特別重視小說的審美效果，而有意排斥其科普功能。他指出，“臚陳科學”，會導致“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難”的局面。要激發讀者的興趣，必須“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因此，便需要“掇取學理，去莊而諧”，最終“使讀者觸目會心，不勞思索”。7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魯迅對小說做了一些增刪改易。首先，在文體上，魯迅采用了章回體。這也是晚清翻譯小說的普遍性做法。魯迅的譯本每一回都有回目，在很多回的結尾有回末詩，又有“究竟為著甚事，且聽下回分解”這樣的套語。其次，在內容結構上，魯迅對原文的各章進行了“截長補短”。他刪掉的章節主要是原文第五六兩章。這兩章講的都是人類對月球的認識，屬于一般知識的介紹，沒有情節的推進，難免讓“常人厭之”。同時，他還對不少章節進行了合并。比如，原文第三章講巴比堪的報告所引起的反響，第四章講劍橋天文臺的建議，而在魯迅的譯本中，這兩章被合并為第三回。這些被魯迅合并的章節，大體上都屬于一個故事單元。為了滿足章回體小說在敘事上的緊湊性，魯迅盡量將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濃縮在一章里。在隨后翻譯的《地底旅行》中，魯迅也采用了同樣的處理方法。最后，在語言上，魯迅采用文白混雜的形式，并做了刪削。他說：“初擬譯以俗語，稍逸讀者之思索，然純用俗語，復嫌冗繁，因參用文言，以省篇頁。其措辭無味，不適于我國人者，刪易少許?！?這樣的處理，顯然也是為了便于讀者的接受。在這一時期，魯迅的譯作不多。他最感興趣的，是科幻小說中所蘊涵的探索、進取、求真的倫理精神。他的翻譯，只是為了傳遞這一精神。而對翻譯這種行為本身，魯迅還沒有來得及思考。

二“比較既周，爰生自覺”：比較文化視野與翻譯的使命

1906年幻燈片事件后，魯迅開始反省科學救國的理想，并開始從比較文化的視野來重新審視中國的歷史危機。在這一比較文化的視野下，魯迅的翻譯觀也發生了飛躍。沿著早期從倫理、精神的角度來認識科學的思路，魯迅開始反思科學的局限性。在《科學史教篇》中，他贊賞了科學的發達給人類帶來的進步。但對于中國的“興業振兵”之說，魯迅認為，這種主張實際上“僅炫于當前之物”，“惟枝葉之求”，只看到了西方科學發達的表面現象，卻“無一二士尋其本”，違背了“進步有序，曼衍有源”的發展規律。他提醒人們，片面地追求科學技術，則“所宅不堅”，不能長久，而必須追尋科學得以發達的文化根源。他認為，“教宗學術美藝文章”，“均為人間曼妙要旨”，必須與科學協同發展：顧猶有不可忽者，為當防社會入于偏，日趨而之一極，精神漸失，則破滅亦隨之。蓋使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于無有矣。9魯迅認為，社會的健康發展，決不能“入于偏，日趨而之一極”。僅僅注重科學，就容易造成人“精神漸失”，而最終，失去了文化的沃土，科學也必然“同趣于無有”。在隨后的《文化偏至論》中，魯迅更深入地闡述了這一思想。他首先再次批評了洋務派“競言武事”的救亡思路。他的批判，并不是從兵工科技對挽救危亡無效這一角度出發的，而是著眼于社會、文明的進步：“夫以力角盈絀者，于文野亦何關？”他認為洋務派只知道學習西方的兵工技術，卻不知道與古人相比，不過是殺戮的機械先進了一些而已，根本無法顯示人類的進步：“則曷弗啟人智而開發其性靈，使知罟獲戈矛，不過以御豺虎，而喋喋譽白人肉攫之心，以為極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10然后，他又批判了維新派發展實業的主張。他認為在“國若一日存”的情況下，發展實業，或許能夠“廣有金資，大能溫飽”，但如果“怙恃既失”，就有可能“被虐殺如猶太遺黎”11，而更嚴重的后果還在于，這會助長人們自私自利的思想，并不能真正改善人們的生活。

三“內曜”與“心里的煩悶”

