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醫學的哲學問題

中醫學是中國傳統中寶貴的文化形式，是中國科學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國生命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醫學的進步不但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繁衍有過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堅實的本體論基礎而持久的影響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理路，“儒必通醫”就是最好的說明。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的歷程，西方的醫學思想和醫療模式也開始輸入中國。由于西方醫學在治療技術上的方便性，使之國人在醫療實踐中能夠接受西醫的治療方式，但是，正是這種實用主義和“全盤西化”的價值承諾形成了對中醫學和中國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現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數典忘祖、思想淺薄、急功近利成為學術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醫學也成為被否定的內容之一。為了提供否定中國文化的理性基礎，自覺的不自覺的以西方的哲學思想判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就成為時代的風氣，以西方的醫學模式判釋中醫學以比較兩者的優劣，成為這個時代中醫學研究的重要特點。如果說以西方醫學技術上的特點做為可接受的標準還帶有實用主義的特點，從而還能在經驗論的層次上證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及其對中醫學的否定就是對中國文化理性自覺的背叛，而成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時至今日，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一系列誤區的深入認識，中醫學在醫學實踐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療效被肯定，中醫學也日漸受到重視。但是，對中醫學的肯定仍然是在經驗論的層次上，遠沒有在哲學理性上實現自為而自在的統一。尤其對于解決這一已經產生了幾千年的中醫文化的繼續發展的理路問題而言，就更需要哲學的根據和支持。

問題表明，對中醫學的正確認識及其發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醫哲學的研究作為基礎。然而，以我們已經熟悉并習以為常運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學思維進行中醫學的哲學研究，是不能產生正確的結果的。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坐標系進行中醫學的研究，其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正確的方法是，應對中國文化之所以能產生中醫學的哲學思想進行發掘，進而研究中醫學的科學性，以對中醫學的發展方向作出推定。這些是研究中醫學發展應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應當成為一切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應投以相當大的精力進行研究的問題。但是，對于中醫學發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對的問題既是中醫哲學帶來的也是以哲學對中醫學提出的本體論承諾出現的。這表現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醫學學科的科學性及其產生的哲學基礎與我們所熟知并運用自如的現代科學和哲學對其進行研究而產生的誤區，另一方面則要求中醫學本身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哲學基礎，即中醫學的學科性在本體論哲學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學形式與哲學方式的統一──中醫學是中國哲學形而中論的自在自為的統一。

就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進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學原理與中醫學有怎樣的相關性以及中醫學表現出怎樣的規律，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哲學和中醫學的關系，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學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由于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生成了中醫學的學科形式，從而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以貫之的理論特點，那么，中醫學就在其內容和形式中展現出的基本規律將代表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因此，應當說，進行中國哲學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就應在《周易》、《道德經》和《內經》及《論語》等儒家和道學經典的研究上下功夫，這是研究中國哲學的基本方法，同樣，這也是研究中醫哲學的基本方法。

［摘要］隨著國家中醫藥戰略的實施，中醫藥領域醫學倫理學的專項建設和體系發展需求日益凸顯。通過對我國醫學倫理學發展現狀及在中醫藥領域存在問題的系統梳理，基于與科技創新共同發展、結合自身發展規律、建立高效整合的倫理審查平臺、加強基礎研究的倫理國際認可度等發展需求，提出建立立足本土的倫理規范、建立中醫藥行業倫理審查體系、高效整合多維倫理學資源、培養跨學科的倫理人才隊伍等中醫藥領域醫學倫理學發展建議，以全力推動中醫藥臨床及基礎研究規范、有序、深入地發展。

［關鍵詞］醫學倫理學;中醫藥;倫理審查;倫理規范

臨床研究倫理學的發展從最早僅有的知情同意概念，到1947年第一部有關人體研究的國際倫理指南《紐倫堡法典》，再到《赫爾辛基宣言》，臨床研究倫理學已逐漸系統化、規范化，對受試者健康與權益的保護、研究的開展、醫學的進步起到積極的作用。如今，在經濟全球化、科技網絡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下，生命科學與醫學的諸多領域都面臨著更多的道德紛爭和倫理挑戰。同時，隨著國家中醫藥戰略的實施，中醫藥領域對醫學倫理的專項建設和發展需求也日益凸顯。

