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語畢業論文寫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根據我國2000年出臺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教學大綱》（以下簡稱《教學大綱》）的規定，高等學校英語專業的本科生應該用英語撰寫三千至五千個單詞的畢業論文，不僅“要求文字通順、思路清晰、內容充實”，而且要有“獨立見解和創新意識”。畢業論文本應該是檢驗學生學業成績的標尺，更是學生展示其學術能力、表達思想的平臺。但是，對于教師來說，指導學生的畢業論文日益成為挑戰性很強的工作，因為畢業論文問題重重，集中暴露了學生學習的弱點，也反映了教學和管理方面的薄弱。

首先，學生的畢業論文中頻繁出現語法錯誤。究其原因，很多高校教師沒有把語法講解作為講課重點，或者即使教師強調了語法，學生也沒有充分重視。第二，學生論文中邏輯混亂，常常出現循環論證、自相矛盾等邏輯錯誤。條理不清，論據不足。第三，論文缺少批判性。學生往往擅長介紹某個學派或者學者的觀點，卻并沒有提出自己對于研究對象的評價；即使有所評價，也大多是贊譽，不進行理性的審視和批判。第四，學生所寫的論文題目大多是老生常談，新意匱乏；內容陳舊，行文刻板。可見，有些畢業論文沒有達到《教學大綱》規定的提出“獨立見解和創新意識”的要求。存在以上問題的原因很多。從主觀上講，有的學生對于畢業論文的寫作重視不夠，寫作態度不認真。從客觀上講，課程設置亟待改進。雖然《教學大綱》規定“我們要有意識地將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有機地融合在英語專業技能、英語專業知識和相關知識課程的教學中”，但是，高校幾乎沒有專門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的課程。例如，高校的英語專業并不開設邏輯課程，也不開設數學、幾何等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更沒有其他訓練思維的課程，這是造成文科學生的邏輯思維不發達的重要原因。《教學大綱》明確建議開設英語國家概況、英國社會與文化、美國社會與文化、西方文化入門、希臘和羅馬神話、《圣經》、西方文明史等課程，但是，實際上很多高校的英語專業并沒有全面開設這些課程；即使開設了其中的一些課程，也大多是從歷史的角度介紹史實，缺乏從哲學的深度研究人文思想和探究思維本質。

所以，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不強，創新性思維更得不到培養。另外，有的高校沒有開設專門的論文寫作課程，致使學生不了解論文寫作的規范和方法。所以，從根本上講，論文寫作的問題暴露了學生在思維能力方面的薄弱，特別表現在邏輯思維、批判性思維和創新性思維等方面。筆者認為，邏輯思維、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是進行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教學和研究最重要的思維方式，三者缺一不可。其中，邏輯思維是基礎，是批判和創造的工具。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是邏輯思維的發展和升華。對于這三種思維的有效運用是提高英語論文寫作的有效途徑。

二、邏輯思維訓練

人類具有邏輯思維的能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人都進行嚴密的邏輯思維。研究邏輯思維的邏輯學作為一門學科由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創立，支配著西方的邏輯觀。邏輯學可以分為形式邏輯和非形式邏輯。亞里士多德創立的邏輯學后來被歸為形式邏輯，特別典型的是三段論。形式邏輯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至今已經比較完備，是邏輯學的主體部分。“形式邏輯是關于思維的邏輯形式及其規律的科學，同時也研究一些認識現實的簡單的邏輯方法。”①P8形式邏輯是一種理性認識形式，包括概念、判斷和推理，也就是運用概念進行判斷和推理。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包括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形式邏輯非常重要。亞里士多德將其系統論述邏輯法則的著作稱為《工具論》，意思是邏輯是認識的工具。近代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批判了亞里士多德基于其形而上學的邏輯體系，而把歸納邏輯視為進行科學研究和認識的工具，為自己的著作命名《新工具》，與《工具論》形成鮮明對比。形式邏輯不僅是認識客觀世界的工具，而且是表達思想的工具，更是揭露錯誤、進行批評的有力工具。在西方，自從古希臘時代以來，邏輯學一直在學術界備受重視。柏拉圖學園禁止不懂幾何者入內，強調了邏輯的重要性。在中世紀，西方學校普遍講授的七門課程（“七藝”）中首推“邏輯學”，其它為語法、修辭、算術、音樂、幾何、天文。至今，邏輯學也是西方高等院校的重要課程，不僅是學生必須掌握的知識，而且是進行科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邏輯學并不是西方的專利。中國古代即有邏輯學，當時稱為名辯學，印度的古代邏輯學稱為因明，又稱佛家邏輯。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國古代的邏輯學并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所以現代的邏輯學大多遵照西方的邏輯學。這也可以算作我國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不如西方的一個深層原因，然而，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教育管理和課程設置。目前，高校中開設邏輯課程的專業大多僅限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哲學院系，在外語類院校開設此課程的幾乎沒有。由于英語專業的學生在畢業之后大多從事教學、科研和商務工作，這需要很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和應變能力，所以，邏輯思維的培養直接關系到英語人才培養的成敗，而衡量英語人才的標準之一就是畢業論文寫作的質量。一篇好的論文應該是思想、邏輯和文采三者的統一。思想性是論文的精髓，邏輯是保證論文的思想性、準確性的重要工具。