在研究領域和研究題目上，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更大的拓展。傳統熱點，如莎士比亞、喬叟、《貝奧武甫》、斯賓塞、馬洛等，得到了持續的和更加全面的關注;與此同時，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繼續開拓深入。大概由于新歷史主義和文化研究的影響，從前少有人問津的莎士比亞歷史劇變得格外“吃香”。不僅相關論文集中出現②，而且莎翁歷史劇成為2006年清華大學“莎士比亞與政治哲學”通識課的教材(趙曉力、吳飛，《國文》，2006，4)。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不唯《坎特伯雷故事》，而且喬叟的其余作品;不唯喬叟(沈弘，《文評》，2009，3)，而且其他中古英語文學作品(陳才宇，《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1;《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5)，如《高文爵士與綠色騎士》③、《忍耐》、《凈潔》(劉乃銀，《文研》，2004，6;《論叢》第7輯)、《珍珠》(王繼輝，《國文》，2004，1)、《克蕾絲德的遺言》等;不唯《貝奧武甫》(王繼輝，《外文》，2002，5;《文研》，2003，1)，而且其他古英語作品，如《十字架之夢》(肖明翰，《文研》，2011，3)等都有專文討論(參見楊開泛)。許多文章都可圈可點，如陳才宇的執著，劉乃銀的溫和，沈弘的敏銳，王繼輝的沉著，肖明翰的迅捷，等等。斯賓塞方面，除了《仙后》(胡家巒，《歐美文學論叢》第2輯;劉立輝，《文評》，2006，3;《文研》，2007，3)等詩作外，鮮為人知的散文作品《愛爾蘭之現狀》中的民族意識也被提請注意(李成堅，《文評》，2011，2)。馬洛方面，除了常見的關于戲劇和詩歌的作品研究外，鄧亞雄綜述了國外的馬洛研究(《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6，2)，馮偉探討了馬洛的傳記建構問題(《國文》，2010，4)。在文藝復興時期詩歌方面④，胡家巒的園林詩歌研究(《國文》，2002，4;2004，3;2006，2;《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1;《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7，6等)、蔣顯睸的小史詩研究(《論叢》第9輯;《國文》，2010，2)、朱賓忠的愛情詩研究(《文研》，2002，2)、趙元為西方文論關鍵詞系列撰寫的“十四行詩”(《外文》，2010，5)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胡家巒的文章論及了像蓋斯科因、西爾維斯特、蘭多爾夫、沃勒、考利等多位相當重要但幾乎無人討論的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人，具有填補空白、開啟來者的意義。在文藝復興時期戲劇方面，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趙亞麟粗線條勾勒了莎翁與同時代劇作家的關系(《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3)，基德《西班牙悲劇》(程倩，《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7，2;耿幼壯，《文評》，2005，3)、韋伯斯特《瑪爾菲公爵夫人》、博蒙特和弗萊徹《少女的悲劇》(龔蓉，《文評》，2008，2;2011，1)、托馬斯•海伍德的《倫敦四學徒》(郝田虎，《文研》，2008，1)等得到重點關注。其中，耿幼壯總結了伊麗莎白時期復仇劇興盛的原因，以《西班牙悲劇》為例分析了復雜的復仇觀，指出死亡問題與復仇、正義相比，是復仇劇更為內在的主題。這篇論文實際上回應了張隆溪20世紀80年代關于悲劇和死亡的文章(《中國社會科學》，1982，3)，是接著講的。

由于劉建軍等人的努力，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文學的認識更清醒、更自覺、更明確了。劉建軍《歐洲中世紀文化與文學述評》一文從宏觀角度確立了對中世紀的再認識(《文研》，2003，1)。李曉衛則從文化根源和文學表現兩方面，追溯了歐洲中世紀文學與古希臘羅馬文學的內在聯系(《文研》，2003，6)。在中世紀的歐洲，不僅希臘和希伯來傳統，還有多種古代文化要素碰撞融合;歐洲中世紀文學不僅具有過渡性質，而且為后來的歐洲文學發展奠定了基礎(劉建軍，《文評》，2010，4)。文藝復興運動是在中世紀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藝復興文學表現了基督教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人文主義思想(劉建軍，《文研》，2007，5)。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逐漸就歐洲中世紀文化、文學、歷史、宗教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達成共識，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黑暗時代”的簡單片面說法日漸銷聲匿跡。應該說，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包括英國中世紀文學和文化—的重新發現是新時期的基本成就之一。旅美學者李耀宗在臺北出版的力作《諸神的黎明與歐洲詩歌的新開始:噢西坦抒情詩》可以說代表著中華學人目前在歐洲中世紀文學研究領域的最高成就。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化。除了馬克思主義、文本細讀、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比較文學、巴赫金等比較熟悉的方法外，文化唯物主義(與新歷史主義相類而不同;許勤超，《國文》，2010，4)、文學達爾文主義(王麗莉，《外文》，2009，1)、后殖民主義(段方，《文研》，2005，2)、手稿研究(郝田虎，《國文》，2010，2;《江西社會科學》，2011，7)⑤等理論方法也得到(進一步)介紹。倫理學視角開始重新得到重視(如顏學軍，《文研》，2006，1;羅益民，《西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1)。⑥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新歷史主義。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介紹消化，更多的中國學者能夠更為熟練地運用該方法開展研究，研究對象也不局限于莎士比亞(如胡鵬，《文評》，2011，2)，也包括文藝復興時期戲劇(如龔蓉)等。而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帶來普遍的對于文學中政治議題的格外關注。例如，程朝翔的兩篇文章(《國文》，2005，2;《文研》，2005，2)聯系現實，深入淺出地討論了戰爭對莎劇(如《亨利五世》)和作為文化符號的莎士比亞的利用，對認識文學的本質富有啟發意義。沈弘(《文評》，2009，3)和郝田虎(《外文》，2008，2)的文章探討了早期英國文學的寫作方法問題:大量存在的模仿和借用是“剽竊”還是“札記式寫作”。

