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東京大學的池田知久教授來北京參加道家國際會議，見面便送給我一篇他新寫的文章，題目是“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的亞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東京大學研究講學時，對東京大學近年的教育改革頗為留意，盡管如此，這篇文章的開場白仍然使我吃了一驚：“本文標題采用‘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而不用‘東京大學文學部’，是因為1995年隨著大學院重點化的實施，‘大學院’已取代‘文學部’成為部門名稱?！边@是什么意思呢？舉個淺顯的例子來說，幾年前我們介紹池田教授，標準的表達是“這是東京大學文學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們現在就應介紹說“這是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新變化，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東京大學（下簡稱東大）及日本大多數大學的建制與英美俄中皆不同，據說源出于德國的制度。東大文科的設置結構在歷史上變化甚大。東大初創期（1877—1884）文學部除哲學科外，包括政治學及理財學科、和漢文學科。1885年政治學、理財學編入法政學部，同年文學部和漢分家，分為和文學科和漢文學科。在帝國大學時代（1886—1895），人文學科已形成文、史、哲、語言的基本學科內容。到東京帝國大學（1897—1945）初期則明確確定文學科、哲學科、史學科三大學科的人文學科結構。這種結構一直維持到二戰結束，1946年時三大學科共21個專修科（專業）。1947年恢復東京大學，舊的專業名稱如“支那哲學”“支那文學”改稱“中國哲學”“中國文學”，取消了文史哲三“學科”，而使19個專修學科都自成為“學科”。中國哲學也成為19個學科之一。1963年，文學部的21個專修課程被重新歸入四個新的大類：第一類文化學，第二類史學，第三類語學文學，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學學科的內容，但從大類的名稱上說，“哲學”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變也可以說在60年代已經開始。這樣的四大類結構至今未變，只是不斷加以局部的調整。1988年，把原屬“文化學”中的印度文學改入“語學文學”類，把原屬“文化學”的美術史改入“史學”類，又把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改稱為“行動學”。1994年，類與類名未變，但專修課程的名稱（相應地研究室的名稱）作了較大改變，“中國哲學”改為“中國思想文化學”，“國史學”改為“日本史學”，“國文學”改為“日本文學”，“印度哲學”改為“印度哲學佛學”等。此外還增設了朝鮮文化、澳洲語言（土著）等亞洲文化研究的課程。1995年，學科的四大類更名為：一思想文化學科，二歷史文化學科，三言語文化學科，四行動文化學科。四大學科共26種專修課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學科全部變為“文化學科”，這種名稱上的漢字形式的改變無疑體現了東大人文學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發展的一種變化動向。在1995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的“修習注意”中說：“本專修課程領域甚廣，研究時代可從上古（甲金文）至現代（、新儒家）各時代中選擇。領域包括中國思想、哲學，及其社會（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和文化（語言、藝術’風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間宗教）、科技（天文、醫學、農學）背景，可從中選擇。強調思想史與社會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溝通、中國與日本及中國與西洋思想之比較?！边@個的例子可以使我們具體地了解這種變化的內涵。