1我國醫學倫理學發展現狀及中醫藥領域醫學倫理學存在的問題

1.1我國醫學倫理學發展現狀

我國醫學倫理學較西方國家起步略晚，且在發展過程中一直在借鑒西方，跟隨著西方的腳步前進［1］，臨床研究倫理的規范性工作亦是如此。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過大量醫學工作者、倫理學家的持續努力，目前我國已逐漸趕上了起步較早的國家。首先，20世紀90年代，我國各大醫療機構開始建立倫理委員會并對臨床研究項目進行倫理審查，相關的法律法規、指南及各種政策也不斷完善。2016年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2］規定了所有開展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研究機構均應建立倫理委員會。2020年修訂的最新版《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3］，與ICHGCP(GuidelineforGoodClinicalPractice)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在中醫藥領域，2010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了《中醫藥臨床研究倫理審查管理規范》［4］;2015年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了“中醫藥研究倫理審查體系認證”(CAP認證)，這也是我國在醫學倫理領域開展的首個認證項目［5］。其次，醫學倫理學學術活動豐富，大量相關學術。根據在中國知網檢索相關論文的統計結果，1980年只有1篇以“醫學倫理學”為主題的，此后相關數量逐年增加，據估算，1980－2010年相關研究的總數已達3000篇左右［6］。同時各級各類醫學倫理學學術組織快速建立，各類主題的醫學倫理學學術活動日趨頻繁。醫學倫理學領域的國際學術交流已經常態化，國外學者和國內學者合作開展研究、在國際相關學術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舉辦包括國際培訓在內的各類專業培訓活動等，這些都提升了我國醫學倫理學學術研究的層次，拓展了相關學術活動的空間。再次，我國基礎醫學的實驗動物倫理水平也日益接近國際發展水平。早在2006年科技部頒布了《關于善待實驗動物的指導性意見》［7］，使得實驗動物倫理有了專門的法規。2006年北京市專門制訂了《北京市實驗動物福利倫理審查指南》［8］，使得動物倫理審查實施變得具體且具有較強可操作性。2018年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聯合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了《實驗動物福利倫理審查指南》［9］，這是我國近些年來以國標形式的第一個動物倫理標準，與國際的動物福祉基本保持了一致。

中醫學是中國文化的形式之一,由于中國哲學是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所以,中醫學的形式必然表現出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就自在的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和自為的中醫學形式的關系所作的研究,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文化上的基本意義。所以,中醫學在內容上代表了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應當說,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的人、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因此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的人,就應在對《周易》、《道德經》和《內經》的研究上下功夫,舍此并無其它。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式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在形而中的統一,那么,中醫學本身在形而中的形式中其具體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及其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這將是本文所討論的內容。

一、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因此,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反思,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兑住废蟊黻庩栠M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室诪榇蟮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裴t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保ā墩绿摴?《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們已經把中國哲學暨《易經》中的哲學模式以形而中論的原理進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醫學中主要體現出醫學的目的和方法論的統一──“保性命者,醫道也”,所以,對應和中是中醫學中主要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方法論。以對應和中的規律進行對中醫學的反思,其表明,在這一方法論的作用下產生的中醫學哲學的主要規律是: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下面對這三大規律進行具體的論述。

