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馬克思的科學人化自然觀

1845年春，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在這里，馬克思開始批判“哲學家”，把自己不是作為新“哲學家”而是作為非“哲學家”和“哲學家”相對立。可見，1845年以后，馬克思已經自覺離開了“哲學的基地”。當“思辨終止”，馬克思這種“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了。從此，他徹底清算了自己“從前的哲學信仰”，進入了“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在這個時期，馬克思開始采取科學立場，這種立場絕不意味著進入科學主義，達致科學霸權，“用科學準則衡度每件事，然后宣布其他形式無意義”，而是強調馬克思“真正的實證科學”相對于作為非科學“在場”的舊哲學的科學性。具體說來，首先，馬克思通過批判舊唯物主義的直觀性，肯定唯心主義“發展了能動的方面”，即它認為“感性世界”在人的活動中不斷生成發展，辯證運動。其次，馬克思同時又批判唯心主義“只是抽象地發展了”“能動的方面”。因為“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所以在黑格爾看來，生成現實世界的只是人的精神活動，其中的辯證發展不過是精神運動的環節。最后，馬克思認為要消解唯心主義的抽象性，“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必須把它倒過來”，為此應當走進“新唯物主義”，把從“天國”出發徹底“倒過來”轉而“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正是由于把黑格爾抽象的辯證法徹底“倒過來”，馬克思開始真正“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其人化自然觀也迅速躍遷到了科學人化自然觀。其一，他遵循“倒過來”的辯證法，“從物質實踐出發”，不是形而上學否定而是辯證否定了自己從前的“哲學”人化自然觀，保留了其中闡述的自然界是“通過工業”或實踐形成的合理思想。毋庸置疑，“從前的哲學信仰”時期的“哲學”人化自然觀有一定的局限，但它除了糟粕，也有精華。馬克思“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關于人化自然的自我意識正是“保存”了這些精華并以此為“階梯”躍遷到了科學人化自然觀。關于這一點，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開篇就批判說:“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這意味著“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認為現實的感性世界僅僅只是自然存在或者自然感性，是既成的、先在的東西。馬克思既然斷定這一點是“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也就表明他和“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相區別，并不認為現實世界是先在的、既成的，而是生成的。另外，從馬克思批判時使用的“只是”一詞來看，他并沒有否定“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堅持的唯物主義也即現實世界不是抽象的對象，而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因此，在馬克思的視閾中，人現實生活的世界決不是由人的精神活動生成的，因為從“無”不能生出“有”，它只能是一個人通過自己能動的物質實踐活動創造出來的物質世界，是一個被人改造過的人化的自然。其二，通過徹底地把從抽象的原則出發“倒過來”，馬克思“從物質實踐出發”，批判克服了舊哲學的缺點。

第一，闡發了其自然觀和歷史觀的相互融合。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說:“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確實，只要進入社會歷史領域，費爾巴哈就先驗地假設人有抽象的“類本質”，極力張揚人道主義歷史觀，這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及其運動史一樣都“是倒立著的”，因此“必須把它倒過來”。而通過把“倒立著的”東西再“倒過來”，馬克思不再從抽象的思辨出發，用先驗的原則去生搬硬套現實，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指出:“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來區別人和動物。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這一步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這表明盡管人和動物的區別點非常多，例如人有意識，信仰宗教，動物沒有意識，更談不上信仰宗教，因此，可以根據意識和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來區別人和動物。但是，馬克思還是看到了意識等本身卻是需要由人的勞動、人的實踐活動來說明的東西，它們“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所以，馬克思并不贊成有意識與宗教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因而僅僅“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并沒有把人和動物真正區別開來。只有“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時候”，人的生產勞動才真正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的生產勞動是人的實踐活動，說生產勞動把人自己和動物真正區別開來，就是說是實踐把人自己和動物真正區別開來。這表明實踐是人區別于其他事物的根本特質也即人的本質。同時，關于人自己生成的人化的自然界，因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是其“主要缺點”，所以與“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相對立，馬克思認為應該把人化的自然“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也即人化自然是人的實踐活動。這樣，由于實踐是人的本質，因此當馬克思肯定人化自然是人的實踐活動時，人化自然也就是人的本質。因而作為“感性世界”，人化自然并不在人自身之外，它就是人自身的本質性存在。可見，在“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一方面表達的就是他對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的看法，就是自然觀;另一方面也是闡發他關于人自身的意見也即歷史觀。換言之，此時馬克思的自然觀和歷史觀已經相互融合在一起。