在研究載體上，這一時段的顯著特點是專著的猛增。單就莎士比亞而言，根據筆者的統計，1978—2011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共出版專著(包括論文集，但不包括譯著、文學史、選本、傳記、辭典等)約一百部，其中1978—1989和1990—2000兩個時段數量差不多，都是20余部，而新世紀十年的專著數量即占整個新時期的一半還多。施咸榮在《莎士比亞和他的戲劇》(1981)的結尾說:“除大學教材和報刊上發表的論文外，研究、評論莎士比亞的專著還不多?！?0年間，增長了近百倍，不可謂不迅速。在除了莎士比亞的文藝復興英國文學方面，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各有一部專著(王佐良和楊周翰)，20世紀90年代這方面的著作也不多，主要收獲是文學史。進入新世紀，這一領域的專著才逐漸多起來，主要有:胡家巒，《歷史的星空》(2001)、《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歌與園林傳統》(2008);沈弘，《彌爾頓的撒旦與英國文學傳統》(2010)等。在中世紀英國文學方面，臺灣1983年就出版了顏元叔的著作《英國文學:中古時期》，1990年以前大陸幾乎沒有專著。1990年以后，除了鮑屢平《喬叟詩篇研究》(1990)和王繼輝《古英語和中國中古文學中的王權理念:〈貝奧武甫〉與〈宣和遺事〉比較研究》(1996)等之外，主要還有:李賦寧的《英國文學論述文集》(1997);陳才宇的《英國古代詩歌》(1994)、《古英語與中古英語文學通論》(2007);陸揚的《歐洲中世紀詩學》(2000);肖明翰的《英語文學之父———杰弗里•喬叟》(2005)、《英語文學傳統之形成:中世紀英語文學研究》(2009);劉建軍的《歐洲中世紀文學論稿:從公元5世紀到13世紀末》(2010);丁建寧，《超越的可能:作為知識分子的喬叟》(2010);劉進，《喬叟夢幻詩研究:權威與經驗之對話》(2011)等。文學史方面最重要的是李賦寧、何其莘主編的《英國中古時期文學史》2006年出版。這些沉甸甸的收獲中有不少英文書，尤其是博士論文。英文著作的好處是與國外學術界交流方便，但也會限制讀者數量，減少影響力，使得本來就小眾化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莎士比亞除外)更加成為少數專家學者的智力游戲。而學者之間的對話互動大大促進了學術進步，例如，孟憲強認真對待從叢“哈姆萊特并非人文主義者”的質疑和批評(《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1;《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5)，在《三色堇:〈哈姆萊特〉解讀》(2007)中花大力氣重寫了“哈姆萊特與蒙田之比較研究”一章，使得內容更加豐富充實。在譯著方面，黃杲睺1998年首次出版、后來在海峽兩岸多次重印的詩體譯本《坎特伯雷故事》多為學者征引，大有代替方重早年散文譯本的勢頭。20世紀90年代的中世紀英國文學重要譯本包括馮象譯《貝奧武甫:古英語史詩》(1992)和吳芬譯《特洛勒斯與克麗西德》(1999)等。沈弘和陳才宇是中世紀英國文學的主要譯者。沈弘厚積薄發，譯作除《農夫皮爾斯》(1999)外，還有:伯羅《中世紀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語文學及其背景(1100—1500)》(2007)、《中世紀英國:征服與同化》(2007)和《英國中世紀詩歌選集》(2009)。