東京大學大學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學部中，“綜合文化學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東大各學部皆設在東京市內的本鄉校園，綜合文化學科則與各學部不同，設在距市中心較遠的駒場校區，屬教養學部。據說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國立大學的教養學部，而東大的教養學部卻得以保存，此端賴其綜合文化學科的活力及表現。綜合文化學科的人文社會學科方面的碩士課程有七大類，其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專業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課程24門，“地域文化研究”專業設課程達48門，“文化人類學”專業設文化理論、文化過程、社會人類學等課程27門，雖然其中含有不少演習課程，但其課程開設的數量確實令人驚嘆。七類之外，在“廣域科學”專業中還有科學史、科學哲學及大量邊緣交叉學科。綜合文化學科產生的歷史也許有其特殊的緣由，而這一學科已經成為今天東大最具活力的一個部門，也是東大與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文教交流特別活躍的一個學科點，相當突出地體現了“文化研究”在現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來，東大的教育一直維持著“大學—學部—學科—專修課程”的主體結構，例如現在的文學部—思想文化學科—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思想文化學科下有七個專業：哲學（專指西方哲學）、中國思想文化學、印度哲學佛學、倫理學、宗教學宗教史學、美學藝術學、伊斯蘭學。學部主要擔當本科教育的責任，故以學部為部門名稱的作法體現了以本科教育為主的方針。東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養學部修完兩年前期課程，然后進入學部，選定一個專業修后期課程。如選定文學部的思想文化學科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學科的其他六種專業課程。每一專業都規定了后期課程在該專業應修的科目和學分，一般學生在三、四年級應修科目6—8項不等，需完成專業學分約40—44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社七種必修科目：中國思想文化學概論、中國思想文化史概說、中國語中國文學、中國史、中國思想文化學特殊講義（專題課）、中國思想文化學演習（資料課）、畢業論文，共44學分，其中畢業論文12學分。此外還要必修東洋史、中國語中國文學等文學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學分。在“學部—學科—專業”的結構下，專業與研究室相對應，如思想文化學科有七個專業，即有七個研究室，分別承擔其專業課程。整個文學部26個專業，即有26個研究室，類似我們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學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國人教師5人。其中思想文化學科（哲學類）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為2—4年，多由新畢業的博士生充任。教員的數量比我們（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東京大學的文學部相當于中文一般說的“文學院”，現在臺灣的大學如臺大、政大、輔大等也還都有文學院，作為大學和系之間的一層機構。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學生一二年級在教養學部，三四年級便直接進入學部下的專業，由研究室來管理，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學部下面沒有“系”一級，學科或在名義上也可稱為系，但并不存在這樣的實體機構，學科或系亦無實體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學部來管轄，而以研究室為教員人事和預算執行的基本單位，這是體制上的最大不同。在這種體制下面，顯然教育的重點是落實到專業的教育；由于較早進入專業，本科畢業時的專業水平比較高。但由于從教養學部一下子進入專業研究室，學科的統一性不被強調，學科的整合意義沒有了。一個后期學生從三年級起在專業研究室的團體中學習和活動，這是集體文化和專精技術結合的例子，但一個進入中國哲學專業的三年級學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沒有一個機制保證他學得必要的哲學類課程。從我們習慣的“哲學系”的立場來看，其長處和短處還值得研究。

我的觀點可以歸結為，ScienceStudies的全部框架就是從社會和人文的角度考察科學。由于這種考察是借助于不同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實現的，從而形成了這些不同領域中的分支學科，構成了研究科學的學科群。根據以往的工作基礎和近年工作重點，僅述以下三個問題。

一、歷史中的科學和科學的歷史：從學科史到科學通史和科學社會史。

二、社會結構中的科學和科學中的社會結構：科學社會學的貢獻。

三、絢麗的畫面深層的理解：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特點和價值。

一、歷史中的科學和科學的歷史

從學科史到科學通史和科學的社會史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科學技術哲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從傳統的數理化等學科往往都屬于純科學的研究，而隨著我國在科學哲學技術方面的發展，當前已經由這種單一的研究模式轉換成為了多元化的研究模式，對于科學、社會、信息等各個方面都在進行著深入的研究，同時當前我國有關于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也變得更加活躍，那么我國在這方面又將經歷怎樣的歷程？研究現狀如何？本文運用統計分析及圖表法，從另一個方面對我國科學技術哲學的現狀及其問題進行深一步分析研究，提出對應策略。

關鍵詞：科學技術哲學；統計分析；研究現狀

當前我國的改革開放正在進一步的深化，在科學研究領域，我國的各個學科都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對于科學的研究必須要認真總結前人的經驗，對于科研的歷史加以總結和回顧，然后再對當前科學研究的現狀進行分析，最后在此基礎之上對于下一階段的發展目標加以制定。當前我國在科學技術哲學領域的研究也在不斷的發展，本文通過統計分析對我國科學技術哲學發展現狀取得了清晰的認識，制訂了一系列繼續研究的有效策略，以期能夠在更寬領域、更高水平把我國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和普及不斷向前推進。

一、我國科學技術哲學研究現狀

1.研究背景

伴隨著近代科學的誕生，科學技術領域也一直處在中高速發展和變化的狀態之中，并且當前的發展模式較之于前幾個世紀也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但是科學技術哲學研究這個概念是在近代科學發展到一定程度才產生的，在科學技術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發展之后，才產生了科學技術哲學這門學科，科學技術哲學產生于20世紀，但是這一學科的出現對于后來的學術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同時對于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而言，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當前隨著改革開放和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我國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和機遇，科學研究也必須要對于過去進行有效的反思，從而為下一階段的發展奠定基礎。