第二，馬克思也考察了人化自然的異化及其克服。費爾巴哈的“哲學”人本主義異化觀，盡管“斷言自己已經超出了黑格爾哲學”，也用了一些世俗化的范疇如“類本質”“人”等，但它“都是在純粹的思想領域中發生的”，本質上都是黑格爾精神辯證法的變種。為此在科學人化自然觀中馬克思把它“倒過來”，開始“從物質實踐出發”，從歷史考察中去抽象“一般運動形式”來論述人化自然的異化。他指出:“只要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因此，在強制性分工存在的條件下，受這種分工制約的以人的實踐活動“在場”的人化自然對人來說也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不僅不依賴于人們的意志和行為反而支配著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為此，人化自然的這種異化與“哲學”人本主義視閾中的“類特性”無關。首先，它只是人們物質生活發展的必然結果，表征著人們在一定條件下的一種存在方式。在這種特定的存在方式中，它就表現著人的特定本質，因而現實中的人并不是非人，而只是呈現特定本質的特定的人。其次，人化自然異化的客觀根源不僅在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還有分裂”，而且在于“自然形成的”分工，在于私有制，因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再次，由于分工或私有制是與社會物質生產發展與進步的一定水平相聯系，因此，人化自然的異化不是永恒的現象，它“在具備了兩個實際前提之后”就會消滅，即“要使這種異化成為一種‘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為革命所要反對的力量，就必須讓它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完全‘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又同現存的有錢有教養的世界相對立，而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因此，隨著整個社會“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不必再為爭取必需品而爭斗的人們之間就會建立起普遍的交往，因而“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這樣，私有制就會被揚棄，進而人化自然也因為強制性分工的消亡而轉變為人們能夠充分駕馭的力量，即克服自己的異化狀態。

二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的歷史性及其價值選擇

當代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課題，是對馬克思思想歷史性的理解。對于這一問題，雖然由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研究框架的影響在我國較長一段時間都受到了遮蔽，但隨著20世紀“反思哲學”的興起，研究者開始自覺認識到“馬克思并不是從馬克思生下來就具有其規定性的，也不是馬克思在其后來思想發展進程的任何時期都具有其規定性的，他只是在自己思想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才獲得我們稱之為‘馬克思’的規定性的”。然而，當下即使眾多論者都在堅持馬克思思想的歷史發展，關于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卻并沒有受到是否具有歷史性的追問。為此，只要論及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諸多學人都認為它作為“一整塊鋼”整個都完全屬于馬克思主義。而事實上，在1845年以前，馬克思盡管已經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其自然觀出現了部分質變，因而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人化自然觀提供了堅實前提和理論基礎。不過，由于此時馬克思還沒有離開“哲學的基地”，他解釋東西的出發點還是抽象的“哲學”原則，因此，他在這一時期的人化自然觀還只是“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還沒有從根本上超越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在內的“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關于自然的闡發，也即這種人化自然觀還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只是到了“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馬克思通過繼承和改造黑格爾的辯證法，真正“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其人化自然觀才徹底與“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劃清界限，從而在完全的意義上開啟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視閾。由此可見，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其實也并沒有疏離歷史性，相反，它在人化自然觀的概貌下內在包含著由“從前的哲學信仰”時期的“哲學”人化自然觀到“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的科學人化自然觀的歷史性躍遷。這種新舊思想相互纏繞的人化自然觀與徹底的馬克思主義人化自然觀的對立狀態，說明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并不是“一整塊鋼”整個都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它僅僅在某一特定發展階段才是完全、徹底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當今時代，人類面臨極為嚴峻的生態危機。為此，不忘記馬克思，讓馬克思的自然觀走進當代就成了馬克思主義學界的共同關注。諸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從自己的人學邏輯出發極力張揚《手稿》語境中馬克思關于自然的自我意識。他們一邊斷定實踐是人的本質;另一邊關于實踐，諸如“盧卡奇認為，意識就是一種‘實踐’”，這實際上人為地閹割掉了馬克思在“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的科學人化自然觀對人們的指導。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則在思想史的視閾之外把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當作一個不存在飛躍或間斷性的連續性整體來作為自己行動的學理依據，因而也經常不自覺地出現思想混亂，甚至越界倒退回到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舊唯物主義。因此，在這個方面我們的態度是，只有“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才是我們行動的指南。