其中最后一部尤其值得重視，譯文像此前的《農夫皮爾斯》一樣，節奏整齊，措辭講究，忠實典雅，清新可誦，有的篇目還填補了空白，如《珍珠》，但因為在臺北出版，大陸這邊少有人知。而沈弘精心選擇了二手文獻伯羅進行翻譯，是中世紀文學研究基礎建設的一部分，大有乃師楊周翰、李賦寧之風。陳才宇譯作主要有:《英國民間謠曲選》(1989)、《貝奧武甫:英格蘭史詩》(1999)、《英國早期文學經典文本》(2007)、《亞瑟王之死》(2008)。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方面，莎士比亞當然譯者輩出，莎翁中譯研究甚至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次領域”，近年來這方面的專著就有四部(桂揚清等)。王佐良主編的《英國詩選》(1988)有一些早期英國詩歌的譯文。除培根外，曹明倫還翻譯了伊麗莎白時期三大十四行詩集:莎士比亞(1995，2008)、錫德尼(2008)和斯賓塞(1998，2008)。高黎平、林少晶也譯了莎士比亞、錫德尼和斯賓塞的十四行詩集(2011)。胡家巒是斯賓塞詩歌的重要譯者，除了早已面世的《斯賓塞詩選》(1997)外，一直致力于翻譯令梁實秋望而生畏、終于抱憾沒有嘗試(序言:2)的《仙后》。梁實秋譯有三卷本《英國文學選》(1985)與他的《英國文學史》配套，其中，前兩卷是早期英國文學作品的選譯。除了散文和詩歌外，梁實秋選譯了從中世紀到18世紀的8部戲劇，選目精當，加上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獨自一人的工作大體反映了英國戲劇的發展歷程。但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翻譯還有許多處女地有待開墾，戲劇如瓊森、博蒙特和弗萊徹、麥辛哲、韋伯斯特等，詩歌如懷亞特、薩里伯爵、伊麗莎白一世、丹尼爾、德雷頓、坎庇恩、巴恩菲爾德、羅思夫人等的大部分或全部篇什，散文如錫德尼《阿卡狄亞》、雷利《世界史》、各種游記等，許多精彩的作品有待有心人睻譯，以廣流布。

由于《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起被A＆HCI收錄，英文論文的發表成為必須，其中一些是關于早期英國文學的，包括中國學者的文章(楊林貴，2006，1)，也包括韓國學者(艾斯托克，2008，5)和西方學者(韋爾思，2006，1;布魯克斯，2006，1)的文章?；蛟S我們可以考慮像臺灣《淡江評論》那樣，推出全英文的常規學術期刊。一些書評對國內外新書的評介為國內學界提供了信息和指引。例子包括胡雅玲評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伊麗莎白一世翻譯文稿》(《文研》，2010，5)、王麗莉評格林布拉特《塵世間的莎士比亞》(《外文》，2006，5)等。許多期刊不重視學術性書評的現狀有待改變。各種學術會議的舉行逐漸常態化，早期英國文學中最有號召力的依然是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亞。譬如，2004年，復旦大學主辦了“莎士比亞與中國”全國研討會;2008年，武漢大學又一次主辦了莎士比亞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次是在1993年)。外國訪問教授對中國學生博士論文的指點已成為常態:康奈爾大學CarolKaske教授幫助了劉睼銀的博士論文，哥倫比亞大學AnneLakePrescott教授幫助了劉立輝的博士論文，等等。近年來，ThomasRendall教授任職于北大英語系，開設喬叟和但丁課程?！把笙壬焙汀把髮W者”對中國早期英國文學教學和研究的貢獻值得做專題探討，應該把他們和晚清至民國的傳教士區別開來。在博士生培養方面，從沈弘1989年從北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算起，我們目前至少培養了10位中世紀英國文學博士，分別畢業于北京大學(三位，李賦寧指導)、華東師范大學(四位)、湖南師范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和首都師范大學(以上各一位)。其中六篇都是以喬叟為題目的。而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博士更多，僅北京大學培養的就超過十位，有辜正坤(1990)、程朝翔(1992)、黃必康(1998)等?！队⒚牢膶W論叢》第15輯的專欄“學者筆談”系中世紀英國詩歌專題，由劉乃銀及其門生撰寫的三篇論文組成。1978年以來的30余年中，有關莎士比亞的專欄或專輯屢見不鮮，而有關中世紀英國文學的專欄大概這是僅有的一次。綿延八百年的中世紀英國文學理應得到人們更多的重視，被埋沒的明珠終將煥發出奪目的光彩。