本人年12月任副教授職務以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遵紀守法,愛崗敬業,教書育人,教學工作量飽滿。在教學和科研工作中不斷進取,年被遴選為馬克思主義中青年專家培養對象,年被遴選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專業碩士生導師,年獲得中山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任現職5年來,在教學和科研上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系統講授6門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課和公共課,學生課評等級均為優秀;在科研上,承擔科研課題12項,其中主持3項,出版了學術專著1部(獨著),發表學術論文18篇,參編教材2部,論文集1部,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人的發展理論與實踐"這個明確而穩定的研究方向。具體總結如下:

一,具有良好的師風師德,愛崗敬業,優質完成教學任務,教學質量不斷提高。

系統講授6門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2門選修課程,學生課評等級均為優秀;主持教育教改課題1項,參加精品課程建設1門,參加新世紀高等教育教學教改工程課題1項,發表教學研究論文4篇,獲得校級教學軟件比賽三等獎1項,教學成績顯著。

任現職以來,模范地遵守高校教師職業道德規范,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優質完成教學任務,教學質量不斷提高,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教學和教研成績。5年來,作為主講教師先后承擔碩士生,本科生和專科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馬列主義原著選讀》,《自然辯證法》以及博士生的《馬克思主義與現代科技》等6門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的教學工作任務,開設《醫學美學》,《現代西方哲學》等2門選修課程,授課總學時達到1472學時,減去脫產攻讀博士學位的1年,年均學時達到368學時,教學工作量飽滿。本人深深熱愛教育教學工作,堅持學習新的教育教學理論,不斷更新教育教學觀念,努力掌握和運用現代教育技術輔助教學,積極改革教學方式和方法,積極參加和開展教育教學課題研究,探索提高教學實效的新渠道和新手段。近年來,創造性地把參與性教學方法運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課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課的教學,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學生的人生經驗,課堂體驗和未來生活理想的聯系起來開展教學,促進理論與實踐的滲透和互動,教學效果好,得到督導員和同行的肯定,學生課評的滿意度高,評價等級均為優秀。指導5名本科生的畢業論文選題和寫作,論文的質量較高;負責指導的2名碩士研究生學習刻苦,積極參與課題研究以及撰寫學術研究論文。主持學校教育教學改革課題1項,參加新世紀高等教育教學教改工程項目1項,作為主要參加者參加的校級精品課程項目"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被推薦為自治區精品課程項目。先后發表《參與性方法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中的運用研究》等教學研究論文4篇,其中《關于"原理"課中人的勞動本質觀的教學邏輯新探》發表在專業核心期刊《思想理論教育導刊》上(年第4期)。主持設計和制作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課多媒體教學軟件獲得醫科大學第四屆教學軟件比賽三等獎,年被推薦參加全區思想政治理論課"精彩一課"講課比賽。

二,具有較強的科研能力,科研水平不斷提高,科研成績顯著。

主持科研課題3項,其中:省級課題1項,地廳級課題1項,校級課題1項;作為主要完成人參加科研課題9項,其中:國家社科基金課題1項,省部級課題3項,橫向課題3項,校級課題2項。出版學術著作1部(獨著),發表有較高質量和一定創見性的學術論文18篇,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人的發展理論與實踐"這一明確和穩定的主要研究方向。