一HPS教育

HPS原先是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英文縮寫詞但近年來有些科學教育專家把科學社會學也納入其中于是HPS就變成了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HistoryPhilosophyandSociologyofScience的縮寫詞了[1]把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有關內容納入科學課程中以提高科學教育的質量是近年來國際科學教育界高度重視的一個課程理論課題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是科學學sciencestudies的三個分支學科它們共同擔負起闡述科學的本質提高科學教育質量的使命很久以前一些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家就倡導在科學教育中進行科學史科學本質或科學方法的教學但這個問題重新受到國際科學教育界的高度重視并以HPS教育的形式再次進入科學課程中則是近年來的事當前科學教育學者們關注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對科學教育的作用與以往迥然的不同之處首先體現在其國際性上80年代末期成立的國際科學史科學哲學與科學教學研究小組迄今已舉辦了三次HPS與科學教學的國際會議。

1992年創辦的國際學術刊物科學與教育ScienceEducation專門刊登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教育有關的論文據統計在19881998年期間以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教學為主題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計有300余篇19881992年期間有關的學術期刊出了6次專刊探討這個主題[2]由此可見HPS教育已成為國際科學教育研究中一個前沿性課題80年代末以來對HPS教育的關注也反映在一些國家科學課程與教學改革中美國的2061計劃1989科學素養的基準1993和國家科學教育標準1996加拿大一些省的科學課程1991英國國家課程中科學課程部分1988荷蘭中學物理PLON課程1988挪威的核心課程1994丹麥的科學技術課程1990以及西班牙的新科學課程等都對HPS課程與教學有明確的要求此外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課程也已成為上述國家培養理科教師課程的一部分在美國有些學區學完這門課才能取得教師證書西班牙和丹麥最近也為理科師范生開設了這門必修課國際科學教育改革為何都強調HPS教育呢它對提高科學教學質量有何助益呢要回答這些問題還得從科學教育史談起

二關于科學本質教學的歷史回顧

在國際科學教育文獻中科學精神scientificspirit一詞并不常見這似乎有點奇怪是否在現代科學興起的西方國家不注重科學精神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其實西方學者對科學精神的理解大都蘊涵于科學的本質natureofscience這一術語中澳大利亞科學哲學家馬修斯M﹒R﹒Matthews在下面一段引文中雖然也提到科學精神一詞但仍把它囊括在科學本質的論述之中他寫道科學的本質很久以來就是理科教師和課程專家們所關心的問題自19世紀初期科學開始在學校課程中取得一席之地以來人們一直希望學生不僅要懂得科學而且要通過內化科學精神和懂得與欣賞科學的本質使科學教學對文化品質和個人生活產生有益的影響顯然要實現人們這一合理的長期存在的期望必須依靠教師和課程專家們理解科學方法和認識論即一些科學本質的知識[3]關于科學的本質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用不同的術語來表達并且受到不同學科理論的支持科學教育中對科學本質的執著追求經受了依據教育學哲學和心理學所作的批評并繼續不斷地傳授關于科學和科學研究的本質的假設這種探討。

自19世紀科學進入學校課程時起就不曾間斷過[4]19世紀末當英國科學教育家化學家阿姆斯特朗H.E.Armstrong大力倡導科學教育時就曾強調要使學生理解科學的本質不過在他看來科學的本質主要體現于科學方法之中19世紀末期德國哲學家兼科學家馬赫E.Mach也對學生明確提出了理解科學本質的要求他說每一個年輕學生都要切身感受一些數學和科學的發現并達到其最終的邏輯結果這種學習材料自然主要與科學名著選讀聯系起來這樣教師就可以使少數有影響的簡明易懂的科學思想在學生頭腦里生根使其深思熟慮[5]在美國杜威同樣表達了科學教育對人的啟蒙的希望科學教育的獨特作用不在于獲得盡可能多的科學知識而在于它可以改變人的自然傾向達到了這一目的則表明學生掌握了科學本質或具有科學精神在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中杜威寫道我們過早地接受他人意見和斷言的傾向我們對推遲判斷的厭惡情緒表明我們自然傾向于中斷檢驗的過程我們滿足于膚淺的和急功近利的應用科學是對這些自然傾向及其所帶來的惡習的防衛它是人為的即獲得的藝術而不是自發的是習得的而不是天生的這一事實表明科學在教育上具有獨特的極為重要的地位[6]差不多在杜威發表民主主義與教育的同時英國政府在一份題為教育中的自然科學的報告即湯姆遜報告中更為明確地提出在科學教學中應當進行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教學報告指出需要把科學的主要成就及其取得這些成就的方法引進到教學中應當要有更多的科學精神而不是干巴巴的事實其方法是開設科學史課程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知識應當成為每個中學理科教師智慧的一部分[7]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70年前英國一位名叫維斯特威Westaway的皇家督學寫了一本論述科學方法教學的書在他看來一個成功的理科教師應當是這樣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本門學科讀了大量其他學科方面的書籍知道如何教學能夠流暢地表達擅長操作精于邏輯具有哲學家的氣質熟悉科學史能夠與一群孩子一起坐下來給他們講解關于天才科學家如伽利略牛頓法拉第和達爾文的觀察和判斷誤差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不僅如此他還是一個熱情洋溢的人對自己獨特的工作滿懷信心[8]。