在論及早期英國文學研究時，人們往往歡呼論文數量的增長，以此作為發展繁榮的標志。這種認識有它的道理，但對數量增長也要辯證地看。在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領域，實際情況是，老一代學者的論文產出大都不算多，這大約是因為該領域研究需要長期鉆研和深厚的語文學基礎，李賦寧厚積薄發的榜樣可能也起了作用。與此相對照，肖明翰2000年以前是研究?？思{的，新世紀以來穿越廣袤時空“闖入”該領域，效果上卻似乎一鳴驚人，后來居上。截至2011年，肖明翰已經發表了28篇論文，而且大都發表在《文評》等四大刊物上。這一鮮明對比如何解釋?是他天才的發揮和超發揮?是他的孜孜不倦，勤奮努力?是學術期刊對于少有人耕耘的中世紀英國文學園地的偏愛?好像全都是，又全都不是。筆者認為，肖明翰多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恰是他作為異乎尋常的“闖入者”，語文學基礎不夠好。他自己承認:他不怎么懂古英語、古法語和拉丁語，中古英語也比較差(上冊，前言:7);他的古英語文學研究論文中，一再注明他參照了多種現代英語譯本。應該說，肖明翰是一個誠實的學者，因為他的誠實和勤勉，他是值得尊重的。行文至此，筆者禁不住想起英美學界另一位異乎尋常的“闖入者”:馬丁•貝爾納教授，《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貝爾納因為他飽受爭議的巨著《黑色雅典娜》早已名滿天下，但許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本來是中國學家，劍橋大學漢學博士，曾在北京大學學習漢語，研究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潮和中國政治，20世紀70年代中期才轉移了興趣，“跨界”從事古希臘文明起源研究。表面上看，肖明翰和貝爾納都是在學術成熟期突然轉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而后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他們有一點重要的不同:貝爾納是語言天才，為了《黑色雅典娜》項目，他掌握了古希臘語、希伯來語、古埃及語等許多種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古代語言，三卷《黑色雅典娜》花了他整整三十年時間!把肖明翰和貝爾納相比也許并不恰當，筆者這樣做無意貶抑肖本人或他的成果，目的只是為了提醒大家: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尤其是中世紀，門檻是比較高的，需要專門的語文學訓練做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李賦寧一篇介紹中世紀英國文學的文章(《外文》，1998，5)大部分時間卻在講英語史，需要熱情勇敢的學人舍得坐冷板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

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

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

一、語文教學論方向

1、葉圣陶語文教育思想研究（可選子題）

2、張志公語文教育思想研究（可選子題）

3、國正語文教育思想研究（可選子題）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德里達發表了一系列探討政治、宗教和倫理問題的著作，其中《馬克思的幽靈》（1993）、《友愛政治學》（1994）、《賜人以死》（1995）和《宗教行動》（2001）尤其令人矚目。這位一度淡出人們視野的哲學家，重新成為歐美學術界的焦點人物，他所代表的解構主義理論似乎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不少學者將這一變化稱為德里達的“政治學轉向”。接踵而來的問題是，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轉向？德里達的“轉向”在多大程度上背叛或者延續了自己早年的思想？早期德里達和晚期德里達之間是什么關系？解構主義是否有某種一以貫之的原則？在簡要分析第一個問題之后，我們將著重討論后面幾個問題。