今年夏天，東京大學的池田知久教授來北京參加道家國際會議，見面便送給我一篇他新寫的文章，題目是“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的亞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東京大學研究講學時，對東京大學近年的教育改革頗為留意，盡管如此，這篇文章的開場白仍然使我吃了一驚：“本文標題采用‘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而不用‘東京大學文學部’，是因為1995年隨著大學院重點化的實施，‘大學院’已取代‘文學部’成為部門名稱。”這是什么意思呢？舉個淺顯的例子來說，幾年前我們介紹池田教授，標準的表達是“這是東京大學文學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們現在就應介紹說“這是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新變化，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東京大學（下簡稱東大）及日本大多數大學的建制與英美俄中皆不同，據說源出于德國的制度。東大文科的設置結構在歷史上變化甚大。東大初創期（1877—1884）文學部除哲學科外，包括政治學及理財學科、和漢文學科。1885年政治學、理財學編入法政學部，同年文學部和漢分家，分為和文學科和漢文學科。在帝國大學時代（1886—1895），人文學科已形成文、史、哲、語言的基本學科內容。到東京帝國大學（1897—1945）初期則明確確定文學科、哲學科、史學科三大學科的人文學科結構。這種結構一直維持到二戰結束，1946年時三大學科共21個專修科（專業）。1947年恢復東京大學，舊的專業名稱如“支那哲學”“支那文學”改稱“中國哲學”“中國文學”，取消了文史哲三“學科”，而使19個專修學科都自成為“學科”。中國哲學也成為19個學科之一。1963年，文學部的21個專修課程被重新歸入四個新的大類：第一類文化學，第二類史學，第三類語學文學，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學學科的內容，但從大類的名稱上說，“哲學”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變也可以說在60年代已經開始。這樣的四大類結構至今未變，只是不斷加以局部的調整。1988年，把原屬“文化學”中的印度文學改入“語學文學”類，把原屬“文化學”的美術史改入“史學”類，又把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改稱為“行動學”。1994年，類與類名未變，但專修課程的名稱（相應地研究室的名稱）作了較大改變，“中國哲學”改為“中國思想文化學”，“國史學”改為“日本史學”，“國文學”改為“日本文學”，“印度哲學”改為“印度哲學佛學”等。此外還增設了朝鮮文化、澳洲語言（土著）等亞洲文化研究的課程。1995年，學科的四大類更名為：一思想文化學科，二歷史文化學科，三言語文化學科，四行動文化學科。四大學科共26種專修課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學科全部變為“文化學科”，這種名稱上的漢字形式的改變無疑體現了東大人文學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發展的一種變化動向。在1995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的“修習注意”中說：“本專修課程領域甚廣，研究時代可從上古（甲金文）至現代（、新儒家）各時代中選擇。領域包括中國思想、哲學，及其社會（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和文化（語言、藝術’風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間宗教）、科技（天文、醫學、農學）背景，可從中選擇。強調思想史與社會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溝通、中國與日本及中國與西洋思想之比較。”這個的例子可以使我們具體地了解這種變化的內涵。