中醫學是中國文化的形式之一,由于中國哲學是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統一,所以,中醫學的形式必然表現出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就自在的中國哲學的基本原理和自為的中醫學形式的關系所作的研究,表明了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在與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的統一性中展示出的文化上的基本意義。所以,中醫學在內容上代表了中國文化和哲學的基本形式。應當說,想探索中國哲學奧秘的人、并認為中國哲學是不同于西方哲學的、因此具有獨立的哲學形式的人,就應在對《周易》、《道德經》和《內經》的研究上下功夫,舍此并無其它。筆者以形而中論對中國哲學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式的結果。既然中醫學的哲學基礎是在形而中的統一,那么,中醫學本身在形而中的形式中其具體的基本規律是怎樣的形式、及其這些基本規律對中醫學發展的基本意義之所在,這將是本文所討論的內容。

一、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所以,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因此,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中醫У惱苧Ь烤故鞘裁蔥問降?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在這一研究進路中,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反思,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也可以這樣認為,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室诪榇蟮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裴t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不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于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保ā墩绿摴?《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因此,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

摘要：中醫生理學是中醫學對人體生命活動的認識，是在中國古代科學與哲學的共同影響下形成的理論體系。由于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中醫生理學在中國醫學史上沒有形成獨立學科。魏晉以后，中醫學逐漸偏向于研究“病理”和臨床，其學術特點也由之前的“形氣并重”逐漸衍變為“重氣化輕形跡”。清末民國時期，在西醫學的影響下，中醫界積極建立自己的生理學，但終因無法解決臟腑本質和解剖形體的問題而失敗。中醫學欲求發展，必須明確形體與氣化的關系，完善中醫生理學的學科建設，進而以形體為基礎，在中醫氣化與西醫生理之間探尋中西醫結合之路。

關鍵詞：中醫生理學；內容；特點；淵源

醫學屬于實踐科學，以生命為其研究目的，中醫學也不例外。中醫學通過解剖了解人體的基本結構之后，并沒有沿著“解剖”的路線發展出與其相對應的生理學，而是受到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在戰國時期“方士”的影響下，與古代“天人哲學”相結合，形成了以《黃帝內經》為代表，以“氣化學說”為學術特點的理論體系。中醫學界曾對中醫生理學的學科構建作出努力，但最終因無法對解剖形體作出合理解釋而失敗，以至民國時期，中醫界人士也開始懷疑和批判中醫“生理學”的合理性。通過了解中醫“生理學”的學術沿革，有助于準確把握中醫學解剖形體與氣化之間的關系，從而更好地建設和完善中醫生理學的理論體系。

1中醫學術特點的衍變

目前，有關中醫學理論起源的問題，大多認為可遠溯夏、商、周三代，而在春秋戰國時期初步建立。戰國至秦漢，國家完成了統一，“諸子思想”“百家文化”逐漸融并，促進了中醫學理論體系的成熟與完善?！饵S帝內經》便是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成書的，后世醫家的學術思想，都是在該書基礎上發展建立的。因此，《黃帝內經》一直被看做中醫基礎理論建立的標志。

1.1中醫生理學的內容生理學是研究生物體的功能及其活動規律的科學［1］。《黃帝內經》中有關人體生命活動規律的內容，多散見于各個篇章，不成系統，但涉及面非常廣泛，內容大體包括：①人體生、長、壯、老、已的變化機制，如以“天癸”為中心的男女七八節律；②人體在不同生長時期的生理特點及其機制，如根據氣血的盛衰和形體的變化總結出以“十歲”為基數的“好走”“好趨”“好步”“好臥”等生理特點（《靈樞?天年》）；③飲食的消化吸收、物質代謝及呼吸機制；④人體氣血運行的日節律（營衛的循行）、月節律（氣血與月之陰晴圓缺的關系）、季節律（五臟主時規律）及精神活動與形氣盛衰的關系、形體與氣化的關系等有關人體生理的多方面內容。因此，有人把《黃帝內經》看作中醫生理學的古典巨著［2］。雖然中醫生理學的學科建設在民國至建國前后作出了嘗試，但由于中醫界自唐宋以來對解剖形體的忽視，始終沒能建立起比較完善的中醫生理學理論體系；而中醫藏象學和中醫基礎理論都沒有對臟腑實質等形體問題作出合理解釋，因此均不能取代中醫生理學的意義。