摘要：莊子和尼采同為離經叛道的哲學家，他們孤傲不羈，在哲學觀點上有諸多相似之處。他們追求自由，高揚人性大旗，對當時主流的哲學觀點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他們的學說雖然有很多相似之處，但是兩人學說的思想內涵卻截然不同。比較莊子與尼采的哲學觀點，對我們發揚人本主義精神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莊子；尼采；自由；超脫

前言

莊子與尼采這兩位哲學家時間上古今有別，地域上分屬中西，都對人生觀、人的價值進行了深深的思索。他們在價值核心、對世俗的超脫、對自由的追求等方面都有著相似但不同的觀點。研究他們兩人思想的哲學內涵對我們更好地理解以人為本是很有意義的。

一、對自由的理解

莊子和尼采都把“自由”作為畢生追求的人生理想之一，都認為自由對于人來說是極端重要的，人必須擺脫各種各樣的束縛，才可以獲得精神的自由。但是兩人批判的對象、對自由的理解、實現自由的手段都是有很多不同的。

1994年，布蘭頓發表了正文厚達741頁的代表作《清晰闡釋》（MakingitExplicit）；2000年，哈貝馬斯發表長篇評論“從康德到黑格爾：羅伯特·布蘭頓的語用學語言哲學”[1]，高度評價了布蘭頓的貢獻，稱這部著作為“理論哲學中的里程碑，正如《正義論》在1970年代早期成為實踐哲學的里程碑一樣”。如今，布蘭頓關于推論實踐的推理主義觀點（theinferentialistviewofourdiscursivepractice），常被譽為當代語言哲學中的哥白尼式轉折。[2]在人才濟濟的匹茲堡大學哲學系，這位美髯公與麥克道爾（JohnMcDowell）一道堪稱最杰出的代表，而后者同樣于1994年出版的《心靈與世界》（MindandWorld），亦被譽為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之一。

羅伯特·布蘭頓（Robert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羅蒂的指導下，于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實踐與對象》（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后，布蘭頓一直任教于匹茲堡大學，從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間曾擔任哲學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當選美國人文藝術與科學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還擔任多家哲學雜志的編輯和審稿人，也是美國哲學協會東部分會執行委員會成員。2003年，布蘭頓榮獲梅隆杰出成就大獎，獎金150萬美元，以表彰他“對人文學術的典范性貢獻”。

布蘭頓的第一部著作是與尼古拉·里徹合著的《矛盾的邏輯》（1980）[3]，但真正為他贏得聲譽的還是14年后發表的《清晰闡釋：推理、表象與推論性承諾》[4]。就語言哲學而言，此書試圖提出一種將語義學奠基于語用學的意義理論。這種意義理論基于兩個主要思想：（1）意義是不可還原的規范性意義；（2）意義由用法確定和說明。在這兩個基本思想的歷史發展線索中，我們可以看到康德、黑格爾、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蹤跡，但在布蘭頓手中，它們發展為全面而有力的意義理論，可以取代現在廣泛接受的自然主義的和因果論的意義解釋。