東京大學大學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學部中，“綜合文化學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東大各學部皆設在東京市內的本鄉校園，綜合文化學科則與各學部不同，設在距市中心較遠的駒場校區，屬教養學部。據說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國立大學的教養學部，而東大的教養學部卻得以保存，此端賴其綜合文化學科的活力及表現。綜合文化學科的人文社會學科方面的碩士課程有七大類，其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專業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課程24門，“地域文化研究”專業設課程達48門，“文化人類學”專業設文化理論、文化過程、社會人類學等課程27門，雖然其中含有不少演習課程，但其課程開設的數量確實令人驚嘆。七類之外，在“廣域科學”專業中還有科學史、科學哲學及大量邊緣交叉學科。綜合文化學科產生的歷史也許有其特殊的緣由，而這一學科已經成為今天東大最具活力的一個部門，也是東大與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文教交流特別活躍的一個學科點，相當突出地體現了“文化研究”在現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來，東大的教育一直維持著“大學—學部—學科—專修課程”的主體結構，例如現在的文學部—思想文化學科—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思想文化學科下有七個專業：哲學（專指西方哲學）、中國思想文化學、印度哲學佛學、倫理學、宗教學宗教史學、美學藝術學、伊斯蘭學。學部主要擔當本科教育的責任，故以學部為部門名稱的作法體現了以本科教育為主的方針。東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養學部修完兩年前期課程，然后進入學部，選定一個專業修后期課程。如選定文學部的思想文化學科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學科的其他六種專業課程。每一專業都規定了后期課程在該專業應修的科目和學分，一般學生在三、四年級應修科目6—8項不等，需完成專業學分約40—44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社七種必修科目：中國思想文化學概論、中國思想文化史概說、中國語中國文學、中國史、中國思想文化學特殊講義（專題課）、中國思想文化學演習（資料課）、畢業論文，共44學分，其中畢業論文12學分。此外還要必修東洋史、中國語中國文學等文學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學分。在“學部—學科—專業”的結構下，專業與研究室相對應，如思想文化學科有七個專業，即有七個研究室，分別承擔其專業課程。整個文學部26個專業，即有26個研究室，類似我們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學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國人教師5人。其中思想文化學科（哲學類）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為2—4年，多由新畢業的博士生充任。教員的數量比我們（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東京大學的文學部相當于中文一般說的“文學院”，現在臺灣的大學如臺大、政大、輔大等也還都有文學院，作為大學和系之間的一層機構。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學生一二年級在教養學部，三四年級便直接進入學部下的專業，由研究室來管理，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學部下面沒有“系”一級，學科或在名義上也可稱為系，但并不存在這樣的實體機構，學科或系亦無實體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學部來管轄，而以研究室為教員人事和預算執行的基本單位，這是體制上的最大不同。在這種體制下面，顯然教育的重點是落實到專業的教育；由于較早進入專業，本科畢業時的專業水平比較高。但由于從教養學部一下子進入專業研究室，學科的統一性不被強調，學科的整合意義沒有了。一個后期學生從三年級起在專業研究室的團體中學習和活動，這是集體文化和專精技術結合的例子，但一個進入中國哲學專業的三年級學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沒有一個機制保證他學得必要的哲學類課程。從我們習慣的“哲學系”的立場來看，其長處和短處還值得研究。

內容摘要：文章對我國美術學科中國畫專業人才培養的現狀進行分析，從學生寫生與創作能力、理論研究能力、審美認知和綜合素質培養四個方面著手，探索中國畫專業人才培養的模式和途徑，以培養適合現代社會發展需求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應用型人才。

關鍵詞：美術學科；中國畫專業；人才培養；綜合能力

多年來，我國的美術教育無論是專業美術院校，還是綜合性大學，針對美術學科的人才培養，各院校教育學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目前，中國畫專業的人才培養基本上形成兩種模式：一種是延續師徒傳授的傳統方法；另一種是受西方現代教育體系和理念的影響，注重基礎造型和色彩能力的培養方法。近年來，由于社會發展對美術學科人才需求的變化，一些教育學者和教師在中國畫專業教育教學的實踐中，對該學科領域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并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