長期以來，解構主義一直面臨著雙重誤解，處境尷尬。在激進的后現代主義者看來，德里達過于保守。在六十年代的“五月風暴”前后，在許多左傾知識分子或者走上街頭，以行動與體制抗爭，或者在著作中將批判的火力對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時，德里達給人的形象卻是一位安坐書齋、專心拆解文本的學究，因而受到同輩的指責。后來，由于美國耶魯學派影響巨大，解構主義更日漸成為一種與政治和社會現實無關的、游戲式的文本批評的代名詞。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的批評者將德里達視為一位與西方傳統人文主義理想為敵的危險分子，認為他缺乏正面的社會關懷，只會通過文字游戲破壞歐美精神大廈的根基。因此從誕生之日起，解構主義就承受著來自不同方向的敵意，圍繞保羅•迪•曼的爭辯1和1992年的劍橋風波2都是這種敵意的集中體現。德里達曾在各種場合為自己辯護，努力澄清人們的誤解，但他避免正面立論的策略卻讓自己陷入了困境。因此，在不放棄解構主義基本立場的前提下，直接介入思想界普遍關心的現實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促使德里達拓寬研究領域的另外一個目的，或許是為了保持解構主義理論的生命力。美國耶魯學派的文學批評實踐在傳播解構主義的同時，也遮蔽了解構主義的真實面目。從哲學生涯的最開始，德里達就抱有宏大的關懷，文字和文本僅僅是解構主義分析的切入點，而非其主要旨趣所在。當后殖民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紛紛從解構主義中汲取營養、自立門戶的時候，解構主義本身卻被當作過時的文本理論被人淡忘了。自新歷史主義流派興起以來，對孤立文本、孤立學科的研究日漸失去了影響力，將文本視為文本之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作用場，已經成為人文學術的趨勢。德里達將解構批評的觸角伸至政治、宗教、倫理等領域，正好順應了這一潮流，解構主義的建構意義和人文關懷，也得以具體地呈現。所以，德里達的政治學轉向對于解構主義而言，是一件幸事，透過他對各種具體問題的闡釋，我們對于他早期的思想，也能獲得更明晰的理解。一、德里達早期著作的政治學內涵

六十年代晚期，德里達以《書寫與差異》、《聲音與現象》與《論文字學》三部著作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雖然他批判的主要對象是語音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但他真正關注的還是困擾歐洲近一個世紀的問題：如何面對形而上學的遺產。在這一點上，他與尼采和海德格爾是一脈相承的，然而德里達的猶太裔背景和邊緣身份3對其政治立場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猶太文化的因子賦予了他強烈的先知情結。J•D•卡普托在《德里達的祈禱與淚水：無宗教的宗教》一書中，細致地描繪了猶太教對德里達的深刻影響。德里達自己也說，雖然自己是個無神論者，但上帝在自己的生活中依然以其他名字存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有一種預言式的先知口吻，1966年那篇著名的研討會發言《人文學科話語中的結構、符號與游戲》4已經讓人感受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并非為解構而解構，某種朝向未來的烏托邦情結始終縈繞在他的著作周圍。雙重的邊緣身份則讓他對任何形式的中心主義抱有天然的反感，他相信，政治上的強權、對異己因素的壓制和迫害都可以追溯到哲學的觀念上。因此，即使在他分析表面上與政治不相干的問題時，他的文本也充滿了政治的潛臺詞。從某種意義上說，解構主義的所有立場都是政治立場。

批駁絕對中心觀念是解構主義最重要的一個立場。德里達反對傳統形而上學所設定的超驗的、永恒的、實體化的中心，認為中心只是一種功能，中心的替換永遠不會停止。他意識到，絕對中心觀念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為它符合人類一種與生俱來的欲望，一種將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欲望，一種對一切可能威脅到這種控制的因素的畏懼。因此中心的觀念與權力的欲望是密不可分的，暫時居于中心的力量往往會借用真理的名義，竭力使自己的優越位置永久化?；仡櫄v史，君權至上、教會統治、宗教迫害、種族歧視、極端民族主義等種種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的觀念無一不是源于絕對中心的神學式崇拜。由于對中心的迷信沒有改變，由于一直缺乏對中心觀念的深刻反思，人類往往是在打破一個中心之后又馬上確立新的中心，中心雖在不斷替換，危機的根源卻沒有消除。早期德里達之所以將語音中心主義作為批判的重點，是因為他相信，語音中心主義、邏格斯中心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之間存在著隱秘的同構關系，西方哲學一直將自己塑造成“理性和光明的獨白”，是一種排他性的“暴力的哲學”5。用廣義書寫的概念揭示語音中心論的虛妄，正是為了從根本上消解西方人的文化優越意識，促進世界文明多元化秩序的生長。