本人年12月任副教授職務以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遵紀守法,愛崗敬業,教書育人,教學工作量飽滿。在教學和科研工作中不斷進取,年被遴選為馬克思主義中青年專家培養對象,年被遴選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專業碩士生導師,年獲得中山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任現職5年來,在教學和科研上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系統講授6門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課和公共課,學生課評等級均為優秀;在科研上,承擔科研課題12項,其中主持3項,出版了學術專著1部(獨著),發表學術論文18篇,參編教材2部,論文集1部,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人的發展理論與實踐"這個明確而穩定的研究方向。具體總結如下:

一,具有良好的師風師德,愛崗敬業,優質完成教學任務,教學質量不斷提高。

系統講授6門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2門選修課程,學生課評等級均為優秀;主持教育教改課題1項,參加精品課程建設1門,參加新世紀高等教育教學教改工程課題1項,發表教學研究論文4篇,獲得校級教學軟件比賽三等獎1項,教學成績顯著。

任現職以來,模范地遵守高校教師職業道德規范,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優質完成教學任務,教學質量不斷提高,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教學和教研成績。5年來,作為主講教師先后承擔碩士生,本科生和?？粕摹恶R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馬列主義原著選讀》,《自然辯證法》以及博士生的《馬克思主義與現代科技》等6門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的教學工作任務,開設《醫學美學》,《現代西方哲學》等2門選修課程,授課總學時達到1472學時,減去脫產攻讀博士學位的1年,年均學時達到368學時,教學工作量飽滿。本人深深熱愛教育教學工作,堅持學習新的教育教學理論,不斷更新教育教學觀念,努力掌握和運用現代教育技術輔助教學,積極改革教學方式和方法,積極參加和開展教育教學課題研究,探索提高教學實效的新渠道和新手段。近年來,創造性地把參與性教學方法運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課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的教學,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學生的人生經驗,課堂體驗和未來生活理想的聯系起來開展教學,促進理論與實踐的滲透和互動,教學效果好,得到督導員和同行的肯定,學生課評的滿意度高,評價等級均為優秀。指導5名本科生的畢業論文選題和寫作,論文的質量較高;負責指導的2名碩士研究生學習刻苦,積極參與課題研究以及撰寫學術研究論文。主持學校教育教學改革課題1項,參加新世紀高等教育教學教改工程項目1項,作為主要參加者參加的校級精品課程項目"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被推薦為自治區精品課程項目。先后發表《參與性方法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中的運用研究》等教學研究論文4篇,其中《關于"原理"課中人的勞動本質觀的教學邏輯新探》發表在專業核心期刊《思想理論教育導刊》上(年第4期)。主持設計和制作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課多媒體教學軟件獲得醫科大學第四屆教學軟件比賽三等獎,年被推薦參加全區思想政治理論課"精彩一課"講課比賽。

二,具有較強的科研能力,科研水平不斷提高,科研成績顯著。

主持科研課題3項,其中:省級課題1項,地廳級課題1項,校級課題1項;作為主要完成人參加科研課題9項,其中:國家社科基金課題1項,省部級課題3項,橫向課題3項,校級課題2項。出版學術著作1部(獨著),發表有較高質量和一定創見性的學術論文18篇,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人的發展理論與實踐"這一明確和穩定的主要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