一、專業技能與創作能力培養

（一）專業技能培養

目前，我國各專業院校的中國畫專業的基礎課程均設有素描、色彩、臨摹、寫生等內容。這些基礎課程的專業技能包括用筆用墨、線描、色彩、畫面經營及意境表現等。因此，人才的培養需要加強專業技能訓練。培養學生準確的造型能力，即對客觀事物進行準確的刻畫。這不僅要注重對物體的輪廓、結構、透視、層次、明暗等方面的表現，而且還需要在原來造型的基礎上加以提煉、強化或夸張、變形，以突出中國畫創作的特點。速寫不僅可以有效提高學生的造型能力，也是記錄、收集生活素材的重要手段。中國畫創作講究“目識心記”，這要求對物體的造型、結構和生長規律能夠理解并爛熟于心，這樣才能下筆如有神。速寫要講究“筆不離手”，要求學生對物體有辨識、概括的能力，而且還要對物體有充分的認識和了解，以及深刻的記憶。所以，畫速寫不但能培養學生看、想、記、畫的技能，還可以訓練學生手、眼、筆的協調配合能力，使學生在短時間內能迅速、準確地抓住形體的特征。中國畫專業的造型表現語言與其他畫種有明顯區別，中國畫以“線”作為造型的表現手段，所以課程教學中應該加強“線”的練習。“線”是一種高度概括、凝練的繪畫表現形式。學生需要了解中國畫線條的應用規律，并對客觀事物有深入、細致的觀察和了解，通過線條的表現，對客觀物體進行概括提煉和歸納，這樣才不至于停留在對物體表面的描繪。中國畫專業教師在指導學生對物體進行觀察時，要注重培養學生的觀察和審美能力。傳統西方繪畫講求科學，強調客觀、真實地描寫對象。但是我國傳統的中國畫教學要求在觀察對象時遵循自己的主觀意愿，強調物體的意象性格和精神特征。在各高校的中國畫專業教學中，表現題材分有山水、人物、花鳥三大科目，各個科目都有其特有的精神內涵。山水講究意境，人物講究神態，花鳥畫講究情趣。所以在教學時，這三科的觀察和表現方法也有所不同。宋代畫家曾云巢在觀察草蟲時記載：“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于是得其天。方下筆之際，不知我為草蟲，草蟲之為我耶。”[1]這段話明確地說明了畫家在觀察物體時的體會。從草蟲放在籠子里不分晝夜的觀察，到對形貌、結構特征了然于胸，又到大自然的草地間觀察它在自然環境中的生活習性、動態變化等，最終達到“不知我為草蟲，草蟲之為我耶”物我兩化的境界。又有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譜》在序中提到的觀察方法：“余于花放之時，不厭細徘徊于竹籬茅屋邊，諦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圖寫花之狀貌，得二百余品……”[2]正是這種知之甚詳的觀察積累，方能極為傳神地表現對象。中國山水畫觀察方式是以走馬觀花的方式對山水進行散點透視的觀察，涵蓋了眼中所見山水的全貌，即山水總體印象的總合。山水畫最著名的觀察方式莫過于宋代畫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遠法”。“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后，謂之深遠；自近山而忘遠山，謂之平遠。”[3]郭熙將山水畫中的遠近透視覺關系，總結出山水的空間與構圖表達，形成了山水畫自由、獨特的觀察方法。中國畫人物的觀察方法，最著名的觀點莫過于東晉時期顧愷之的“傳神論”。他提出的觀點概括了中國人物畫的觀察和藝術表現方法。他強調以形寫神，通過對人物的觀察和畫家自己“遷想妙得”來把握人物內在的精神面貌，表達人的性格氣質和精神狀態，即“傳神寫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4]。中國畫筆墨，從狹義上看，是用筆和用墨的合稱，包含筆法、墨法、章法等基礎技法。中國畫家認為，筆墨運用水平的高低決定了作品的質量。從廣義上看，筆墨運用的特點，則體現出畫家獨有的藝術語言和精神面貌，也代表了畫家的藝術風格。然而，筆墨功夫則需要不斷地練習、積累，才能有所提高。中國畫教學中，如何有效地提高學生的筆墨功夫，關鍵在于對筆墨正確的訓練和學習。在進行筆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正確的引導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對經典作品的解讀和臨摹。要求學生在臨摹作品之前，除了分析畫家運用的筆墨技法之外，還要對作品產生的社會背景、畫家的藝術思想和歷代評論家對作品的相關評論等有所了解。二是對經典作品的意臨。了解作品的筆墨技法后，在臨摹作品的筆法、墨法、章法、風格、意境等過程中，通過自己的理解及感悟，擺脫形似上的束縛，把別人的長處融入到自己的作品當中。三是筆墨關系運用訓練。筆墨關系即需要畫家熟練掌握筆墨的運用規律，并通過掌握毛筆的筆力、筆性、筆勢、筆意，以及墨意、墨韻等之間的節奏關系。因此，學生可以通過對經典作品的學習和臨摹，掌握筆墨運用規律。

一HPS教育

HPS原先是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英文縮寫詞但近年來有些科學教育專家把科學社會學也納入其中于是HPS就變成了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HistoryPhilosophyandSociologyofScience的縮寫詞了[1]把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的有關內容納入科學課程中以提高科學教育的質量是近年來國際科學教育界高度重視的一個課程理論課題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是科學學sciencestudies的三個分支學科它們共同擔負起闡述科學的本質提高科學教育質量的使命很久以前一些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家就倡導在科學教育中進行科學史科學本質或科學方法的教學但這個問題重新受到國際科學教育界的高度重視并以HPS教育的形式再次進入科學課程中則是近年來的事當前科學教育學者們關注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對科學教育的作用與以往迥然的不同之處首先體現在其國際性上80年代末期成立的國際科學史科學哲學與科學教學研究小組迄今已舉辦了三次HPS與科學教學的國際會議。