此后，他編輯了塞拉斯的《經驗主義與心靈哲學》（1997）和著名文選《羅蒂及其批評者》（2000）[5]。也許是因為《清晰闡釋》篇幅太大，內容過于艱澀，2000年他又將其改寫為一部較為簡明的《清晰地說出理由：推理主義導論》[6]。但此書與其說是《清晰闡釋》的導論，不如說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簡明地闡發了他的幾個重要論題。

布蘭頓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關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學的哲學史論文集》[7]。該書收集了布蘭頓自1977－2000年的論文，考察了斯賓諾莎、萊布尼茨、黑格爾、弗雷格、海德格爾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隱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闡釋》中，布蘭頓就從“表象主義的”與“推理主義的”語言觀出發，透視近代哲學的緊張關系，而這一緊張關系遠比通常理解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糾葛更為基礎。他試圖表明，那些逝去的偉大哲學家都有一項共同的事業，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義所刻畫的特定的哲學傳統；這一傳統中的哲學家都堅信，語言的表象性能力服從如下事實：語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說出的”。這部歷史性散論可以視為他的推理主義構架在哲學史中的應用，因此也為《清晰闡釋》所構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維度。

理解布蘭頓的主要困難在于，除了文筆和表述方式的獨特性之外，無論在方法、思路和風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的雙重影響。按照他的導師羅蒂的說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學從休謨階段推進到康德階段，而布蘭頓則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將分析哲學從康德推進到黑格爾階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學的一次輪回，不啻為分析哲學百年歷史的一種反諷。[8]實際上，布蘭頓的思想語境相當復雜：康德的批判哲學、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概念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理論、塞拉斯的心靈哲學，甚至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都構成了布蘭頓的思想要素和對話者。按照布蘭頓自己的說法，他的立場異于那些塑造和推動20世紀英美哲學的許多、甚至是絕大多數理論的、解釋的和策略性的承諾。他贊同理性主義而反對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贊同推理主義而反對表象主義，贊同整體論而反對語義學原子主義，贊同對邏輯的表達主義的解釋而反對形式主義解釋。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義，而推理主義與整體論密不可分，因為如果傳遞意義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義就預設了在特定推理構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這一整體論會導致功能主義；如果我們把實用主義理解為實踐對理論具有優先性，那么，這又與實用主義密切聯系起來，因為推理就是做事。這一思想與經驗主義的核心主張背道而馳，就此而言，布蘭頓又將其視為理性主義的當代形態。因此，有人把這些彼此相連的立場統稱為“IHFPR傳統”（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

一、實驗之前的課程講授

1.相關法哲學理論的講授。法哲學理論的講授，主要是介紹現有的一些法哲學流派和主要的法哲學觀點爭議，這為日后提出問題奠定了基礎。法律認知科學的實驗設計主要是運用生理實驗解決法哲學問題或者部門法的主要問題，所以人文社科問題是實驗的目的之所在。很多法律認知科學的生理實驗流程大同小異，運用的設備相差無幾，但是其所解決的法哲學問題卻大相徑庭，所以，相關的法哲學理論的基礎必須夯實，否則實驗就是無的放矢。為了進行“法律認知科學”的實驗，就必須讓學生選修“法哲學”、“西方法律思想史”和各個部分法的法哲學課程（如“民法哲學”、“刑法哲學”、“訴訟法基礎理論”等課程）。為此，我們開設了“西方法理學”和“法哲學”等課程。通過相關法哲學課程的講授，并組織學生對部分重點問題、爭議問題進行詳細分析，提煉出核心爭議之所在，由此設想日后可以進行實驗的粗略方案。這一點也是體現“認知研究”與“治療研究”之間的區別，體現我們研究的人文社科的目的指向（而非一般的自然科學或醫學意義）。此外，我們還為法學碩士生開設了“神經元法學”和“法律認知科學”等課程，對此類問題的探討更為專業、細致。