否定二元對立、主張二元互補是德里達的另外一條基本原則。二元對立思維是絕對中心觀念的必然伴生物。形而上學傳統將世界劃分為一系列的二元對立項，其中一項因為代表了“真理”，而居于中心和主導地位，另外一項則被視為不相容的對立面，被貶斥、被放逐，比如真理/謬誤，靈魂/肉體，自然/文化，文明/野蠻，語音/書寫，等等。當這種思維與種族意識、社會進化論結合起來時，危害尤其明顯。按照文明/野蠻、先進/落后的二元對立觀念對世界各個民族和各種文化進行粗暴定位，使得“文明”、“先進”的群體在對待他們所認為的“野蠻”、“落后”的群體時能夠心安理得地使用暴力。德里達以補替（supplement）概念為武器，巧妙地顛覆了西方哲學史上具有核心意義的一系列二元對立。然而，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回過頭來以原來處于弱勢的一方取代并壓倒強勢的一方，而是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充滿對抗和壓迫的結構。從弱勢一方著手，只是一種歷史策略。在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的浪潮洶涌全球的六十年代，德里達的二元關系理論從哲學的角度為政治實踐提供了依據。尊重差異、推崇多元化也是解構主義的重要宗旨。德里達杜撰的術語迪菲昂斯（differance）既指代差異（difference）的總體運動，也指代以差異的方式創造和推動宇宙的那種力量。在德里達看來，所有的差異中最核心的差異就是事物與內在的異質成分之間的差異，一切事物（包括迪菲昂斯這個非物之“物”）的變化之所以可能，就在于這種內在的差異。差異是事物活力和多樣性的來源，是變化和變革的動力。不能容納異質成分是走向僵死的開始。正因為如此，差異的觀念與政治實踐關系密切。無論是國家內部對多元性的包容，還是全球范圍內對多元化的保護，都是確保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在早期的著作中，德里達沒有展開這方面的論述，但他近十年來反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的呼吁，完全可以追溯到解構主義的這條核心原則。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德里達發表了一系列探討政治、宗教和倫理問題的著作，其中《馬克思的幽靈》（1993）、《友愛政治學》（1994）、《賜人以死》（1995）和《宗教行動》（2001）尤其令人矚目。這位一度淡出人們視野的哲學家，重新成為歐美學術界的焦點人物，他所代表的解構主義理論似乎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不少學者將這一變化稱為德里達的“政治學轉向”。接踵而來的問題是，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轉向？德里達的“轉向”在多大程度上背叛或者延續了自己早年的思想？早期德里達和晚期德里達之間是什么關系？解構主義是否有某種一以貫之的原則？在簡要分析第一個問題之后，我們將著重討論后面幾個問題。

長期以來，解構主義一直面臨著雙重誤解，處境尷尬。在激進的后現代主義者看來，德里達過于保守。在六十年代的“五月風暴”前后，在許多左傾知識分子或者走上街頭，以行動與體制抗爭，或者在著作中將批判的火力對準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時，德里達給人的形象卻是一位安坐書齋、專心拆解文本的學究，因而受到同輩的指責。后來，由于美國耶魯學派影響巨大，解構主義更日漸成為一種與政治和社會現實無關的、游戲式的文本批評的代名詞。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的批評者將德里達視為一位與西方傳統人文主義理想為敵的危險分子，認為他缺乏正面的社會關懷，只會通過文字游戲破壞歐美精神大廈的根基。因此從誕生之日起，解構主義就承受著來自不同方向的敵意，圍繞保羅•迪•曼的爭辯1和1992年的劍橋風波2都是這種敵意的集中體現。德里達曾在各種場合為自己辯護，努力澄清人們的誤解，但他避免正面立論的策略卻讓自己陷入了困境。因此，在不放棄解構主義基本立場的前提下，直接介入思想界普遍關心的現實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促使德里達拓寬研究領域的另外一個目的，或許是為了保持解構主義理論的生命力。美國耶魯學派的文學批評實踐在傳播解構主義的同時，也遮蔽了解構主義的真實面目。從哲學生涯的最開始，德里達就抱有宏大的關懷，文字和文本僅僅是解構主義分析的切入點，而非其主要旨趣所在。當后殖民主義批評、女權主義批評紛紛從解構主義中汲取營養、自立門戶的時候，解構主義本身卻被當作過時的文本理論被人淡忘了。自新歷史主義流派興起以來，對孤立文本、孤立學科的研究日漸失去了影響力，將文本視為文本之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作用場，已經成為人文學術的趨勢。德里達將解構批評的觸角伸至政治、宗教、倫理等領域，正好順應了這一潮流，解構主義的建構意義和人文關懷，也得以具體地呈現。所以，德里達的政治學轉向對于解構主義而言，是一件幸事，透過他對各種具體問題的闡釋，我們對于他早期的思想，也能獲得更明晰的理解。一、德里達早期著作的政治學內涵