1992年創辦的國際學術刊物科學與教育ScienceEducation專門刊登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教育有關的論文據統計在19881998年期間以科學史科學哲學和科學教學為主題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計有300余篇19881992年期間有關的學術期刊出了6次專刊探討這個主題[2]由此可見HPS教育已成為國際科學教育研究中一個前沿性課題80年代末以來對HPS教育的關注也反映在一些國家科學課程與教學改革中美國的2061計劃1989科學素養的基準1993和國家科學教育標準1996加拿大一些省的科學課程1991英國國家課程中科學課程部分1988荷蘭中學物理PLON課程1988挪威的核心課程1994丹麥的科學技術課程1990以及西班牙的新科學課程等都對HPS課程與教學有明確的要求此外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課程也已成為上述國家培養理科教師課程的一部分在美國有些學區學完這門課才能取得教師證書西班牙和丹麥最近也為理科師范生開設了這門必修課國際科學教育改革為何都強調HPS教育呢它對提高科學教學質量有何助益呢要回答這些問題還得從科學教育史談起

二關于科學本質教學的歷史回顧

在國際科學教育文獻中科學精神scientificspirit一詞并不常見這似乎有點奇怪是否在現代科學興起的西方國家不注重科學精神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其實西方學者對科學精神的理解大都蘊涵于科學的本質natureofscience這一術語中澳大利亞科學哲學家馬修斯M﹒R﹒Matthews在下面一段引文中雖然也提到科學精神一詞但仍把它囊括在科學本質的論述之中他寫道科學的本質很久以來就是理科教師和課程專家們所關心的問題自19世紀初期科學開始在學校課程中取得一席之地以來人們一直希望學生不僅要懂得科學而且要通過內化科學精神和懂得與欣賞科學的本質使科學教學對文化品質和個人生活產生有益的影響顯然要實現人們這一合理的長期存在的期望必須依靠教師和課程專家們理解科學方法和認識論即一些科學本質的知識[3]關于科學的本質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用不同的術語來表達并且受到不同學科理論的支持科學教育中對科學本質的執著追求經受了依據教育學哲學和心理學所作的批評并繼續不斷地傳授關于科學和科學研究的本質的假設這種探討。

自19世紀科學進入學校課程時起就不曾間斷過[4]19世紀末當英國科學教育家化學家阿姆斯特朗H.E.Armstrong大力倡導科學教育時就曾強調要使學生理解科學的本質不過在他看來科學的本質主要體現于科學方法之中19世紀末期德國哲學家兼科學家馬赫E.Mach也對學生明確提出了理解科學本質的要求他說每一個年輕學生都要切身感受一些數學和科學的發現并達到其最終的邏輯結果這種學習材料自然主要與科學名著選讀聯系起來這樣教師就可以使少數有影響的簡明易懂的科學思想在學生頭腦里生根使其深思熟慮[5]在美國杜威同樣表達了科學教育對人的啟蒙的希望科學教育的獨特作用不在于獲得盡可能多的科學知識而在于它可以改變人的自然傾向達到了這一目的則表明學生掌握了科學本質或具有科學精神在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中杜威寫道我們過早地接受他人意見和斷言的傾向我們對推遲判斷的厭惡情緒表明我們自然傾向于中斷檢驗的過程我們滿足于膚淺的和急功近利的應用科學是對這些自然傾向及其所帶來的惡習的防衛它是人為的即獲得的藝術而不是自發的是習得的而不是天生的這一事實表明科學在教育上具有獨特的極為重要的地位[6]差不多在杜威發表民主主義與教育的同時英國政府在一份題為教育中的自然科學的報告即湯姆遜報告中更為明確地提出在科學教學中應當進行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教學報告指出需要把科學的主要成就及其取得這些成就的方法引進到教學中應當要有更多的科學精神而不是干巴巴的事實其方法是開設科學史課程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知識應當成為每個中學理科教師智慧的一部分[7]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70年前英國一位名叫維斯特威Westaway的皇家督學寫了一本論述科學方法教學的書在他看來一個成功的理科教師應當是這樣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本門學科讀了大量其他學科方面的書籍知道如何教學能夠流暢地表達擅長操作精于邏輯具有哲學家的氣質熟悉科學史能夠與一群孩子一起坐下來給他們講解關于天才科學家如伽利略牛頓法拉第和達爾文的觀察和判斷誤差他們的生活和工作不僅如此他還是一個熱情洋溢的人對自己獨特的工作滿懷信心[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