2.聯系醫院的醫生前來講課。由于課程具有跨學科性質，這種課程需要其他學科的知識。而本學科的教師雖然具有一定的跨學科知識背景，但畢竟其主導學科還是法學或法理學，在其他學科方面的學識顯然不如這個領域的專家。所以，邀請其他學科的教師或研究人員前來授課就顯得很有必要。而對于法律心理實驗課程而言，這方面主要是請醫院的醫生前來上課。這里包含了以下三類，一類是神經科專業的醫生，其為我們講解腦神經系統的相關知識。部分高學歷的醫生由于擁有系統的碩士、博士乃至博士后的教育和科研知識，甚至還可能從事過“認知”領域的生理研究，就能夠從“生理心理學”的“認知”角度為我們講解實驗設計的方案、流程等對實驗特別有意義的問題。

3.帶領學生前往實驗室參觀。由于法學專業學生對工科和醫科的實驗室一般都比較陌生，如果他們對醫療設備或者醫學實驗室沒有相關的認識，就不可能設計出好的實驗方案，因此，非常有必要讓他們參觀實驗室或者醫療設備。在參觀的過程中，由醫務和實驗人員進行相關知識的講解，其中包括儀器、操作流程和儀器軟件的介紹。老師和學生甚至可以進一步接觸機器，如進入密封的磁共振室，躺入磁共振儀器內模擬作為實驗的受試者。這樣，他們能夠親身體會到躺在儀器內接受檢查或實驗者的境況，設計出更加切實可行的實驗方案。從事“法律認知科學”實驗的儀器設備與“醫學治療和檢查”的實驗設備雖然相同，但是依舊存在一些差別。如磁共振機器，一般醫學治療目的進行的檢查往往只需要運用“1.5T”級別的機器；雖然這種級別的機器也能運用于“法律認知科學”實驗，但是相關實驗對儀器的要求往往更高，通常要求是“3.0T”級，此級別儀器在普通醫學檢查中的運用就比較少；認知科學實驗的磁共振儀器甚至使用到高達“12T”級別。

二、帶領學生進行實驗工作

1.通讀實驗報告。法律認知科學相關的實驗論文很多，必須進行大范圍的選題篩選。粗略篩選之后的論文，由任課教師組織學生進行研讀。研讀的目的有兩個，一是看看研究現狀，知道他人的研究進程、重點、熱點和難點。通過這些研讀，我們就能夠根據現有的研究進度，選擇尚未研究（發表的）而又可能比較重要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就是日后實驗選題的大致范圍。二是參考他們的研究手段、流程，對他們的研究方法進行借鑒。現在發表的論文，一般都會大致介紹實驗的流程。然而，學術論文畢竟不是實驗報告，其更多側重于問題的提出、解決和分析，流程的介紹往往比較粗糙。當然，部分學術論文也有比較詳細的實驗流程，對此類論文的仔細研習，就能對實驗設計產生比較大的影響。①

一、英語畢業論文寫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根據我國2000年出臺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教學大綱》（以下簡稱《教學大綱》）的規定，高等學校英語專業的本科生應該用英語撰寫三千至五千個單詞的畢業論文，不僅“要求文字通順、思路清晰、內容充實”，而且要有“獨立見解和創新意識”。畢業論文本應該是檢驗學生學業成績的標尺，更是學生展示其學術能力、表達思想的平臺。但是，對于教師來說，指導學生的畢業論文日益成為挑戰性很強的工作，因為畢業論文問題重重，集中暴露了學生學習的弱點，也反映了教學和管理方面的薄弱。