六十年代晚期，德里達以《書寫與差異》、《聲音與現象》與《論文字學》三部著作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雖然他批判的主要對象是語音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但他真正關注的還是困擾歐洲近一個世紀的問題：如何面對形而上學的遺產。在這一點上，他與尼采和海德格爾是一脈相承的，然而德里達的猶太裔背景和邊緣身份3對其政治立場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猶太文化的因子賦予了他強烈的先知情結。J•D•卡普托在《德里達的祈禱與淚水：無宗教的宗教》一書中，細致地描繪了猶太教對德里達的深刻影響。德里達自己也說，雖然自己是個無神論者，但上帝在自己的生活中依然以其他名字存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有一種預言式的先知口吻，1966年那篇著名的研討會發言《人文學科話語中的結構、符號與游戲》4已經讓人感受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并非為解構而解構，某種朝向未來的烏托邦情結始終縈繞在他的著作周圍。雙重的邊緣身份則讓他對任何形式的中心主義抱有天然的反感，他相信，政治上的強權、對異己因素的壓制和迫害都可以追溯到哲學的觀念上。因此，即使在他分析表面上與政治不相干的問題時，他的文本也充滿了政治的潛臺詞。從某種意義上說，解構主義的所有立場都是政治立場。

批駁絕對中心觀念是解構主義最重要的一個立場。德里達反對傳統形而上學所設定的超驗的、永恒的、實體化的中心，認為中心只是一種功能，中心的替換永遠不會停止。他意識到，絕對中心觀念之所以根深蒂固，是因為它符合人類一種與生俱來的欲望，一種將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欲望，一種對一切可能威脅到這種控制的因素的畏懼。因此中心的觀念與權力的欲望是密不可分的，暫時居于中心的力量往往會借用真理的名義，竭力使自己的優越位置永久化。回顧歷史，君權至上、教會統治、宗教迫害、種族歧視、極端民族主義等種種給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的觀念無一不是源于絕對中心的神學式崇拜。由于對中心的迷信沒有改變，由于一直缺乏對中心觀念的深刻反思，人類往往是在打破一個中心之后又馬上確立新的中心，中心雖在不斷替換，危機的根源卻沒有消除。早期德里達之所以將語音中心主義作為批判的重點，是因為他相信，語音中心主義、邏格斯中心主義與歐洲中心主義之間存在著隱秘的同構關系，西方哲學一直將自己塑造成“理性和光明的獨白”，是一種排他性的“暴力的哲學”5。用廣義書寫的概念揭示語音中心論的虛妄，正是為了從根本上消解西方人的文化優越意識，促進世界文明多元化秩序的生長。

否定二元對立、主張二元互補是德里達的另外一條基本原則。二元對立思維是絕對中心觀念的必然伴生物。形而上學傳統將世界劃分為一系列的二元對立項，其中一項因為代表了“真理”，而居于中心和主導地位，另外一項則被視為不相容的對立面，被貶斥、被放逐，比如真理/謬誤，靈魂/肉體，自然/文化，文明/野蠻，語音/書寫，等等。當這種思維與種族意識、社會進化論結合起來時，危害尤其明顯。按照文明/野蠻、先進/落后的二元對立觀念對世界各個民族和各種文化進行粗暴定位，使得“文明”、“先進”的群體在對待他們所認為的“野蠻”、“落后”的群體時能夠心安理得地使用暴力。德里達以補替（supplement）概念為武器，巧妙地顛覆了西方哲學史上具有核心意義的一系列二元對立。然而，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回過頭來以原來處于弱勢的一方取代并壓倒強勢的一方，而是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充滿對抗和壓迫的結構。從弱勢一方著手，只是一種歷史策略。在反殖民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的浪潮洶涌全球的六十年代，德里達的二元關系理論從哲學的角度為政治實踐提供了依據。尊重差異、推崇多元化也是解構主義的重要宗旨。德里達杜撰的術語迪菲昂斯（differance）既指代差異（difference）的總體運動，也指代以差異的方式創造和推動宇宙的那種力量。在德里達看來，所有的差異中最核心的差異就是事物與內在的異質成分之間的差異，一切事物（包括迪菲昂斯這個非物之“物”）的變化之所以可能，就在于這種內在的差異。差異是事物活力和多樣性的來源，是變化和變革的動力。不能容納異質成分是走向僵死的開始。正因為如此，差異的觀念與政治實踐關系密切。無論是國家內部對多元性的包容，還是全球范圍內對多元化的保護，都是確保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在早期的著作中，德里達沒有展開這方面的論述，但他近十年來反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的呼吁，完全可以追溯到解構主義的這條核心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