首先，學生的畢業論文中頻繁出現語法錯誤。究其原因，很多高校教師沒有把語法講解作為講課重點，或者即使教師強調了語法，學生也沒有充分重視。第二，學生論文中邏輯混亂，常常出現循環論證、自相矛盾等邏輯錯誤。條理不清，論據不足。第三，論文缺少批判性。學生往往擅長介紹某個學派或者學者的觀點，卻并沒有提出自己對于研究對象的評價；即使有所評價，也大多是贊譽，不進行理性的審視和批判。第四，學生所寫的論文題目大多是老生常談，新意匱乏；內容陳舊，行文刻板。可見，有些畢業論文沒有達到《教學大綱》規定的提出“獨立見解和創新意識”的要求。存在以上問題的原因很多。從主觀上講，有的學生對于畢業論文的寫作重視不夠，寫作態度不認真。從客觀上講，課程設置亟待改進。雖然《教學大綱》規定“我們要有意識地將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有機地融合在英語專業技能、英語專業知識和相關知識課程的教學中”，但是，高校幾乎沒有專門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的課程。例如，高校的英語專業并不開設邏輯課程，也不開設數學、幾何等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更沒有其他訓練思維的課程，這是造成文科學生的邏輯思維不發達的重要原因。《教學大綱》明確建議開設英語國家概況、英國社會與文化、美國社會與文化、西方文化入門、希臘和羅馬神話、《圣經》、西方文明史等課程，但是，實際上很多高校的英語專業并沒有全面開設這些課程；即使開設了其中的一些課程，也大多是從歷史的角度介紹史實，缺乏從哲學的深度研究人文思想和探究思維本質。

所以，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不強，創新性思維更得不到培養。另外，有的高校沒有開設專門的論文寫作課程，致使學生不了解論文寫作的規范和方法。所以，從根本上講，論文寫作的問題暴露了學生在思維能力方面的薄弱，特別表現在邏輯思維、批判性思維和創新性思維等方面。筆者認為，邏輯思維、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是進行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教學和研究最重要的思維方式，三者缺一不可。其中，邏輯思維是基礎，是批判和創造的工具。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是邏輯思維的發展和升華。對于這三種思維的有效運用是提高英語論文寫作的有效途徑。

二、邏輯思維訓練

人類具有邏輯思維的能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人都進行嚴密的邏輯思維。研究邏輯思維的邏輯學作為一門學科由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創立，支配著西方的邏輯觀。邏輯學可以分為形式邏輯和非形式邏輯。亞里士多德創立的邏輯學后來被歸為形式邏輯，特別典型的是三段論。形式邏輯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至今已經比較完備，是邏輯學的主體部分。“形式邏輯是關于思維的邏輯形式及其規律的科學，同時也研究一些認識現實的簡單的邏輯方法。”①P8形式邏輯是一種理性認識形式，包括概念、判斷和推理，也就是運用概念進行判斷和推理。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包括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形式邏輯非常重要。亞里士多德將其系統論述邏輯法則的著作稱為《工具論》，意思是邏輯是認識的工具。近代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批判了亞里士多德基于其形而上學的邏輯體系，而把歸納邏輯視為進行科學研究和認識的工具，為自己的著作命名《新工具》，與《工具論》形成鮮明對比。形式邏輯不僅是認識客觀世界的工具，而且是表達思想的工具，更是揭露錯誤、進行批評的有力工具。在西方，自從古希臘時代以來，邏輯學一直在學術界備受重視。柏拉圖學園禁止不懂幾何者入內，強調了邏輯的重要性。在中世紀，西方學校普遍講授的七門課程（“七藝”）中首推“邏輯學”，其它為語法、修辭、算術、音樂、幾何、天文。至今，邏輯學也是西方高等院校的重要課程，不僅是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而且是進行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邏輯學并不是西方的專利。中國古代即有邏輯學，當時稱為名辯學，印度的古代邏輯學稱為因明，又稱佛家邏輯。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國古代的邏輯學并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所以現代的邏輯學大多遵照西方的邏輯學。這也可以算作我國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不如西方的一個深層原因，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教育管理和課程設置。目前，高校中開設邏輯課程的專業大多僅限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哲學院系，在外語類院校開設此課程的幾乎沒有。由于英語專業的學生在畢業之后大多從事教學、科研和商務工作，這需要很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和應變能力，所以，邏輯思維的培養直接關系到英語人才培養的成敗，而衡量英語人才的標準之一就是畢業論文寫作的質量。一篇好的論文應該是思想、邏輯和文采三者的統一。思想性是論文的精髓，邏輯是保證論文的思想性、準確性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